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现在，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中国通行的主要文字是“汉字”。换句话说，这个朝代给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人，打上了永远抹不去的烙印。
　　即便在广为称颂的唐朝，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大诗人，也多半会有一种“崇汉”、“思汉”的微妙心理。
　　在唐诗中，“以汉代唐”的风格寻常可见。比如，高适的《燕歌行》写道，“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诗人用汉将代唐将。再比如，杜牧的《早雁》寫道，“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长门”其实是汉代宫名，而非唐代。
　　汉朝的魅力究竟在于何处？在于它奠定了中华民族生长的政治经济框架。如果说秦朝有了皇帝，提供了一种皇帝治下，中央集权国家治理模式的可能性，那么汉朝则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层面，将这种可能性予以制度化，并延续到后世，乃至影响更远的将来。
　　这种政经框架，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乃至审美的偏好。换句话说，也决定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某些特质。
　　“皇帝”崛起，从启蒙到制度化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他废除分权式的贵族制，开创了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的作为可以看成是一种皇帝制度的“启蒙”。
　　除了秦始皇本人之外，秦国的皇族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做皇帝的底气，也没有那一份自尊。秦朝末年，当打着六国贵族名号的农民起义军兵临首都咸阳城下，权臣兼宦官赵高对秦始皇的孙子子婴说：“始皇帝君临天下，才敢自称皇帝。现在六国起兵独立，秦国疆土还不如以前，你干脆就称秦王好了，这样好和刘邦、项羽讲和。” 子婴说，也罢。

　　在汉武帝之前，皇帝尚且缺乏真正的威严感。汉惠帝责备曹参在执法上因循守旧，不知变通。曹参说：“陛下和高皇帝（刘邦）比，哪一个圣明英武？”惠帝说：“我怎么敢与先帝比呢！”曹参又说：“陛下看我和萧何比，哪一个更强？”惠帝说：“你赶不上萧何。”曹参说：“既然我们都不如前代，那么为何不遵循前代之法呢？”
　　以上这个“萧规曹随”的故事说明，皇帝是保守的，并不急于展示自己的“雄才大略”。因此，才有了惠帝之后的文景两帝的“无为”之治。汉武帝改变这一切，武帝的改变也是汉朝对中国皇帝制度的第二个贡献，即通过一系列中央集权的具体措施夯实皇帝制度。
　　从此，中国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天子”、“九五之尊”和“万人之上”，中国人也真正成为了皇帝的子民。
　　中央集权，权术和财金的双轨
　　中国人对汉武帝的理解分为三个层次，最粗陋的层次莫过于“雄才大略”，第二个层次则指向了他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创新，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开拓了疆土；第三个层次则是，他从财政金融上构建了中国帝制时代的治理框架和范本。
　　讨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毫无意义，他的很多政治手段则具有开创性价值，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治理传统。其中，最富有政治生命力和时代穿透力的一条是刺史制度。
　　西汉初年，在地方行政单位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诸侯王国，实行郡、国两制并行。到汉武帝时代，郡国总数超过100个，中央政府难以对如此众多的地方一级行政单位进行监察。于是，汉武帝设立了刺史部，全国的郡国总共分为13部，每个部设一名刺史代表中央进行监察。 　　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并非汉武帝的创举，秦朝就有，但汉武帝的创举在于“小官监察大官”。刺史的官阶并不高，俸禄只有600石，但郡国首长却超过2000石。监察者的官阶比监察者低，而待遇更差，那就会导致监察者有强烈的“监察”欲望。
　　这种对人性的利用，不啻为一种极为高明的政治策略，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世的监察制度和官僚系统的制衡规则。“扶弱制强”、“以弱制强”，后世的皇帝长期都善于使用在生理、心理上都有缺陷的宦官集团监察、制衡更为强大的文官集團，这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高超策略。东汉、唐朝和明朝几乎所有相对“长寿”的帝制王朝，都出现过宦官专权。
　　在好的时代，监察权有利于遏制官僚集团的腐败，有利于对地方优秀人才的发掘。但在不好的时代，监察权很可能沦为一种“整人权”，成为官僚系统内部倾轧的最有力工具，谁掌握这种工具就在权力天平上增加了砝码。
　　到了西汉末年，刺史的权力不断扩大，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地方行政层级，刺史成为了监察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有的刺史还改成州牧。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小截面。此外，他还削弱相权，建立中央常备军等。除了政治上的措施，在学术上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儒学彻底变成了皇帝的儒学，这使得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必须苦苦追寻儒学的真面目。
　　但归根结底，任何权力的稳固，最根本的基础都是必须有精英集团的拥护，而拥护的动力来自于对集团内部成员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又来自于中央政府对财政金融的掌控能力。问题就变成，并不具备生产性功能的中央政府，如何从民间的生产领域拿走财富，据为己有或者进行再分配。

　　流氓、乞丐都能做皇帝，那么秉持家国情怀的读书人更是大有可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古代的读书人唯有在中国，才会如此大幅度地享有这种阶层流动的自由。在中世纪的欧洲或古印度，文字书写是教会和贵族的专利，多数普通人甚至都缺少读书的权利，沦为文盲、农奴或者贱民，遑论通过读书赢得未来。
　　比如，在中国的西汉时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体系已日臻成熟，这个制度直到上世纪中叶才正式废除，但对印度社会的影响至今难以根除。这是一种比西方的领主贵族制度更固化和落后的制度，它深刻地阻碍了印度的现代化之路。一位国内知名经济学家考察印度后说，在印度大城市，年轻人走路通常很慢，无所事事，好像没有明天。但在中国，每个人都好像在奔向明天。
　　秦汉以降，中国人享受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庇护下的平等观念和奋斗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乐观性格，而这不是所有民族都有。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工业化能如此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不过是这种性格的大爆发。而从大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人则用数百年时间才冲破了贵族制度，成就了现代化的奇迹。
　　此外，皇帝和中央集权的“自我强化”特征，也让中国国土没有长期分裂，从而成就了全球最具潜力的统一市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以及未来的无穷可能性。
　　历史传统是中国人的负担，但也是祖先对我们的遗赠。一个理智的中国人，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