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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降，在西方各国对亚洲殖民入侵这一时代背景下，日本的有识之士纷纷就如何对抗西方提出自己的见解与看法。其中“亚洲一体”等东方合力对抗西方的声音不绝于耳。主张者试图从政治的紧迫性和文化的共通性等各个角度论述亚洲一体的必要性，近代意义上的“亚洲主义”或称“亚细亚主义”应运而生。冈仓天心与宫崎滔天二人是亚洲主义思想脉络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构想以革命为中心，并强调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而冈仓天心的作品将重点置于文化一体的框架内，并希望通过论述日本在亚洲的特殊地位提升日本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其中隐藏着日本中心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受时代与自我局限的矛盾特征。根据二人代表作的特点从不同角度分析两者思想本质特征，特别是二人思想中“理想主义”成分差异，可以总结出面向当今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亚洲主义;中日关系;理想主义;冈仓天心;宫崎滔天
1 序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需要忍受社会体制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亚洲的扩张，日本不得不思考从今往后的国际定位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孙道凤等学者指出，日本在明治初期面临着一个“三位一体”的难题——如何解决国内问题、如何面对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亚洲国家采取何种策略和方针。在这种背景下，“亚洲一体”的论调应运而生，并成为日本近代亚洲主义（或称“亚细亚主义”）的源流。
关于亚洲主义的本质，竹内好作了“千差万别才是亚细亚主义”的结论，把亚洲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概念区别开来。先行研究中，王屏的《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初期亚细亚主义是东方民族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形成的一种联合抵抗外来殖民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而冈仓天心和宫崎滔天两人的思想较为完整地诠释了亚洲主义的这一性质。
冈仓天心（1863-1913），日本著名的美术家、思想家，是明治近代文明启蒙期做出贡献的重要人物。与福泽谕吉“脱亚入欧”主张相对，他提出了“亚洲一体”的观念，并以其“东方三书”（《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茶之书》）对其亚洲主义的理想做了完整阐述，其中涉及其核心观点的代表作当推《东洋的理想》。宫崎滔天（1871-1922）日本思想家、革命家，倾其一生支持中国革命，其亚洲主义构想在日本扩张倾向抬头的趋势下可谓是一股“清流”，其中的国际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值得深入研究。1902年他出版的自传《三十三年之梦》叙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较为完整地窥见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变化。本论文将通过两位思想家代表作的对比分析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1）如何理解冈仓天心与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构想的实质和中心？（2）二人思想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有何不同？（3）从二人思想的差距和亚洲主义之后的发展与变异中，我们能够为今日亚洲提供怎样的历史教训？
2 冈仓天心：文化一体与日本中心
冈仓天心是明治时期著名的美术家、思想家、教育家，深谙东西方艺术与文化。东京帝国大学时期他追随费诺罗萨研究日本艺术，先后创办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美术院、后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任职，致力于宣扬日本及东方的文化艺术。他一生涉及学术研究、教育、艺术创作、政治等多个领域，可以说冈仓天心是一位有着多重身份，亦有着多种追求的思想家。
亚洲主义的构想在其思想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冈仓天心本人也是日本近代亚洲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针对欧美国家对于亚洲的殖民侵略，对日本造成的威胁，冈仓天心在代表作《东洋的理想》的开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亚洲是一体的”。那么什么是冈仓天心眼中的“理想”，实现“东洋的理想”又意欲何为呢？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相对，冈仓天心提出了“兴亚论”，主张亚洲一体，发挥亚洲文化的优越性，与欧洲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进行抗争。
关于冈仓天心思的实质学界已有诸多讨论。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角度分析，认为其思想属于“文化亚洲主义”，另一种论断认为冈仓天心的思想实质上不能脱离“日本特殊论”或“日本优越论”，试图用文化来控制亚洲。笔者认为，关于冈仓思想的定位与定性问题，不能单纯停留在思想评论与分析的阶段，要从时代风潮、个人经历、思想本身三个层面来进行思想史的讨论。
从时代风潮看，冈仓身处日本社会的转型期和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冲突期。在文明开化风潮与“立身出世”思潮支配社会的情况下，冈仓天心作为学者和教育者是无法避免这种影响的——无论是排斥或接受，都不能否定影响的存在。冈仓天心拥有多种身份，而在日本力图与欧洲对抗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他很难保持一个纯粹的学者立场单纯对亚洲文化进行讨论，而完全放弃引起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如果单纯地对其思想中的日本特殊论进行批判而不考虑时代的限制，是不甚理性的。从个人经历看，冈仓天心坚持着具有自我特色却又并不纯粹的“理想主义”。例如赵磊在其论文中提出，冈仓天心对于东方艺术的倾心或是其性格中的清高与优雅体现着他内心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其幼年经历所导致的自卑和近乎顽固另类的性格，再加上他对政治的现实追求，却促使他的思想中自然出现了矛盾点。笔者也认为，在讨论其亚洲主义思想本质的时候要将他的个人经历、性格、人生追求中的矛盾全部纳入考虑范围，这样也就不難理解冈仓提倡日本特殊论的动机，和其思想被军国主义利用的原因了。
第三层面，关于冈仓思想中的内在逻辑问题，王屏指出，冈仓思想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提倡东方和平主义，另一方面又强调日本是亚洲文化的唯一继承者，宣传“日本特殊论”。笔者认为关于冈仓天心思想，不仅要看到他的价值取向，还要看他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在《东洋的理想》中，他以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入手，从文化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角度分析论证了亚洲“作为整体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对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旁征博引，格局之大令人惊叹。但也存在着论述不充分，逻辑不严密等问题。如在论证儒家的意义时列举大量体现儒家思想的短篇故事，用研究对象的素材证明研究对象的合理性，令人存疑。另一方面，他一旦论述中华文化的意义，则必提“日本是亚洲文化的博物馆”“只有在日本，才能…”之类的论调，学术目的不纯。在书的最后他又提出所谓“亚洲模式”“秘密力量”，用亚洲的道德对抗西方科技，却在论述上犯了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用民族主义造成了他的一厢情愿。也是由于他这种学术讨论中动机不纯的现象，造成了他的思想沦为军国主义工具的负面结果。 3 宫崎滔天：世界的革命、理想的王道
宫崎滔天作为日本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其人生的追求和事业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受“支那革命主义”和孙中山“王道”思想影响，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起点和中心，并以此构建能够抵御西方列强对亚洲侵略的“亚洲主义”，以实现东方真正的“自由平等”。可以说是日本追求“亚洲主义”当中的一名理想主义者。
在宫崎滔天思想中，“理想”二字可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宫崎在《三十三年之梦》的自序中解读了他对“理想”二字的理解：“我以为理想必能实行，不能行的是梦想。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谊，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梦想。于是，我认为不用武力是不行的，所以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这段话全面地交代了他的自我理想与世界理想、实现理想的缘由、途径等等，故笔者认为，这段话较为完整地表述了宫崎滔天思想中的“理想主义”的核心。
从这部自传体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宫崎在他的前半生中因其所接受之教育、所信仰之宗教;或因骨肉兄弟、同学朋友的影响，对心中所信奉的“理想”经历了数次转变。第一阶段（混沌期），宫崎少时于大江义塾追随德富苏峰，倾心于自由民权思想，并将大江义塾作为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港湾;而后深感老师同学也是沽名钓誉之辈而对其失望，抱着自暴自弃的念头流浪东京。成为基督教徒，倾心宗教哲学，却在接触社会学知识和与家人讨论的过程中对耶稣产生了疑问;第二阶段（形成期），受到兄长，特别是二哥宫崎弥藏的影响将视线移向中国，决心将一生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革命，数次辗转日本、暹罗和中国之间，为理想奔走。屡屡受挫，也结识了一批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友人。第三阶段（稳定期）1897年9月，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结识，并深感其大义。又将孙中山介绍给犬养毅，宫崎滔天真正参与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其思想也迎来了一个较长的稳定期。
虽然宫崎在之后又经历了穷困潦倒的生活，以及数度对“自我”的怀疑和对宗教的倾心，又或如陈毅立等在研究中所说：“在目睹中国革命遭遇到种种挫折后，滔天开始反省中国革命走向世界革命的这条路线，五四运动前后滔天终于将其理论重心偏移到“日中改造论”上”。但从史实来看，直至宫崎滔天去世，他为中国革命解放和世界革命的奋斗状态没有发生改变，故笔者认为，其根本思想仍然停留在受其二哥影响而形成的“四海皆兄弟主义”和与孙中山趋同的“大同”“王道”理想上。我们可以看出，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有如下几个特征：1.渐进性：经历了思想的摇摆、数次自我否定与斗争，最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体系，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2.理想性：“四海皆兄弟”论和“大同”论的提出需要高的战略眼光和勇气，这也是宫崎滔天与孙中山最契合的一点;3.普遍性：他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乃至于世界各国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并且为我们批判日本后来形成的“大亚细亚主义”等侵略理论提供了思想参照。
虽然宫崎滔天作为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认识和把握是值得肯定的。并且从战略层面上来看，深入中国参与革命这一选择确实成就了今日我们所认识的宫崎滔天。然而从“战术”层面来考虑，宫崎滔天思想绝非是完美的。从《三十三年之梦》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少年时期开始就带有些许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其思想也有着过于理想化的弱点。他在自传的第一章感叹如今境遇道：“呜呼！是山河负我，还是我负山河？英雄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而关于“英雄豪杰”这一理念，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还应该追溯到宫崎少年的成长环境中。父亲是剑道馆的师父;母亲常常训诫滔天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莫大的耻辱;长兄宫崎八郎从事自由民权运动战死沙场。宫崎在自传中如是说：“凡是带‘官’字的人，我一律目之为盗贼坏人，凡称‘贼军’‘谋反’者，反视之为大将豪杰。唉，是家庭对我不好呢，还是我对家庭不好呢？使我今天落到如斯地步。”剖析这段话可以看出两层意思：①“我”对于英雄的理解是受影响于家人而形成的;②“我”如今的失败也与少时形成的英雄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若要全面评价宫崎滔天的思想，笔者仍然认为是“瑕不掩瑜“的，并且他的理想主义精神对在今天这个大变革时代中我们如何求同存异，增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4 总结：历史教训与比较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冈仓天心与宫崎滔天的思想同属于日本亚洲主义思想脉络，但又存在着自己独特的部分。至此，通过二人代表作、思想与经历的分析，可以回答序言中的三个主要问题。首先是把握两人思想的特征。关于冈仓天心思想的实质，研究时应当从他的多重身份入手，认识作为学者的他和作为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他，从而构造出一个理想与现实矛盾，学术研究与民族情感杂糅的冈仓天心像。而对宫崎滔天则着重探究其亚洲主义思想与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以此梳理宫崎思想的各种成分并予以客观评价。第二，在二人思想的理想主义成分中，宫崎滔天体现出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和人类主义者的坚定性、持续性。但其中也不乏过度理想化和战术上的弱点，这也导致了他的理想终究止步于理想。而冈仓天心由于其个人在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摇摆，加之时代风潮的影响，使其理想主义具备了脆弱性、矛盾性，进而导致其思想为军国主义所利用，给亚洲各民族带来了伤痛。
通过对二人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关于文化交流与研究的历史性教训。从事东亚比较文化研究工作时，应当找准立场，但不能固化立场，更不能预设结论。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在现今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也要秉承客观看待、互相尊重的态度，更要怀有同理心，避免让国际交流变成民族情绪的宣泄。处理好理想的东亚与现实的东亚之间的关系。更要提防日本右翼政客、学者的民族主义言论或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学术成果”。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与不足之处。如：从事思想史研究工作时应树立好研究的边界意识，需要在史实和思想论中找好平衡点。避免对历史人物进行带有民族立场的审判，站在时代、国别、个人的多重视角客观分析人物。与此同时，本文也存在对思想内在逻辑说明不够细致，思想分析不够专业等不足之处。今后笔者应当在进一步发掘资料的基础之上，力求对二人思想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进行解构，以更全面地还原其思想的全貌。
参考文献：
[1] 冈仓天心著，孙莉莉，吴若思，吕灵芝译.冈仓天心东方三书[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
[2] 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3] 王屏.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
[4] 竹内好.亚细亚主义.现代日本思想大系9[M].筑摩书房，1970.
[5] 孙道凤，孙健.近代日本的国际定位构想——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解析[J].新西部，2017（10）.
[6] 趙磊.冈仓天心的“东洋理想”与“日本觉醒”[D].吉林大学，2009.
[7] 陈毅立.有关辛亥革命以后“亚洲主义”构想的考察——以孙文和宫崎滔天为代表[J].江汉论坛，2011（04）.
[8] 盛邦和.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亚洲一体化”的思想追溯[J].国际观察，2005（08）.
作者简介：董同罡（1999—），男，湖北武汉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化。
关键词：亚洲主义;中日关系;理想主义;冈仓天心;宫崎滔天
1 序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需要忍受社会体制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亚洲的扩张，日本不得不思考从今往后的国际定位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孙道凤等学者指出，日本在明治初期面临着一个“三位一体”的难题——如何解决国内问题、如何面对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亚洲国家采取何种策略和方针。在这种背景下，“亚洲一体”的论调应运而生，并成为日本近代亚洲主义（或称“亚细亚主义”）的源流。
关于亚洲主义的本质，竹内好作了“千差万别才是亚细亚主义”的结论，把亚洲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概念区别开来。先行研究中，王屏的《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初期亚细亚主义是东方民族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形成的一种联合抵抗外来殖民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而冈仓天心和宫崎滔天两人的思想较为完整地诠释了亚洲主义的这一性质。
冈仓天心（1863-1913），日本著名的美术家、思想家，是明治近代文明启蒙期做出贡献的重要人物。与福泽谕吉“脱亚入欧”主张相对，他提出了“亚洲一体”的观念，并以其“东方三书”（《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茶之书》）对其亚洲主义的理想做了完整阐述，其中涉及其核心观点的代表作当推《东洋的理想》。宫崎滔天（1871-1922）日本思想家、革命家，倾其一生支持中国革命，其亚洲主义构想在日本扩张倾向抬头的趋势下可谓是一股“清流”，其中的国际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值得深入研究。1902年他出版的自传《三十三年之梦》叙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较为完整地窥见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变化。本论文将通过两位思想家代表作的对比分析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1）如何理解冈仓天心与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构想的实质和中心？（2）二人思想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有何不同？（3）从二人思想的差距和亚洲主义之后的发展与变异中，我们能够为今日亚洲提供怎样的历史教训？
2 冈仓天心：文化一体与日本中心
冈仓天心是明治时期著名的美术家、思想家、教育家，深谙东西方艺术与文化。东京帝国大学时期他追随费诺罗萨研究日本艺术，先后创办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美术院、后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任职，致力于宣扬日本及东方的文化艺术。他一生涉及学术研究、教育、艺术创作、政治等多个领域，可以说冈仓天心是一位有着多重身份，亦有着多种追求的思想家。
亚洲主义的构想在其思想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冈仓天心本人也是日本近代亚洲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针对欧美国家对于亚洲的殖民侵略，对日本造成的威胁，冈仓天心在代表作《东洋的理想》的开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亚洲是一体的”。那么什么是冈仓天心眼中的“理想”，实现“东洋的理想”又意欲何为呢？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相对，冈仓天心提出了“兴亚论”，主张亚洲一体，发挥亚洲文化的优越性，与欧洲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进行抗争。
关于冈仓天心思的实质学界已有诸多讨论。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角度分析，认为其思想属于“文化亚洲主义”，另一种论断认为冈仓天心的思想实质上不能脱离“日本特殊论”或“日本优越论”，试图用文化来控制亚洲。笔者认为，关于冈仓思想的定位与定性问题，不能单纯停留在思想评论与分析的阶段，要从时代风潮、个人经历、思想本身三个层面来进行思想史的讨论。
从时代风潮看，冈仓身处日本社会的转型期和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冲突期。在文明开化风潮与“立身出世”思潮支配社会的情况下，冈仓天心作为学者和教育者是无法避免这种影响的——无论是排斥或接受，都不能否定影响的存在。冈仓天心拥有多种身份，而在日本力图与欧洲对抗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他很难保持一个纯粹的学者立场单纯对亚洲文化进行讨论，而完全放弃引起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如果单纯地对其思想中的日本特殊论进行批判而不考虑时代的限制，是不甚理性的。从个人经历看，冈仓天心坚持着具有自我特色却又并不纯粹的“理想主义”。例如赵磊在其论文中提出，冈仓天心对于东方艺术的倾心或是其性格中的清高与优雅体现着他内心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其幼年经历所导致的自卑和近乎顽固另类的性格，再加上他对政治的现实追求，却促使他的思想中自然出现了矛盾点。笔者也认为，在讨论其亚洲主义思想本质的时候要将他的个人经历、性格、人生追求中的矛盾全部纳入考虑范围，这样也就不難理解冈仓提倡日本特殊论的动机，和其思想被军国主义利用的原因了。
第三层面，关于冈仓思想中的内在逻辑问题，王屏指出，冈仓思想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提倡东方和平主义，另一方面又强调日本是亚洲文化的唯一继承者，宣传“日本特殊论”。笔者认为关于冈仓天心思想，不仅要看到他的价值取向，还要看他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在《东洋的理想》中，他以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入手，从文化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角度分析论证了亚洲“作为整体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对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旁征博引，格局之大令人惊叹。但也存在着论述不充分，逻辑不严密等问题。如在论证儒家的意义时列举大量体现儒家思想的短篇故事，用研究对象的素材证明研究对象的合理性，令人存疑。另一方面，他一旦论述中华文化的意义，则必提“日本是亚洲文化的博物馆”“只有在日本，才能…”之类的论调，学术目的不纯。在书的最后他又提出所谓“亚洲模式”“秘密力量”，用亚洲的道德对抗西方科技，却在论述上犯了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用民族主义造成了他的一厢情愿。也是由于他这种学术讨论中动机不纯的现象，造成了他的思想沦为军国主义工具的负面结果。 3 宫崎滔天：世界的革命、理想的王道
宫崎滔天作为日本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其人生的追求和事业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受“支那革命主义”和孙中山“王道”思想影响，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起点和中心，并以此构建能够抵御西方列强对亚洲侵略的“亚洲主义”，以实现东方真正的“自由平等”。可以说是日本追求“亚洲主义”当中的一名理想主义者。
在宫崎滔天思想中，“理想”二字可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宫崎在《三十三年之梦》的自序中解读了他对“理想”二字的理解：“我以为理想必能实行，不能行的是梦想。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谊，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梦想。于是，我认为不用武力是不行的，所以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这段话全面地交代了他的自我理想与世界理想、实现理想的缘由、途径等等，故笔者认为，这段话较为完整地表述了宫崎滔天思想中的“理想主义”的核心。
从这部自传体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宫崎在他的前半生中因其所接受之教育、所信仰之宗教;或因骨肉兄弟、同学朋友的影响，对心中所信奉的“理想”经历了数次转变。第一阶段（混沌期），宫崎少时于大江义塾追随德富苏峰，倾心于自由民权思想，并将大江义塾作为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港湾;而后深感老师同学也是沽名钓誉之辈而对其失望，抱着自暴自弃的念头流浪东京。成为基督教徒，倾心宗教哲学，却在接触社会学知识和与家人讨论的过程中对耶稣产生了疑问;第二阶段（形成期），受到兄长，特别是二哥宫崎弥藏的影响将视线移向中国，决心将一生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革命，数次辗转日本、暹罗和中国之间，为理想奔走。屡屡受挫，也结识了一批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友人。第三阶段（稳定期）1897年9月，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结识，并深感其大义。又将孙中山介绍给犬养毅，宫崎滔天真正参与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其思想也迎来了一个较长的稳定期。
虽然宫崎在之后又经历了穷困潦倒的生活，以及数度对“自我”的怀疑和对宗教的倾心，又或如陈毅立等在研究中所说：“在目睹中国革命遭遇到种种挫折后，滔天开始反省中国革命走向世界革命的这条路线，五四运动前后滔天终于将其理论重心偏移到“日中改造论”上”。但从史实来看，直至宫崎滔天去世，他为中国革命解放和世界革命的奋斗状态没有发生改变，故笔者认为，其根本思想仍然停留在受其二哥影响而形成的“四海皆兄弟主义”和与孙中山趋同的“大同”“王道”理想上。我们可以看出，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有如下几个特征：1.渐进性：经历了思想的摇摆、数次自我否定与斗争，最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体系，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2.理想性：“四海皆兄弟”论和“大同”论的提出需要高的战略眼光和勇气，这也是宫崎滔天与孙中山最契合的一点;3.普遍性：他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乃至于世界各国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并且为我们批判日本后来形成的“大亚细亚主义”等侵略理论提供了思想参照。
虽然宫崎滔天作为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认识和把握是值得肯定的。并且从战略层面上来看，深入中国参与革命这一选择确实成就了今日我们所认识的宫崎滔天。然而从“战术”层面来考虑，宫崎滔天思想绝非是完美的。从《三十三年之梦》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少年时期开始就带有些许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其思想也有着过于理想化的弱点。他在自传的第一章感叹如今境遇道：“呜呼！是山河负我，还是我负山河？英雄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而关于“英雄豪杰”这一理念，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还应该追溯到宫崎少年的成长环境中。父亲是剑道馆的师父;母亲常常训诫滔天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莫大的耻辱;长兄宫崎八郎从事自由民权运动战死沙场。宫崎在自传中如是说：“凡是带‘官’字的人，我一律目之为盗贼坏人，凡称‘贼军’‘谋反’者，反视之为大将豪杰。唉，是家庭对我不好呢，还是我对家庭不好呢？使我今天落到如斯地步。”剖析这段话可以看出两层意思：①“我”对于英雄的理解是受影响于家人而形成的;②“我”如今的失败也与少时形成的英雄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若要全面评价宫崎滔天的思想，笔者仍然认为是“瑕不掩瑜“的，并且他的理想主义精神对在今天这个大变革时代中我们如何求同存异，增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4 总结：历史教训与比较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冈仓天心与宫崎滔天的思想同属于日本亚洲主义思想脉络，但又存在着自己独特的部分。至此，通过二人代表作、思想与经历的分析，可以回答序言中的三个主要问题。首先是把握两人思想的特征。关于冈仓天心思想的实质，研究时应当从他的多重身份入手，认识作为学者的他和作为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他，从而构造出一个理想与现实矛盾，学术研究与民族情感杂糅的冈仓天心像。而对宫崎滔天则着重探究其亚洲主义思想与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以此梳理宫崎思想的各种成分并予以客观评价。第二，在二人思想的理想主义成分中，宫崎滔天体现出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和人类主义者的坚定性、持续性。但其中也不乏过度理想化和战术上的弱点，这也导致了他的理想终究止步于理想。而冈仓天心由于其个人在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摇摆，加之时代风潮的影响，使其理想主义具备了脆弱性、矛盾性，进而导致其思想为军国主义所利用，给亚洲各民族带来了伤痛。
通过对二人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关于文化交流与研究的历史性教训。从事东亚比较文化研究工作时，应当找准立场，但不能固化立场，更不能预设结论。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在现今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也要秉承客观看待、互相尊重的态度，更要怀有同理心，避免让国际交流变成民族情绪的宣泄。处理好理想的东亚与现实的东亚之间的关系。更要提防日本右翼政客、学者的民族主义言论或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学术成果”。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与不足之处。如：从事思想史研究工作时应树立好研究的边界意识，需要在史实和思想论中找好平衡点。避免对历史人物进行带有民族立场的审判，站在时代、国别、个人的多重视角客观分析人物。与此同时，本文也存在对思想内在逻辑说明不够细致，思想分析不够专业等不足之处。今后笔者应当在进一步发掘资料的基础之上，力求对二人思想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进行解构，以更全面地还原其思想的全貌。
参考文献：
[1] 冈仓天心著，孙莉莉，吴若思，吕灵芝译.冈仓天心东方三书[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
[2] 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3] 王屏.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
[4] 竹内好.亚细亚主义.现代日本思想大系9[M].筑摩书房，1970.
[5] 孙道凤，孙健.近代日本的国际定位构想——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解析[J].新西部，2017（10）.
[6] 趙磊.冈仓天心的“东洋理想”与“日本觉醒”[D].吉林大学，2009.
[7] 陈毅立.有关辛亥革命以后“亚洲主义”构想的考察——以孙文和宫崎滔天为代表[J].江汉论坛，2011（04）.
[8] 盛邦和.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亚洲一体化”的思想追溯[J].国际观察，2005（08）.
作者简介：董同罡（1999—），男，湖北武汉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