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9月中旬以来，在成都博物馆举行的《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吸引了参观者络绎不绝地前来。该展览精选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与乾隆皇帝密切相关的文物百余件。
　　公元1711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诞生。24年后，弘历继位，翌年，改年号为乾隆。据说，“乾隆”在满文中有“得到上天保佑”的意思。
　　从1735年登位到1799年去世，在这64年间，也正如“乾隆”寓意的那样，乾隆皇帝仿佛得上天庇佑，缔造了一个自己的“乾隆盛世”。又或者说，18世纪，大半是属于乾隆的。这个世纪的物华天宝，这个世纪的文采风流，这个世纪的盛极一时，都不得不和他——这位自称“十全老人”的时代潮人牵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那个时代的气象，也都浸染在他所拥有的器物中，一点一滴，直到今天，依然能扑面袭来。
　　清代皇族一贯重视教育，其皇子的修养品位，也大都十分良好。14岁就能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的乾隆皇帝，个人素质在诸多皇帝中也算拔尖。他少年得志，青年登基。康熙即位时大权旁落、三藩割据，雍正掌朝时吏治松散、财务混乱的局面，都没出现在乾隆朝中。祖父和父亲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再加上自己的励精图治，使得乾隆一朝达到了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巅峰。其社会安定、财力充裕，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生产水平也不断提高，疆域面积达到了元朝外的历代帝制王朝最高点（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达1316万平方公里）。
　　许多统计数字显示，乾隆统治下的大清，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乾隆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0%多，远远超过今日的美国所占的比例。另有专家测算，当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所占的份额，是当时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而困扰历朝历代最大的忧患：敌国外患、农民起义、权臣专政、后妃外戚干政、太监擅权、皇族干政、朋党之争、地方割据势力……统统都消弭于他高超的政治手腕下，可谓政局空前稳定。在此情况下，乾隆自觉有足够的理由来大兴“盛世收藏”。
　　君主与书生
　　乾隆本人，是历代难得的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型的君主。旅游、狩猎、诗词、书画、鉴赏、收藏……无一不是他的人生雅趣。受过良好汉文化教育的乾隆也有着浓浓的士人情调，且既有资本，也有格调去涵养自己的生活情趣。
　　他喜爱吟诗，一生保存下来的诗歌竟然高达44420首，可谓一人写了一本《全唐诗》；他喜欢书法，其笔法取法赵孟頫，尤其喜爱王羲之，临《快雪时晴贴》不下百次；他19岁学画，“独爱写花鸟”，起初临摹林椿、边鸾、黄荃、徐熙等名家作品，还效仿宋徽宗《宣和画谱》，邀请臣工鉴别宫中所藏书画作品，并汇编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文献中。按照乾隆自己的话来说，“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来，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乾隆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除了帝王，还有书生。这让他总是兴致勃勃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艺术审美活动中，费尽心力去搜罗大量艺术品，并以高水平的收藏家、鉴赏家自居。乾隆对于传统士人所谓风雅行为的趋之若鹜程度，常常让后世之人瞠目结舌。
　　当然，除了兼职当“书生”，乾隆的主业毕竟是君主。他一生的心血，绝大多数还是要放在打造他的王朝上。这样一位“盛世”帝王对艺术的热爱，或许出自从小所受教育，又或者是自身性情使然，但绝逃脱不了政治因素。清朝作为地处边陲，曾称臣于明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在入主中原后，不得不面临十分严肃的“天命”“正统”问题。对此，乾隆的父亲，雍正在《大义迷觉录》中引用韩愈的话为自己辩护道：“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试图以文化的正统性来取代血统的正统性，以文化认同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表明是否接受中国文化传统，才是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在此情况下，雍正和乾隆对于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热爱，便不再是个人的喜好问题，而是基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深刻选择。
　　正如《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的作者珍妮特·埃利奥特认为的那样：“皇家历代收藏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反过来，对收藏品达到空前绝后水平的乾隆来说，艺术收藏品的丰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也正是他政绩的粉饰物，更是空前盛世的证明。而被称颂为“千古第一完人”的乾隆，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千古第一玩人”。
　　仿古与西洋风并行不悖
　　清朝历来都有进贡的传统，不少珍宝古玩正是借着年贡、端阳贡、万寿贡等各种名目呈现给君主以表忠心。乾隆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举世无双。这些光彩夺目的绝世精品，大部分来自于臣仆的贡献。故宫博物院如今收藏的清代工艺品中，也以乾隆时期为最为精致珍贵，数量也最多，工艺水平更是达到了极致。
　　乾隆喜欢收藏文玩，尤其爱玉成痴。不仅四处搜集“三代”（夏商周）古玉，还命宫廷大量仿造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的玉器。作为礼器存在的玉琮、玉璧、玉刀在乾隆朝大量出现。同时，为了追求“古”的效果，又对玉器进行染色、做旧处理。由于较为彻底地解决边疆的问题（平定准格尔叛乱），乾隆有了得天独厚的玉石产地，他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投入玉器制造，不仅玉器的成色令人称奇，其雕工和构图的复杂、考究也为历代之最。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热衷青铜器收藏和仿制。乾隆朝也是仿古铜器的高峰期，当时制作的仿古铜器造型与原器相似，如鼎、觚、爵、壶、钟等。虽然铸造方法仍然沿袭古代“失蜡法”，但此时的铸造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各种复杂的造型无所不能。装饰方法亦多种多样，有錾刻、镂空、烧古、鎏金银、嵌金银丝、洒金等。而在瓷器、绘画、牙雕等艺术门类上，乾隆都掀起了大规模的仿古风潮。当然，虽是仿古，但毕竟意趣已全然不同，“三代”玉器的浑朴、厚重、简洁已被精雕细作的刻意所取代。
　　除了仿古，乾隆也表现出对西洋的浓厚兴趣。虽然在交流上，乾隆朝已经过了康熙时期与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商人的“蜜月期”，但文化的渗透力却已深深影响了这位“天朝上国”君主的心。
　　乾隆不仅对来自西洋的望远镜、钟表、乐器和玩具特别喜爱，对自己起居坐卧间的陈设物也特别用心。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记述在乾隆皇帝休闲时常去的几个宫殿中不但有挂毯，而且“还有镜子、绘画、座钟、分枝吊灯及他们欧洲拥有的其他各种最珍贵的饰物”。
　　乾隆对西洋绘画更是十分热衷，他重用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西方传教士画家，将自己一生的“丰功伟绩”（战争、狩猎、宴会等等）都一一用西洋绘画的方式表达。更索性将自己居住时间最长的圆明园打造成了一座有着浓郁西洋风格的皇家园林。只是，乾隆虽然宠爱西方的各种“奇技淫巧”，但对和西方通商毫无兴趣，他在位期间，“毅然”关闭了康熙以来开放73年的对外港口，并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乾隆在“盛世”中不断膨胀的自我，当然也体现在了他对艺术品的审美上。乾隆时期的工艺品一扫雍正时期的雍容淡雅，以满工满料的工艺、金碧辉煌的奢华著称。无论是瓷器还是景泰蓝，或是牙雕等各种工艺，也大都追求穷形尽相，妖艳繁复——这大约就是乾隆一朝满溢出来的“盛世”之风。而且乾隆对自己书画鉴定能力和审美品味也带着盛世王者的一贯自负。据说，他曾在内府包衣上贡的米芾字迹中直接题字：“假的。不要！”又干脆明了地将子明卷《富春山居图》判为真迹，反而将“无用卷”版的真迹判为仿作。经他鉴赏的书画，密密麻麻题满了他的心得感悟，并戳以满篇的玺印。经他珍藏的古玩，也总是铭刻着他的诗歌题文。这些题款和玺印包括：“五福五代古稀天子”“古稀天子”“八徽耋念之宝”等等，其心态和个性在器物上也昭然若揭。
　　乾隆在器物上挥洒着自己梦想的“盛世”，在貌似已尽善尽美的迷梦中告别了人世。只是在这个“盛世”期间，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1774年，美利坚合众国建立；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时代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他去世40年后，鸦片战争就撬开了国门，打破了清廷“盛世”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