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部电影，放在现在的中国来看，还算反腐题材呢。”坐在咖啡馆里，央视微电影频道CEO王平笑着说。
电影讲述的是，伊朗财政部的一个公务员在办公室里受贿了一笔钱，从此心里忐忑不安，生活也发生巨大转变，最终家破人亡。该片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在1977年拍的《报告》，如今已很难找到，也鲜被提及。
拍完该片两年后，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王礼萨·巴列维被驱逐出国，伊朗“变天了”。
阿巴斯本人也找不到《报告》的片源，他对王平说，“我只能去法国的工作室找一下，看那边是否有备份。”王平是阿巴斯的影迷，阿巴斯的电影他几乎都看过，就差这部了。阿巴斯找了很久，才找到自己的这部电影。
王平看了《报告》之后，算是将功课全部补齐。他是央视微电影频道的CEO，这一次不单是影迷身份，也是阿巴斯在中国的合作者。经过两年的筹备，阿巴斯最新一部电影将在中国开拍，王平担任制片人。
阿巴斯被大众熟知的是那部儿童题材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让他成了享誉国际的大导演，后来他在欧美都有工作室，拍了不少跨国合作的电影。比如让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拿了戛纳影后的《原样复制》，比如上一部电影《如沐爱河》是部日语片。
阿巴斯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很吸引我，我能从中吸取经验。”站在杭州、上海、北京的街头，阿巴斯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感到吃惊;而“中国合伙人”王平也将带着这位伊朗导演开启“奇幻”之旅。
“我之前也没想过来中国拍一部电影。”10月10日，阿巴斯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咖啡馆里有一个媒体见面会，他直言不讳地说，“来中国，要见一个不认识的人和一个陌生的城市。”但飞机一落地，睁眼一看，无论是环境还是人都特别吸引他。
“首先要保持好奇，多看看这个地方的人，就能很简单地拍电影了。”发布会后，阿巴斯在咖啡馆的二楼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这一次近距离地认识中国，我发现这里也是电影的一片新天地。”
制片人王平说，和阿巴斯认识，是通过戛纳电影节的前评委主席马克·穆勒的牵线。早在2013年时，王平希望找几个国际影坛的导演拍微电影，然后合在一起做成长片。2014年6月，阿巴斯来中国时，商谈的还只是微电影的合作。但到了12月，双方就开始恰谈长片了，“让大导做个短片简直太可惜了。”王平说。
加上今年5月和9月、10月，阿巴斯一共来华四次。事实上，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初定片名叫《杭州之恋》，算得上城市宣传片，王平早就和杭州那边谈妥了。投资、发行由王平负责，而阿巴斯只管拍电影。
第一次到杭州时，当地政府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带阿巴斯去西溪湿地参观，这也是馮小刚拍《非诚勿扰》的取景地。走到门口，阿巴斯不想进去了，他觉得旅游区没多大意思，让王平带他去闹市区熟悉下民情。“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旅游的，我希望来华的活动都与工作有关。”阿巴斯严肃地说。
2014年6月16日，伊朗电影导演阿巴斯在杭州为新影片《杭州之恋》采风。他在西湖边上停下来，拍摄一位写毛笔字的市民。图/CFP
当时他们住在杭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看见没有，这个酒店的外观就像是个大圆球，里面高大而中空。”王平对阿巴斯说，“这就是我们中国典型的土豪酒店。”
几天后，阿巴斯对王平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了。”原来故事的主角就是这家酒店的服务员吴红（化名）。吴红是一个典型的从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
事情是这样的：从德黑兰出发时阿巴斯家里的烘干机坏了，洗了的衣服还没干就被收进行李箱。飞机在上海落地后，阿巴斯休息了一晚，衣服还没来得及晾晒，第二天上午又坐高铁到杭州。在酒店里，阿巴斯整理着湿衣服，服务员吴红来打扫房间。吴红跟平时一样，对房客说，“我们可以提供洗衣服务。”讲波斯语的阿巴斯听不懂中文，但会英语。而吴红的英语只会简单的几句，然后只能用手势比划，最终搞明白了湿衣服需要处理。
阿巴斯觉得这个女人很善良，下午叫上翻译一起，找到了吴红，“我要拍你的纪录片。”这位服务员完全不知道这个导演是谁，而且他在室内还戴着墨镜，也很是稀奇。
后来阿巴斯对王平说，这个女人从湖南湘潭农村来杭州打工，她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也在这里寻找生活与精神的寄托;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少不了这些务工人员。王平觉得，“大师不愧是大师，刚到杭州就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在高大上的酒店里上班，吴红每天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人员，但回到住处却是简陋的出租房。这样的对比很强烈。阿巴斯坐在轿车上，手持DV，他要一路跟拍吴红回家，后者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公路上。
从农村到城市，最后又习惯了都市生活，并保持着乐观向上，阿巴斯认为这应该是很多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制片人王平喜欢带着阿巴斯坐高铁，几个城市的行程都是安排这种交通方式。“这可以让他看一看中国大地的面貌。”王平说。
阿巴斯对中国的市井生活很感兴趣。去年6月回德黑兰，得在上海坐飞机，王平又请阿巴斯去新天地石库门逛了下，也去上海美术馆看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展览。
阿巴斯有几副墨镜，出行时都换着戴，有时也会被路人认出来。而阿巴斯准备在华拍电影，世界各地的媒体都知道。“中方的男主角也选了，但是我不能说他们的名字，反正是有票房号召力的。”王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开拍前也可能有变数，不能预知未来嘛。”
王平说，其实还有好几个中国影星自荐，甚至说不计片酬。在电影行业内，阿巴斯的粉丝不少。“我们要等到来年的春天开机，我感觉恋爱主题的电影，要在春天拍比较合适。”阿巴斯说。阿巴斯以往的电影也会找很多非职业演员，他认为是非职业的演得更自然，如果是职业演员他还需要根据演员自身的特点修改剧本。 “挑演员是最难的一件事。来到中国最开心的就是看见中国人的面孔，你们长得都很漂亮。”阿巴斯说，“这一次挑演员是最不费劲的。”他也打趣，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过媒体见面会或专访，“但是你们中国的记者显得更年轻。”
除了电影导演的身份，阿巴斯还是摄影师和诗人。多年前，他也来过中国开过“公路系列”的摄影展，也出版过中文版的诗集《随风而逝》。
“他是导演中的导演。”中国第六代导演张元这样评价阿巴斯，他也承认自己的处女作《母亲》里插入真实的采访也是借鉴阿巴斯的拍摄手法。去年12月阿巴斯来华，张元从武汉赶到杭州，见了这位国际大导，还给后者看了自己的电影，阿巴斯表示很喜欢。
阿巴斯也被认为是华语电影的推手。他与侯孝贤、陈凯歌、张艺谋、贾樟柯等人都认识，也曾和他们一起探讨业务。1993年的戛纳电影节，阿巴斯是评委团成员，那一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斩获了最佳电影，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获得了评审团奖。而今年侯孝贤的《聂隐娘》获得戛纳最佳电影，据其对媒体称，其中也有阿巴斯力挺的原因。
事实上，阿巴斯也了解中国的电影市场，他知道这是一个资本快速进入、商业片占主流的环境，他甚至说，“现在全世界的电影，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在做，我在美国的工作室也有中国的学生，他们是最勤奋的，都是潜力股。”
“怎样把商业和艺术结合起来，我也要考虑下观众，要和自己的爱好相平衡。”阿巴斯说，“我感觉观众喜欢商业片，而不喜欢文艺片，造成这个原因的并非是观众自身，其实也有政治性的原因，没有保护非商业电影。”
他被问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区分，拍电影在伊朗会受到哪些苛刻的限制。在伊朗，接吻之类的镜头不可能出现;电影里的女主角只要露出了头发，就不允许上映。他在接受美国《电影评论》的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因为审查制度而改变我的影片。同样，我也从未选择过激怒他们的题材，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影片被禁映而感到自豪或满足。”
关于观众喜欢大团圆结局这一点，他也不会妥协。“我喜欢设置开放式的结尾。”阿巴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感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不会有个真正的结局。故事开始时，我们还未出生，而当我们已经没了，故事还在延续。”
令阿巴斯在1997年获得戛纳最佳影片的《樱桃的滋味》，探讨的正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中”如何选择生死。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想自杀，开车找人帮他挖坟，士兵、流浪汉、神学院学生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找到了一个博物馆的老人，给钱，后者应承了但最终没来。结尾是，男子自己在山上挖了个坑，躺了一夜，第二天醒来看见一群人在拍电影，他还过去看摄影机的监视器。这个“神结尾”是电影的一部分或者只是花絮，这人到底死了没有，阿巴斯并不給出答案。
阿巴斯开机前对街头做“调查研究”，也让他越来越了解中国。他发现，中国街头卖一种叫自拍杆的东西。刚带回酒店，王平和阿巴斯在房间里就拿起了自拍杆合影。在街头，他俩也会来个自拍，阿巴斯还笑着比划出了V字手势。
王平觉得，阿巴斯虽然被认为伊朗电影的“教父”，但本人是温和谦虚的。他也培养了不少新导演，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摄影奖，儿童题材电影《白气球》的导演贾法尔·潘纳西曾担任他的副导演，该片的剧本是阿巴斯写的。
他似乎更擅长儿童题材。1969年伊朗创办了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协会的主席看到了阿巴斯拍的一部煎饼广告，觉得很不错，很有西方电影的味道，便让后者参与创办协会的电影部。该电影部后来被认为是伊朗新浪潮电影的发源。
事实上，阿巴斯当时还在德黑兰美术学院读绘画专业，白天拍广告，晚上做学校的功课。年近30岁才开始拍电影，他自称是个失败的画家，参加了两次高考才考上，读了13年的大学才得以毕业。
“那个阶段，我们的生活比较困难，还经历了战争，突然经济条件急剧下降，我必须要考虑到谋生。”出身于中产家庭的阿巴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在青年时期也有过迷茫。”
阿巴斯的成名作是1987年拍摄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该片在1989年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艺术电影奖。故事讲的是伊朗一个农村小学里，老师严厉要求学生，没写完家庭作业就得开除。放学后一个学生错把同学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归还作业本，他满世界去找那个同学的家。这部电影和之后的《生活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被称作阿巴斯的“乡村三部曲”。
曾研究过阿巴斯作品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里认为，阿巴斯对本土题材的深入剖析、其电影的诗歌意境和东方色彩的哲学思考，这些都具有“作者电影”特征，也丰富了当代的电影语言。阿巴斯常被与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德·西卡、法国新浪潮的侯麦等前辈大师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大器晚成的导演。在上世纪90年代时，阿巴斯在国际影坛的名声如日中天，也受到了黑泽明、戈达尔、昆丁等导演的极力推崇。
黑泽明去世前和阿巴斯有过密切交往。阿巴斯去东京看望黑泽明，后者请他喝日本清酒。两人喝到兴头上，黑泽明的助理对阿巴斯使眼色，“老爷子身体不好，你们少喝点吧。”
今年10月在北京，王平带阿巴斯去了三里屯知名的伊朗饭馆“入迷餐厅”。阿巴斯讲起了自己和黑泽明喝酒的那段往事。其实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人是不允许喝酒的。
“伊朗餐厅都吃过了，要不你再带我去下伊拉克的餐厅？”阿巴斯说。
王平说，阿巴斯是个段子手，喜欢调侃开玩笑。“精力旺盛，这么大岁数了还保持着好奇心，他对生活依然很热情，对电影也不断探索。”王平说。
事实上，阿巴斯的文艺片几乎没有赔过钱。即便不能在伊朗上映，在欧美放映照样能收回成本。“作为艺术电影来说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商业片）比拼的，也不想和他们打仗。如果你想大获成功，就必须去做那些垃圾，这的确能让你赚很多的钱。”阿巴斯。
二十多年前，阿巴斯就来过中国，这一次他觉得，“经济的增长，也将我们生活的激情降低了。不管是中国人、伊朗人、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的工作是要找到人性上的共通点，而非差异。”
电影讲述的是，伊朗财政部的一个公务员在办公室里受贿了一笔钱，从此心里忐忑不安，生活也发生巨大转变，最终家破人亡。该片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在1977年拍的《报告》，如今已很难找到，也鲜被提及。
拍完该片两年后，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王礼萨·巴列维被驱逐出国，伊朗“变天了”。
阿巴斯本人也找不到《报告》的片源，他对王平说，“我只能去法国的工作室找一下，看那边是否有备份。”王平是阿巴斯的影迷，阿巴斯的电影他几乎都看过，就差这部了。阿巴斯找了很久，才找到自己的这部电影。
王平看了《报告》之后，算是将功课全部补齐。他是央视微电影频道的CEO，这一次不单是影迷身份，也是阿巴斯在中国的合作者。经过两年的筹备，阿巴斯最新一部电影将在中国开拍，王平担任制片人。
阿巴斯被大众熟知的是那部儿童题材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让他成了享誉国际的大导演，后来他在欧美都有工作室，拍了不少跨国合作的电影。比如让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拿了戛纳影后的《原样复制》，比如上一部电影《如沐爱河》是部日语片。
阿巴斯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很吸引我，我能从中吸取经验。”站在杭州、上海、北京的街头，阿巴斯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感到吃惊;而“中国合伙人”王平也将带着这位伊朗导演开启“奇幻”之旅。
“多看看这个地方的人，就能很简单地拍电影了”
“我之前也没想过来中国拍一部电影。”10月10日，阿巴斯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咖啡馆里有一个媒体见面会，他直言不讳地说，“来中国，要见一个不认识的人和一个陌生的城市。”但飞机一落地，睁眼一看，无论是环境还是人都特别吸引他。
“首先要保持好奇，多看看这个地方的人，就能很简单地拍电影了。”发布会后，阿巴斯在咖啡馆的二楼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这一次近距离地认识中国，我发现这里也是电影的一片新天地。”
制片人王平说，和阿巴斯认识，是通过戛纳电影节的前评委主席马克·穆勒的牵线。早在2013年时，王平希望找几个国际影坛的导演拍微电影，然后合在一起做成长片。2014年6月，阿巴斯来中国时，商谈的还只是微电影的合作。但到了12月，双方就开始恰谈长片了，“让大导做个短片简直太可惜了。”王平说。
加上今年5月和9月、10月，阿巴斯一共来华四次。事实上，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初定片名叫《杭州之恋》，算得上城市宣传片，王平早就和杭州那边谈妥了。投资、发行由王平负责，而阿巴斯只管拍电影。
第一次到杭州时，当地政府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带阿巴斯去西溪湿地参观，这也是馮小刚拍《非诚勿扰》的取景地。走到门口，阿巴斯不想进去了，他觉得旅游区没多大意思，让王平带他去闹市区熟悉下民情。“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旅游的，我希望来华的活动都与工作有关。”阿巴斯严肃地说。
当时他们住在杭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看见没有，这个酒店的外观就像是个大圆球，里面高大而中空。”王平对阿巴斯说，“这就是我们中国典型的土豪酒店。”
几天后，阿巴斯对王平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了。”原来故事的主角就是这家酒店的服务员吴红（化名）。吴红是一个典型的从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
事情是这样的：从德黑兰出发时阿巴斯家里的烘干机坏了，洗了的衣服还没干就被收进行李箱。飞机在上海落地后，阿巴斯休息了一晚，衣服还没来得及晾晒，第二天上午又坐高铁到杭州。在酒店里，阿巴斯整理着湿衣服，服务员吴红来打扫房间。吴红跟平时一样，对房客说，“我们可以提供洗衣服务。”讲波斯语的阿巴斯听不懂中文，但会英语。而吴红的英语只会简单的几句，然后只能用手势比划，最终搞明白了湿衣服需要处理。
阿巴斯觉得这个女人很善良，下午叫上翻译一起，找到了吴红，“我要拍你的纪录片。”这位服务员完全不知道这个导演是谁，而且他在室内还戴着墨镜，也很是稀奇。
后来阿巴斯对王平说，这个女人从湖南湘潭农村来杭州打工，她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也在这里寻找生活与精神的寄托;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少不了这些务工人员。王平觉得，“大师不愧是大师，刚到杭州就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在高大上的酒店里上班，吴红每天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人员，但回到住处却是简陋的出租房。这样的对比很强烈。阿巴斯坐在轿车上，手持DV，他要一路跟拍吴红回家，后者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公路上。
从农村到城市，最后又习惯了都市生活，并保持着乐观向上，阿巴斯认为这应该是很多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我感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个真正的结局”
制片人王平喜欢带着阿巴斯坐高铁，几个城市的行程都是安排这种交通方式。“这可以让他看一看中国大地的面貌。”王平说。
阿巴斯对中国的市井生活很感兴趣。去年6月回德黑兰，得在上海坐飞机，王平又请阿巴斯去新天地石库门逛了下，也去上海美术馆看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展览。
阿巴斯有几副墨镜，出行时都换着戴，有时也会被路人认出来。而阿巴斯准备在华拍电影，世界各地的媒体都知道。“中方的男主角也选了，但是我不能说他们的名字，反正是有票房号召力的。”王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开拍前也可能有变数，不能预知未来嘛。”
王平说，其实还有好几个中国影星自荐，甚至说不计片酬。在电影行业内，阿巴斯的粉丝不少。“我们要等到来年的春天开机，我感觉恋爱主题的电影，要在春天拍比较合适。”阿巴斯说。阿巴斯以往的电影也会找很多非职业演员，他认为是非职业的演得更自然，如果是职业演员他还需要根据演员自身的特点修改剧本。 “挑演员是最难的一件事。来到中国最开心的就是看见中国人的面孔，你们长得都很漂亮。”阿巴斯说，“这一次挑演员是最不费劲的。”他也打趣，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过媒体见面会或专访，“但是你们中国的记者显得更年轻。”
除了电影导演的身份，阿巴斯还是摄影师和诗人。多年前，他也来过中国开过“公路系列”的摄影展，也出版过中文版的诗集《随风而逝》。
“他是导演中的导演。”中国第六代导演张元这样评价阿巴斯，他也承认自己的处女作《母亲》里插入真实的采访也是借鉴阿巴斯的拍摄手法。去年12月阿巴斯来华，张元从武汉赶到杭州，见了这位国际大导，还给后者看了自己的电影，阿巴斯表示很喜欢。
阿巴斯也被认为是华语电影的推手。他与侯孝贤、陈凯歌、张艺谋、贾樟柯等人都认识，也曾和他们一起探讨业务。1993年的戛纳电影节，阿巴斯是评委团成员，那一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斩获了最佳电影，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获得了评审团奖。而今年侯孝贤的《聂隐娘》获得戛纳最佳电影，据其对媒体称，其中也有阿巴斯力挺的原因。
事实上，阿巴斯也了解中国的电影市场，他知道这是一个资本快速进入、商业片占主流的环境，他甚至说，“现在全世界的电影，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在做，我在美国的工作室也有中国的学生，他们是最勤奋的，都是潜力股。”
“怎样把商业和艺术结合起来，我也要考虑下观众，要和自己的爱好相平衡。”阿巴斯说，“我感觉观众喜欢商业片，而不喜欢文艺片，造成这个原因的并非是观众自身，其实也有政治性的原因，没有保护非商业电影。”
他被问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区分，拍电影在伊朗会受到哪些苛刻的限制。在伊朗，接吻之类的镜头不可能出现;电影里的女主角只要露出了头发，就不允许上映。他在接受美国《电影评论》的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因为审查制度而改变我的影片。同样，我也从未选择过激怒他们的题材，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影片被禁映而感到自豪或满足。”
关于观众喜欢大团圆结局这一点，他也不会妥协。“我喜欢设置开放式的结尾。”阿巴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感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不会有个真正的结局。故事开始时，我们还未出生，而当我们已经没了，故事还在延续。”
令阿巴斯在1997年获得戛纳最佳影片的《樱桃的滋味》，探讨的正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中”如何选择生死。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想自杀，开车找人帮他挖坟，士兵、流浪汉、神学院学生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找到了一个博物馆的老人，给钱，后者应承了但最终没来。结尾是，男子自己在山上挖了个坑，躺了一夜，第二天醒来看见一群人在拍电影，他还过去看摄影机的监视器。这个“神结尾”是电影的一部分或者只是花絮，这人到底死了没有，阿巴斯并不給出答案。
“我在青年时期也有过迷茫”
阿巴斯开机前对街头做“调查研究”，也让他越来越了解中国。他发现，中国街头卖一种叫自拍杆的东西。刚带回酒店，王平和阿巴斯在房间里就拿起了自拍杆合影。在街头，他俩也会来个自拍，阿巴斯还笑着比划出了V字手势。
王平觉得，阿巴斯虽然被认为伊朗电影的“教父”，但本人是温和谦虚的。他也培养了不少新导演，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摄影奖，儿童题材电影《白气球》的导演贾法尔·潘纳西曾担任他的副导演，该片的剧本是阿巴斯写的。
他似乎更擅长儿童题材。1969年伊朗创办了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协会的主席看到了阿巴斯拍的一部煎饼广告，觉得很不错，很有西方电影的味道，便让后者参与创办协会的电影部。该电影部后来被认为是伊朗新浪潮电影的发源。
事实上，阿巴斯当时还在德黑兰美术学院读绘画专业，白天拍广告，晚上做学校的功课。年近30岁才开始拍电影，他自称是个失败的画家，参加了两次高考才考上，读了13年的大学才得以毕业。
“那个阶段，我们的生活比较困难，还经历了战争，突然经济条件急剧下降，我必须要考虑到谋生。”出身于中产家庭的阿巴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在青年时期也有过迷茫。”
阿巴斯的成名作是1987年拍摄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该片在1989年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艺术电影奖。故事讲的是伊朗一个农村小学里，老师严厉要求学生，没写完家庭作业就得开除。放学后一个学生错把同学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归还作业本，他满世界去找那个同学的家。这部电影和之后的《生活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被称作阿巴斯的“乡村三部曲”。
曾研究过阿巴斯作品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里认为，阿巴斯对本土题材的深入剖析、其电影的诗歌意境和东方色彩的哲学思考，这些都具有“作者电影”特征，也丰富了当代的电影语言。阿巴斯常被与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德·西卡、法国新浪潮的侯麦等前辈大师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大器晚成的导演。在上世纪90年代时，阿巴斯在国际影坛的名声如日中天，也受到了黑泽明、戈达尔、昆丁等导演的极力推崇。
黑泽明去世前和阿巴斯有过密切交往。阿巴斯去东京看望黑泽明，后者请他喝日本清酒。两人喝到兴头上，黑泽明的助理对阿巴斯使眼色，“老爷子身体不好，你们少喝点吧。”
今年10月在北京，王平带阿巴斯去了三里屯知名的伊朗饭馆“入迷餐厅”。阿巴斯讲起了自己和黑泽明喝酒的那段往事。其实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人是不允许喝酒的。
“伊朗餐厅都吃过了，要不你再带我去下伊拉克的餐厅？”阿巴斯说。
王平说，阿巴斯是个段子手，喜欢调侃开玩笑。“精力旺盛，这么大岁数了还保持着好奇心，他对生活依然很热情，对电影也不断探索。”王平说。
事实上，阿巴斯的文艺片几乎没有赔过钱。即便不能在伊朗上映，在欧美放映照样能收回成本。“作为艺术电影来说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商业片）比拼的，也不想和他们打仗。如果你想大获成功，就必须去做那些垃圾，这的确能让你赚很多的钱。”阿巴斯。
二十多年前，阿巴斯就来过中国，这一次他觉得，“经济的增长，也将我们生活的激情降低了。不管是中国人、伊朗人、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的工作是要找到人性上的共通点，而非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