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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利用1987年至2012年的中美贸易的双边数据，应用扩展的引力模型，从文化差异视角分析消费需求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多维度的文化差异中，消费需求对两国贸易收支有直接关联，然而未必是导致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更深层次的制度文化、政府权力文化以及农业文化对贸易有着显著影响。进一步推断：我国需立足于长远利益，提出战略性的文化整合方案，并且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前提下，促进我国在对外贸易上实质的发展。
关键词：消费需求；文化差异；中美贸易；引力模型
一、 引言与回顾
国家间的贸易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全球化的浪潮下，必然带来文化领域的碰撞与融合。当今的国际贸易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商品交易行为，而是越来越体现着文化的内涵（夏文元，1991）。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作为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已有文献通常只将“文化”作为整体变量引入，而对于文化各维度的组合变量，其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详实的探讨。消费文化对贸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从文化差异角度看，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鉴于此，本文拟从用引力模型对中美贸易进行实证研究，以从多维度、多层次检验文化差异对贸易的影响方向及程度。
二、 模型选取及变量说明
1. 模型选取。引力模型源自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丁伯根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伯格斯坦（1989）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标准的贸易引力模型。自该模型提出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扩展，人口变量、人均收入，汇率等指标被相继纳入到模型中来。目前引力模型是成功解释双边贸易投资流量的模型之一。
2. 变量选取。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文化差异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如何将文化差异数据化，变量指标的选取变量是本文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本文选择引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并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一些新的解释变量。
（1）在修正的模型中，选取了两国的GDP作为解释变量，选取GDP作为解释变量的原因是该指标代表了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说明两国贸易实力的对比。此外，国内生产总值还可以反映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对双边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2）两国的贸易从根本上讲是发生在两国的国民之间，国家的人口数量会对贸易量产生影响。另外，不同国家人口数量的多少也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文化，可从一定程度上表示文化的差异。因此模型中加入中美两国人口数量。
（3）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因此距离变量在这里只是一个常数，故略去不计。
（4）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起来可分为是两个大类，一类是官文化，另一类是小农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体制使得这两种文化都得以发展。到今天为止，我国这两种集权官僚体制下的残留的文化仍然非常普遍。本研究设定了两个指标来揭示这两种文化对消费的影响。第一个指标是政府权力指数，主要使用政府的行政支出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第二个指标是农业文化指数，主要使用两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
（5）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与此对应，中美两国人民在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差异明显，构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直接影响着两国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实现。因此，本文用两国每年申请专利数来表现这一差别。
（6）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制度在不断改革完善。经济制度中的公有经济与私营经济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地变动。这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同时也反映了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本研究中定义的非公有制经济指数主要是用非公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作来计算。
（7）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让国人发现了中美两国的一个明显的文化差异，即消费文化差异。中国人比较重储蓄而轻消费，几千年来成熟的农业文化相适应，美国人则正好相反，提倡超前消费。本文用两国消费率的变化来体现这一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最终确定的模型形式为：
Mij=α0YYPPGGNNZZSCG
其中，Mij为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Yi是中国的GDP， Yj是美国的GDP；Pi是中国人口数量，Pj是美国人口数量；Gi是中国的政府权力指数，Gj是美国的政府权力指数；Ni是中国的农业文化指数，Nj是美国的农业文化指数；Zi是中国申请专利数量，Zj是美国申请专利数量；S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指数；Ci是中国的消费率，Cj是美国的消费率。
3. 数据来源。本文选用1987年～2012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中国GDP、中国人口数量、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总额、财政支出数据资料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没有对全行业公有和非公有的划分，因此本文中采用第二产业中私营企业以及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占整个第二产业总产值比重来表示非公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美国GDP、美国人口数量、美国政府行政支出、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美两国农业人口比重、中美两国申请专利数、中美两国消费率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模型推断估计时，首先将引力模型转为自然对数线性模型来分析，转化过程如下：
ln（Mij）=ln（α0） α1ln（Yi） α2ln（Yj） α3ln（pi） α4ln（Pj） α5ln（Gi） α6ln（Gj） α7ln（Ni） α8ln（Nj） α9ln（Zi） α10ln（Zj） α11lnS α12ln（Ci） α13ln（Cj） ε
下面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示。
观察结果得知，回归方程的R2很大，达到0.997 963，而且F检验通过，但是很多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初步判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对变量组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结果如表2示。 表2中的统计结果显示，不同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很大，所以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于多元线性回归，多重共线性是比较常见的，可以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首先分别拟合因变量和各个自变量的一元回归，得到十三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如表3示。
在此首先加入Ci，重新估计方程得到回归结果为：
ln（Mij）=13.398 3-3.49（Ni） 0.456 2（Ci）
（2.908 5） （0.462 1）
其中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Ci的系数估计值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予以剔除。
依照此方法逐步回归，得到最终的结果为：
ln（Mij）=10.641 05-1.548 936（Yj） 0.675 270（Yi） 0.028 808（Gj）-0.371 042（Gi） 0.183 532lnS-4.731 846（Ni）-2.302 161（Nj）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GDP的回归系数为0.68，表明本国经济规模和本国进口规模呈正比，中国GDP每增长1%，中国从美国进口额增加0.68%。而美国GDP与其出口中国贸易额呈反比。中美人口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两国人口的增长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美国政府权力指数与贸易额呈正比，中国政府权力指数与贸易额呈反比，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权力越大每增加1%，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额将减少0.37%。通过观察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权力指数长期高于美国，而它们回归系数一反一正恰好说明在这一领域两国的差异和贸易额有直接关系，差异越小，贸易额越高。两国申请专利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在专利保护领域的差别对进口贸易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的影响。两国的农业文化指数系数都为负数，说明两国农业化程度越高，进口贸易额越低。中国农业化程度每减少1%，中美进口贸易额将增加4.74%，美国每提高1%的农业化水平，其出口中国的贸易额将减少2.30%，这一数字说明在现今存在差距的状况下，农业文化差距的缩小会增加两国贸易额，大约每缩小2%的差距，贸易额将增加2.44%。中国私有化程度和中国进口额呈正比关系，非公有制经济实力每提高1%，中美进口贸易额将增加0.18%。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非公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可以视为中国国内经济文化向美国文化不断靠拢，模型结果告诉我们，这种靠拢对两国的贸易额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文化差距的缩小将促进两国贸易关系。
两国的消费率的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表明中美之间的贸易同两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无显著关系，这一点从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构成可以看出，排在前几位的是机电产品、核反应堆、锅炉等类别产品，这些产品同普通消费者距离较远，居民消费率对中国进口美国贸易的影响程度有限。毋庸置疑，美国居民的高消费低储蓄和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结构对两国的贸易收支有直接关联，而并非是贸易失衡的症结所在。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文化、政府权力文化、农业文化息息相关的经济结构差异。当前，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流向美国消费者；而美国产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出口受限的高科技产业、和高利润的金融服务业。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能否推断：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通过逐步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差距，从而使中国在中美贸易中获得长远的利益？以下我们从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两个角度来考量这个结论。
重商主义者认为贸易顺差越大，受益越大。而在今天新的全球生产方式背景下，这个结论值得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生产方式处于发展之中。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贸易联系转向了生产联系。Henrik注意到了这个变化，更为可贵的是他着重分析了资本的作用。关于资本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特征鲜明的阶段。早期，资本刚进入实体经济，只要投入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而随着子资本大量涌入实业领域，其利润率逐渐下降。由此爆发商业危机。于是，资本为赢得更高的利润点和降低风险，开始从实体经济转向对金融领域的投资。在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金融资本不断扩张。金融危机正是投资泡沫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所导致的。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资本实体经济的春天，到20世纪中叶进入巅峰时期，GDP占世界的27%。当资本的发展演进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越来越依靠服务业和金融业，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开始向外转移。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金融资本的冬天到来。当我们以历史、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中美贸易格局，考量长远国家经济利益，我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运行发展方式。
从文化价值来看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以往我们仅从生产角度界定和区分这两类文明。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发展平较低，生产工具落后，体力劳动占据生产主体，自然生物能源和初级劳动对象占主导地位。家庭不仅是生活组织，同时也是生产组织，家庭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可是在工业社会，一系列能量转化工具（蒸汽机、电动机、内燃机等）和智能工具（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为人们缓解了体力劳动，跨越时空壁垒提供物质条件。人们冲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局限，专业化分工成了劳动生产的主要特征。由于劳动生产的分工必然带来了产品的交换与流通，最终形成了以商品经济联系为纽带的企业为主体经济形式，并且企业成了调配各种资源、劳动力和产品的主要载体。然而，从人的文化角度来考察，农业文明并不等同于小农文化。赵鑫珊认为，这两种文明很大一个区别在于：农业文明内涵的智慧多，展示的知识比较少；工业文明恰恰相反，为人类文明贡献的知识多而智慧少。实际上，无论中西，在今天我们难以找到超越了老庄、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著名的哲学家。他们虽然不懂发动机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也不知道半导体，可是他们拥有高度的智慧。在科学领域尤其在关于“力和速度”方面，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败给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但在哲学智慧方面，败的却是工业文明。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的农业文化落后于美国的工商业文化。
因此，我国需立足于长远利益，提出战略性的文化整合方案，而不是强制地向美国文化靠拢。并且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前提下，促进我国在对外贸易上获得实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夏文元.国际贸易和文化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1991，（1）：6-10.
[2] 高涤陈.东西方商业文化差异与贸易（下转第102页）[J].财贸经济，1999，（1）：50-60.
[3] 史朝兴，顾海英.贸易引力模型研究新进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J].财贸研究，2005，（3）：27-32.
[4] 赵鑫珊.智慧高于知识-农业文明没有被工业文明完全打败[J].中国发展观察，2006，（9）：61.
[5] 董雯雯.文化差异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及对策[J].市场经济与价格，2013，（9）：42-44.
[6] 米宏伟.文化贸易全球化现状与特点[J].国家经济合作，2012，（12）：23-25.
基金项目：保山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人口迁移流动对地理通婚圈的研究”（项目号：15BY013）。
作者简介：梁海艳（1986-），男，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人，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流动；符翠丽（1987-），女，汉族，云南省保山市人，保山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聂真真（1988-），女，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
收稿日期：2015-07-21。
关键词：消费需求；文化差异；中美贸易；引力模型
一、 引言与回顾
国家间的贸易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全球化的浪潮下，必然带来文化领域的碰撞与融合。当今的国际贸易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商品交易行为，而是越来越体现着文化的内涵（夏文元，1991）。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作为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已有文献通常只将“文化”作为整体变量引入，而对于文化各维度的组合变量，其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详实的探讨。消费文化对贸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从文化差异角度看，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鉴于此，本文拟从用引力模型对中美贸易进行实证研究，以从多维度、多层次检验文化差异对贸易的影响方向及程度。
二、 模型选取及变量说明
1. 模型选取。引力模型源自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丁伯根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伯格斯坦（1989）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标准的贸易引力模型。自该模型提出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扩展，人口变量、人均收入，汇率等指标被相继纳入到模型中来。目前引力模型是成功解释双边贸易投资流量的模型之一。
2. 变量选取。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文化差异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如何将文化差异数据化，变量指标的选取变量是本文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本文选择引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并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一些新的解释变量。
（1）在修正的模型中，选取了两国的GDP作为解释变量，选取GDP作为解释变量的原因是该指标代表了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说明两国贸易实力的对比。此外，国内生产总值还可以反映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对双边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2）两国的贸易从根本上讲是发生在两国的国民之间，国家的人口数量会对贸易量产生影响。另外，不同国家人口数量的多少也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文化，可从一定程度上表示文化的差异。因此模型中加入中美两国人口数量。
（3）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因此距离变量在这里只是一个常数，故略去不计。
（4）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起来可分为是两个大类，一类是官文化，另一类是小农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体制使得这两种文化都得以发展。到今天为止，我国这两种集权官僚体制下的残留的文化仍然非常普遍。本研究设定了两个指标来揭示这两种文化对消费的影响。第一个指标是政府权力指数，主要使用政府的行政支出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第二个指标是农业文化指数，主要使用两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
（5）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与此对应，中美两国人民在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差异明显，构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直接影响着两国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实现。因此，本文用两国每年申请专利数来表现这一差别。
（6）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制度在不断改革完善。经济制度中的公有经济与私营经济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地变动。这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同时也反映了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本研究中定义的非公有制经济指数主要是用非公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作来计算。
（7）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让国人发现了中美两国的一个明显的文化差异，即消费文化差异。中国人比较重储蓄而轻消费，几千年来成熟的农业文化相适应，美国人则正好相反，提倡超前消费。本文用两国消费率的变化来体现这一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最终确定的模型形式为：
Mij=α0YYPPGGNNZZSCG
其中，Mij为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Yi是中国的GDP， Yj是美国的GDP；Pi是中国人口数量，Pj是美国人口数量；Gi是中国的政府权力指数，Gj是美国的政府权力指数；Ni是中国的农业文化指数，Nj是美国的农业文化指数；Zi是中国申请专利数量，Zj是美国申请专利数量；S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指数；Ci是中国的消费率，Cj是美国的消费率。
3. 数据来源。本文选用1987年～2012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中国GDP、中国人口数量、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总额、财政支出数据资料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没有对全行业公有和非公有的划分，因此本文中采用第二产业中私营企业以及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占整个第二产业总产值比重来表示非公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美国GDP、美国人口数量、美国政府行政支出、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美两国农业人口比重、中美两国申请专利数、中美两国消费率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模型推断估计时，首先将引力模型转为自然对数线性模型来分析，转化过程如下：
ln（Mij）=ln（α0） α1ln（Yi） α2ln（Yj） α3ln（pi） α4ln（Pj） α5ln（Gi） α6ln（Gj） α7ln（Ni） α8ln（Nj） α9ln（Zi） α10ln（Zj） α11lnS α12ln（Ci） α13ln（Cj） ε
下面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示。
观察结果得知，回归方程的R2很大，达到0.997 963，而且F检验通过，但是很多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初步判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对变量组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结果如表2示。 表2中的统计结果显示，不同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很大，所以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于多元线性回归，多重共线性是比较常见的，可以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首先分别拟合因变量和各个自变量的一元回归，得到十三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如表3示。
在此首先加入Ci，重新估计方程得到回归结果为：
ln（Mij）=13.398 3-3.49（Ni） 0.456 2（Ci）
（2.908 5） （0.462 1）
其中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Ci的系数估计值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予以剔除。
依照此方法逐步回归，得到最终的结果为：
ln（Mij）=10.641 05-1.548 936（Yj） 0.675 270（Yi） 0.028 808（Gj）-0.371 042（Gi） 0.183 532lnS-4.731 846（Ni）-2.302 161（Nj）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GDP的回归系数为0.68，表明本国经济规模和本国进口规模呈正比，中国GDP每增长1%，中国从美国进口额增加0.68%。而美国GDP与其出口中国贸易额呈反比。中美人口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两国人口的增长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美国政府权力指数与贸易额呈正比，中国政府权力指数与贸易额呈反比，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权力越大每增加1%，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额将减少0.37%。通过观察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权力指数长期高于美国，而它们回归系数一反一正恰好说明在这一领域两国的差异和贸易额有直接关系，差异越小，贸易额越高。两国申请专利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在专利保护领域的差别对进口贸易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的影响。两国的农业文化指数系数都为负数，说明两国农业化程度越高，进口贸易额越低。中国农业化程度每减少1%，中美进口贸易额将增加4.74%，美国每提高1%的农业化水平，其出口中国的贸易额将减少2.30%，这一数字说明在现今存在差距的状况下，农业文化差距的缩小会增加两国贸易额，大约每缩小2%的差距，贸易额将增加2.44%。中国私有化程度和中国进口额呈正比关系，非公有制经济实力每提高1%，中美进口贸易额将增加0.18%。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非公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可以视为中国国内经济文化向美国文化不断靠拢，模型结果告诉我们，这种靠拢对两国的贸易额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文化差距的缩小将促进两国贸易关系。
两国的消费率的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表明中美之间的贸易同两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无显著关系，这一点从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构成可以看出，排在前几位的是机电产品、核反应堆、锅炉等类别产品，这些产品同普通消费者距离较远，居民消费率对中国进口美国贸易的影响程度有限。毋庸置疑，美国居民的高消费低储蓄和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结构对两国的贸易收支有直接关联，而并非是贸易失衡的症结所在。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文化、政府权力文化、农业文化息息相关的经济结构差异。当前，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流向美国消费者；而美国产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出口受限的高科技产业、和高利润的金融服务业。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能否推断：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通过逐步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差距，从而使中国在中美贸易中获得长远的利益？以下我们从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两个角度来考量这个结论。
重商主义者认为贸易顺差越大，受益越大。而在今天新的全球生产方式背景下，这个结论值得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生产方式处于发展之中。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贸易联系转向了生产联系。Henrik注意到了这个变化，更为可贵的是他着重分析了资本的作用。关于资本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特征鲜明的阶段。早期，资本刚进入实体经济，只要投入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而随着子资本大量涌入实业领域，其利润率逐渐下降。由此爆发商业危机。于是，资本为赢得更高的利润点和降低风险，开始从实体经济转向对金融领域的投资。在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金融资本不断扩张。金融危机正是投资泡沫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所导致的。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资本实体经济的春天，到20世纪中叶进入巅峰时期，GDP占世界的27%。当资本的发展演进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越来越依靠服务业和金融业，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开始向外转移。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金融资本的冬天到来。当我们以历史、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中美贸易格局，考量长远国家经济利益，我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运行发展方式。
从文化价值来看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以往我们仅从生产角度界定和区分这两类文明。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发展平较低，生产工具落后，体力劳动占据生产主体，自然生物能源和初级劳动对象占主导地位。家庭不仅是生活组织，同时也是生产组织，家庭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可是在工业社会，一系列能量转化工具（蒸汽机、电动机、内燃机等）和智能工具（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为人们缓解了体力劳动，跨越时空壁垒提供物质条件。人们冲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局限，专业化分工成了劳动生产的主要特征。由于劳动生产的分工必然带来了产品的交换与流通，最终形成了以商品经济联系为纽带的企业为主体经济形式，并且企业成了调配各种资源、劳动力和产品的主要载体。然而，从人的文化角度来考察，农业文明并不等同于小农文化。赵鑫珊认为，这两种文明很大一个区别在于：农业文明内涵的智慧多，展示的知识比较少；工业文明恰恰相反，为人类文明贡献的知识多而智慧少。实际上，无论中西，在今天我们难以找到超越了老庄、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著名的哲学家。他们虽然不懂发动机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也不知道半导体，可是他们拥有高度的智慧。在科学领域尤其在关于“力和速度”方面，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败给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但在哲学智慧方面，败的却是工业文明。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的农业文化落后于美国的工商业文化。
因此，我国需立足于长远利益，提出战略性的文化整合方案，而不是强制地向美国文化靠拢。并且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前提下，促进我国在对外贸易上获得实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夏文元.国际贸易和文化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1991，（1）：6-10.
[2] 高涤陈.东西方商业文化差异与贸易（下转第102页）[J].财贸经济，1999，（1）：50-60.
[3] 史朝兴，顾海英.贸易引力模型研究新进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J].财贸研究，2005，（3）：27-32.
[4] 赵鑫珊.智慧高于知识-农业文明没有被工业文明完全打败[J].中国发展观察，2006，（9）：61.
[5] 董雯雯.文化差异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及对策[J].市场经济与价格，2013，（9）：42-44.
[6] 米宏伟.文化贸易全球化现状与特点[J].国家经济合作，2012，（12）：23-25.
基金项目：保山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人口迁移流动对地理通婚圈的研究”（项目号：15BY013）。
作者简介：梁海艳（1986-），男，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人，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流动；符翠丽（1987-），女，汉族，云南省保山市人，保山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聂真真（1988-），女，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
收稿日期：2015-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