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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古至今，衣着对于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古代什么人穿什么衣，各阶层对服饰的款式、颜色都有严格要求，衣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现代社会我们讲究衣着得体，要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同样，服饰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说也不可或缺，人物形象的刻画离不开服饰描写。人物服饰在反映作者情感态度、显示人物身份性格、揭示人物命运、揭露社会黑暗根源等方面都发挥了巧妙的作用。本文以鲁迅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人物服饰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鲁迅作品;人物服饰;感情色彩;身份性格;人物命运;封建腐朽
古语常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我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中“衣”也排在首位，由此不难看出衣着、服饰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可或缺，而这又离不开人物的服饰描写，衣着打扮会对人物形象的完整度、饱满度产生直接影响。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出色的服饰描写，在这之中造诣最深的恐怕就是鲁迅先生了。鲁迅作品中的一个个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但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每个人别具一格的服饰——孔乙己的长衫、祥林嫂的白头绳、闰土明晃晃的银项圈、留学生高耸的帽子......这些服饰描写使人物跃然纸上，但又不只是简单的审美风格，其中更是蕴藏着深刻、丰富的涵义，产生一种“由浅入深”的阅读感受和艺术效果。
（一）反映作者对于人物的感情色彩
作者对人物的服饰描写，可以反映出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感情色彩，有喜有恶。“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是《故乡》中对于闰土的描写，“明晃晃的银项圈”是闰土服饰的标志特征，这一描写体现了鲁迅对于童年玩伴的喜爱和思念。而与此相反，在《藤野先生》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这段描写，却把鲁迅先生对于清国留学生的厌恶、鄙视体现的淋漓尽致，将他们头上的帽子比作“富士山”，极具讽刺意味。
（二）显示人物身份地位和性格特征
服饰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物身份的象征。《孔乙己》中对孔乙己服饰的描写是这样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是古代读书人的象征，说明孔乙己是读过书、有一定学识的人，但“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又点明了他只是仕途不得志、读过书却沦落到将要讨饭的社会底层人民。在《藤野先生》中对于藤野先生衣着服饰的描写也体现出人物的身份地位，另外还有性格特征。“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大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这一描写显示出藤野先生是一位平时打着领结的教书先生，他穿衣模糊、忘带领结、冬天只一件旧外套进一步刻画了藤野先生潜心于读书学术、认真严谨的形象和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
人物服饰起到这样作用的还有《药》中的康大叔，他“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玄色”就是黑里带微赤的颜色，泛指黑色，这一身黑衣，再加上“披、散、捆”，一个行为粗野、蛮横凶恶、贪婪残暴的刽子手形象跃然眼前，单是这身衣裳就让人感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匪气和杀气，此处的服饰描写怎能不让人拍手称绝？像这样令人生厌的装扮也不得不提《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已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在革命到来之时，他穿上洋衣是为了表明自己反满崇洋的决心，佩“银桃子”是因为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可是背后却还留着一尺多象征清朝的辫子，而且是披头散发。这样一来，“洋衣”和“银桃子”配上“长辫子”，很容易就勾勒出一个狡猾奸诈、投机取巧、谄媚卑鄙的的“假洋鬼子”形象，显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
以上服饰与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征是相一致的，这种反映是正向的，而在《伤逝》中，对子君出场时的服饰描写却和她的身份性格形成反差。她“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瘦的胳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这为我们营造出一个优雅文静的“乖乖女”形象。但通过之后她与涓生的恋爱故事我们会发现，子君是一个大胆、前卫、先进的崭新女性，是受到“五四”新思想影响的一员。这样的服饰描写就与人物实际形象发生冲突，此种反差會让读者印象更加深刻，也是服饰描写的另一独特表现手法。
（三）揭示人物命运
服饰对于人物命运的揭示，一类是通过如祥林嫂般前后呼应来实现的，另一类是通过如孔乙己、闰土般前后对比来实现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可谓是鲁迅塑造的一大悲剧人物，她的一生是凄惨可怜的，从对她的服饰描写中我们就可预见其命运。初见祥林嫂，她“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再见祥林嫂，“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这两处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变的是祥林嫂的衣着，而改变的却是她的命运，是她经历丧夫再嫁再丧夫丧子的命运。“白、乌、蓝、月白”是祥林嫂服饰的主色调，给人一种很压抑很灰暗的感受，“白头绳”又象征着她两次丧夫，这都渲染了悲剧气氛和色彩，使读者预感到她的命运会非常悲惨。
在《孔乙己》中，开篇孔乙己来喝酒，“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就显示出他落魄的境遇，但并不至于无法生存。可结尾处孔乙己再来喝酒，已是“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之前他还是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最后是穿着破夹袄、挂着蒲包、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前后对比揭示出孔乙己终将被社会所淘汰的命运，他的结局只能是“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记忆中的闰土是“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而再见面时，虽然已是深冬，天气异常寒冷，但站在“我”面前的他却依然“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单从这服饰的“破”、“极薄”和闰土“浑身瑟索”，就可以想象到他这些年所经受的磨难和沧桑，暗示他的命运是多么落魄凄惨。 （四）批判封建思想和制度
鲁迅笔下有一批深受封建思想毒害和封建制度压迫的人物，上文所提到的祥林嫂和孔乙己就极具代表性。祥林嫂辛勤劳动、任劳任怨，却遭受了丧夫再嫁再丧夫丧子的不幸，而迫使她再嫁的正是那群信奉“三纲五常”之人，最终在这些人眼里，她又成为不洁之人、伤风败俗之人，备受唾弃。那条“白头绳”，不仅是她两次丧夫的象征，更是压在她头顶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制度的大山，压的她无法喘息，最终在一片祝福声中死去。同样，孔乙己也不能幸免。在古代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深入人心，众人怀着功名利禄之心向科举制靠拢，渴望通过僵化的“八股文”谋得一官半职，走上仕途之路。孔乙己执着于“长衫”，是因为那是读书人的象征，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穿长衫是值得尊敬的。这“长衫”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禁锢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封建科举制化作这一袭“长衫”，紧紧捆住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精神，形成孔乙己扭曲、畸形的心理。
再看《阿Q正传》中的阿Q，“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阿Q浑身上下只剩的这条裤子，就是他深受封建制度和封建政权的剥削压迫，而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反抗意识的结果，他的“精神胜利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切被压迫者在未觉悟和未有能力反抗前不得已的消极态度及自我安慰心理。作者正是通过阿Q的服饰，来反映在这个“吃人”的社会中，农民的生活水平日益衰退，被压榨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阿Q正传》中还有一处描写，是对革命党的服饰描写：“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这个时期已经是共和时期，但是未庄人的思想却还停留在明末清初，认为革命党是“穿着崇祯皇帝的素”，此处就揭露了辛亥革命的片面性、局限性、不彻底性，批判了辛亥革命是上层资产阶级的“狂欢”，并没有发动人民群众，也没有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很难发展成为一场自上而下的大革命，所以它的失败是具有必然性的。
揭示辛亥革命局限性的还有鲁迅作品中经常描写的“辫子”。近代中国历史上，“辫子”是服饰的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象征，它象征着封建王朝和封建统治者对于人民的控制、象征着旧文化旧道德对于百姓的迫害。《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风波》中的七斤，都因这条“辫子”吃了不少苦头，深受其带来的灾难。N先生因出国留学而剪掉辫子，却在国外受到同学的厌恶，回国后他弄条假辫子，仍然受到国人的唾弃、嘲讽，还被叫作“假洋鬼子”，直到辛亥革命后，大家都剪了辫子，他才免于遭受这种苦楚。七斤在革命高潮时剪去辫子，在复辟风吹来的时候，他因“皇帝要辫子”而忧愁满腹，而封建守旧势力赵七爷在革命和复辟更迭变换的过程中，辫子时而盘起，时而放下，尽显油腻狡猾之态。“辫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鲁迅在1934年岁末的《病后杂谈之余》也曾写道：“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大部分群众根本不了解革命，要么像N先生和七斤一样因辫子而受苦，要么像赵七爷一样只是抱着投机心理，将辫子看作讨好、谄媚革命党和复辟派的工具，要辫子时嚣张跋扈，不要辫子时大不了盘起头发蒙混过关，日后伺机报复。辛亥革命在人民群众心中流于形式，意义仅仅是要不要“辫子”，这正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除了对活着的人进行服饰描写，鲁迅作品中还对已逝去的人进行描写。“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这是《孤独者》中魏连殳入馆后的服饰描写，“金闪闪的肩章”、“金边的军帽”与“灰黑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一种讽刺的意味。魏连殳是鲁迅作品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物，他也是觉醒者，但是他不同于《药》中的夏瑜、《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瘋子。夏瑜、狂人和疯子都为了启蒙庸众作出努力，甚至是牺牲自己，希望以此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但是魏连殳并没有主动作出启蒙庸众的行为，他没有呐喊，他选择了彷徨，他只在自己所厌恶的社会中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向那些不愿他活着的人作出证明和反抗。可棺材里“金闪闪的肩章”和“金边的军帽”，说明魏连殳如此简单的愿望也以失败告终，到最后在他身边的竟是“他之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这也显示了鲁迅对于启蒙的极度绝望，“启蒙者”已经自身难保，更不用说唤醒大众，这些战士的努力终将被消解。“土黄的军裤”、“金闪闪的肩章”、“黄皮鞋”和“金边的军帽”，这些服饰描写极具讽刺意味，表达了对这个“吃人”社会的控诉和绝望。
鲁迅利用人物服饰，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完整、深入人心，而且巧妙地表现了多方面的内容，全方位扩展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广度和深度，使读者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通过每一件服饰，与每一个人物形象相连接，服饰成为情感的纽带、命运的指南针，也成为鞭挞封建思想的皮鞭、指向腐朽制度的利剑。也正是通过这些服饰，我们才能更清晰地从文字背后听到鲁迅先生振聋发聩的呐喊，看到鲁迅先生绝望无奈的彷徨，感受到鲁迅先生朝花夕拾时的眷恋和沉浮。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鲁迅作品;人物服饰;感情色彩;身份性格;人物命运;封建腐朽
古语常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我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中“衣”也排在首位，由此不难看出衣着、服饰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可或缺，而这又离不开人物的服饰描写，衣着打扮会对人物形象的完整度、饱满度产生直接影响。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出色的服饰描写，在这之中造诣最深的恐怕就是鲁迅先生了。鲁迅作品中的一个个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但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每个人别具一格的服饰——孔乙己的长衫、祥林嫂的白头绳、闰土明晃晃的银项圈、留学生高耸的帽子......这些服饰描写使人物跃然纸上，但又不只是简单的审美风格，其中更是蕴藏着深刻、丰富的涵义，产生一种“由浅入深”的阅读感受和艺术效果。
（一）反映作者对于人物的感情色彩
作者对人物的服饰描写，可以反映出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感情色彩，有喜有恶。“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是《故乡》中对于闰土的描写，“明晃晃的银项圈”是闰土服饰的标志特征，这一描写体现了鲁迅对于童年玩伴的喜爱和思念。而与此相反，在《藤野先生》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这段描写，却把鲁迅先生对于清国留学生的厌恶、鄙视体现的淋漓尽致，将他们头上的帽子比作“富士山”，极具讽刺意味。
（二）显示人物身份地位和性格特征
服饰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物身份的象征。《孔乙己》中对孔乙己服饰的描写是这样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是古代读书人的象征，说明孔乙己是读过书、有一定学识的人，但“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又点明了他只是仕途不得志、读过书却沦落到将要讨饭的社会底层人民。在《藤野先生》中对于藤野先生衣着服饰的描写也体现出人物的身份地位，另外还有性格特征。“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大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这一描写显示出藤野先生是一位平时打着领结的教书先生，他穿衣模糊、忘带领结、冬天只一件旧外套进一步刻画了藤野先生潜心于读书学术、认真严谨的形象和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
人物服饰起到这样作用的还有《药》中的康大叔，他“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玄色”就是黑里带微赤的颜色，泛指黑色，这一身黑衣，再加上“披、散、捆”，一个行为粗野、蛮横凶恶、贪婪残暴的刽子手形象跃然眼前，单是这身衣裳就让人感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匪气和杀气，此处的服饰描写怎能不让人拍手称绝？像这样令人生厌的装扮也不得不提《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已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在革命到来之时，他穿上洋衣是为了表明自己反满崇洋的决心，佩“银桃子”是因为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可是背后却还留着一尺多象征清朝的辫子，而且是披头散发。这样一来，“洋衣”和“银桃子”配上“长辫子”，很容易就勾勒出一个狡猾奸诈、投机取巧、谄媚卑鄙的的“假洋鬼子”形象，显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
以上服饰与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征是相一致的，这种反映是正向的，而在《伤逝》中，对子君出场时的服饰描写却和她的身份性格形成反差。她“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瘦的胳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这为我们营造出一个优雅文静的“乖乖女”形象。但通过之后她与涓生的恋爱故事我们会发现，子君是一个大胆、前卫、先进的崭新女性，是受到“五四”新思想影响的一员。这样的服饰描写就与人物实际形象发生冲突，此种反差會让读者印象更加深刻，也是服饰描写的另一独特表现手法。
（三）揭示人物命运
服饰对于人物命运的揭示，一类是通过如祥林嫂般前后呼应来实现的，另一类是通过如孔乙己、闰土般前后对比来实现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可谓是鲁迅塑造的一大悲剧人物，她的一生是凄惨可怜的，从对她的服饰描写中我们就可预见其命运。初见祥林嫂，她“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再见祥林嫂，“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这两处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变的是祥林嫂的衣着，而改变的却是她的命运，是她经历丧夫再嫁再丧夫丧子的命运。“白、乌、蓝、月白”是祥林嫂服饰的主色调，给人一种很压抑很灰暗的感受，“白头绳”又象征着她两次丧夫，这都渲染了悲剧气氛和色彩，使读者预感到她的命运会非常悲惨。
在《孔乙己》中，开篇孔乙己来喝酒，“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就显示出他落魄的境遇，但并不至于无法生存。可结尾处孔乙己再来喝酒，已是“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之前他还是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最后是穿着破夹袄、挂着蒲包、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前后对比揭示出孔乙己终将被社会所淘汰的命运，他的结局只能是“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记忆中的闰土是“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而再见面时，虽然已是深冬，天气异常寒冷，但站在“我”面前的他却依然“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单从这服饰的“破”、“极薄”和闰土“浑身瑟索”，就可以想象到他这些年所经受的磨难和沧桑，暗示他的命运是多么落魄凄惨。 （四）批判封建思想和制度
鲁迅笔下有一批深受封建思想毒害和封建制度压迫的人物，上文所提到的祥林嫂和孔乙己就极具代表性。祥林嫂辛勤劳动、任劳任怨，却遭受了丧夫再嫁再丧夫丧子的不幸，而迫使她再嫁的正是那群信奉“三纲五常”之人，最终在这些人眼里，她又成为不洁之人、伤风败俗之人，备受唾弃。那条“白头绳”，不仅是她两次丧夫的象征，更是压在她头顶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制度的大山，压的她无法喘息，最终在一片祝福声中死去。同样，孔乙己也不能幸免。在古代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深入人心，众人怀着功名利禄之心向科举制靠拢，渴望通过僵化的“八股文”谋得一官半职，走上仕途之路。孔乙己执着于“长衫”，是因为那是读书人的象征，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穿长衫是值得尊敬的。这“长衫”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禁锢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封建科举制化作这一袭“长衫”，紧紧捆住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精神，形成孔乙己扭曲、畸形的心理。
再看《阿Q正传》中的阿Q，“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阿Q浑身上下只剩的这条裤子，就是他深受封建制度和封建政权的剥削压迫，而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反抗意识的结果，他的“精神胜利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切被压迫者在未觉悟和未有能力反抗前不得已的消极态度及自我安慰心理。作者正是通过阿Q的服饰，来反映在这个“吃人”的社会中，农民的生活水平日益衰退，被压榨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阿Q正传》中还有一处描写，是对革命党的服饰描写：“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这个时期已经是共和时期，但是未庄人的思想却还停留在明末清初，认为革命党是“穿着崇祯皇帝的素”，此处就揭露了辛亥革命的片面性、局限性、不彻底性，批判了辛亥革命是上层资产阶级的“狂欢”，并没有发动人民群众，也没有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很难发展成为一场自上而下的大革命，所以它的失败是具有必然性的。
揭示辛亥革命局限性的还有鲁迅作品中经常描写的“辫子”。近代中国历史上，“辫子”是服饰的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象征，它象征着封建王朝和封建统治者对于人民的控制、象征着旧文化旧道德对于百姓的迫害。《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风波》中的七斤，都因这条“辫子”吃了不少苦头，深受其带来的灾难。N先生因出国留学而剪掉辫子，却在国外受到同学的厌恶，回国后他弄条假辫子，仍然受到国人的唾弃、嘲讽，还被叫作“假洋鬼子”，直到辛亥革命后，大家都剪了辫子，他才免于遭受这种苦楚。七斤在革命高潮时剪去辫子，在复辟风吹来的时候，他因“皇帝要辫子”而忧愁满腹，而封建守旧势力赵七爷在革命和复辟更迭变换的过程中，辫子时而盘起，时而放下，尽显油腻狡猾之态。“辫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鲁迅在1934年岁末的《病后杂谈之余》也曾写道：“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大部分群众根本不了解革命，要么像N先生和七斤一样因辫子而受苦，要么像赵七爷一样只是抱着投机心理，将辫子看作讨好、谄媚革命党和复辟派的工具，要辫子时嚣张跋扈，不要辫子时大不了盘起头发蒙混过关，日后伺机报复。辛亥革命在人民群众心中流于形式，意义仅仅是要不要“辫子”，这正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除了对活着的人进行服饰描写，鲁迅作品中还对已逝去的人进行描写。“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这是《孤独者》中魏连殳入馆后的服饰描写，“金闪闪的肩章”、“金边的军帽”与“灰黑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一种讽刺的意味。魏连殳是鲁迅作品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物，他也是觉醒者，但是他不同于《药》中的夏瑜、《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瘋子。夏瑜、狂人和疯子都为了启蒙庸众作出努力，甚至是牺牲自己，希望以此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但是魏连殳并没有主动作出启蒙庸众的行为，他没有呐喊，他选择了彷徨，他只在自己所厌恶的社会中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向那些不愿他活着的人作出证明和反抗。可棺材里“金闪闪的肩章”和“金边的军帽”，说明魏连殳如此简单的愿望也以失败告终，到最后在他身边的竟是“他之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这也显示了鲁迅对于启蒙的极度绝望，“启蒙者”已经自身难保，更不用说唤醒大众，这些战士的努力终将被消解。“土黄的军裤”、“金闪闪的肩章”、“黄皮鞋”和“金边的军帽”，这些服饰描写极具讽刺意味，表达了对这个“吃人”社会的控诉和绝望。
鲁迅利用人物服饰，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完整、深入人心，而且巧妙地表现了多方面的内容，全方位扩展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广度和深度，使读者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通过每一件服饰，与每一个人物形象相连接，服饰成为情感的纽带、命运的指南针，也成为鞭挞封建思想的皮鞭、指向腐朽制度的利剑。也正是通过这些服饰，我们才能更清晰地从文字背后听到鲁迅先生振聋发聩的呐喊，看到鲁迅先生绝望无奈的彷徨，感受到鲁迅先生朝花夕拾时的眷恋和沉浮。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