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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考察新加坡儒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开展道德教育的成功之处。借鉴新加坡经验，对推进我国学校德育的改革与创新，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
关 键 词 新加坡；儒学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
作者简介 曾长秋，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佳，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风貌优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儒学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其领导人李光耀所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来看，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一、新加坡儒学教育的发展轨迹
儒学教育在新加坡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体现出随着各阶段德育目标变化的基本轨迹。
（一）德育从培养国家意识、适应多元文化中起步
在1965年—1978年这一历史时期，适应多元文化是新加坡德育的重中之重。为此，新加坡教育部指导编制了新的教科书《学校德育与公民训练综合大纲》，内容表现为统一化和综合化。“统一化”表现在教科书偏重灌输忠于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对中小学实施统一的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综合化”是指教学内容涉及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的描写和讨论，以使公民适应国家多元文化的发展现状。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使不同种族的学生能够共享价值和规范，为形成共同的新加坡文化认知奠定了基础。1965年以后，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的实施，政府积极与外国资本联盟，强调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家长多把孩子送到英语学校或西方国家学习，国内许多核心课程（如科学、数学）均采取英语教学。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德育还刚刚起步，重心在于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时由于政府强调英语教育的政策，导致新加坡在这一时期实质上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而以华语为载体的儒学文化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被重视。
（二）儒家道德教育在恢复东方价值观过程中浮出水面
在1979年—1989年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在恢复东方价值观的种种努力中，儒家道德教育浮出水面。从1976年开始，新加坡掀起了抵制西化、捍卫和弘扬亚洲价值观的文化再生运动，其内容包括礼貌运动、开展敬老周、推广华语以及教育改革。以文化部部长王鼎昌为首的文化再生运动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道德教育报告书》，通过调查并分析社会风气和学生的道德状况，审视了过去道德教育的不足。本着抵制不良思潮影响、打好思想基础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道德教育的措施，主要措施是把道德教育作为一门主课开设，并提出德育不只在学校进行，还要求与社会、家庭相结合，使德育成为全员参与的大事。
新加坡还设立了东方哲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儒家道德教育问题。1980年2月，教育部郑重宣布《儒家伦理》为选读课程之一。为建设这门课程，相关部门特成立了“儒家伦理委员会”，邀请国际著名新儒学学者杜维明、余英时等八位教授来新加坡讲学和提供编写方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英文对照的《儒家伦理》教材，供各个华语学校使用。新加坡大众传媒也积极配合宣传，扩大儒学的社会影响。从教学内容看，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育，属于中学高年级开设的正规课程。在表述上，抽象的儒家伦理与形象的事例相结合；严肃的道德哲理与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述相结合。同时，为适应新加坡社会的现实需要，还对儒家思想中“过时的”观念进行了现代转化与创造。[1]这一阶段，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以东方价值观来挽救国内道德危机的措施，特别是儒家伦理课程的开设，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德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由于“西化”出现的道德危机。
（三）在培养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创造属于本国自己的文化
在1990年—1997年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德育的重要使命是在培养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创造属于本国自己的文化，协助政府建立一个具有道德意识和凝聚力的社会。经过议会内外的广泛讨论，新加坡在1997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各种族民众都乐意接受与认同的“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异中求同，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白皮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吸收了儒家伦理，例如注重和谐、强调国家高于个人、强调秩序和集体等。虽然政府一再强调没有假借共同价值观之名把儒家伦理强加在共同价值体系之中的用意，但儒家伦理是五大价值观的源泉却有目共睹。白皮书吸取的内容并不是原先的儒家思想，而是对其经过了一番改造的。当然，我们不能说白皮书的出台只是儒家德育换了头面与形式的展示，因为其中还融合了马来人的文化、泰米尔人的印度文化，将多种族优秀文化糅合起来，使之与新加坡国情相适应，与现代精神气质和多种族观念相协调。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导下，新加坡教育部重新编写了《好公民》教材和《公民与道德教育大纲》。这些教材或大纲都贯彻落实了“共同价值观”的精神，其中儒家德育精髓的运行轨迹也清晰可见。
（四）在国民教育中发挥儒学的作用
从1998年至今，新加坡德育的重点在于推行国民教育，着力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体现在国民教育的目标上。新加坡国民教育确立了四大目标：(1)灌输核心价值观；(2)培养国家认同；(3)加强历史认识；(4)面对未来挑战。在这四大目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儒学教育的痕迹。例如灌输核心价值观强调的刻苦耐劳、爱国爱民、勤奋学习、善于思维，崇高的品格，力求上进的精神等，这些都溯源于儒家思想。在此目标的指引下，1999年新加坡教育部发出声明，为了顺应迅速变化的社会，学校的德育课程必须做适当调整，以保证学生的品格能稳定、健全地发展，同时使他们热爱祖国，能对国家做出承诺。 从2000年起，新加坡中小学启用了新的德育教材《公民与道德》，从其内容来看，其中所包含的廉洁正直、自律、责任感、爱家、爱校、爱国、合作等，均体现了儒家伦理。同时，新加坡规定小学公民与道德课的教学媒介必须是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三类官方母语之一，并依据不同的母语编写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内容，有关国家意识的内容在三种教材中都是一致的。这种做法，既有利于各族学生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又有利于多元种族的团结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以华语为载体的儒家德育依然在国民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新加坡儒学教育对我国德育的
启示
新加坡和我国有天然的血缘联系，有相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他们的成功之处是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他们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道德教育中包含了宗教教育，这虽与新加坡多元宗教的国情有关，却不是我们所要借鉴的。从儒学教育在新加坡的发展轨迹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新加坡开展道德教育成功的经验是准确定位，明确了本国文化的东方属性，通过对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古为今用，发展创新，成功地进行了本国文化建设。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世界面临道德危机的今天，新加坡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把新加坡建设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2]借鉴新加坡儒学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推进我国学校德育目标、内容、方法的创新，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问题，无疑有着深刻启示。
（一）让儒学文化为解除道德困境助力
新加坡推广儒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儒学是可以很好地融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如李光耀所言，正是儒家价值观，促成了新加坡乃至于东亚的经济腾飞。他还认为，儒家的基本价值观有助于国家推行工业化。从新加坡推广儒学教育以及李光耀的这些言辞都有力地证明，主张将儒家文化彻底抛弃的极端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务必加强对儒学的再认识，以达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端正对儒学教育的再认识，重视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中固有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生态陷阱，尽快实现文明的转型；儒家文化中固有的清心寡欲和节欲意识，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消费陷阱；儒家文化中固有的仁爱精神，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伦理陷阱……”[3]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儒家文化的优越性及其在现代社会中展现的价值，值得我们继续弘扬。同时，政府及学校要重视儒学“以文化人”的功能，将现在面临的道德空缺、道德困境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弘扬有机结合，积极利用大众对优质文化的需要，激发学生学习儒学的兴趣，以实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实现儒学文化的现代化更新
新加坡的儒学教育取材于中国儒家，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教化，而是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对儒学精华进行创新，赋予其现代品质，使之新加坡化。新加坡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儒学在这里推行没有封建根基，因而这是去封建化的儒家思想，即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而是个人伦理的儒家思想。这个可用杜维明的一段话来解释：“政治化的儒家思想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形式的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解放一个国家的活力。另一个方面是儒家个人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所有这些价值，对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4]笔者认为，杜维明的这段话很精彩，他将儒家思想分为两个层次，新加坡所采用的是个人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去除了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这也正是前面提到过的儒家文化腐朽僵硬根源之所在，是我们应该摒弃的。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国家对现代化潮流都难以阻挡，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我们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相应地实现现代化，使我们的灵魂跟上前进的脚步。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展过“儒学思想现代化”运动，按照“为我所用”的原则，选择儒家思想中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容，使之自然地融入新加坡文化中，并积极扬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如“父母在，不远游”“三纲五常”等。很明显，这些内容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符甚至是起阻碍作用的。无可非议，新加坡积极的举措与经验，是值得我国学校德育借鉴的。
（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得到儒学文化的滋润
2011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努力开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新局面。这种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对国家人才培养、素质教育的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增强中小学德育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方面意义重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是空泛、虚无的教条，而是一个宏观的价值建构,应该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核心价值观教育推行的过程中应按照袁贵仁部长所指出的：“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充分考虑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成长的需要，形成相互衔接、层次递进的教育体系。”[5]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小学德育的全过程，对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意义重大。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在学校推行的国民教育，也是向学生灌输核心价值观，即强调新加坡成功发展所依赖的根本条件，包括爱国爱民、勤于学习、刻苦耐劳、力求上进等美德，而这些核心价值观无不受到儒学文化的滋润。不难发现，儒学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譬如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对是非、美丑、善恶的界定，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体现了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由此可见，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基础之上的，而对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文化，更应该注意将其中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承接，继续全面辩证地研究和扬弃儒家文化，吸纳更多有利的成分，并进行创造性地综合，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从而更好地推进和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
（四）发挥政府对儒学教育的倡导作用
新加坡政府在儒学教育的推行和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地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发动文化再生运动到提出道德教育改革方案，再到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儒家伦理教育的教材，使新加坡成为海外第一个把儒学编进教材并作为道德科目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地提倡儒家伦理道德，足以说明新加坡对儒学之重视，这也使得儒家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得以顺利普及。新加坡政府不但倡导成立了专门研究儒家伦理的学术机构，而且国家领导人多次论述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意义，还要求学校采取“六顺”“七结合”的教学原则。
我们在借鉴新加坡德育因势利导的经验的同时，更应该大力弘扬自己的传统美德，结合当今时代发展的特点，充实新内容，将其发扬光大。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大力提倡主流的价值观与文化，并不排斥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同生共荣。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由于国情不同，新加坡地域狭小，而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我国通过政府的倡导来推行道德教育，比新加坡更具复杂性。但是，凡事就怕认真，只要政府大力倡导，全国上下呼应，肯定能把事情办好。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根据国际局势以及国内情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德育目标与任务，使道德教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并通过编撰教科书、改革德育课程、利用主流大众传媒进行宣传等具体方式，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学风.21世纪新加坡中小学国民教育的特色[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5（11）：8-11.
[2]黄松赞.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J].东南亚研究，1992（1）：40-45.
[3]蔡德贵.孔子VS基督[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27.
[4]（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116.
[5]袁贵仁.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N].光明日报，2011-10-31.
责任编辑/李书华
关 键 词 新加坡；儒学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
作者简介 曾长秋，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佳，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风貌优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儒学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其领导人李光耀所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来看，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一、新加坡儒学教育的发展轨迹
儒学教育在新加坡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体现出随着各阶段德育目标变化的基本轨迹。
（一）德育从培养国家意识、适应多元文化中起步
在1965年—1978年这一历史时期，适应多元文化是新加坡德育的重中之重。为此，新加坡教育部指导编制了新的教科书《学校德育与公民训练综合大纲》，内容表现为统一化和综合化。“统一化”表现在教科书偏重灌输忠于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对中小学实施统一的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综合化”是指教学内容涉及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的描写和讨论，以使公民适应国家多元文化的发展现状。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使不同种族的学生能够共享价值和规范，为形成共同的新加坡文化认知奠定了基础。1965年以后，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的实施，政府积极与外国资本联盟，强调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家长多把孩子送到英语学校或西方国家学习，国内许多核心课程（如科学、数学）均采取英语教学。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德育还刚刚起步，重心在于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时由于政府强调英语教育的政策，导致新加坡在这一时期实质上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而以华语为载体的儒学文化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被重视。
（二）儒家道德教育在恢复东方价值观过程中浮出水面
在1979年—1989年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在恢复东方价值观的种种努力中，儒家道德教育浮出水面。从1976年开始，新加坡掀起了抵制西化、捍卫和弘扬亚洲价值观的文化再生运动，其内容包括礼貌运动、开展敬老周、推广华语以及教育改革。以文化部部长王鼎昌为首的文化再生运动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道德教育报告书》，通过调查并分析社会风气和学生的道德状况，审视了过去道德教育的不足。本着抵制不良思潮影响、打好思想基础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道德教育的措施，主要措施是把道德教育作为一门主课开设，并提出德育不只在学校进行，还要求与社会、家庭相结合，使德育成为全员参与的大事。
新加坡还设立了东方哲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儒家道德教育问题。1980年2月，教育部郑重宣布《儒家伦理》为选读课程之一。为建设这门课程，相关部门特成立了“儒家伦理委员会”，邀请国际著名新儒学学者杜维明、余英时等八位教授来新加坡讲学和提供编写方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英文对照的《儒家伦理》教材，供各个华语学校使用。新加坡大众传媒也积极配合宣传，扩大儒学的社会影响。从教学内容看，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育，属于中学高年级开设的正规课程。在表述上，抽象的儒家伦理与形象的事例相结合；严肃的道德哲理与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述相结合。同时，为适应新加坡社会的现实需要，还对儒家思想中“过时的”观念进行了现代转化与创造。[1]这一阶段，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以东方价值观来挽救国内道德危机的措施，特别是儒家伦理课程的开设，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德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由于“西化”出现的道德危机。
（三）在培养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创造属于本国自己的文化
在1990年—1997年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德育的重要使命是在培养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创造属于本国自己的文化，协助政府建立一个具有道德意识和凝聚力的社会。经过议会内外的广泛讨论，新加坡在1997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各种族民众都乐意接受与认同的“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异中求同，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白皮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吸收了儒家伦理，例如注重和谐、强调国家高于个人、强调秩序和集体等。虽然政府一再强调没有假借共同价值观之名把儒家伦理强加在共同价值体系之中的用意，但儒家伦理是五大价值观的源泉却有目共睹。白皮书吸取的内容并不是原先的儒家思想，而是对其经过了一番改造的。当然，我们不能说白皮书的出台只是儒家德育换了头面与形式的展示，因为其中还融合了马来人的文化、泰米尔人的印度文化，将多种族优秀文化糅合起来，使之与新加坡国情相适应，与现代精神气质和多种族观念相协调。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导下，新加坡教育部重新编写了《好公民》教材和《公民与道德教育大纲》。这些教材或大纲都贯彻落实了“共同价值观”的精神，其中儒家德育精髓的运行轨迹也清晰可见。
（四）在国民教育中发挥儒学的作用
从1998年至今，新加坡德育的重点在于推行国民教育，着力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体现在国民教育的目标上。新加坡国民教育确立了四大目标：(1)灌输核心价值观；(2)培养国家认同；(3)加强历史认识；(4)面对未来挑战。在这四大目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儒学教育的痕迹。例如灌输核心价值观强调的刻苦耐劳、爱国爱民、勤奋学习、善于思维，崇高的品格，力求上进的精神等，这些都溯源于儒家思想。在此目标的指引下，1999年新加坡教育部发出声明，为了顺应迅速变化的社会，学校的德育课程必须做适当调整，以保证学生的品格能稳定、健全地发展，同时使他们热爱祖国，能对国家做出承诺。 从2000年起，新加坡中小学启用了新的德育教材《公民与道德》，从其内容来看，其中所包含的廉洁正直、自律、责任感、爱家、爱校、爱国、合作等，均体现了儒家伦理。同时，新加坡规定小学公民与道德课的教学媒介必须是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三类官方母语之一，并依据不同的母语编写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内容，有关国家意识的内容在三种教材中都是一致的。这种做法，既有利于各族学生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又有利于多元种族的团结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以华语为载体的儒家德育依然在国民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新加坡儒学教育对我国德育的
启示
新加坡和我国有天然的血缘联系，有相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他们的成功之处是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他们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道德教育中包含了宗教教育，这虽与新加坡多元宗教的国情有关，却不是我们所要借鉴的。从儒学教育在新加坡的发展轨迹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新加坡开展道德教育成功的经验是准确定位，明确了本国文化的东方属性，通过对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古为今用，发展创新，成功地进行了本国文化建设。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世界面临道德危机的今天，新加坡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把新加坡建设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2]借鉴新加坡儒学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推进我国学校德育目标、内容、方法的创新，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问题，无疑有着深刻启示。
（一）让儒学文化为解除道德困境助力
新加坡推广儒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儒学是可以很好地融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如李光耀所言，正是儒家价值观，促成了新加坡乃至于东亚的经济腾飞。他还认为，儒家的基本价值观有助于国家推行工业化。从新加坡推广儒学教育以及李光耀的这些言辞都有力地证明，主张将儒家文化彻底抛弃的极端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务必加强对儒学的再认识，以达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端正对儒学教育的再认识，重视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中固有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生态陷阱，尽快实现文明的转型；儒家文化中固有的清心寡欲和节欲意识，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消费陷阱；儒家文化中固有的仁爱精神，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伦理陷阱……”[3]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儒家文化的优越性及其在现代社会中展现的价值，值得我们继续弘扬。同时，政府及学校要重视儒学“以文化人”的功能，将现在面临的道德空缺、道德困境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弘扬有机结合，积极利用大众对优质文化的需要，激发学生学习儒学的兴趣，以实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实现儒学文化的现代化更新
新加坡的儒学教育取材于中国儒家，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教化，而是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对儒学精华进行创新，赋予其现代品质，使之新加坡化。新加坡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儒学在这里推行没有封建根基，因而这是去封建化的儒家思想，即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而是个人伦理的儒家思想。这个可用杜维明的一段话来解释：“政治化的儒家思想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形式的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解放一个国家的活力。另一个方面是儒家个人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所有这些价值，对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4]笔者认为，杜维明的这段话很精彩，他将儒家思想分为两个层次，新加坡所采用的是个人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去除了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这也正是前面提到过的儒家文化腐朽僵硬根源之所在，是我们应该摒弃的。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国家对现代化潮流都难以阻挡，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我们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相应地实现现代化，使我们的灵魂跟上前进的脚步。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展过“儒学思想现代化”运动，按照“为我所用”的原则，选择儒家思想中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容，使之自然地融入新加坡文化中，并积极扬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如“父母在，不远游”“三纲五常”等。很明显，这些内容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符甚至是起阻碍作用的。无可非议，新加坡积极的举措与经验，是值得我国学校德育借鉴的。
（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得到儒学文化的滋润
2011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努力开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新局面。这种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对国家人才培养、素质教育的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增强中小学德育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方面意义重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是空泛、虚无的教条，而是一个宏观的价值建构,应该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核心价值观教育推行的过程中应按照袁贵仁部长所指出的：“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充分考虑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成长的需要，形成相互衔接、层次递进的教育体系。”[5]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小学德育的全过程，对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意义重大。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在学校推行的国民教育，也是向学生灌输核心价值观，即强调新加坡成功发展所依赖的根本条件，包括爱国爱民、勤于学习、刻苦耐劳、力求上进等美德，而这些核心价值观无不受到儒学文化的滋润。不难发现，儒学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譬如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对是非、美丑、善恶的界定，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体现了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由此可见，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基础之上的，而对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文化，更应该注意将其中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承接，继续全面辩证地研究和扬弃儒家文化，吸纳更多有利的成分，并进行创造性地综合，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从而更好地推进和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
（四）发挥政府对儒学教育的倡导作用
新加坡政府在儒学教育的推行和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地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发动文化再生运动到提出道德教育改革方案，再到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儒家伦理教育的教材，使新加坡成为海外第一个把儒学编进教材并作为道德科目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地提倡儒家伦理道德，足以说明新加坡对儒学之重视，这也使得儒家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得以顺利普及。新加坡政府不但倡导成立了专门研究儒家伦理的学术机构，而且国家领导人多次论述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意义，还要求学校采取“六顺”“七结合”的教学原则。
我们在借鉴新加坡德育因势利导的经验的同时，更应该大力弘扬自己的传统美德，结合当今时代发展的特点，充实新内容，将其发扬光大。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大力提倡主流的价值观与文化，并不排斥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同生共荣。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由于国情不同，新加坡地域狭小，而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我国通过政府的倡导来推行道德教育，比新加坡更具复杂性。但是，凡事就怕认真，只要政府大力倡导，全国上下呼应，肯定能把事情办好。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根据国际局势以及国内情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德育目标与任务，使道德教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并通过编撰教科书、改革德育课程、利用主流大众传媒进行宣传等具体方式，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学风.21世纪新加坡中小学国民教育的特色[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5（11）：8-11.
[2]黄松赞.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J].东南亚研究，1992（1）：40-45.
[3]蔡德贵.孔子VS基督[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27.
[4]（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116.
[5]袁贵仁.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N].光明日报，2011-10-31.
责任编辑/李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