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非典型性演员黄觉形容自己的职业生活如同“下矿”。“演员的生活就是这样。你每天就是不停地在江湖里浮沉，坐在车里，运来运去，一条黑路，像漫长的隧道，靠在那儿，真跟从矿里出来是一样的。”
在“矿里”走过了十几年后，43岁的黄觉褪去了带刺的一面。他身上的刺，跟着他在歌厅、酒吧和片场里的荒唐青春一起烟消云散。在经历过一个演员“不温不火”的职业生涯和婚后的七年之痒后，黄觉终于成了一个游离在演艺圈边缘的中年人，保守，尽责，谨慎，宽裕，懒散。
“那一刻我拿到了”
距离《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新晋导演毕赣的倾情之作经历了从爆红到“口碑崩坏”的过程。
当初被毕赣选中，黄觉似乎短暂地拥有了“一飞冲天”的机会。在《路边野餐》拿到台湾最佳新人导演和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之后，毕赣的第二部电影统共吸纳了近5000万的投资，主角加入了专业演员。“汤唯都能请到，他可以请到他想要的人。”最终，毕赣选了夹在主流和边缘之间的黄觉。
毕赣说，选择黄觉是因为看了他拍的一个金融产品广告。在这个广告里，黄觉表现出自我调侃的“认怂”。“我是个loser吗？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演员，没得过奖，也不红，出门不用戴墨镜。有人请我做代言，我的第一反应是，找我？别再把客户给耽误了。我今年40岁，有一个老婆，俩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还有一条狗。我当然焦虑……一个平凡的演员，撑着一个还算合格的男人，和一个挺安全的家庭，我觉得我还行。”这种粗糙、生动的感觉，透露出一种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无奈，正是毕赣所需要的。
《地球最后的夜晚》拍了九个月。黄觉将拍这部电影比喻为，给自己“度过中年危机的一个礼物”。毕赣找黄觉的时候说，片酬很少，报出了一个让他吃惊的价格。黄觉就用一个商人的思维想：我损失这个钱，能做什么事情呢？可能可以买辆不错的跑车。如果别人把送自己的跑车作为礼物，那跟感兴趣的导演合作，也可以看成给自己中年危机送的一个礼物。
两年前黄觉看过《路边野餐》后，想找毕赣打听关于“荡麦”（毕赣电影里虚拟的地名）的消息。黄觉热爱摄影，想去荡麦拍照。结果毕赣告诉他，“荡麦”是他虚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的乌托邦。参与毕赣的电影拍摄，是另一种方式的寻找“荡麦”。为此，黄觉瘦了20斤，练起凯里方言，尽管拍摄过程中几度被虐得够呛，也终于在看到成片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的确真的去到了“荡麦”。
最终，《地球最后的夜晚》没有让黄觉“火一把”。“我不太介意它的票房，也不介意大家对它的评价。我在乎的是长镜头拍完的那一刻，这个东西可能我此后的人生都不会有了，但是那一刻我拿到了，也不再遗憾了。”
“到这也行，到那也行”
黄觉身材高大，从体型上区别于大多数南方人。
曾经，黄觉骑摩托车去北京郊外，停下来抽根烟，遇到了另外骑着机车的两人。他们被黄觉奇怪的装备吸引了，因为他骑着一辆哈雷，却没有戴头盔，还穿着拖鞋。两人停下来对黄觉说这样太危险了，但黄觉说：“我们广西人骑车都是这样子。”
黄觉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舞蹈系，又在广西歌舞团跳了几年舞。舞蹈，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生命的重要元素。当演员以后虽然完全不跳了，但他觉得，舞蹈给了他一种“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比如审美、协调、节奏感，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生命，让他不知不觉有了一种“分寸感”。“舞蹈和音乐连在一块。音乐永远是有节奏、轻重、缓急这些东西。世界也好事物也罢，或许是掺杂有这些东西，也按这种类似的方式运行。因此可以说，舞蹈给了我一些类似于本能的东西。”黄觉说。
1993年，19岁的黄觉辞去广西文工团的工作，为了摇滚梦只身“北漂”。二十多岁的他走过T台、跳过舞，和窦唯、老狼玩儿摇滚，还痴迷于电子音乐。爱情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刘仪伟就曾打趣：“黄觉一周可以换六个女朋友，而且全是外国人。”
那一年，34岁的黄觉早已花名在外，多情放浪、玩世不恭，没有人可以让他收心。对婚姻，更是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靠法律约束的关系挺操蛋的。”然而命运总是自有安排，浪子生命里总会出现一个能让你“束手就擒”的姑娘。2009年，黄觉在遇上麦子的两个月后领了证。
现在，黄觉44岁，城市中产，儿女双全，儿子叫小核桃，女儿叫小枣儿。去年3月底的时候，他趁着《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未开机，带全家人去了一趟西班牙。在塞维利亚的大教堂里，一家人去许愿。儿子许愿说，希望所有人都快乐。女儿许愿说，希望有人给我买项链。
在塞维利亚的街头，黄觉生出感慨：“我觉得所有人可能都像我一样，到了这个年龄了，把日子过得安稳一点，住得舒服一点，有个稳定的工作，不會太窘迫，然后有点尊严。一辈子老血脉贲张也不太对。我觉得挺满足的。我的灵魂是你带我去哪我就去哪，到这也行，到那也行。”
“把自我保存的挺完整的”
黄觉的微博简介写着“摄影艺术家、舞蹈艺术家、画家、春秋大梦董事长、音乐人”，唯独，没有演员。
他曾解释，微博简介的称呼都带着一丝自嘲和调侃，而他没有经过表演的系统训练，也并不觉得有天赋，但演戏这事对自己挺重要，所以就想把“演员”保留住，没把它变成一个调侃。“我不应该拿演员这个职业开玩笑，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自卑。”
但对表演本身，黄觉是有执念的。“演员这个词对我来说，相比比较神圣一点。因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从一个完全没有面对过镜头的人，变成一个演员。”28岁时，黄觉从广告模特转型影视表演，最初当演员只是为了赚3万块钱买电脑。由于兴趣爱好太多，以至于显得做演员有一搭没一搭，直到现在，他也做不到为了增加曝光率去参加真人秀或者参演热门大IP。
熟络的人脉、自如的社交能力，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浮标，黄觉却对这些感到尴尬，他基本不参加饭局，即便在饭局，也总是第一个拿起筷子吃东西的人，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自己都不好意思，就找那几个曾经有过接触的话题去问，最近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总说一些很无趣的话。”
他很清楚性格限制着自己，不会主动创造工作机会，他也改变不了。黄觉承认，这种性格导致自己不可能是一个大红大紫的演员。不过，他很享受这种状态。“这样不会折损太多，把自我保存得还挺完整的。”正是如此，黄觉才找到了跟“演员”这个职业最恰当的相处方式。
和大部分演员相比，黄觉没有一根筋要出头的执着和对表演生涯的洁癖，他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在处女作《恋爱中的宝贝》中，他拥有着青涩、29岁的灵魂;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他是眉宇英挺、神采斐然的年轻军官;在《金战》《隐形将军》，直至11年后的《师父》中，他的角色拥有相同的气质——“与世无争”。
游弋在演员的世界的黄觉，把自己的范围拉得很宽，他可以是守门的保安，餐馆里的跑堂小哥，自然也可以是《地球最后的夜晚》里不停在寻找失踪情人的罗纮武。他自己也说，“如果我不演戏的话，就不可能去到一个很奇妙的，曲径通幽的世界。”
但别人看到的黄觉，始终是那个躲在社交媒体后面，调侃、嬉闹、玩世不恭、不屑一顾的“文艺中年男”。除了演戏，他还摄影、画画、收藏。他由此获得了一种应付生活的“局外人”姿态，既体面，又疏离，一面生活，一面旁观自己的生活。
在“矿里”走过了十几年后，43岁的黄觉褪去了带刺的一面。他身上的刺，跟着他在歌厅、酒吧和片场里的荒唐青春一起烟消云散。在经历过一个演员“不温不火”的职业生涯和婚后的七年之痒后，黄觉终于成了一个游离在演艺圈边缘的中年人，保守，尽责，谨慎，宽裕，懒散。
“那一刻我拿到了”
距离《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新晋导演毕赣的倾情之作经历了从爆红到“口碑崩坏”的过程。
当初被毕赣选中，黄觉似乎短暂地拥有了“一飞冲天”的机会。在《路边野餐》拿到台湾最佳新人导演和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之后，毕赣的第二部电影统共吸纳了近5000万的投资，主角加入了专业演员。“汤唯都能请到，他可以请到他想要的人。”最终，毕赣选了夹在主流和边缘之间的黄觉。
毕赣说，选择黄觉是因为看了他拍的一个金融产品广告。在这个广告里，黄觉表现出自我调侃的“认怂”。“我是个loser吗？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演员，没得过奖，也不红，出门不用戴墨镜。有人请我做代言，我的第一反应是，找我？别再把客户给耽误了。我今年40岁，有一个老婆，俩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还有一条狗。我当然焦虑……一个平凡的演员，撑着一个还算合格的男人，和一个挺安全的家庭，我觉得我还行。”这种粗糙、生动的感觉，透露出一种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无奈，正是毕赣所需要的。
《地球最后的夜晚》拍了九个月。黄觉将拍这部电影比喻为，给自己“度过中年危机的一个礼物”。毕赣找黄觉的时候说，片酬很少，报出了一个让他吃惊的价格。黄觉就用一个商人的思维想：我损失这个钱，能做什么事情呢？可能可以买辆不错的跑车。如果别人把送自己的跑车作为礼物，那跟感兴趣的导演合作，也可以看成给自己中年危机送的一个礼物。
两年前黄觉看过《路边野餐》后，想找毕赣打听关于“荡麦”（毕赣电影里虚拟的地名）的消息。黄觉热爱摄影，想去荡麦拍照。结果毕赣告诉他，“荡麦”是他虚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的乌托邦。参与毕赣的电影拍摄，是另一种方式的寻找“荡麦”。为此，黄觉瘦了20斤，练起凯里方言，尽管拍摄过程中几度被虐得够呛，也终于在看到成片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的确真的去到了“荡麦”。
最终，《地球最后的夜晚》没有让黄觉“火一把”。“我不太介意它的票房，也不介意大家对它的评价。我在乎的是长镜头拍完的那一刻，这个东西可能我此后的人生都不会有了，但是那一刻我拿到了，也不再遗憾了。”
“到这也行，到那也行”
黄觉身材高大，从体型上区别于大多数南方人。
曾经，黄觉骑摩托车去北京郊外，停下来抽根烟，遇到了另外骑着机车的两人。他们被黄觉奇怪的装备吸引了，因为他骑着一辆哈雷，却没有戴头盔，还穿着拖鞋。两人停下来对黄觉说这样太危险了，但黄觉说：“我们广西人骑车都是这样子。”
黄觉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舞蹈系，又在广西歌舞团跳了几年舞。舞蹈，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生命的重要元素。当演员以后虽然完全不跳了，但他觉得，舞蹈给了他一种“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比如审美、协调、节奏感，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生命，让他不知不觉有了一种“分寸感”。“舞蹈和音乐连在一块。音乐永远是有节奏、轻重、缓急这些东西。世界也好事物也罢，或许是掺杂有这些东西，也按这种类似的方式运行。因此可以说，舞蹈给了我一些类似于本能的东西。”黄觉说。
1993年，19岁的黄觉辞去广西文工团的工作，为了摇滚梦只身“北漂”。二十多岁的他走过T台、跳过舞，和窦唯、老狼玩儿摇滚，还痴迷于电子音乐。爱情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刘仪伟就曾打趣：“黄觉一周可以换六个女朋友，而且全是外国人。”
那一年，34岁的黄觉早已花名在外，多情放浪、玩世不恭，没有人可以让他收心。对婚姻，更是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靠法律约束的关系挺操蛋的。”然而命运总是自有安排，浪子生命里总会出现一个能让你“束手就擒”的姑娘。2009年，黄觉在遇上麦子的两个月后领了证。
现在，黄觉44岁，城市中产，儿女双全，儿子叫小核桃，女儿叫小枣儿。去年3月底的时候，他趁着《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未开机，带全家人去了一趟西班牙。在塞维利亚的大教堂里，一家人去许愿。儿子许愿说，希望所有人都快乐。女儿许愿说，希望有人给我买项链。
在塞维利亚的街头，黄觉生出感慨：“我觉得所有人可能都像我一样，到了这个年龄了，把日子过得安稳一点，住得舒服一点，有个稳定的工作，不會太窘迫，然后有点尊严。一辈子老血脉贲张也不太对。我觉得挺满足的。我的灵魂是你带我去哪我就去哪，到这也行，到那也行。”
“把自我保存的挺完整的”
黄觉的微博简介写着“摄影艺术家、舞蹈艺术家、画家、春秋大梦董事长、音乐人”，唯独，没有演员。
他曾解释，微博简介的称呼都带着一丝自嘲和调侃，而他没有经过表演的系统训练，也并不觉得有天赋，但演戏这事对自己挺重要，所以就想把“演员”保留住，没把它变成一个调侃。“我不应该拿演员这个职业开玩笑，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自卑。”
但对表演本身，黄觉是有执念的。“演员这个词对我来说，相比比较神圣一点。因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从一个完全没有面对过镜头的人，变成一个演员。”28岁时，黄觉从广告模特转型影视表演，最初当演员只是为了赚3万块钱买电脑。由于兴趣爱好太多，以至于显得做演员有一搭没一搭，直到现在，他也做不到为了增加曝光率去参加真人秀或者参演热门大IP。
熟络的人脉、自如的社交能力，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浮标，黄觉却对这些感到尴尬，他基本不参加饭局，即便在饭局，也总是第一个拿起筷子吃东西的人，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自己都不好意思，就找那几个曾经有过接触的话题去问，最近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总说一些很无趣的话。”
他很清楚性格限制着自己，不会主动创造工作机会，他也改变不了。黄觉承认，这种性格导致自己不可能是一个大红大紫的演员。不过，他很享受这种状态。“这样不会折损太多，把自我保存得还挺完整的。”正是如此，黄觉才找到了跟“演员”这个职业最恰当的相处方式。
和大部分演员相比，黄觉没有一根筋要出头的执着和对表演生涯的洁癖，他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在处女作《恋爱中的宝贝》中，他拥有着青涩、29岁的灵魂;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他是眉宇英挺、神采斐然的年轻军官;在《金战》《隐形将军》，直至11年后的《师父》中，他的角色拥有相同的气质——“与世无争”。
游弋在演员的世界的黄觉，把自己的范围拉得很宽，他可以是守门的保安，餐馆里的跑堂小哥，自然也可以是《地球最后的夜晚》里不停在寻找失踪情人的罗纮武。他自己也说，“如果我不演戏的话，就不可能去到一个很奇妙的，曲径通幽的世界。”
但别人看到的黄觉，始终是那个躲在社交媒体后面，调侃、嬉闹、玩世不恭、不屑一顾的“文艺中年男”。除了演戏，他还摄影、画画、收藏。他由此获得了一种应付生活的“局外人”姿态，既体面，又疏离，一面生活，一面旁观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