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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八）修正案中的“醉驾入刑”，多数老百姓对此赞成，但其是否真如公众想象的那样好，所采取的价值倾向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刑法谦抑性原理，是否开启了风险刑法新时代，是否引领着传统刑法向预防主义的变革，都是刑法研究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醉驾；预防主义；风险刑法
一、“醉驾入刑”的主要依据和实践效果
刑（八）增设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意味着“醉驾”正式入刑，之所以将“醉驾”纳入刑法主要考虑了社会、管理、文化等因素以及对国外先进法律的借鉴。在社会因素方面，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频繁，酒后、醉酒驾车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日益增多；在管理因素方面，对醉酒驾驶的行政处罚力度不够，管理不科学，“醉驾”日趋泛滥；在文化因素方面，中国人情社会和酒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喝酒作为一种民族习惯深入社会交往生活之中，为醉驾行为的猖狂提供了源头。日、德的醉驾立法和执行情况也给我国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醉驾入刑后，从2011年5月1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4万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北京、上海等地查处的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分别在50%、70%以上。[1]“醉驾入刑”在这个意义上为我国交通治安的稳定秩序作出了贡献。
二、从刑法哲学角度分析“醉驾入刑”
本文借鉴陈兴良教授对刑法哲学的分析方式，即犯罪本体论、刑罚本体论、罪刑关系论的结构对第133条中的醉酒驾驶行为及其罪刑关系进行分析。
（一）立法者对“醉驾”所设立的犯罪行为模型概述
因醉酒驾驶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其社会危害性毋庸置疑。其人身危险性，使该罪的初犯和再犯都存在可能。醉酒驾驶主观方面通常为故意，是以作为方式实施的抽象危险犯。醉酒驾驶通常属于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却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醉酒后，驾驶者的驾驶能力以及注意控制能力都受到削弱甚至丧失，此时去驾驶车辆，是放任危险结果发生的故意行为。责任主义理论和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共同解决了醉酒驾驶者不同情形下的刑事责任问题。鉴于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心态不同，可将醉酒驾驶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分为两种：一是醉酒后刑事责任能力没有降低并且犯罪时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和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可根据责任主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二是醉酒后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可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实施结果行为时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其实施原因行为时则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2]
“醉驾入刑”是抽象危险犯扩张的表现，虽然对抽象危险犯设立处罚，可以减轻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时的证明负担，但本文认为，在传统刑法改革条件尚且不够成熟的前提下，如此扩张抽象危险犯在理论和实践上会带来许多问题。
（二）本文对醉后驾车行为的刑罚评析
立法者对“醉驾”刑罚坚持了一般预防理论。一般预防的实现与刑罚必然、及时、公开、适当有着必然联系。实现刑法预防功能的前提要求是刑罚的及时性、公开性和适当性等基本原则。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是否真的遵守了这些原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对“醉驾”处拘役，实践中多处缓刑，使得刑罚必要性不充分。我国违法二元处罚体制下，拘役与行政处罚相结合，而拘役作为一种短期自由刑，关于其利弊的争论颇多。刑（八）冒然增设理论上减少更为科学的拘役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罚的科学性。同时，拘役本身就与行政处罚程度不相上下，如果入刑仅仅是为了满足理论意义上的刑法变革，不考虑实践适宜程度和基本国情，如此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惨痛。
现有对“醉驾”行为的行政处罚和交通肇事罪相互照应，完全可以达到处罚“醉驾”行为的目的。交通肇事罪成为危险驾驶罪的一种结果加重犯，实际上成为了延伸意义上的法条竞合关系。由此可见，对于造成严重后果、扰乱交通秩序的醉驾行为，有交通肇事罪进行规制，对于较轻微的，也有行政处罚进行处理，两者相互规制，“醉驾”行为，是没有必要将其写入刑法的。
（三）关于“醉驾”行为罪刑关系法定化和现实化分析
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醉驾”并不是一律入刑的，这使立法与司法出现不对称，不符合罪行均衡原则。从刑法哲学来分析醉驾入刑，实际上是一种立法理念的体现；而第13条但书的存在使得醉驾不一定入刑，则说明了司法的实然状态，与立法之间存有差别。立法与司法不一致，那么“醉驾入刑”的意义则成为了空谈。
作为风险刑法表现，立法指导思想过于超前，罪刑不够协调。“醉驾入刑”是抽象危险犯扩张和风险刑法倾向的表现，是我国传统刑法的一次变革，但目前有超前于我国法律现状的趋势。且危险驾驶、醉酒驾驶也不符合“风险社会”概念的基本特征。
“醉驾入刑”违反刑法谦抑性特点，是重刑主义思想回潮的表现。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只在其他法律规范无法实现其价值时才适用刑法，醉驾入刑意味着单靠行政处罚已经达不到交通管理规范的需要，这与事实并不相符；规范社会不应过多或盲目利用刑法的威慑力，如果完善现有的行政处罚措施能达到同样的实践效果，且不会造成刑法理论上的冲突，就不应当轻易地将醉驾入刑。
在醉驾行为罪刑关系的现实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选择性行刑。在交通管理过程中，交警对“醉驾”的判断也仅仅是根据其外在的驾驶状况而发觉。决定其是否入刑的交警自身有很大的操作性。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束缚且严格执法，“醉驾”入刑也失去了其应有之义。
三、“醉驾入刑”对未来立法的理论指导意义
刑法谦抑性要求刑罚以报应主义为主，必须在司法成本最小化前提下，保证刑法公平、谦抑、人道。这些都与刑法正当性原则、最小侵害原则和比例原则分不开。违法处罚的双重体制要求完善刑事法与行政法的链接。我国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二元化作为我国独特的违法处罚体制，必须实现好两者的过渡和链接空。醉驾入刑为两者的重合提供了机会，在以后立法中应注意把握和运用好两者的关系。
同时，应当学会通过刑法解释完善法条的不足，避免轻易修改刑法。合理的立法才能保证司法的精细化，应坚持相对的法定主义，排斥刑法的绝对化和简单化。刑法真善美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传统刑法的改革也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3]事物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目前的醉驾入刑对传统刑法的价值取向是一次挑战，刑法改革肯定是必然的结果，醉驾入刑也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立法者将其写入刑法肯定是进行了利弊权衡后最后的决定，即便醉驾入刑开启了刑法改革的新篇章，我们也仍然必须认识到传统刑法的改革应当在循序渐进中进行，不能一蹴而就，且必须与中国的社会国情相一致。
参考文献：
[1]参见：新华社.检察日报.法治评论.2012-5-9，第005版.
[2]参见：赵秉志.“醉驾入刑”专家谈[M].北京：法制出版社，2011.
[3]参见：马荣春.论刑法的真善美[J].
关键词：醉驾；预防主义；风险刑法
一、“醉驾入刑”的主要依据和实践效果
刑（八）增设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意味着“醉驾”正式入刑，之所以将“醉驾”纳入刑法主要考虑了社会、管理、文化等因素以及对国外先进法律的借鉴。在社会因素方面，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频繁，酒后、醉酒驾车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日益增多；在管理因素方面，对醉酒驾驶的行政处罚力度不够，管理不科学，“醉驾”日趋泛滥；在文化因素方面，中国人情社会和酒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喝酒作为一种民族习惯深入社会交往生活之中，为醉驾行为的猖狂提供了源头。日、德的醉驾立法和执行情况也给我国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醉驾入刑后，从2011年5月1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4万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北京、上海等地查处的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分别在50%、70%以上。[1]“醉驾入刑”在这个意义上为我国交通治安的稳定秩序作出了贡献。
二、从刑法哲学角度分析“醉驾入刑”
本文借鉴陈兴良教授对刑法哲学的分析方式，即犯罪本体论、刑罚本体论、罪刑关系论的结构对第133条中的醉酒驾驶行为及其罪刑关系进行分析。
（一）立法者对“醉驾”所设立的犯罪行为模型概述
因醉酒驾驶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其社会危害性毋庸置疑。其人身危险性，使该罪的初犯和再犯都存在可能。醉酒驾驶主观方面通常为故意，是以作为方式实施的抽象危险犯。醉酒驾驶通常属于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却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醉酒后，驾驶者的驾驶能力以及注意控制能力都受到削弱甚至丧失，此时去驾驶车辆，是放任危险结果发生的故意行为。责任主义理论和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共同解决了醉酒驾驶者不同情形下的刑事责任问题。鉴于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心态不同，可将醉酒驾驶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分为两种：一是醉酒后刑事责任能力没有降低并且犯罪时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和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可根据责任主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二是醉酒后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可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实施结果行为时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其实施原因行为时则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2]
“醉驾入刑”是抽象危险犯扩张的表现，虽然对抽象危险犯设立处罚，可以减轻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时的证明负担，但本文认为，在传统刑法改革条件尚且不够成熟的前提下，如此扩张抽象危险犯在理论和实践上会带来许多问题。
（二）本文对醉后驾车行为的刑罚评析
立法者对“醉驾”刑罚坚持了一般预防理论。一般预防的实现与刑罚必然、及时、公开、适当有着必然联系。实现刑法预防功能的前提要求是刑罚的及时性、公开性和适当性等基本原则。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是否真的遵守了这些原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对“醉驾”处拘役，实践中多处缓刑，使得刑罚必要性不充分。我国违法二元处罚体制下，拘役与行政处罚相结合，而拘役作为一种短期自由刑，关于其利弊的争论颇多。刑（八）冒然增设理论上减少更为科学的拘役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罚的科学性。同时，拘役本身就与行政处罚程度不相上下，如果入刑仅仅是为了满足理论意义上的刑法变革，不考虑实践适宜程度和基本国情，如此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惨痛。
现有对“醉驾”行为的行政处罚和交通肇事罪相互照应，完全可以达到处罚“醉驾”行为的目的。交通肇事罪成为危险驾驶罪的一种结果加重犯，实际上成为了延伸意义上的法条竞合关系。由此可见，对于造成严重后果、扰乱交通秩序的醉驾行为，有交通肇事罪进行规制，对于较轻微的，也有行政处罚进行处理，两者相互规制，“醉驾”行为，是没有必要将其写入刑法的。
（三）关于“醉驾”行为罪刑关系法定化和现实化分析
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醉驾”并不是一律入刑的，这使立法与司法出现不对称，不符合罪行均衡原则。从刑法哲学来分析醉驾入刑，实际上是一种立法理念的体现；而第13条但书的存在使得醉驾不一定入刑，则说明了司法的实然状态，与立法之间存有差别。立法与司法不一致，那么“醉驾入刑”的意义则成为了空谈。
作为风险刑法表现，立法指导思想过于超前，罪刑不够协调。“醉驾入刑”是抽象危险犯扩张和风险刑法倾向的表现，是我国传统刑法的一次变革，但目前有超前于我国法律现状的趋势。且危险驾驶、醉酒驾驶也不符合“风险社会”概念的基本特征。
“醉驾入刑”违反刑法谦抑性特点，是重刑主义思想回潮的表现。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只在其他法律规范无法实现其价值时才适用刑法，醉驾入刑意味着单靠行政处罚已经达不到交通管理规范的需要，这与事实并不相符；规范社会不应过多或盲目利用刑法的威慑力，如果完善现有的行政处罚措施能达到同样的实践效果，且不会造成刑法理论上的冲突，就不应当轻易地将醉驾入刑。
在醉驾行为罪刑关系的现实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选择性行刑。在交通管理过程中，交警对“醉驾”的判断也仅仅是根据其外在的驾驶状况而发觉。决定其是否入刑的交警自身有很大的操作性。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束缚且严格执法，“醉驾”入刑也失去了其应有之义。
三、“醉驾入刑”对未来立法的理论指导意义
刑法谦抑性要求刑罚以报应主义为主，必须在司法成本最小化前提下，保证刑法公平、谦抑、人道。这些都与刑法正当性原则、最小侵害原则和比例原则分不开。违法处罚的双重体制要求完善刑事法与行政法的链接。我国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二元化作为我国独特的违法处罚体制，必须实现好两者的过渡和链接空。醉驾入刑为两者的重合提供了机会，在以后立法中应注意把握和运用好两者的关系。
同时，应当学会通过刑法解释完善法条的不足，避免轻易修改刑法。合理的立法才能保证司法的精细化，应坚持相对的法定主义，排斥刑法的绝对化和简单化。刑法真善美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传统刑法的改革也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3]事物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目前的醉驾入刑对传统刑法的价值取向是一次挑战，刑法改革肯定是必然的结果，醉驾入刑也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立法者将其写入刑法肯定是进行了利弊权衡后最后的决定，即便醉驾入刑开启了刑法改革的新篇章，我们也仍然必须认识到传统刑法的改革应当在循序渐进中进行，不能一蹴而就，且必须与中国的社会国情相一致。
参考文献：
[1]参见：新华社.检察日报.法治评论.2012-5-9，第005版.
[2]参见：赵秉志.“醉驾入刑”专家谈[M].北京：法制出版社，2011.
[3]参见：马荣春.论刑法的真善美[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