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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为反抗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屠杀政策，20万省港工人奋起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组织成立了以苏兆征为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斗争的司令部。在苏兆征、邓中夏等人的坚强领导下，罢工工人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香港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使一向被誉为“英国女皇王冠上一颗灿烂明珠”的香港，变成了“死港”、“饿港”和“臭港”。省港罢工的战斗历程，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省港罢工过程中，苏兆征坚苦卓绝、重负千钧，指挥若定，百折不挠，对反帝斗争作出巨大贡献，赢得了广大罢工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敬佩和拥戴。特别是在领导罢工过程中，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无比憎恨，而对广大工人阶级兄弟却充满着热爱；尤其是对广大罢工工人和战友们满怀深厚感情和崇高情谊，更是感人至深。
罢工期间，在所处局势十分严酷复杂的情况下，作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在与邓中夏、李森等人一起，带领全体罢工工人坚持反帝罢工斗争过程中，时刻关心着罢工工人的切身利益。他本人是贫苦海员出身，与广大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深厚的感情。他深深懂得，只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发扬他们当家作主的精神，才有可能把这场反帝罢工斗争坚持到底。而要保证广大罢工工人能够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就必须要充分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同时又要十分重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切实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及时妥善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同仇敌忾地坚持反帝罢工斗争。苏兆征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真心实意地身体力行的。
罢工爆发以后，香港各行业罢工工人陆续离开香港回到广州。经常聚集在广州地区的罢工工人就有七八万人。如何妥善地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使他们情绪安定，斗志昂扬地参加反帝斗争，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繁复的工作。苏兆征十分重视这一问题，除委托干事局长李森全面负责外，对一些重大问题也经常亲自过问和主持解决。他时时嘱咐有关工作人员说：“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安排好工友们的生活问题。只有工友们生活上无后顾之忧，情绪饱满，也就能够斗志旺盛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要是这些事情办不好，反过来就会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使罢工斗争招致不必要的损失。”①
苏兆征十分重视罢工工人日常的伙食问题，经常深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就及时与有关人员商量解决办法。在苏兆征、李森等关心下，干事局制订了各区饭堂“用膳条例”，对如何办好伙食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保证饭堂秩序。经过不断努力改进，伙食越办越好；除罢工工人本身外，其家属的食宿问题也由罢工委员会负责妥善安排。这样，罢工工人对伙食方面十分满意，后顾无忧，一心一意地坚持反英罢工斗争。
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从罢工一开始，就预料到这场罢工将会是一次旷日持久的斗争，因此认为对各项工作都必须作长期打算。还在天气相当炎热的时候，苏兆征便及时与李森等商量，认为要及早为罢工工人准备好御寒用的衣服被盖等物，以保证罢工工人能吃饱穿暖，安心参加反帝斗争。在1925年9月22日召开的罢工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上，苏兆征就如何筹划御寒被服问题作出报告，请委员们研究解决办法；在翌日召开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他再就此问题作出报告。大会听了他的报告后，对罢委会的安排一致表示满意。
与此同时，苏兆征亲自与有关慈善机关等方面联系，筹措缝制御寒衣物款项。经过苏兆征等人的宣传发动，不少机构和企业热情响应捐献。至10月中旬，罢委会筹到一笔捐款后，就及时“议决购制棉被二万张，每张重四斤，长五尺二寸，阔三尺四寸，开投底银价每张一元八角，以低价者承领制造。”②罢委会庶务部还同时购回大批布料、棉花等物，雇请广州车衣行业以及发动罢工工人家属参加缝制工作。第一批棉衣、棉被缝制好后，苏兆征指示有关工作人员及时做好发放工作。“各工友须在寄宿舍住宿者方得领取，由庶务、招待二部负责分发。”③
由于居留广州的罢工工人人数较多，第一批购制的棉衣棉被远不能满足需要。罢委会也就继续为筹措御寒被服款项而奔波。在苏兆征等不惮疲劳努力奔跑下，继续缝制了棉衣4万件，棉被2万条，土布松花褥子1万床，等等。罢工工人及时领到了御寒衣物，感到十分温暖，激动地称呼这些棉衣为“万岁衣”，并深深感谢罢工工人的好当家人苏兆征。
对于如何安排好罢工工人的住宿问题，苏兆征同样十分操心。罢工酝酿期间，经李森、林伟民等努力，并得到了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等人的大力支持，征用了一批赌馆、祠堂、空屋等作为罢工工人宿舍之用。罢工爆发后，罢工工人相继返回广州，分别安排在各处住宿。为便于罢工工人进行集体活动，经苏兆征、李森等人研究，对罢工工人所住宿舍及时作了一些合理调整，并安排了一批罢工工人和有关人员负责对各宿舍经常进行清洁打扫和维修等工作，以保障罢工工人的安康。1926年4月间，连日狂风骤雨，一些罢工工人所住宿舍因破旧漏雨，影响罢工工人的休息与健康。苏兆征十分关心这件事情，嘱咐庶务部立即采取措施，“召匠修理，务使各工友得安住无患，庶尽维护之意”④。
罢工期间，苏兆征更是时常关心着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身体健康问题。罢工伊始，苏兆征等领导人就决定成立一间罢工工人医院，初时只设门诊部，不久再增设留医部和分院；此外还设有卫生队、救护队等，日常到各罢工工人宿舍巡回医疗，方便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就近看病和及时解决有关医疗生卫等问题。后来，医院下面又相继增设中医部、妇女留医室等机构。所有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看病，全部经费都由罢工委员会包起来。经过苏兆征等人的宣传发动，市内一些医院在反帝爱国精神感召下，也提出为罢工工人看病时减免医疗费用。广州一家妇孺医院表示“热心公益，乐行善举，允收纳工友家中之孕妇留医分娩，医药费用一概报销”。⑤罢工工人群众对苏兆征等领导人如此关怀他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感动和满意。
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不仅对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关怀备至，对于罢工工人的宣传教育和学习培训等方面，也同样十分重视。罢工期间，在苏兆征等人的关怀下，罢委会宣传教育委员会曾经开办过罢工工人宣传学校、罢工工人速成宣传学校以及劳动学院等院校，分别吸收有关青年罢工工人参加学习和培训，使之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能有机会结合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水平。1926年3月间，全港罢工委员会开办了一间速成宣传学校。邓中夏、苏兆征担任名誉正、副校长。3月22日宣传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时，苏兆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参加，并发表演讲，“勉励学员须负全港工会运动宣传责任，将来统一工会成功，宣传学校各同志应做很大之工作”⑥。
为解决青年罢工工人以及罢工工人子弟的读书和学习文化知识的困难，罢委会在广州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的支持配合下，又兴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多间，招收了 800多名罢工工人子弟进入各子弟学校读书，年龄多在七八岁至十五六岁之间。在工人子弟学校的基础上，由省港青工代表大会发起，再组织成立了一系列的劳动童子团，让孩子们除了读书识字以外，同时接受加强组织观念、劳动纪律和提高工作学习兴趣等方面的训练。当各个系统劳动童子团正式成立或组织各种活动时，苏兆征都尽量抽空前往参加，勉励孩子们要立志做人，迟日长大了要献身祖国的事业。据报载：“7月11日晚为海员劳动童子团成立典礼，到会人数约千余人。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先生在会上演说。”⑦9月29日，省港劳动童子团在广州太平戏院开成立大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苏兆征先生揭幕并演讲”⑧。一些参加过省港罢工斗争的老工人对于苏兆征如此关怀罢工工人子弟成长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苏兆征作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平日工作十分忙碌，日理万机，但仍十分关心罢工工人子弟的成长。记得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时，苏兆征还抽空亲自出席指导，并为大会揭幕和致训词，罢工工人对此十分满意和感动。”⑨
苏兆征对待罢工工人如此关怀备至，但是对待自己和家属，却是十分严格。他手中虽然掌握了很大权力，却从没有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相反自始至终保持着大公无私、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与罢工工人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罢工以后，苏兆征的妻子钟荣胜带着两个孩子跟随苏兆征从香港回到广州，一家人住在市内榨粉街的一间屋子里。他们的生活待遇与其他罢工工人完全一样，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罢工领导人同时又掌握财权而享受特殊的生活待遇。他们家里经济很不宽裕，每隔一些时候，钟荣胜便返回家乡淇澳岛，带回一些咸鱼、杂粮等农副产品，以帮补家用之不足。罢工工人群众对此十分感动，称赞苏兆征大公无私，是工人群众所最信赖的当家人。
苏兆征与邓中夏、李森、林伟民等罢工领导人在并肩战斗过程中，互相关心照顾，真诚相处，亲密无间，以心换心，表现了崇高而深厚的革命情谊，其情景感人至深。
从香港酝酿罢工时起，邓中夏与苏兆征两人便在一起并肩作战。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早年参加过长辛店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和京汉铁路大罢工等斗争；1925年前来广州参加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举行省港大罢工。邓中夏奉命前往香港，与苏兆征结合，发动香港工人起来参加反帝斗争。省港罢工爆发以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坚持罢工斗争的革命事业，两人之间更是真诚合作，互敬互重，互相之间配合得非常默契，关系十分融洽，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典范。一些工人称赞说：“邓中夏能说会写，苏兆征在工人中有威信，两人一配合，力量就更大了。在领导罢工中，邓中夏与苏兆征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们好像左右手一样，互相帮助。如果没有苏兆征在海员和香港各工会中的崇高威信，邓中夏很可能发动不起这次罢工；但如果没有邓中夏的雄才大略，苏兆征一个人也难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⑩罢工工人赞誉他们两人，“一个（指邓）是运筹帷幄的老夫子，一个（指苏）是抗强反帝的老英雄”。
苏兆征对邓中夏的丰富斗争经验和高超的领导水平非常钦佩，因此十分尊重他，经常主动向他请教。邓中夏亦十分尊重苏兆征，有关罢工斗争的事情，都注意主动与苏兆征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便同心合力地互相配合施行。有些该由苏兆征委员长出头的，邓中夏也十分尊重他的职权，绝不包办代替。
罢工初期，邓中夏尚未结婚，还是一名单身汉。苏兆征在生活上经常注意照顾他。苏兆征的妻子钟荣胜经常主动帮他料理一些生活琐事，如清洗被褥、缝补衣服等。她从家乡淇澳带回一些食物时，总不忘记请邓中夏前来共享。当时苏兆征与邓中夏一同住在榨粉街的一座楼房，邓住楼上，苏一家住楼下。大家都是忙人，当两位领导人在罢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无论深夜甚至凌晨时刻，都喜欢两人一起从罢工委员会步行回家，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事情交换意见。两人谈得十分融洽，直至回到家里时才结束。
邓中夏的夫人夏明后来回忆邓、苏两人之间的亲密友谊说：“邓、苏二人，互相鼓励和帮助，互相关心和照顾，既是战友，又是兄弟。苏兆征曾对我说：‘中夏真是把自己的心换了我的心了！’”苏兆征有时因工作忙碌，以致几天都没能回家。遇到这种情况时，邓中夏一个人回家后，总是先到苏兆征的家，向他的妻子钟荣胜问候，告诉她关于苏兆征的情况，请她不用惦念；同时询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解决。邓中夏有时还特意买些玩具回来给苏兆征的孩子玩。大家相处得真如一家人。
苏兆征与李森之间的革命情谊亦十分深厚。李森早年就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早在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期间，李森曾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前来广州慰问罢工工人时，苏兆征与李森两人便已认识，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25年李森前来广州参加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省港罢工举行后，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罢工委员会，担任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等重要职务。李森是湖南人，初到广州时，语言不通，工作有些不便。苏兆征在工作过程中对他十分尊重与信任，注意主动与他商量和配合。向外联系工作时，苏兆征主动伴同他一道前往，介绍有关方面的人物与李森认识，互相配合得十分默契。
李森当时也是一位单身汉，省港罢工初期尚未结婚。苏兆征和钟荣胜夫妇在生活上亦经常注意帮助和照顾他，经常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尝一点家乡风味菜。李森对苏兆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不顾身、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也有深刻的了解，并从内心尊敬他。在罢工斗争过程中，正是由于他们两人互相配合得十分默契，所以把罢工委员会的事情处理得很好，井井有条，充满生机。罢工工人亲切地称颂他们两人在东园政府中，一位是“主席”，一位是“总理”。
苏兆征与林伟民之间的革命情谊更为深厚。他们两人是香山同乡，出身都很贫苦，很早就到外国轮船当海员，生活遭遇与经历基本相同。早年共同参加了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斗争，被誉为“辛亥革命的活动分子”。在组织香港海员工会至发动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岁月中，两人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紧密配合，带领海员坚持斗争，终于迫使香港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海员工人面前低头认输。1924年林伟民在莫斯科加入中共旅莫支部后，便曾立即向党组织介绍苏兆征一贯来的积极表现，推荐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省港罢工过程中，两人更是同心协力，分工合作。苏兆征在香港发动工人群众，林伟民则留在广州，与李森等筹建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罢工爆发后成立罢工委员会时，时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林伟民，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并主持召开了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李森为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罢工期间，苏兆征和林伟民等领导人互相信赖，密切配合，不懈努力，对省港罢工的顺利举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省港罢工举行不久，林伟民腿部不幸患了骨结核，长期在医院就医。苏兆征更是处处关心他，对罢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都主动到医院与他商量研究，听取他的意见。林伟民在生活上的困难，苏兆征时常注意帮助解决。1922年林伟民的妻子病逝后，遗下一个孩子长期跟随在林伟民身边。林伟民患病住院后，苏兆征夫妇时常帮他料理家务，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使林伟民解除了后顾之忧，安心在医院治病。他们之间这种深厚诚挚的革命情谊，亦为罢工工人所广泛传颂。
当年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曾回忆苏兆征、林伟民两人的情况及互相间的亲密友谊说：“苏兆征与林伟民都是香山人，都是最诚实可靠的人，都是身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老海员。他们追求的不仅是为了改良生活，而是坚信孙中山所指出的民族革命道路”；“兆征和伟民两同志以二人之力在党的领导下把我国第一个大工会即香港海员工会带到赤色工会方面来，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有力支柱，并不顾帝国主义的迫害而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又以海员工会为先锋带动香港工人起来罢工抗议‘五卅’惨案，举行了省港大罢工。这是苏兆征和林伟民两同志对党、对革命不朽的功绩，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苏兆征与廖仲恺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战友，长年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和建立民国的活动。孙中山病逝后，依然坚定地贯彻执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要贡献，是国民党左派领袖。苏兆征早年当海员时，对于廖仲恺一直忠实地跟随孙中山，坚定地参加反清革命事业的英勇表现及事迹已有所闻，因而对廖仲恺十分敬仰。在省港罢工过程中，廖仲恺十分同情与支持省港大罢工。当苏兆征、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经常因罢工斗争的事情与廖仲恺接触，并请求给予援助时，廖仲恺总是十分热情并态度鲜明地从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予巨大的支持与援助。另一方面，当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内部存在复杂尖锐斗争时，苏兆征等人亦旗帜鲜明地发动广大罢工工人做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强后盾，配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以及各种反动势力。在频繁的接触中，苏兆征与廖仲恺之间的革命情谊亦不断加深。正如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后来所回忆的：“很多工人农民运动的领袖，如彭湃、苏兆征、邓中夏等人，常常到我们家里开会，洽谈事务”，“仲恺始终与他们真诚合作”；“仲恺极力支持和协助这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不幸为国民党右派势力所杀害。噩耗传来，苏兆征与其他罢工领导人感到十分悲痛。连日来，苏兆征亲自率领罢工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罢工工人参加了悼念廖仲恺的一系列活动，“藉表哀思”。8月23日，在苏兆征主持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特为廖仲恺之死发表宣言，表示：“廖先生为国民党之柱石，为真诚国民革命分子，生平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工农利益，不遗余力。此次对省港罢工赞助尤多，不幸竟遭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之毒手，非独本会与我工人阶级失一良朋，亦中国民族革命前途一大不幸之事也！”“廖先生虽永别吾人而去，但其反帝国主义精神，已永留于吾工人阶级之脑际，此后誓秉先生遗训，继续罢工到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革命派，以完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1926年8月20日，廖仲恺逝世一周年。在苏兆征率领下，省港罢工工人参加了广州地区举行的纪念活动。苏兆征还以个人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题为《纪念廖仲恺先生》的文章。文章说：“廖仲恺先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是国民党底柱石，是真正孙文主义的信徒”；“去年八月廿日中央党部之血，点点滴滴无非为民众而流。但帝国主义所能摧毁的只是廖先生的肉体，至于廖先生的遗教已交给于一般被压迫民众，继续廖先生之志而奋斗。不见省港罢工吗？自廖先生去世后今已一年，仍继续奋斗，不达胜利不止。帝国主义反革命派之暗杀，适足以暴露其卑污与愚蠢罢了！”
苏兆征与宋庆龄之间的情谊，也是十分感人的。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和亲密助手。早在1915年前后，宋庆龄随孙中山来往于香港、上海、日本等地之间，从事革命活动。经孙中山介绍，苏兆征得以认识宋庆龄。1924年11月13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永丰”舰，从广州到香港，转乘日轮“春洋丸”号赴上海，再转赴北京解决国事问题。鉴于香港海员曾大力支持辛亥革命反清斗争事业，孙中山在香港逗留期间，曾专门接见了香港海员工会诸干事。当天，苏兆征等工会干事乘坐小轮船登上日“春洋丸”号。孙中山与宋庆龄在船上接见了苏兆征等人，与他们一一握手，同时说了一番嘉勉之词，后来还与他们照相留念。苏兆征等人向孙中山、宋庆龄“表示欢送之诚意”。苏兆征等告辞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特意“企立船旁，摇巾作别”。苏兆征对此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宋庆龄公开表示对于省港罢工的同情与支持，发表文章称赞此次罢工斗争正是“志（孙中山）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她还大力发动国内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为省港罢工捐款共达10余万元之多。苏兆征对宋庆龄怀着无限敬仰和感激之情。1926年1月，宋庆龄从上海前来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期间，1月25日，苏兆征率罢委会委员们专程前往宋庆龄寓所，向她表示慰问，衷心感谢她对于这次反帝罢工斗争的大力支援。“是日罢工委员会前往者，为苏兆征、曾子严、冯煜南、陈锦泉、梁德礼、黎福畴、李堂、麦捷成等八人”，“由罢委会委员长苏兆征代表全体致词慰问，并感谢宋女士对于省港工潮方面加以帮助。”宋庆龄在会见时一再表示：“援助罢工乃国人之天职”；并谓“本人不日回上海，此后当对于罢工必尽其能力以帮助”。
同年9月间，省港罢工宣告结束前，苏兆征曾以罢工委员会名义致函宋庆龄，征求她对今后斗争方针等问题的意见。宋庆龄旋即复函表示：“顷得惠函，诵悉种切。此次罢工已逾一年，秉承先帅主义，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力争我民族光荣，虽经政府提倡资助，而各工人热诚毅力，诚堪钦佩”；“惟念我同志百折不挠，功在党国，极愿倾谈以表佩慰，只以党国大会在即，苦无余晷耳！”以后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苏兆征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再与宋庆龄一道，在声讨蒋介石集团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维护国共合作与大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共同努力奋斗。
苏兆征就是这样不畏艰难，不顾疲劳，全力以赴地捍卫广大罢工工人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他关心工人群众，热爱同志，充满着以心换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和高尚品德，因而赢得了广大罢工工人群众和各方面人士的衷心敬仰和信赖。一位当年曾与苏兆征一道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工人深情回忆说：“苏兆征同志把全部精神和工作都融化在工人群众中，和一般工人群众共同呼吸，共同斗争”，“他对于工人阶级的心声是那样熟悉，对于工人阶级的立场是站得那么坚定”；“他在工人群众的集会上，就象个呼风唤雨的魔术师，他的每一句话都为工人所倾心乐意地接受，并在内心里鼓舞起斗争的热情。他的讲话和号召不啻成为工人行动的指令”；“为工友们谋福利，为工人群众尽忠服务，成为兆征同志工作活动的最大特色与目的。工人群众之始终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可知并非偶然！”
注释：
① 访问方世林、刘达潮等老海员记录，1959年。
②1925年10月14日《工人之路》。
③ 1925年10月31日《工人之路》。
④1926年4月13日《工人之路》。
⑤1925年10月10日《工人之路》。
⑥1926年3月24日《工人之路》。
⑦ 1926年7月13日《工人之路》。
⑧1926年9月30日《工人之路》。
⑨ 访问郭瘦真记录，1962年。
⑩何潮：《回忆苏兆征同志几件事》，载《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转引自夏明等：《以心换心的友谊——邓中夏、苏兆征烈士生活片断》，载1962年7月15日《南方日报》。
夏明等：《以心换心的友谊——邓中夏、苏兆征烈士生活片断》。
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广州市区东堤东园，人们称呼罢工委员会为“东园政府”。
据老海员方世林、刘达潮等回忆资料，1959年。
黄平：《苏兆征同志》，载《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5年8月23日《工人之路》。
1926年8月20日《工人之路》。
《本会欢送孙大元帅过港北上之情形》，载《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月刊》，1924年。
《为力争两广关系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载1925年7月2日《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1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1月27日《工人之路》。
1926年10月13日《工人之路》。
何蓬：《回忆苏兆征同志》，载《正报》第36期，1947年5月3日。
在省港罢工过程中，苏兆征坚苦卓绝、重负千钧，指挥若定，百折不挠，对反帝斗争作出巨大贡献，赢得了广大罢工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敬佩和拥戴。特别是在领导罢工过程中，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无比憎恨，而对广大工人阶级兄弟却充满着热爱；尤其是对广大罢工工人和战友们满怀深厚感情和崇高情谊，更是感人至深。
罢工期间，在所处局势十分严酷复杂的情况下，作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在与邓中夏、李森等人一起，带领全体罢工工人坚持反帝罢工斗争过程中，时刻关心着罢工工人的切身利益。他本人是贫苦海员出身，与广大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深厚的感情。他深深懂得，只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发扬他们当家作主的精神，才有可能把这场反帝罢工斗争坚持到底。而要保证广大罢工工人能够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就必须要充分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同时又要十分重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切实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及时妥善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同仇敌忾地坚持反帝罢工斗争。苏兆征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真心实意地身体力行的。
罢工爆发以后，香港各行业罢工工人陆续离开香港回到广州。经常聚集在广州地区的罢工工人就有七八万人。如何妥善地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使他们情绪安定，斗志昂扬地参加反帝斗争，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繁复的工作。苏兆征十分重视这一问题，除委托干事局长李森全面负责外，对一些重大问题也经常亲自过问和主持解决。他时时嘱咐有关工作人员说：“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安排好工友们的生活问题。只有工友们生活上无后顾之忧，情绪饱满，也就能够斗志旺盛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要是这些事情办不好，反过来就会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使罢工斗争招致不必要的损失。”①
苏兆征十分重视罢工工人日常的伙食问题，经常深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就及时与有关人员商量解决办法。在苏兆征、李森等关心下，干事局制订了各区饭堂“用膳条例”，对如何办好伙食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保证饭堂秩序。经过不断努力改进，伙食越办越好；除罢工工人本身外，其家属的食宿问题也由罢工委员会负责妥善安排。这样，罢工工人对伙食方面十分满意，后顾无忧，一心一意地坚持反英罢工斗争。
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从罢工一开始，就预料到这场罢工将会是一次旷日持久的斗争，因此认为对各项工作都必须作长期打算。还在天气相当炎热的时候，苏兆征便及时与李森等商量，认为要及早为罢工工人准备好御寒用的衣服被盖等物，以保证罢工工人能吃饱穿暖，安心参加反帝斗争。在1925年9月22日召开的罢工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上，苏兆征就如何筹划御寒被服问题作出报告，请委员们研究解决办法；在翌日召开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他再就此问题作出报告。大会听了他的报告后，对罢委会的安排一致表示满意。
与此同时，苏兆征亲自与有关慈善机关等方面联系，筹措缝制御寒衣物款项。经过苏兆征等人的宣传发动，不少机构和企业热情响应捐献。至10月中旬，罢委会筹到一笔捐款后，就及时“议决购制棉被二万张，每张重四斤，长五尺二寸，阔三尺四寸，开投底银价每张一元八角，以低价者承领制造。”②罢委会庶务部还同时购回大批布料、棉花等物，雇请广州车衣行业以及发动罢工工人家属参加缝制工作。第一批棉衣、棉被缝制好后，苏兆征指示有关工作人员及时做好发放工作。“各工友须在寄宿舍住宿者方得领取，由庶务、招待二部负责分发。”③
由于居留广州的罢工工人人数较多，第一批购制的棉衣棉被远不能满足需要。罢委会也就继续为筹措御寒被服款项而奔波。在苏兆征等不惮疲劳努力奔跑下，继续缝制了棉衣4万件，棉被2万条，土布松花褥子1万床，等等。罢工工人及时领到了御寒衣物，感到十分温暖，激动地称呼这些棉衣为“万岁衣”，并深深感谢罢工工人的好当家人苏兆征。
对于如何安排好罢工工人的住宿问题，苏兆征同样十分操心。罢工酝酿期间，经李森、林伟民等努力，并得到了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等人的大力支持，征用了一批赌馆、祠堂、空屋等作为罢工工人宿舍之用。罢工爆发后，罢工工人相继返回广州，分别安排在各处住宿。为便于罢工工人进行集体活动，经苏兆征、李森等人研究，对罢工工人所住宿舍及时作了一些合理调整，并安排了一批罢工工人和有关人员负责对各宿舍经常进行清洁打扫和维修等工作，以保障罢工工人的安康。1926年4月间，连日狂风骤雨，一些罢工工人所住宿舍因破旧漏雨，影响罢工工人的休息与健康。苏兆征十分关心这件事情，嘱咐庶务部立即采取措施，“召匠修理，务使各工友得安住无患，庶尽维护之意”④。
罢工期间，苏兆征更是时常关心着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身体健康问题。罢工伊始，苏兆征等领导人就决定成立一间罢工工人医院，初时只设门诊部，不久再增设留医部和分院；此外还设有卫生队、救护队等，日常到各罢工工人宿舍巡回医疗，方便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就近看病和及时解决有关医疗生卫等问题。后来，医院下面又相继增设中医部、妇女留医室等机构。所有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看病，全部经费都由罢工委员会包起来。经过苏兆征等人的宣传发动，市内一些医院在反帝爱国精神感召下，也提出为罢工工人看病时减免医疗费用。广州一家妇孺医院表示“热心公益，乐行善举，允收纳工友家中之孕妇留医分娩，医药费用一概报销”。⑤罢工工人群众对苏兆征等领导人如此关怀他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感动和满意。
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不仅对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关怀备至，对于罢工工人的宣传教育和学习培训等方面，也同样十分重视。罢工期间，在苏兆征等人的关怀下，罢委会宣传教育委员会曾经开办过罢工工人宣传学校、罢工工人速成宣传学校以及劳动学院等院校，分别吸收有关青年罢工工人参加学习和培训，使之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能有机会结合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水平。1926年3月间，全港罢工委员会开办了一间速成宣传学校。邓中夏、苏兆征担任名誉正、副校长。3月22日宣传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时，苏兆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参加，并发表演讲，“勉励学员须负全港工会运动宣传责任，将来统一工会成功，宣传学校各同志应做很大之工作”⑥。
为解决青年罢工工人以及罢工工人子弟的读书和学习文化知识的困难，罢委会在广州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的支持配合下，又兴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多间，招收了 800多名罢工工人子弟进入各子弟学校读书，年龄多在七八岁至十五六岁之间。在工人子弟学校的基础上，由省港青工代表大会发起，再组织成立了一系列的劳动童子团，让孩子们除了读书识字以外，同时接受加强组织观念、劳动纪律和提高工作学习兴趣等方面的训练。当各个系统劳动童子团正式成立或组织各种活动时，苏兆征都尽量抽空前往参加，勉励孩子们要立志做人，迟日长大了要献身祖国的事业。据报载：“7月11日晚为海员劳动童子团成立典礼，到会人数约千余人。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先生在会上演说。”⑦9月29日，省港劳动童子团在广州太平戏院开成立大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苏兆征先生揭幕并演讲”⑧。一些参加过省港罢工斗争的老工人对于苏兆征如此关怀罢工工人子弟成长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苏兆征作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平日工作十分忙碌，日理万机，但仍十分关心罢工工人子弟的成长。记得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时，苏兆征还抽空亲自出席指导，并为大会揭幕和致训词，罢工工人对此十分满意和感动。”⑨
苏兆征对待罢工工人如此关怀备至，但是对待自己和家属，却是十分严格。他手中虽然掌握了很大权力，却从没有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相反自始至终保持着大公无私、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与罢工工人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罢工以后，苏兆征的妻子钟荣胜带着两个孩子跟随苏兆征从香港回到广州，一家人住在市内榨粉街的一间屋子里。他们的生活待遇与其他罢工工人完全一样，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罢工领导人同时又掌握财权而享受特殊的生活待遇。他们家里经济很不宽裕，每隔一些时候，钟荣胜便返回家乡淇澳岛，带回一些咸鱼、杂粮等农副产品，以帮补家用之不足。罢工工人群众对此十分感动，称赞苏兆征大公无私，是工人群众所最信赖的当家人。
苏兆征与邓中夏、李森、林伟民等罢工领导人在并肩战斗过程中，互相关心照顾，真诚相处，亲密无间，以心换心，表现了崇高而深厚的革命情谊，其情景感人至深。
从香港酝酿罢工时起，邓中夏与苏兆征两人便在一起并肩作战。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早年参加过长辛店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和京汉铁路大罢工等斗争；1925年前来广州参加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举行省港大罢工。邓中夏奉命前往香港，与苏兆征结合，发动香港工人起来参加反帝斗争。省港罢工爆发以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坚持罢工斗争的革命事业，两人之间更是真诚合作，互敬互重，互相之间配合得非常默契，关系十分融洽，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典范。一些工人称赞说：“邓中夏能说会写，苏兆征在工人中有威信，两人一配合，力量就更大了。在领导罢工中，邓中夏与苏兆征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们好像左右手一样，互相帮助。如果没有苏兆征在海员和香港各工会中的崇高威信，邓中夏很可能发动不起这次罢工；但如果没有邓中夏的雄才大略，苏兆征一个人也难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⑩罢工工人赞誉他们两人，“一个（指邓）是运筹帷幄的老夫子，一个（指苏）是抗强反帝的老英雄”。
苏兆征对邓中夏的丰富斗争经验和高超的领导水平非常钦佩，因此十分尊重他，经常主动向他请教。邓中夏亦十分尊重苏兆征，有关罢工斗争的事情，都注意主动与苏兆征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便同心合力地互相配合施行。有些该由苏兆征委员长出头的，邓中夏也十分尊重他的职权，绝不包办代替。
罢工初期，邓中夏尚未结婚，还是一名单身汉。苏兆征在生活上经常注意照顾他。苏兆征的妻子钟荣胜经常主动帮他料理一些生活琐事，如清洗被褥、缝补衣服等。她从家乡淇澳带回一些食物时，总不忘记请邓中夏前来共享。当时苏兆征与邓中夏一同住在榨粉街的一座楼房，邓住楼上，苏一家住楼下。大家都是忙人，当两位领导人在罢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无论深夜甚至凌晨时刻，都喜欢两人一起从罢工委员会步行回家，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事情交换意见。两人谈得十分融洽，直至回到家里时才结束。
邓中夏的夫人夏明后来回忆邓、苏两人之间的亲密友谊说：“邓、苏二人，互相鼓励和帮助，互相关心和照顾，既是战友，又是兄弟。苏兆征曾对我说：‘中夏真是把自己的心换了我的心了！’”苏兆征有时因工作忙碌，以致几天都没能回家。遇到这种情况时，邓中夏一个人回家后，总是先到苏兆征的家，向他的妻子钟荣胜问候，告诉她关于苏兆征的情况，请她不用惦念；同时询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解决。邓中夏有时还特意买些玩具回来给苏兆征的孩子玩。大家相处得真如一家人。
苏兆征与李森之间的革命情谊亦十分深厚。李森早年就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早在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期间，李森曾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前来广州慰问罢工工人时，苏兆征与李森两人便已认识，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25年李森前来广州参加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省港罢工举行后，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罢工委员会，担任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等重要职务。李森是湖南人，初到广州时，语言不通，工作有些不便。苏兆征在工作过程中对他十分尊重与信任，注意主动与他商量和配合。向外联系工作时，苏兆征主动伴同他一道前往，介绍有关方面的人物与李森认识，互相配合得十分默契。
李森当时也是一位单身汉，省港罢工初期尚未结婚。苏兆征和钟荣胜夫妇在生活上亦经常注意帮助和照顾他，经常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尝一点家乡风味菜。李森对苏兆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不顾身、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也有深刻的了解，并从内心尊敬他。在罢工斗争过程中，正是由于他们两人互相配合得十分默契，所以把罢工委员会的事情处理得很好，井井有条，充满生机。罢工工人亲切地称颂他们两人在东园政府中，一位是“主席”，一位是“总理”。
苏兆征与林伟民之间的革命情谊更为深厚。他们两人是香山同乡，出身都很贫苦，很早就到外国轮船当海员，生活遭遇与经历基本相同。早年共同参加了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斗争，被誉为“辛亥革命的活动分子”。在组织香港海员工会至发动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岁月中，两人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紧密配合，带领海员坚持斗争，终于迫使香港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海员工人面前低头认输。1924年林伟民在莫斯科加入中共旅莫支部后，便曾立即向党组织介绍苏兆征一贯来的积极表现，推荐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省港罢工过程中，两人更是同心协力，分工合作。苏兆征在香港发动工人群众，林伟民则留在广州，与李森等筹建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罢工爆发后成立罢工委员会时，时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林伟民，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并主持召开了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李森为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罢工期间，苏兆征和林伟民等领导人互相信赖，密切配合，不懈努力，对省港罢工的顺利举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省港罢工举行不久，林伟民腿部不幸患了骨结核，长期在医院就医。苏兆征更是处处关心他，对罢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都主动到医院与他商量研究，听取他的意见。林伟民在生活上的困难，苏兆征时常注意帮助解决。1922年林伟民的妻子病逝后，遗下一个孩子长期跟随在林伟民身边。林伟民患病住院后，苏兆征夫妇时常帮他料理家务，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使林伟民解除了后顾之忧，安心在医院治病。他们之间这种深厚诚挚的革命情谊，亦为罢工工人所广泛传颂。
当年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曾回忆苏兆征、林伟民两人的情况及互相间的亲密友谊说：“苏兆征与林伟民都是香山人，都是最诚实可靠的人，都是身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老海员。他们追求的不仅是为了改良生活，而是坚信孙中山所指出的民族革命道路”；“兆征和伟民两同志以二人之力在党的领导下把我国第一个大工会即香港海员工会带到赤色工会方面来，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有力支柱，并不顾帝国主义的迫害而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又以海员工会为先锋带动香港工人起来罢工抗议‘五卅’惨案，举行了省港大罢工。这是苏兆征和林伟民两同志对党、对革命不朽的功绩，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苏兆征与廖仲恺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战友，长年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和建立民国的活动。孙中山病逝后，依然坚定地贯彻执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要贡献，是国民党左派领袖。苏兆征早年当海员时，对于廖仲恺一直忠实地跟随孙中山，坚定地参加反清革命事业的英勇表现及事迹已有所闻，因而对廖仲恺十分敬仰。在省港罢工过程中，廖仲恺十分同情与支持省港大罢工。当苏兆征、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经常因罢工斗争的事情与廖仲恺接触，并请求给予援助时，廖仲恺总是十分热情并态度鲜明地从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予巨大的支持与援助。另一方面，当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内部存在复杂尖锐斗争时，苏兆征等人亦旗帜鲜明地发动广大罢工工人做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强后盾，配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以及各种反动势力。在频繁的接触中，苏兆征与廖仲恺之间的革命情谊亦不断加深。正如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后来所回忆的：“很多工人农民运动的领袖，如彭湃、苏兆征、邓中夏等人，常常到我们家里开会，洽谈事务”，“仲恺始终与他们真诚合作”；“仲恺极力支持和协助这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不幸为国民党右派势力所杀害。噩耗传来，苏兆征与其他罢工领导人感到十分悲痛。连日来，苏兆征亲自率领罢工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罢工工人参加了悼念廖仲恺的一系列活动，“藉表哀思”。8月23日，在苏兆征主持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特为廖仲恺之死发表宣言，表示：“廖先生为国民党之柱石，为真诚国民革命分子，生平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工农利益，不遗余力。此次对省港罢工赞助尤多，不幸竟遭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之毒手，非独本会与我工人阶级失一良朋，亦中国民族革命前途一大不幸之事也！”“廖先生虽永别吾人而去，但其反帝国主义精神，已永留于吾工人阶级之脑际，此后誓秉先生遗训，继续罢工到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革命派，以完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1926年8月20日，廖仲恺逝世一周年。在苏兆征率领下，省港罢工工人参加了广州地区举行的纪念活动。苏兆征还以个人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题为《纪念廖仲恺先生》的文章。文章说：“廖仲恺先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是国民党底柱石，是真正孙文主义的信徒”；“去年八月廿日中央党部之血，点点滴滴无非为民众而流。但帝国主义所能摧毁的只是廖先生的肉体，至于廖先生的遗教已交给于一般被压迫民众，继续廖先生之志而奋斗。不见省港罢工吗？自廖先生去世后今已一年，仍继续奋斗，不达胜利不止。帝国主义反革命派之暗杀，适足以暴露其卑污与愚蠢罢了！”
苏兆征与宋庆龄之间的情谊，也是十分感人的。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和亲密助手。早在1915年前后，宋庆龄随孙中山来往于香港、上海、日本等地之间，从事革命活动。经孙中山介绍，苏兆征得以认识宋庆龄。1924年11月13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永丰”舰，从广州到香港，转乘日轮“春洋丸”号赴上海，再转赴北京解决国事问题。鉴于香港海员曾大力支持辛亥革命反清斗争事业，孙中山在香港逗留期间，曾专门接见了香港海员工会诸干事。当天，苏兆征等工会干事乘坐小轮船登上日“春洋丸”号。孙中山与宋庆龄在船上接见了苏兆征等人，与他们一一握手，同时说了一番嘉勉之词，后来还与他们照相留念。苏兆征等人向孙中山、宋庆龄“表示欢送之诚意”。苏兆征等告辞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特意“企立船旁，摇巾作别”。苏兆征对此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宋庆龄公开表示对于省港罢工的同情与支持，发表文章称赞此次罢工斗争正是“志（孙中山）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她还大力发动国内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为省港罢工捐款共达10余万元之多。苏兆征对宋庆龄怀着无限敬仰和感激之情。1926年1月，宋庆龄从上海前来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期间，1月25日，苏兆征率罢委会委员们专程前往宋庆龄寓所，向她表示慰问，衷心感谢她对于这次反帝罢工斗争的大力支援。“是日罢工委员会前往者，为苏兆征、曾子严、冯煜南、陈锦泉、梁德礼、黎福畴、李堂、麦捷成等八人”，“由罢委会委员长苏兆征代表全体致词慰问，并感谢宋女士对于省港工潮方面加以帮助。”宋庆龄在会见时一再表示：“援助罢工乃国人之天职”；并谓“本人不日回上海，此后当对于罢工必尽其能力以帮助”。
同年9月间，省港罢工宣告结束前，苏兆征曾以罢工委员会名义致函宋庆龄，征求她对今后斗争方针等问题的意见。宋庆龄旋即复函表示：“顷得惠函，诵悉种切。此次罢工已逾一年，秉承先帅主义，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力争我民族光荣，虽经政府提倡资助，而各工人热诚毅力，诚堪钦佩”；“惟念我同志百折不挠，功在党国，极愿倾谈以表佩慰，只以党国大会在即，苦无余晷耳！”以后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苏兆征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再与宋庆龄一道，在声讨蒋介石集团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维护国共合作与大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共同努力奋斗。
苏兆征就是这样不畏艰难，不顾疲劳，全力以赴地捍卫广大罢工工人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他关心工人群众，热爱同志，充满着以心换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和高尚品德，因而赢得了广大罢工工人群众和各方面人士的衷心敬仰和信赖。一位当年曾与苏兆征一道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工人深情回忆说：“苏兆征同志把全部精神和工作都融化在工人群众中，和一般工人群众共同呼吸，共同斗争”，“他对于工人阶级的心声是那样熟悉，对于工人阶级的立场是站得那么坚定”；“他在工人群众的集会上，就象个呼风唤雨的魔术师，他的每一句话都为工人所倾心乐意地接受，并在内心里鼓舞起斗争的热情。他的讲话和号召不啻成为工人行动的指令”；“为工友们谋福利，为工人群众尽忠服务，成为兆征同志工作活动的最大特色与目的。工人群众之始终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可知并非偶然！”
注释：
① 访问方世林、刘达潮等老海员记录，1959年。
②1925年10月14日《工人之路》。
③ 1925年10月31日《工人之路》。
④1926年4月13日《工人之路》。
⑤1925年10月10日《工人之路》。
⑥1926年3月24日《工人之路》。
⑦ 1926年7月13日《工人之路》。
⑧1926年9月30日《工人之路》。
⑨ 访问郭瘦真记录，1962年。
⑩何潮：《回忆苏兆征同志几件事》，载《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转引自夏明等：《以心换心的友谊——邓中夏、苏兆征烈士生活片断》，载1962年7月15日《南方日报》。
夏明等：《以心换心的友谊——邓中夏、苏兆征烈士生活片断》。
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广州市区东堤东园，人们称呼罢工委员会为“东园政府”。
据老海员方世林、刘达潮等回忆资料，1959年。
黄平：《苏兆征同志》，载《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5年8月23日《工人之路》。
1926年8月20日《工人之路》。
《本会欢送孙大元帅过港北上之情形》，载《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月刊》，1924年。
《为力争两广关系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载1925年7月2日《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1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1月27日《工人之路》。
1926年10月13日《工人之路》。
何蓬：《回忆苏兆征同志》，载《正报》第36期，194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