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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内的秘密
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与原来的同事、同学、朋友相见时，他们总希望从我这里打听一些“报纸上看不到、报告里听不到”的“内部消息”，希望我能透露一些鲜为人知的资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的信息公开化程度比较低，中央的决策程序又比较神秘，加上似真似假的“小道消息”在社会上飞飞扬扬，人们更想知道一些闻所未闻的资讯。
无须否认，置身于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地方——中南海”，工作在中央高层核心机关，平时看到、听到、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带有一定的机密性。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各种“小道消息”和“外转内”的流言满天飞。胡耀邦同志曾说，这些东西的发源地往往在北京，在中央机关。为此，中央还专门发文件，严肃指出：“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无视纪律，随意向自己的子女、亲友谈论党和国家机密……其中不少人又往往在社会上以此炫耀自己，甚至添枝加叶，肆意扩散机密。这种情况，影响极坏，危害很大，必须坚决制止。”组织上对“海”里工作人员的保密要求特别高，提出了许多具体规定，如“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不该问的机密绝对不问，不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机密”等等。我认识的一位湖南籍同志，他在中办工作已有20多年，但家里的人只知道他在北京的某个邮局做事，不知道他在中南海工作。因为他每次寄信地址落款只写“北京市1703信箱”（单位地址的邮政代号）。我在北京的头几年也是这样写的，直到1982年开始，信封右下方落款处才公开印上红色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但也不写具体地址。
保密制度是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安全的大事。然而，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之后，对“秘密”的含意有了另一种理解和领悟，联系到文章开头提及的情况，于1983年5月31日晚上，写了题为《红墙内的秘密》：
中南海的四周围着高大宽厚的红墙，红墙边上的几座大门都有警卫战士看守，森严而庄重。在许多人看来，这红墙犹如一把大锁，锁住了藏在里面的许多秘密。
有些人总是这样问我：你在中南海工作，一定知道红墙内的秘密吧？
什么是红墙内的秘密呢？我睁大眼睛看，我看见无数的电文、报告、信函在流动，从工作人员的手中流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再从中央领导同志的手中流向四面八方……我洗耳恭听，我听到总书记和总理的讲话，听到白发苍苍的老革命的发言。这讲话，这发言，像铿锵洪钟响彻神州上空，像涓涓细流流向干旱的土地……
红墙内的秘密在哪里？我寻觅，我倾听，我发觉这红墙内真正的秘密却在红墙外。
秘密在田野里。那饱绽的金穗，那闪亮的银棉，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捧出累累硕果的黄土地告诉你“秘密”是什么！那姑娘的笑靥、小伙的喜眉，那原本酸枣般干瘪如今变得红润而泛起油光的老脸，那从前作为资本主义典型批判、如今作为劳动致富的模范，都在告诉你“秘密”是什么！
请看，灵宝县阳店公社庙头大队原来的贫困户王二科，全家8口人，这年仅小麦就收了14500斤，为庆丰收，他杀了一头200多斤的肥猪，请全村145户人家（每户1人）吃了一顿饭；请看，运城县小张坞大队社员王安顺，过去是全村有名的欠款欠粮户。去年实行了“大包干”，他一年就大翻身，不但还清了欠债，还第一次有了1200多元的存折，家里有余粮，光棉籽油就存了260斤。党的十二大开幕那天，他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巷里噼噼啪啪放鞭炮。他们都在用内心的喜悦和激动，诠释着红墙内的秘密。
还有，那实行利改税后重新获得内在动力的工厂厂长，那商品琳琅满目的集贸市场，那山村百姓贴在木门上的大红对联——三中全会搭起幸福桥，辛勤劳动走上致富路，都在诉说着红墙内的秘密。
红墙内的秘密藏在亿万人民的心坎里；红墙内的秘密公开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这似乎是写给向我打听“秘密”的朋友看的。然而文章写成后，既没有寄给朋友，更没有投寄报刊。在时隔25年后的今天读来，觉得别有意味。对一个“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党和政府来说，它的一切活动、谋划，作出的每一个决策、决议、决定、指示，制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措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百姓的福祉。所以，最终都要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民间。这就是红墙内的秘密的真谛。
读叶剑英诗《会场素描》
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正在翻看《唐诗三百首》。张长行同志拿着一本新出版的《叶剑英诗词选集》来看我。他说：你喜欢诗歌，这里有一首叶帅写的诗叫《会场素描》，请你看看是什么意思？接着，他打开《诗词集》读了一遍：
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诗前注明写作的时间是：1973年7月27日。这是一首五言绝句，文字简洁，明白如话，但它的蕴意很让人费解。长行同志走后，我又一连读了几遍，反复思忖猜度，还是难得其解。
第二天晚上，长行同志又来我办公室，我们自然又聊起叶帅的那首诗。老张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知道的情况多，我就向他请教。他向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1973年7月27日，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专案”工作，根据中央组织部提出的“解放”干部名单，一个个甄别通过。叶剑英同志的《会场素描》，就是根据这次会议的情况写成的。他顿了一下又说，据说该诗是叶帅在开会现场顺手写在一张纸上的。这首诗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看到，表示赞赏，并批给当时的中央领导成员传阅。
听了这些介绍，我联系那段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形势，再细细琢磨诗中的含意，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不禁为这首诗巧妙的创作构思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拍案叫绝，并为叶剑英同志的浩然正气和高尚品质所感动。之后，我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把锋利的匕首——读叶剑英同志诗〈会场素描〉》，主要内容摘录如下：（为保持原貌，文字未作任何改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妄图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打倒”。他们捏造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扣上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假党员”、“走资派”、“修正主义”等帽子，并设立了许多专案组，对这些革命老同志进行“审查”。对此，叶剑英同志在赠陈毅同志的一首词中，曾经深有感慨地写道：“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到1973年，虽然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陆续“解放”了一些老干部，但是还有一批革命老干部或被投入监狱，或被关进“牛棚”，尚未得到“解放”。当时的党中央曾多次开会，对这些革命老干部的所谓“专案”问题，翻来复去地逐个进行讨论研究。“四人帮”心中十分清楚，这些老同志的“解放”，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所以在会议中间，总是设置种种障碍，节外生枝，千方百计不让通过。叶剑英同志对此非常气愤，挥笔写下了《会场素描》这首诗。它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对“四人帮”的这种无耻阴谋和险恶用心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
根据我们的理解，诗中“一匹复一匹”的“骡”，是指因林彪、“四人帮”诬陷而被列入“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一批革命老干部。这是一个十分巧妙而贴切的比喻。大家知道，骡子在我国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它为革命运粮草，送弹药，驮伤员，跋涉于崎岖小道、荒原旷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这正象征着我们一大批在艰难而又残酷的革命战争中，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屡经血与火的洗礼，为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的老同志。“过桥真费力”一句，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一伙在逐个讨论“专案”时，从中作梗阻挠的卑劣行径。“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两句，不仅表达了对“四人帮”一伙的强烈谴责与不满，而且呼吁要迅速“解放”这些老干部，让他们尽快重上战斗岗位，为党和人民继续贡献力量。
我们认为，《会场素描》这首诗是叶剑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打击敌人、保护同志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会场素描》虽是一首即兴之作，但是它蕴含着严肃的主题。尽管它是一首匠心独具、富有艺术魅力的佳作，我们绝对不能只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它、理解它，而要看到诗中所反映的重要的政治内容和作者所持的鲜明的政治态度。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这首只有短短四句的诗中可以看出，叶剑英同志不仅是一位诗歌艺术造诣很深的诗人，更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一位有胆有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章写好后，我给张长行同志看，他说写得不错，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推敲、斟酌。应该说，我们这样的解读是八九不离十了，但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怕理解有误造成不良影响，老张又将稿子送叶帅的政治秘书王守江同志审核。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他的回信：“此件我拜读了几遍，感到写得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于是，我们便放心地将稿子投寄出去，文章署名为杨明、昌兴（张长行笔名），不久（1982年9月1日）刊登于《解放军报》。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写的诗评文章。
我为地方向中央递信
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在中南海工作后，通过我向中央领导传递信件的事也渐渐多起来。
第一个叫我传信的是《文汇报》副刊部主任徐开垒同志。我和开垒同志在南汇时就认识了，我去北京前曾到报社看过他。有一天，他和副刊编辑周月泉来中南海找我。我们在西大门的警卫接待室里交谈，他先送我一本新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随后又拿出一封信，说：今年是《文汇报》创刊40周年，报社领导想请叶剑英元帅题个词，以表祝贺。他要我将此信转交叶帅办公室。我来北京不久，不知道怎么转交法，感到有点为难，但还是把信收下了，并表示一定努力办好。
事后，我找同事许克有帮助，他说小事一桩。接着他就给叶帅秘书打电话，告知此事。随又将信交到秘书局收发处，由收发处送叶帅秘书收。应该说事情办得很顺利。谁知，过了个把月，徐开垒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叶帅那里一直没回音，而报纸周年纪念已临近，所以十分着急。他还说，如果叶帅不题词，那么能提供叶帅的一两首诗发表也可以。我又将此情况告诉许克有。小许经电话联系得知，近期叶帅正巧出差外地，不久就回来。叶帅回京后，秘书将此作“急件”报告。由于时间紧迫，叶帅来不及题词，就送去了两首现成的律诗，供刊发。
再有一次是，给上海市副市长兼市农委主任陈宗烈同志带信。
1981年8月，我趁去南方出差的机会，回家小住几天。县里的同志来看我时说，最近市里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对中央关于“以油换粮”政策的改变，反映十分强烈。明明是农民拥护的政策，实行不久就要“收”了，像草尖上的露珠——好景不长。大家都表示十分不满。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县一个乡种多少粮食、多少油莱都是国家规定死的。为了减少油料进口，国家粮食部采用“以油换粮”（收购一斤油菜籽国家给六斤粮）的办法，并说这一政策几年不变。对此，上海郊区的干部、社员都很赞同，积极扩种油菜。这一年上海郊区扩种油菜95.6万亩，增收油莱籽80多万担，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想不到，不久前接粮食部通知：明年不再实行“以油换粮”的政策了。此事在县委书记会上引起哗然，意见纷纷：上头说话不算数，朝三暮四，怎么取信于民？！
陈宗烈同志知道我回家的消息，就专门为此事写信给时任总书记和总理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同志，托我转呈。回北京后，我立即将信交给了时任耀邦同志秘书的郑必坚同志（郑系我研究室同事，理论组副组长），同时整理了一份情况摘报《群众拥护的政策不要轻易变》，供中央领导参阅。不几天，在食堂吃饭时碰上郑必坚同志，他对我说：耀邦同志很重视上海反映的情况，并作了批示，原信已转给主管农村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同志了。最后中央作如何处理，我不便多打听，而是听县里的同志反馈说：那封信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我还为上海警备区驻周浦部队，向中央军委办公厅送过信。有年春节回家探亲，县委领导陪同周浦部队的同志捎来一封信，要我转送中央军委办公厅。我说，我们跟部队系统无工作关系，送信不方便。县委领导说，想想办法吧。于是我收下了。回机关后，得知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王瑞林的女儿在我们研究室工作。我就去找她，用商量的口气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带封信给你父亲？该女青年是位刚批准入党的新党员，诚实又纯朴。那时，我是研究室机关党委委员。她诚恳地说：我不知道该不该送，但如果你认为可以由我送的话，我就送去。于是，这件勉为其难的事，总算办成了。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期间，我还为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倪鸿福同志（当时是崇明县委书记）向大会转交过崇明县的“人民来信”等。
应该说，当时下级向上级反映信息的渠道是畅通的，为什么还要熟人转送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按正常渠道上去，写信者担心中间被“卡壳”，送不到“首长”手中，有的还认为直接送达的信领导更重视；二是由熟人带信基本上是“直达车”，时效快些。这样说来，我是充当了一个“速递员”的角色，对当事者而言，也算为他们做了一点好事。（未完，待续）
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与原来的同事、同学、朋友相见时，他们总希望从我这里打听一些“报纸上看不到、报告里听不到”的“内部消息”，希望我能透露一些鲜为人知的资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的信息公开化程度比较低，中央的决策程序又比较神秘，加上似真似假的“小道消息”在社会上飞飞扬扬，人们更想知道一些闻所未闻的资讯。
无须否认，置身于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地方——中南海”，工作在中央高层核心机关，平时看到、听到、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带有一定的机密性。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各种“小道消息”和“外转内”的流言满天飞。胡耀邦同志曾说，这些东西的发源地往往在北京，在中央机关。为此，中央还专门发文件，严肃指出：“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无视纪律，随意向自己的子女、亲友谈论党和国家机密……其中不少人又往往在社会上以此炫耀自己，甚至添枝加叶，肆意扩散机密。这种情况，影响极坏，危害很大，必须坚决制止。”组织上对“海”里工作人员的保密要求特别高，提出了许多具体规定，如“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不该问的机密绝对不问，不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机密”等等。我认识的一位湖南籍同志，他在中办工作已有20多年，但家里的人只知道他在北京的某个邮局做事，不知道他在中南海工作。因为他每次寄信地址落款只写“北京市1703信箱”（单位地址的邮政代号）。我在北京的头几年也是这样写的，直到1982年开始，信封右下方落款处才公开印上红色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但也不写具体地址。
保密制度是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安全的大事。然而，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之后，对“秘密”的含意有了另一种理解和领悟，联系到文章开头提及的情况，于1983年5月31日晚上，写了题为《红墙内的秘密》：
中南海的四周围着高大宽厚的红墙，红墙边上的几座大门都有警卫战士看守，森严而庄重。在许多人看来，这红墙犹如一把大锁，锁住了藏在里面的许多秘密。
有些人总是这样问我：你在中南海工作，一定知道红墙内的秘密吧？
什么是红墙内的秘密呢？我睁大眼睛看，我看见无数的电文、报告、信函在流动，从工作人员的手中流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再从中央领导同志的手中流向四面八方……我洗耳恭听，我听到总书记和总理的讲话，听到白发苍苍的老革命的发言。这讲话，这发言，像铿锵洪钟响彻神州上空，像涓涓细流流向干旱的土地……
红墙内的秘密在哪里？我寻觅，我倾听，我发觉这红墙内真正的秘密却在红墙外。
秘密在田野里。那饱绽的金穗，那闪亮的银棉，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捧出累累硕果的黄土地告诉你“秘密”是什么！那姑娘的笑靥、小伙的喜眉，那原本酸枣般干瘪如今变得红润而泛起油光的老脸，那从前作为资本主义典型批判、如今作为劳动致富的模范，都在告诉你“秘密”是什么！
请看，灵宝县阳店公社庙头大队原来的贫困户王二科，全家8口人，这年仅小麦就收了14500斤，为庆丰收，他杀了一头200多斤的肥猪，请全村145户人家（每户1人）吃了一顿饭；请看，运城县小张坞大队社员王安顺，过去是全村有名的欠款欠粮户。去年实行了“大包干”，他一年就大翻身，不但还清了欠债，还第一次有了1200多元的存折，家里有余粮，光棉籽油就存了260斤。党的十二大开幕那天，他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巷里噼噼啪啪放鞭炮。他们都在用内心的喜悦和激动，诠释着红墙内的秘密。
还有，那实行利改税后重新获得内在动力的工厂厂长，那商品琳琅满目的集贸市场，那山村百姓贴在木门上的大红对联——三中全会搭起幸福桥，辛勤劳动走上致富路，都在诉说着红墙内的秘密。
红墙内的秘密藏在亿万人民的心坎里；红墙内的秘密公开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这似乎是写给向我打听“秘密”的朋友看的。然而文章写成后，既没有寄给朋友，更没有投寄报刊。在时隔25年后的今天读来，觉得别有意味。对一个“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党和政府来说，它的一切活动、谋划，作出的每一个决策、决议、决定、指示，制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措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百姓的福祉。所以，最终都要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民间。这就是红墙内的秘密的真谛。
读叶剑英诗《会场素描》
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正在翻看《唐诗三百首》。张长行同志拿着一本新出版的《叶剑英诗词选集》来看我。他说：你喜欢诗歌，这里有一首叶帅写的诗叫《会场素描》，请你看看是什么意思？接着，他打开《诗词集》读了一遍：
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诗前注明写作的时间是：1973年7月27日。这是一首五言绝句，文字简洁，明白如话，但它的蕴意很让人费解。长行同志走后，我又一连读了几遍，反复思忖猜度，还是难得其解。
第二天晚上，长行同志又来我办公室，我们自然又聊起叶帅的那首诗。老张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知道的情况多，我就向他请教。他向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1973年7月27日，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专案”工作，根据中央组织部提出的“解放”干部名单，一个个甄别通过。叶剑英同志的《会场素描》，就是根据这次会议的情况写成的。他顿了一下又说，据说该诗是叶帅在开会现场顺手写在一张纸上的。这首诗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看到，表示赞赏，并批给当时的中央领导成员传阅。
听了这些介绍，我联系那段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形势，再细细琢磨诗中的含意，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不禁为这首诗巧妙的创作构思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拍案叫绝，并为叶剑英同志的浩然正气和高尚品质所感动。之后，我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把锋利的匕首——读叶剑英同志诗〈会场素描〉》，主要内容摘录如下：（为保持原貌，文字未作任何改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妄图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打倒”。他们捏造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扣上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假党员”、“走资派”、“修正主义”等帽子，并设立了许多专案组，对这些革命老同志进行“审查”。对此，叶剑英同志在赠陈毅同志的一首词中，曾经深有感慨地写道：“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到1973年，虽然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陆续“解放”了一些老干部，但是还有一批革命老干部或被投入监狱，或被关进“牛棚”，尚未得到“解放”。当时的党中央曾多次开会，对这些革命老干部的所谓“专案”问题，翻来复去地逐个进行讨论研究。“四人帮”心中十分清楚，这些老同志的“解放”，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所以在会议中间，总是设置种种障碍，节外生枝，千方百计不让通过。叶剑英同志对此非常气愤，挥笔写下了《会场素描》这首诗。它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对“四人帮”的这种无耻阴谋和险恶用心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
根据我们的理解，诗中“一匹复一匹”的“骡”，是指因林彪、“四人帮”诬陷而被列入“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一批革命老干部。这是一个十分巧妙而贴切的比喻。大家知道，骡子在我国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它为革命运粮草，送弹药，驮伤员，跋涉于崎岖小道、荒原旷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这正象征着我们一大批在艰难而又残酷的革命战争中，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屡经血与火的洗礼，为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的老同志。“过桥真费力”一句，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一伙在逐个讨论“专案”时，从中作梗阻挠的卑劣行径。“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两句，不仅表达了对“四人帮”一伙的强烈谴责与不满，而且呼吁要迅速“解放”这些老干部，让他们尽快重上战斗岗位，为党和人民继续贡献力量。
我们认为，《会场素描》这首诗是叶剑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打击敌人、保护同志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会场素描》虽是一首即兴之作，但是它蕴含着严肃的主题。尽管它是一首匠心独具、富有艺术魅力的佳作，我们绝对不能只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它、理解它，而要看到诗中所反映的重要的政治内容和作者所持的鲜明的政治态度。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这首只有短短四句的诗中可以看出，叶剑英同志不仅是一位诗歌艺术造诣很深的诗人，更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一位有胆有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章写好后，我给张长行同志看，他说写得不错，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推敲、斟酌。应该说，我们这样的解读是八九不离十了，但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怕理解有误造成不良影响，老张又将稿子送叶帅的政治秘书王守江同志审核。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他的回信：“此件我拜读了几遍，感到写得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于是，我们便放心地将稿子投寄出去，文章署名为杨明、昌兴（张长行笔名），不久（1982年9月1日）刊登于《解放军报》。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写的诗评文章。
我为地方向中央递信
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在中南海工作后，通过我向中央领导传递信件的事也渐渐多起来。
第一个叫我传信的是《文汇报》副刊部主任徐开垒同志。我和开垒同志在南汇时就认识了，我去北京前曾到报社看过他。有一天，他和副刊编辑周月泉来中南海找我。我们在西大门的警卫接待室里交谈，他先送我一本新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随后又拿出一封信，说：今年是《文汇报》创刊40周年，报社领导想请叶剑英元帅题个词，以表祝贺。他要我将此信转交叶帅办公室。我来北京不久，不知道怎么转交法，感到有点为难，但还是把信收下了，并表示一定努力办好。
事后，我找同事许克有帮助，他说小事一桩。接着他就给叶帅秘书打电话，告知此事。随又将信交到秘书局收发处，由收发处送叶帅秘书收。应该说事情办得很顺利。谁知，过了个把月，徐开垒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叶帅那里一直没回音，而报纸周年纪念已临近，所以十分着急。他还说，如果叶帅不题词，那么能提供叶帅的一两首诗发表也可以。我又将此情况告诉许克有。小许经电话联系得知，近期叶帅正巧出差外地，不久就回来。叶帅回京后，秘书将此作“急件”报告。由于时间紧迫，叶帅来不及题词，就送去了两首现成的律诗，供刊发。
再有一次是，给上海市副市长兼市农委主任陈宗烈同志带信。
1981年8月，我趁去南方出差的机会，回家小住几天。县里的同志来看我时说，最近市里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对中央关于“以油换粮”政策的改变，反映十分强烈。明明是农民拥护的政策，实行不久就要“收”了，像草尖上的露珠——好景不长。大家都表示十分不满。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县一个乡种多少粮食、多少油莱都是国家规定死的。为了减少油料进口，国家粮食部采用“以油换粮”（收购一斤油菜籽国家给六斤粮）的办法，并说这一政策几年不变。对此，上海郊区的干部、社员都很赞同，积极扩种油菜。这一年上海郊区扩种油菜95.6万亩，增收油莱籽80多万担，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想不到，不久前接粮食部通知：明年不再实行“以油换粮”的政策了。此事在县委书记会上引起哗然，意见纷纷：上头说话不算数，朝三暮四，怎么取信于民？！
陈宗烈同志知道我回家的消息，就专门为此事写信给时任总书记和总理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同志，托我转呈。回北京后，我立即将信交给了时任耀邦同志秘书的郑必坚同志（郑系我研究室同事，理论组副组长），同时整理了一份情况摘报《群众拥护的政策不要轻易变》，供中央领导参阅。不几天，在食堂吃饭时碰上郑必坚同志，他对我说：耀邦同志很重视上海反映的情况，并作了批示，原信已转给主管农村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同志了。最后中央作如何处理，我不便多打听，而是听县里的同志反馈说：那封信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我还为上海警备区驻周浦部队，向中央军委办公厅送过信。有年春节回家探亲，县委领导陪同周浦部队的同志捎来一封信，要我转送中央军委办公厅。我说，我们跟部队系统无工作关系，送信不方便。县委领导说，想想办法吧。于是我收下了。回机关后，得知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王瑞林的女儿在我们研究室工作。我就去找她，用商量的口气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带封信给你父亲？该女青年是位刚批准入党的新党员，诚实又纯朴。那时，我是研究室机关党委委员。她诚恳地说：我不知道该不该送，但如果你认为可以由我送的话，我就送去。于是，这件勉为其难的事，总算办成了。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期间，我还为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倪鸿福同志（当时是崇明县委书记）向大会转交过崇明县的“人民来信”等。
应该说，当时下级向上级反映信息的渠道是畅通的，为什么还要熟人转送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按正常渠道上去，写信者担心中间被“卡壳”，送不到“首长”手中，有的还认为直接送达的信领导更重视；二是由熟人带信基本上是“直达车”，时效快些。这样说来，我是充当了一个“速递员”的角色，对当事者而言，也算为他们做了一点好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