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沈昌文，1931年9月出生于上海。1937年—1945年在上海读中小学。1945年3月因家境困难辍学，开始了6年的学徒生涯。工作之余入民办学校进修，最后取得的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曾任校对、秘书、编辑、编辑室主任等职。著作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知道》《八十溯往》等。
　　但凡爱书之人，都知道沈昌文的大名。
　　他曾是出版界的旗帜和灵魂人物，被誉为“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老人今年83岁，2014年8月，他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再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得到消息后特意联系了采访。青年时，对知识的热爱改变了沈昌文；人到中年，对知识的执着成就了他；晚年，他的记忆中，都是那些知识分子朋友。他的一生，都是在和书、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在北京工作生活了60多年，但坐在记者面前的沈昌文，一开口，仍是少年时从十里洋场带过来的旧上海口音。这种口音，你除了能在解放前留下的上海电影中听到，在现在的上海人口中也很难寻觅了。老先生成了岁月的孤本。他所讲述的读书、知识分子，也是孤本。
　　他们让我变成了今天的沈昌文
　　我是从上海底层出身的，像我这样，了解老上海底层社会，以后又到北京成为文化人的很少。我的爸爸是上海人，妈妈是宁波人。3岁时，爸爸就去世了，从五六岁开始，我就寄人篱下。我妈妈给人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我跟着妈妈住别人家，一天到晚学的就是察言观色，所以我从小就很“识相”。14岁时我到银楼做学徒，老板对我很满意，后来又当了账房。1947年前后，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不久禁止黄金买卖，店就关门了。老板把我留下伺候他的朋友饮宴和打牌，我成了一个上海滩的小“仆欧”（boy）。
　　在这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让我变成了今天的沈昌文。第一个影响我的人叫刘硕甫，他在汪伪政府任过职，但对我来说是个好人。他教我练书法，讲“写字如做人”，高明处要“意到笔不到”，还教我读《古文观止》。对我帮助最大的则是几个地下共产党，他们经常来吃饭，让我送信、买报，我受他们最大的影响是在他们的鼓励下学了俄语。
　　我始终记得祖母的教育：“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千方百计地寻觅补习的途径，使自己有一技之长。起先找到函授学校，通过函授学速记、学会计，后来又出门上夜校。曾经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前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学习了多种技能。这还不算，早上5点钟，我就到法国公园（现上海复兴公园）听人讲英文。我至今还记得公园有位丁文彪先生，是留英的博士，听他讲英文和西方历史、文化，让我大开眼界。
　　此外，老板的弟弟赵振尧先生也给我很大影响。他1946年前后自大后方来上海，给我带来了第一本我接触到的新文学作品《萧红小传》。后来他还给我带来一本讲希腊神话的书，我才知道了外国文学。他是真正的文学青年，从他口中我第一次听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大名，促使了我主动去阅读。到了解放前后，我也自居文学青年，开始不读八卦小报，而读《文汇报》《观察》等。
　　1949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我满怀热情，写信去报考。我以为像三联那样的革命单位，一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成才的工人。不料三联回复我，说要的只是大学生。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被录用了。1953年，单位查清了我的底细，决定开除我，但因为我自学俄语，翻译的俄文书出版了，领导觉得我也是个人才，才又把我留下了。我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间，真是如沐春风啊，那里都是出版界最有学问的人，听他们高谈阔论，多好的感觉！
　　捡到了“白菜”和“黄金”
　　我翻译的书出版后，工资一下子从33元提到99元。1954年8月开始，我当上社长秘书。1960年又入了党。我发表过文章，又出过书，还有点小聪明，于是我也成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三联书店重新独立，我担任总经理。我们过去学习苏联经验，把出版工作管得很严，新形势下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我就千方百计谋求新的突破。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跟台湾建立了出版方面的联系。因为有不少熟人，我和台湾的出版商谈得很投机。为什么呢？都是老上海，我们用老上海的语言谈买卖，“闲话一句”（上海话，“没问题”），我们便很爽脆地达成共识。
　　但是和台湾搞关系，当时的我也很辛苦。凭我在三联书店的级别，还订不到台湾报纸。邮局把台湾报纸归类成间谍报纸，香港的算反动，它比反动还厉害。我只能请台湾《中时晚报》的朋友，把他们编辑部剩下来的报纸的文化副刊寄给我。邮寄的方式采用的是“裸寄”，不用信封，就那么一裹，上面卷一道箍，一看就知道是报纸，便于邮局通过。这让我得到台湾的很多文化信息，不断有点新想法。我之所以知道引进漫画家朱德庸、蔡志忠、几米等的作品，就是从这些报纸上看来的。
　　我最受用的是出版蔡志忠的漫画，他用漫画的形式弘扬中国文化，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文革”时，冯友兰、郭沫若，还有我非常相信的一些大教授，都是骂孔子骂得一塌糊涂。等到拨乱反正了，国内也没有人讲孔子的好话。所以一看到蔡志忠的作品，我高兴极了。
　　后来国内掀起“蔡志忠热”，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进行国学的启蒙。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也觉得很可悲。我和蔡志忠现在还是好朋友，最近一次在台北见他，他请我们吃饭，饭菜非常丰盛。但是作为主人他一点都不吃。原来是遵照古书上的规定，每个月有几天要不吃饭的。我觉得台北很多朋友，真的是不但相信中国文化，而且在身体力行地实践中国文化。
　　至于香港方面，我得益于一个人，也是著名新闻人，罗孚。他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一是介绍金庸先生给我认识，《金庸全集》的出版就仰仗于他。金庸和他是好朋友，我到香港，金庸一听是罗孚介绍，非常重视。所以后来对我不满的人说，沈昌文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在书店外面捡了大白菜，还在店门口捡了黄金。“菜”是蔡志忠，“金”是指金庸，那两套书给书店赚钱了。所以那也对，没什么了不起。 　　罗老还教了我很多办法，都是当年共产党人在香港统战的办法。对我来说，就是要把出版活动放在普通人际交往之中，表面是人际交往，实际上有政治内容，出版做到这个境地，便是“化境”。
　　另外，我提出，做文化，要有对社会发展变化趋向的敏感。现代化的过程都差不多，别人经历的，我们迟早也会经历。我从国外引进《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都是出于这种理念。它们在国内都引起一定反响。
　　我还是那么窝囊，只是时代变了
　　我和文化圈很多大家都有交往，有人说沈昌文如何有能耐，这是说得过分了。沈昌文还是那么窝囊，还是那么差劲，只是时代变了。举个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去北大，要见教授，必须通过校党委；校党委再找人事部门；人事部门再给我约时间；然后去教授的办公室。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到北大，就能够自由进出教授的家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克木教授，我去约一篇稿子，他给我们交了5篇。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钱锺书也有讲不完的话，滔滔不绝。那时候多年不开放，大门忽然敞开，老知识分子们的劲头都起来了，不可遏制。
　　我也曾得罪了很多人。很多知名学者写文章，故意追求学术化，弄得我非常苦恼。我原来的领导陈原曾1000次问我，你拿回来的文章有没有做到“readable（可读）”，如果没有做到，思想再深刻也不可能流传。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吕叔湘先生，他除了研究学术，还写了很多普及读物。我读了他关于中国人学英语的文章，才知道了那么多讲究。我们谈起来也非常投机。现在的学者一有学问就喜欢艰深，过去不是这样，像金克木、张中行，这些老人都平易极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退休后，我找各种借口让自己还能混迹江湖，不至于真正退下来。我到处“帮闲”，可以用恶劣的词语来概括我退休后的行为：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和文化人吃饭聊天，向他们表达衷心爱戴，然后，才能“盗窃”他们的智慧。在国营单位工作，当然不能贪污腐败，但是“盗窃”无形资产，借工作之便向有学问的人学习，那应当是合法的。“出卖情报”多半指给别人提供一些信息，开开座谈会，某些单位很客气，还给我一定数目的费用，于是我就在家里“坐以待币”。
　　但是，眼下精力衰退，连这些不良作为也做不到了。
　　很早之前，我就说自己是“知道分子”。第一，我没学历，怎么能叫知识分子呢？第二，我看现在社会上的讨论，对知识分子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关心社会，提出批评。我都做不到。我和一些老教授接触比较多，我发觉他们做研究真是费功夫，那必须挡掉很多事情，心无旁骛。我看现在的人，不一定有这个心。但有一点比较好，就是现在出版业很繁荣，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无书可读的可怕。不管如何，书多了，总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