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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经》中的燕飨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充分的表现了周代的社会生活，反映出了周代礼乐文化的特色。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周代，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将宴饮作为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手段，燕飨诗以其独有的方式体现着周代的时代特点，并对周代的礼乐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燕飨诗；礼乐文化
作者简介：李晶晶（1985.1-），女，河北南宫人，硕士，商洛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02
燕飨诗在《诗经》中占有不少篇章，特别是在《小雅》中，燕飨诗几乎占了《小雅》篇章的大多数，比如其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棠棣》、《伐木》、《天保》等，直接描绘了诸侯、贵族、兄弟、亲友之间宴饮的场面。“礼”和“乐”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其中的燕飨诗更是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方方面面。
一.燕飨、燕飨诗与礼乐文化
周代是一个农业宗法制的社会，小农经济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与此相适应，宗族间的关系就成了连接社会的纽带。周的国君、诸侯、君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并注重利用这种宗族关系来加强统治。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将宴饮作为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手段，燕飨诗也就应运而生了。
燕飨，亦作燕享、燕饗，指古代的帝王饮宴诸侯、群臣及兄弟家人。据记载，周代有五礼，而宴飨之礼的运用最为普遍。《诗经》中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称为燕飨诗。此外，“古人飨礼，飨后必燕”，所以还有一类既描写祭祀过程，又描写祭祀之后合族宴饮的诗歌，比如《楚茨》、《信南山》等诗歌，虽然它们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燕飨诗，但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燕飨诗的风格内容及其价值意义。
“礼”，最初是用来事神的，并不是直接用以约束人的行为的一种道德规范力，礼对人的约束在于人对神的态度上，约束人的行为是为了取悦于神。因此后来，由祭神的约束力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约束力，由专门事神而变为既事神又事人。而“乐”当初和“礼”一样，也是宗庙祭祀时用来娱神的，但后来由于人们对人的认识超过了对神的崇拜，乐和礼一样，便由事神而变为事人的活动，乐作为礼的辅助手段，与礼配合使用。[1]
《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等燕飨诗，都是直接描绘诸侯、贵族、兄弟、亲友之间宴饮热闹、欢快场面的。燕飨在享乐外，还有政治目的。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在这些宴饮中，体现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
燕飨诗以当时人门生活为主题，由于周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而产生，故燕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诗经》中的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记载、约束并传递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讯息，不仅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规范着世人的行为，也为当时和后代的人们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燕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周代礼乐文化在燕飨诗中的体现
周代的礼乐文化在燕飨诗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如在“诗乐”运用、仪礼和器具使用方面，周代君臣在交往过程中使用的音乐、遵守的礼仪等无不反映出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内涵，可以很好地诠释周代的礼乐文化。
（一）燕飨诗的“诗乐”运用
《诗经》燕飨诗中，除《鹿鸣》、《鱼丽》、《南有嘉鱼》三篇是专门描写宴饮场面，诗本义、乐章的意义以及仪典的意义大致相和之外，大多燕飨诗的诗本义几乎不在仪典中体现。
如《四牡》诗的内容是描写出使在外的官吏思妇而怀归，将出使者归家心切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于“燕飨嘉宾”的仪礼气氛实在是找不出任何联系。陈子展先生指出：“襄四年《左传》说：‘《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国语·鲁语》说：‘《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当为《诗序》所本。 《诗序》云：‘《四牡》，劳使臣之来也’，自然就其用乐而言，非言作诗之本意”。很显然，燕飨礼仪中的《四牡》体现的是用乐之意，而非作诗之意，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诗序》云：“《小雅》中的《鹿鸣》、《皇皇者华》和《四牡》这三首诗各有用处，‘燕群臣之嘉宾’奏《鹿鸣》；‘遣使臣’奏《皇皇者华》；‘劳使臣’则奏《四牡》。”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燕飨诗作为诗乐的运用在周王维护自身统治，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宁静有序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充分的体现出了周代礼仪制度的固定化和稳定化，燕飨诗乐的运用无疑是对周代礼乐文化的一种体现。
（二）燕飨诗中所遵仪礼
礼乐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其核心是“礼”。从西周制礼作乐开始，礼成了无所不包的文化代名词。但礼之初的形态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复杂、抽象，而是直接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礼典，十分具体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诗经·小雅·瓠叶》用三章分别写到“酌言献之”“酌言酢之”“酌言酬之”，这是燕飨中必经的程序。此外，《小雅·宾之初筵》中也提到“三爵不识，矧敢多又”的說法，这即是周礼礼制所说的三爵之礼。三爵之礼大致步骤为三步：先由主人取酒爵致客，称为“献”；次由客还敬，称为“酢”；再由主人把酒注入觯或爵后，先自饮而后劝宾客随着饮，称“酬”，合起来称为“一献之礼”，在“献”的环节中，有洗爵的步骤，这样，“一献之礼”又称之为“三爵之礼”。
（三）燕飨诗中所用器皿
通过《诗经》中燕飨诗的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出现的象簋、籩、豆、鼎、俎、爵、觥等的食器种类非常多。这些器具的使用也可以体现出周代的仪礼制度，比如，《小雅·伐木》中出现的“陈馈八簋”； 《小雅·常棣》中的“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小雅·伐木》中的“笾豆有践，兄弟无远”等等器具词语大量出现。 《礼记·郊特牲十一》中记有“鼎俎奇，笾豆偶”，意思是鼎俎都是奇数，笾豆都是偶数，用豆的多少，是地位高下的表现和权利大小的象征。商周时代，簋和鼎这两种饮食用具的性质一样，都是象征等级制度的礼器；而且有一套与用鼎制度相配套的用簋制度。这两种礼器，一个盛放牲肉，一个盛放黍稷，牲肉和黍稷都是人们日常食物，自然而然就容易把盛放它们的器皿作为贵族等级标的礼器。因此说天子是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士三鼎两簋，从而起到“别上下，明贵贱”、强化阶级意识的作用。
三.燕飨诗对周代礼乐文化的价值体现
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记载、约束并传递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讯息，它不仅团结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规范着世人的行为，也为当时和后代的人们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精华，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道德价值方面
《小雅》中的宴飨诗，是礼乐文化形态的典型体现，这些燕飨诗几乎都有道德意识的渗透。《诗经》中的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所以《小雅·鹿鸣》中的亲朋好友欢饮，宾主之间赠送礼物，在诗中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德”。又比如《小雅·桑扈》中之所以对于“之屏之瀚，百辟为宪”的君子给予了极大的赞美，并以其为典范。
燕飨诗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是否定的，《小雅·宾之初筵》就讽刺了贵族酒后失德，不守礼节。这首诗从“温温其恭”，“威仪反反”，到“不知其秩”，“载号载呶”乃至“乱我笾豆，屡舞僛僛”。作者将酒醉前后作以形象对比，强调宴饮娱乐也应该遵守道德仪节的要求：“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对那些放纵狂欢不能循礼自制的人加以斥责，体现出人们对道德礼仪的自觉维护。
透过燕飨诗所表现出的礼乐、宴饮，我们看到的是用礼乐、美食、声色来树立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力，来达到君臣思想的一致，道德伦理的实现和心灵的净化，以及诸侯国之间对立的消除，来维护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价值方面
纵观《小雅》中的宴飨诗，其中不断出现对兄弟人伦、宗族情感、君臣大义的吟咏，无一不是以“宴以合好”作为最终目的，以期通过宴饮的方式和和谐的氛围中，达到内部的统一。其主旨都在于强调个体对整体的依存，认同和凝聚，以及整体对个体存在活动的赐予、协调和规范。
《小雅·棠棣》描写宴请兄弟的情况，说明兄弟手足之情是人世间最为珍贵和亲近的，兄弟之间要互助，为此不能不宴请兄弟，通过宴饮来增进兄弟间的情谊，保持了家族内部的团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燕飨诗并不全是贵族安享荣华的富贵歌，它也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从某些方面来说宴饮不单维系了家庭、家族内部的团结，同样也凝聚了周王朝内部的团结，而作为这种历史见证的燕飨诗，充分体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社会价值。
（三）當代社会的价值借鉴
《诗经》中的燕飨诗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组单纯反映古代燕飨活动的诗歌，具有无法代替的独特的文学价值，它对周代礼乐文化的体现在当今日益发展的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提倡“以和为美”的今天，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我们追求一种个人之与社会的和谐。正如《礼记·乐记》上所说的“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这些无不在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诗经》中的燕飨诗通过对亲亲之道、宗法之仪的歌颂和宣扬，不仅负载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在当代社会也闪烁着礼乐文化的独特光芒，它的独特的文学、社会、历史价值值得我们予与更多的研究和重视。
注释：
[1]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吴洁《浅论〈诗经·小雅〉中的燕飨诗》，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報，2005年第4期.
[3]《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版，1980年版.
[4]王国维《释乐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3—104页.
[5]王其全《〈诗经〉工艺文化阐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6年版.
[6]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
[7]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
[8]夏静《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关键词：《诗经》；燕飨诗；礼乐文化
作者简介：李晶晶（1985.1-），女，河北南宫人，硕士，商洛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02
燕飨诗在《诗经》中占有不少篇章，特别是在《小雅》中，燕飨诗几乎占了《小雅》篇章的大多数，比如其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棠棣》、《伐木》、《天保》等，直接描绘了诸侯、贵族、兄弟、亲友之间宴饮的场面。“礼”和“乐”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其中的燕飨诗更是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方方面面。
一.燕飨、燕飨诗与礼乐文化
周代是一个农业宗法制的社会，小农经济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与此相适应，宗族间的关系就成了连接社会的纽带。周的国君、诸侯、君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并注重利用这种宗族关系来加强统治。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将宴饮作为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手段，燕飨诗也就应运而生了。
燕飨，亦作燕享、燕饗，指古代的帝王饮宴诸侯、群臣及兄弟家人。据记载，周代有五礼，而宴飨之礼的运用最为普遍。《诗经》中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称为燕飨诗。此外，“古人飨礼，飨后必燕”，所以还有一类既描写祭祀过程，又描写祭祀之后合族宴饮的诗歌，比如《楚茨》、《信南山》等诗歌，虽然它们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燕飨诗，但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燕飨诗的风格内容及其价值意义。
“礼”，最初是用来事神的，并不是直接用以约束人的行为的一种道德规范力，礼对人的约束在于人对神的态度上，约束人的行为是为了取悦于神。因此后来，由祭神的约束力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约束力，由专门事神而变为既事神又事人。而“乐”当初和“礼”一样，也是宗庙祭祀时用来娱神的，但后来由于人们对人的认识超过了对神的崇拜，乐和礼一样，便由事神而变为事人的活动，乐作为礼的辅助手段，与礼配合使用。[1]
《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等燕飨诗，都是直接描绘诸侯、贵族、兄弟、亲友之间宴饮热闹、欢快场面的。燕飨在享乐外，还有政治目的。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在这些宴饮中，体现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
燕飨诗以当时人门生活为主题，由于周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而产生，故燕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诗经》中的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记载、约束并传递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讯息，不仅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规范着世人的行为，也为当时和后代的人们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燕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周代礼乐文化在燕飨诗中的体现
周代的礼乐文化在燕飨诗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如在“诗乐”运用、仪礼和器具使用方面，周代君臣在交往过程中使用的音乐、遵守的礼仪等无不反映出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内涵，可以很好地诠释周代的礼乐文化。
（一）燕飨诗的“诗乐”运用
《诗经》燕飨诗中，除《鹿鸣》、《鱼丽》、《南有嘉鱼》三篇是专门描写宴饮场面，诗本义、乐章的意义以及仪典的意义大致相和之外，大多燕飨诗的诗本义几乎不在仪典中体现。
如《四牡》诗的内容是描写出使在外的官吏思妇而怀归，将出使者归家心切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于“燕飨嘉宾”的仪礼气氛实在是找不出任何联系。陈子展先生指出：“襄四年《左传》说：‘《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国语·鲁语》说：‘《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当为《诗序》所本。 《诗序》云：‘《四牡》，劳使臣之来也’，自然就其用乐而言，非言作诗之本意”。很显然，燕飨礼仪中的《四牡》体现的是用乐之意，而非作诗之意，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诗序》云：“《小雅》中的《鹿鸣》、《皇皇者华》和《四牡》这三首诗各有用处，‘燕群臣之嘉宾’奏《鹿鸣》；‘遣使臣’奏《皇皇者华》；‘劳使臣’则奏《四牡》。”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燕飨诗作为诗乐的运用在周王维护自身统治，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宁静有序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充分的体现出了周代礼仪制度的固定化和稳定化，燕飨诗乐的运用无疑是对周代礼乐文化的一种体现。
（二）燕飨诗中所遵仪礼
礼乐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其核心是“礼”。从西周制礼作乐开始，礼成了无所不包的文化代名词。但礼之初的形态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复杂、抽象，而是直接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礼典，十分具体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诗经·小雅·瓠叶》用三章分别写到“酌言献之”“酌言酢之”“酌言酬之”，这是燕飨中必经的程序。此外，《小雅·宾之初筵》中也提到“三爵不识，矧敢多又”的說法，这即是周礼礼制所说的三爵之礼。三爵之礼大致步骤为三步：先由主人取酒爵致客，称为“献”；次由客还敬，称为“酢”；再由主人把酒注入觯或爵后，先自饮而后劝宾客随着饮，称“酬”，合起来称为“一献之礼”，在“献”的环节中，有洗爵的步骤，这样，“一献之礼”又称之为“三爵之礼”。
（三）燕飨诗中所用器皿
通过《诗经》中燕飨诗的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出现的象簋、籩、豆、鼎、俎、爵、觥等的食器种类非常多。这些器具的使用也可以体现出周代的仪礼制度，比如，《小雅·伐木》中出现的“陈馈八簋”； 《小雅·常棣》中的“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小雅·伐木》中的“笾豆有践，兄弟无远”等等器具词语大量出现。 《礼记·郊特牲十一》中记有“鼎俎奇，笾豆偶”，意思是鼎俎都是奇数，笾豆都是偶数，用豆的多少，是地位高下的表现和权利大小的象征。商周时代，簋和鼎这两种饮食用具的性质一样，都是象征等级制度的礼器；而且有一套与用鼎制度相配套的用簋制度。这两种礼器，一个盛放牲肉，一个盛放黍稷，牲肉和黍稷都是人们日常食物，自然而然就容易把盛放它们的器皿作为贵族等级标的礼器。因此说天子是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士三鼎两簋，从而起到“别上下，明贵贱”、强化阶级意识的作用。
三.燕飨诗对周代礼乐文化的价值体现
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记载、约束并传递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讯息，它不仅团结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规范着世人的行为，也为当时和后代的人们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精华，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道德价值方面
《小雅》中的宴飨诗，是礼乐文化形态的典型体现，这些燕飨诗几乎都有道德意识的渗透。《诗经》中的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所以《小雅·鹿鸣》中的亲朋好友欢饮，宾主之间赠送礼物，在诗中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德”。又比如《小雅·桑扈》中之所以对于“之屏之瀚，百辟为宪”的君子给予了极大的赞美，并以其为典范。
燕飨诗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是否定的，《小雅·宾之初筵》就讽刺了贵族酒后失德，不守礼节。这首诗从“温温其恭”，“威仪反反”，到“不知其秩”，“载号载呶”乃至“乱我笾豆，屡舞僛僛”。作者将酒醉前后作以形象对比，强调宴饮娱乐也应该遵守道德仪节的要求：“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对那些放纵狂欢不能循礼自制的人加以斥责，体现出人们对道德礼仪的自觉维护。
透过燕飨诗所表现出的礼乐、宴饮，我们看到的是用礼乐、美食、声色来树立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力，来达到君臣思想的一致，道德伦理的实现和心灵的净化，以及诸侯国之间对立的消除，来维护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价值方面
纵观《小雅》中的宴飨诗，其中不断出现对兄弟人伦、宗族情感、君臣大义的吟咏，无一不是以“宴以合好”作为最终目的，以期通过宴饮的方式和和谐的氛围中，达到内部的统一。其主旨都在于强调个体对整体的依存，认同和凝聚，以及整体对个体存在活动的赐予、协调和规范。
《小雅·棠棣》描写宴请兄弟的情况，说明兄弟手足之情是人世间最为珍贵和亲近的，兄弟之间要互助，为此不能不宴请兄弟，通过宴饮来增进兄弟间的情谊，保持了家族内部的团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燕飨诗并不全是贵族安享荣华的富贵歌，它也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从某些方面来说宴饮不单维系了家庭、家族内部的团结，同样也凝聚了周王朝内部的团结，而作为这种历史见证的燕飨诗，充分体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社会价值。
（三）當代社会的价值借鉴
《诗经》中的燕飨诗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组单纯反映古代燕飨活动的诗歌，具有无法代替的独特的文学价值，它对周代礼乐文化的体现在当今日益发展的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提倡“以和为美”的今天，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我们追求一种个人之与社会的和谐。正如《礼记·乐记》上所说的“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这些无不在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诗经》中的燕飨诗通过对亲亲之道、宗法之仪的歌颂和宣扬，不仅负载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在当代社会也闪烁着礼乐文化的独特光芒，它的独特的文学、社会、历史价值值得我们予与更多的研究和重视。
注释：
[1]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吴洁《浅论〈诗经·小雅〉中的燕飨诗》，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報，2005年第4期.
[3]《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版，1980年版.
[4]王国维《释乐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3—104页.
[5]王其全《〈诗经〉工艺文化阐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6年版.
[6]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
[7]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
[8]夏静《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