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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周代际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化，周代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精神特质形成的重要时期，本文拟从几个观念的演化探讨这一巨变时期宗教信仰的变化。
关键词：帝天
牧野一役宣告殷商六百多年统治的终结，此后是长达八百年姬周的统治。周代商是划时代的事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剧变，对于宗教而言，周形成了一套新的信仰体系。这个体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帝”和“天”地位的变化。
首先是商的信仰体系。在殷商的信仰体系中“帝”或者“上帝”是至上神。“卜释诸帝字除假借为禘祭字外，早期多为天帝之称。” “帝”的权威至上，并且控制是全面的，表现在：“帝”控制着风雨雷电，“贞翌癸卯，帝其令凤。翌癸卯，不令凤。夕□。于帝使凤。二犬。” “戊子卜，王，贞之十一月帝雨。二旬□六日。”“丙申卜，亘，贞今二日多雨，王占曰，隹其丙……，贞之八月帝不其令多雨” ；“帝”掌管农业收成，“帝令雨足年” “贞隹帝它我年，二月，贞不隹帝它我年。王占曰，不隹帝它隹占。甲寅…帝它□□。”“乙酉卜，亘，贞易禾，不易禾。王占曰，吉。易” ；“帝”还能下降人间，入于邑落宫室，“癸亥卜，翌日辛帝降其入于□大□，在□”“庚午卜，内，贞王乍邑帝若。八月，庚午卜，内，贞王勿作邑□兹。帝若” ；“帝”能决定战争“伐厉，受又，贞帝不我其又。” 由于“帝”掌管人间事务这么全面，所以人们虔诚的向帝祈祷。“卜辞中以卜祭之数量最多。尤其最长问的事项为有关祖先的祭祀。”“第二位为有关气象的占卜，其中最多为关于风雨与阴晴变化等事项的卜问。第三位为有关农业年成的丰歉与农事活动等问题的卜问。第四位为人间战争问题。”
在这个体系中“天”是什么位置？在商朝“天”的概念已经出现，但是“天”尚未被赋予神义。“天本谓人之颠顶，故象人形，卜释孟鼎之二字所以独填其首，此其独其所象之处”“殷墟卜辞及斋侯壶又作 ，则别以一画及其所象之处，古文字多有处此……皆所以记其位置也。” “天字之正解矣盖天本训颠，易曰其人天目劓，即其人颠目劓。颠顶也，天为人顶，故龟甲文之 ，金文之 皆象人形。皆象人首，大字本象人形，而所重不在顶，故首形不显，天字则所重在顶，故首形特大业，龟甲文有从二作 者当即 之或体，前者象形字，后者会意字也。” 这些解释都说明在殷商“天”可能只是表示位置处所的字，通观胡厚宣著《殷商史》所引用之有关祭祀的甲骨文可以发现在殷人眼中几乎所有人意志之外的现象都是“帝”意志的体现，在这些卜辞中“帝”反复出现，而“天”没有出现一次，这说明至少在武丁时“天”还没有被赋予人格神的意义和权威，更不用说和“帝”并立。同时观察出土的殷商器皿上的铭文亦可以对以上观点加以佐证：殷商的鼎，角，爵，卣其铭文中都没有“天”字的出现（这是迄03年考释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且文辞清晰完整的各类商朝青铜器铭文）。这些器皿中尤其如鼎被作为祭祀或者勒记赏赐之用，是在最重要场合出现的器皿，但其上尚未发现“天”字，而“帝”字则已经出现。例如：“二祀邲其卣”上有铭文：“丙辰，王令（命）其兄（贶）丽，殷于夆，田雍。宾贝五朋。在正月，遘于妣丙，肜日，太乙。唯王二祀。既于上下帝。” 其中“丽”为帝辛时期人名，这说明至迟在殷末“上帝”依然是受祭祀的主神。
这种情况在周朝发生了变化。首先“天”成为受祭祀的至上神。“天”的观念在周人思想中似乎很早就存在，把“天”作为神从而对其进行祭祀似乎是周人的原创。例如从时间上看《诗经》中《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初期，其中《颂》部分，共31篇，是周朝的颂歌，全部作于西周初年，据后人考证，为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近一百年间（约前1046—约前977年）的作品。《周颂》乐章大多用于宗庙祭祀，祭祀对象包括祖先、天地、农神等。例如“昊天有成，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至迟在西周早期人们在祭祀中已经把“天”当作最高人格神来对待；《尚书》中有关殷商的很多篇章可以看见“天”的出现，例如“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 但是据考证《尚书》被周人篡改过，而这些篡改正可以从侧面说明“天”这一观念在周朝是多么盛行；周成王时期铸造的何尊上有铭文：“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还有康王时期大盂鼎的铭文“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佑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在这里“天”都是至上人格神。
其次“帝”作为至上神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处于次要地位，有时候和“天”并列出现。“尚书”关于周朝有三十二篇，在这三十二篇中提到“天”达一百八十二次，“帝”也被提到有四十三次，其中二者都经常被当作至上神来用。例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 “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 从出土的周朝青铜器的铭文也可以看出“天”“帝”并用，如“天亡簋”（周武王时铸造）上的铭文“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网。事喜上帝……” “史墙盘”的铭文（周中期）“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民永，不巩狄虘，伐尸童。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穆王，井帅宇诲。宁天子，天子文武长刺，天子无匄。” “夫钟”（周晚期）的铭文：“隹皇上帝百神，保全小子。朕猷又成亡竞。我隹司配皇天，王对作宗周宝钟。” 可以看出整个西周都没有完全废除“帝”这一概念，而是与“天”并行。
这样的变化，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周代商，需要新的信仰体系来维持人们对新统治者的信赖。周代商被认为是“天命”的结果，是一个新神的意志，这是官方对“天”的支持；“帝”原来是商的保护神，但是现实中商被周所灭，使得人们对这个保护神的信赖逐渐消减，而“天”是周的保护神，周的胜利则使得人们对“天”的信赖逐渐增加，这则是事实对人们观念的冲击；另外在商周，王分封诸侯进行统治，一个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信仰自己的神。周代商前各地是殷商的诸侯，所以所有地方都信仰“帝”，而周代商后，各地诸侯变为周所分封的诸侯，这些诸侯理所当然的信仰自己的神，也就是说周代商使得原来信仰“帝”的传统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因为它已经没有载体了。
其次“帝”没有完全消失的原因则在于一方面商周并存时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十分有限），商的信仰不可避免地被周所吸收，当然其吸收程度尚不足以达到代替周信仰中“天”的位置，这从周早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来，虽然有“天”，有“帝”，但还是以“天”为主；另一方面“天”“帝”并用则在于羁縻殷商遗民的。周代商并没有完全剔除商旧有的贵族，商朝灭亡后，周武王封武庚于殷地（今河南商丘）以祀殷后，留在朝歌管理商朝遗民，又封管叔蔡叔监督，直到后面武庚作乱，周王又封微子管理殷人，统治这些遗民肯定要用他们的话语系统，因此“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呜呼！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皇天眷佑，诞受厥命……予嘉乃德，曰笃不忘。上帝时歆，下民祗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以次说明周代商其实也是“帝”的意思；最后则因为要完全剔除殷商的信仰，周的能力客观达不到。周代人口一千三百万左右，“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 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 这是商周最后决战时周的兵力，这些军队如果分散驻守各地的话其力量实在微不足道，因为周初仅姬姓诸侯就分封了五十三个。而这些少量军队在各诸侯国里也仅能维持基本秩序，其它的事务根本无暇顾及。因此原来的殷商遗民还能保有自己的信仰。
对于宗教而言其能获得长期的控制能力，一方面在于人们的虔信，一方面则在于官方的提倡和支持，商周代谢时期宗教信仰的变化是对其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1]尚书
[2]诗经
[3]史记
[4]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2.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赵容俊.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文津出版社.2003.
[7]丁福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8]金文今译类检组：金文今译类检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9]胡殿咸.甲骨文金文释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10]杨阳.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赵昊天 男 1984年生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中国政治思想史方向
关键词：帝天
牧野一役宣告殷商六百多年统治的终结，此后是长达八百年姬周的统治。周代商是划时代的事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剧变，对于宗教而言，周形成了一套新的信仰体系。这个体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帝”和“天”地位的变化。
首先是商的信仰体系。在殷商的信仰体系中“帝”或者“上帝”是至上神。“卜释诸帝字除假借为禘祭字外，早期多为天帝之称。” “帝”的权威至上，并且控制是全面的，表现在：“帝”控制着风雨雷电，“贞翌癸卯，帝其令凤。翌癸卯，不令凤。夕□。于帝使凤。二犬。” “戊子卜，王，贞之十一月帝雨。二旬□六日。”“丙申卜，亘，贞今二日多雨，王占曰，隹其丙……，贞之八月帝不其令多雨” ；“帝”掌管农业收成，“帝令雨足年” “贞隹帝它我年，二月，贞不隹帝它我年。王占曰，不隹帝它隹占。甲寅…帝它□□。”“乙酉卜，亘，贞易禾，不易禾。王占曰，吉。易” ；“帝”还能下降人间，入于邑落宫室，“癸亥卜，翌日辛帝降其入于□大□，在□”“庚午卜，内，贞王乍邑帝若。八月，庚午卜，内，贞王勿作邑□兹。帝若” ；“帝”能决定战争“伐厉，受又，贞帝不我其又。” 由于“帝”掌管人间事务这么全面，所以人们虔诚的向帝祈祷。“卜辞中以卜祭之数量最多。尤其最长问的事项为有关祖先的祭祀。”“第二位为有关气象的占卜，其中最多为关于风雨与阴晴变化等事项的卜问。第三位为有关农业年成的丰歉与农事活动等问题的卜问。第四位为人间战争问题。”
在这个体系中“天”是什么位置？在商朝“天”的概念已经出现，但是“天”尚未被赋予神义。“天本谓人之颠顶，故象人形，卜释孟鼎之二字所以独填其首，此其独其所象之处”“殷墟卜辞及斋侯壶又作 ，则别以一画及其所象之处，古文字多有处此……皆所以记其位置也。” “天字之正解矣盖天本训颠，易曰其人天目劓，即其人颠目劓。颠顶也，天为人顶，故龟甲文之 ，金文之 皆象人形。皆象人首，大字本象人形，而所重不在顶，故首形不显，天字则所重在顶，故首形特大业，龟甲文有从二作 者当即 之或体，前者象形字，后者会意字也。” 这些解释都说明在殷商“天”可能只是表示位置处所的字，通观胡厚宣著《殷商史》所引用之有关祭祀的甲骨文可以发现在殷人眼中几乎所有人意志之外的现象都是“帝”意志的体现，在这些卜辞中“帝”反复出现，而“天”没有出现一次，这说明至少在武丁时“天”还没有被赋予人格神的意义和权威，更不用说和“帝”并立。同时观察出土的殷商器皿上的铭文亦可以对以上观点加以佐证：殷商的鼎，角，爵，卣其铭文中都没有“天”字的出现（这是迄03年考释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且文辞清晰完整的各类商朝青铜器铭文）。这些器皿中尤其如鼎被作为祭祀或者勒记赏赐之用，是在最重要场合出现的器皿，但其上尚未发现“天”字，而“帝”字则已经出现。例如：“二祀邲其卣”上有铭文：“丙辰，王令（命）其兄（贶）丽，殷于夆，田雍。宾贝五朋。在正月，遘于妣丙，肜日，太乙。唯王二祀。既于上下帝。” 其中“丽”为帝辛时期人名，这说明至迟在殷末“上帝”依然是受祭祀的主神。
这种情况在周朝发生了变化。首先“天”成为受祭祀的至上神。“天”的观念在周人思想中似乎很早就存在，把“天”作为神从而对其进行祭祀似乎是周人的原创。例如从时间上看《诗经》中《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初期，其中《颂》部分，共31篇，是周朝的颂歌，全部作于西周初年，据后人考证，为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近一百年间（约前1046—约前977年）的作品。《周颂》乐章大多用于宗庙祭祀，祭祀对象包括祖先、天地、农神等。例如“昊天有成，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至迟在西周早期人们在祭祀中已经把“天”当作最高人格神来对待；《尚书》中有关殷商的很多篇章可以看见“天”的出现，例如“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 但是据考证《尚书》被周人篡改过，而这些篡改正可以从侧面说明“天”这一观念在周朝是多么盛行；周成王时期铸造的何尊上有铭文：“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还有康王时期大盂鼎的铭文“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佑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在这里“天”都是至上人格神。
其次“帝”作为至上神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处于次要地位，有时候和“天”并列出现。“尚书”关于周朝有三十二篇，在这三十二篇中提到“天”达一百八十二次，“帝”也被提到有四十三次，其中二者都经常被当作至上神来用。例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 “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 从出土的周朝青铜器的铭文也可以看出“天”“帝”并用，如“天亡簋”（周武王时铸造）上的铭文“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网。事喜上帝……” “史墙盘”的铭文（周中期）“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民永，不巩狄虘，伐尸童。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穆王，井帅宇诲。宁天子，天子文武长刺，天子无匄。” “夫钟”（周晚期）的铭文：“隹皇上帝百神，保全小子。朕猷又成亡竞。我隹司配皇天，王对作宗周宝钟。” 可以看出整个西周都没有完全废除“帝”这一概念，而是与“天”并行。
这样的变化，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周代商，需要新的信仰体系来维持人们对新统治者的信赖。周代商被认为是“天命”的结果，是一个新神的意志，这是官方对“天”的支持；“帝”原来是商的保护神，但是现实中商被周所灭，使得人们对这个保护神的信赖逐渐消减，而“天”是周的保护神，周的胜利则使得人们对“天”的信赖逐渐增加，这则是事实对人们观念的冲击；另外在商周，王分封诸侯进行统治，一个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信仰自己的神。周代商前各地是殷商的诸侯，所以所有地方都信仰“帝”，而周代商后，各地诸侯变为周所分封的诸侯，这些诸侯理所当然的信仰自己的神，也就是说周代商使得原来信仰“帝”的传统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因为它已经没有载体了。
其次“帝”没有完全消失的原因则在于一方面商周并存时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十分有限），商的信仰不可避免地被周所吸收，当然其吸收程度尚不足以达到代替周信仰中“天”的位置，这从周早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来，虽然有“天”，有“帝”，但还是以“天”为主；另一方面“天”“帝”并用则在于羁縻殷商遗民的。周代商并没有完全剔除商旧有的贵族，商朝灭亡后，周武王封武庚于殷地（今河南商丘）以祀殷后，留在朝歌管理商朝遗民，又封管叔蔡叔监督，直到后面武庚作乱，周王又封微子管理殷人，统治这些遗民肯定要用他们的话语系统，因此“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呜呼！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皇天眷佑，诞受厥命……予嘉乃德，曰笃不忘。上帝时歆，下民祗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以次说明周代商其实也是“帝”的意思；最后则因为要完全剔除殷商的信仰，周的能力客观达不到。周代人口一千三百万左右，“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 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 这是商周最后决战时周的兵力，这些军队如果分散驻守各地的话其力量实在微不足道，因为周初仅姬姓诸侯就分封了五十三个。而这些少量军队在各诸侯国里也仅能维持基本秩序，其它的事务根本无暇顾及。因此原来的殷商遗民还能保有自己的信仰。
对于宗教而言其能获得长期的控制能力，一方面在于人们的虔信，一方面则在于官方的提倡和支持，商周代谢时期宗教信仰的变化是对其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1]尚书
[2]诗经
[3]史记
[4]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2.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赵容俊.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文津出版社.2003.
[7]丁福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8]金文今译类检组：金文今译类检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9]胡殿咸.甲骨文金文释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10]杨阳.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赵昊天 男 1984年生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中国政治思想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