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乔治·斯坦纳撰写了《空洞的奇迹》，引发众怒。他说战后德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奇迹：人们表面上充满对生活的热情，骨子里空洞无物、琐碎卑微。因为德语已死，成了一种噪音。
　　在他看来，第三帝国时期的政府要员之间流行的语言是“波茨坦风格”——既混合军事化的直白俗言，也融合了瓦格纳音乐里的浪漫主义雅言。在德国大学、政府部门、纳粹军队和纳粹法庭的合力驯化之下，德国语言已经成为“波茨坦风格”的纳粹帝国语言。这种极权话语方式被用来摧毁人之为“人”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兽性的主宰。
　　犹太学者克莱普勒饱受德国纳粹迫害，在记录纳粹话语的著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中，他将第三帝国语言称为监狱语言。纳粹上台后强制推行的党文化，以法西斯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在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和恐怖手段辅佐下，以完整的一致性覆盖和污染整个德国，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大众。
　　大众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接受和使用这种变异的社会文化，塑造了第三帝国的新型话语方式。一旦国民长期使用被改造、被污化的语言，机械般或不知不觉地接受，卸除知性之累的话语使用者就进入统治者所企图的智识短路和麻醉，国民的思维方式遭禁锢，生活习性亦被形塑。
　　受哄骗、迷惑和威胁，几乎所有人都被纳粹党文化改造，形成一种“完美”而“团结”的“共同体”，这正是极权国家所追求和需要的理想社会状态。在这个话语形塑的“想象共同体”，使用的是抽掉了个人存在的集体称呼如“人民”。因为“人民”裹挟着巨大的道义力量和价值观念，更容易占据统治的道德制高点和塑造执政的合法性，且剥夺了民众作为个体的存在，丧失反抗的可能。
　　它的整体性和群体性使民众在被裹挟进纳粹洪流时更易消除身份焦虑，反而能轻易获得身份认同，以加剧纳粹所需要的社会狂热，让纳粹推行的非人化政策在民众的狂热和认同之下得以广泛推行，也造就对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广泛排斥，为种族灭亡政策与消灭“人民的敌人”奠定了社会基础。
　　纳粹将政党集团的话语方式规模化地推广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旧词被改造成新的含义，新词不断组合成新的词组，其贫瘠的价值观导致这些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因迅速模式化而僵化。诸如“推动”“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等语言，将心灵看作机器部件。这种技术词语的越界现象导致对精神的奴役。
　　纳粹语言还受制于运动和行动的意志，每一种运动形式都滋养了第三帝国语言，从其特殊的语言中为其提供丰富的养料，诸如从“冲锋队”到“风暴支队”，再从“民族风暴”到“国家风暴”，党卫军有“骑士风暴”，军队有“风暴重炮”等。这些粗暴的词组都携带着巨大的运动能量，在不断扩散与重复之下，生活场景几乎处处被军事化，国民生活进入时刻备战的献身状态，催促着大众为帝国服务。
　　希特勒帝国通过纳粹美学、纳粹语言学、纳粹教育学，将纳粹党文化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组合，荼毒一代德国人的心灵。纳粹之后，“东德语言再次制造出许多谎言和极权主义的简化用法，接近于纳粹时代”。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的轮番上阵，造就德国语言的深重灾难，以至于战后德国作家们不得不发起一场清污运动——重新学习德语。
　　值得注意的是，脱离极权统治的生活与脱离被极权污染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两件事情。战后，纳粹神话叙事依旧在上演。这正如阿伦特所说，对语言的不重视必将造成对现实的冷漠，也改造着我们的历史观。当语言被污化，只有赤裸裸的真实才能把谎言清洗。
　　迈斯特和奥威尔都写过语言的政治性问题，词语在政治暴行和谎言压迫下必然丢失其人文意义。极权话语作为欺骗性宣传工具，在全面覆盖之后，必将成为专门用于政治造假、文化造假、德行造假的工具。
　　极权统治下的灌输式语言，毛喻原将之比喻为输精管结扎：“它的语言产品就等于一只只避孕套，这是阻孕阴谋的双重保险。不过它要去阻止的并不是什么生理之孕、生育之孕，而是人的思想之孕与观念之孕。”
　　克莱普勒的《第三帝国的语言》和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都没有阐释缘何大家接受纳粹话语方式。除去铺天盖地的宣传与蛊惑之外，国民自身主动或被迫接受也是在传播，这意味着第三帝国语言对德国国民心灵的荼毒，是一场与极权共舞的社会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