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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整顿吏治历来是各王朝统治的中心，但晚清甘肃官场并没有因为皇帝的重视而改变。相反，丑态百出，具体表现在权奸当道，吏治败坏、贪污腐化，贿赂公行，穷奢极欲和军纪败坏、营制废弛等几个方面。巨大的社会危机使晚清封建王朝处在崩溃的边缘。
关键词：晚清；甘肃官场；腐败
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开始，整顿吏治，肃清官场不良风气成为各个王朝统治的重心，但是官场风气并没有因为历朝历代皇帝的重视而日趋清明，其内部问题反而层出不穷。晚清甘肃官场更是丑态百出，《道咸宦海见闻录》反映了很多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甘肃吏治黑暗的情况，笔者从社会史的视角浅析，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并能为后世提供些许借鉴。
清时的甘肃地域辽阔，“广二千一百二十里，表一千四百一十里”，不仅包括今天的甘肃一省，而且还包括宁夏和青海的西宁地区、新疆的镇西府（巴里坤地区）和迪化州（乌鲁木齐地区）。咸同年间，甘肃吏治腐败呈现出常态化、普遍化的状态。纵观形形色色的吏治案件，大致分类，首先是官吏以權谋私，贪污受贿。张集馨载“甘肃清查案，上年（1849）办理未能核实。劣募高下起手，一事两歧者甚多”。劣募在官场之中大显其手，左右政务，这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有密切的联系。
清时，由于地方官员变动频繁，而幕友流动性不强，熟知当地事务，即官有封建而吏无封建。同时，明清时以八股文考选官员，存在很大弊端。新科进士被派到基层州县为官时，通常对实际政事毫不知情，需要幕友的帮助。即“钱谷刑名一切资之幕友，主人惟坐啸画诺”，则“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虽一定程度上受幕友牵制，官员的道德素养和职业品质仍是影响官场风气的主导因素，但很多时候州县官与幕友则是沆瀣一气。清光绪间举人徐珂曾叹道：“明朝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晚清时期由于特殊的捐纳制度，所选官员，本身的综合素养不高，“不知政治军事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弄钱耍乐”，缺少为国为民的思想。道光皇帝也曾感慨：“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这类“捐班”官员到任之后，唯利是图，极尽敛财之能事。
比如咸丰六年（1856）至咸丰十一年（1861）担任过陕甘总督的乐斌就是腐化堕落的典型。“乐斌者，镶红旗人，年二十五岁犹闲散。旗人杀虎口副将某无子，爱而为嗣，副将死，即袭其佐领，在京营当差。……与刑部门皂禁卒往来，遇有仓场及旗人官事交部讯问，乐斌与司书禁卒关说照应，打听消息，预为之地。被讼人所出资财，乐斌与禁卒分润，日积月累，进款增多，得以献媚上司，结纳僚属，遂得盛京副都统，奉旨赴西藏迎呼毕勒罕，转眼而得成都将军，又署总督，遂得肆其所为”。这段材料，就是对乐斌其人的高度概括，此人主甘五六年，情形是可以想见的。
当时主持甘肃军务的提镇将官有穆图善，初在多隆阿部下任职，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此人“与战阵攻取，全不了然，多隆阿视之为奴隶，穆图善尊之如父兄，言语嗫嚅，进退越趑趄，有忍人之所不能忍者。所带各勇，自为队伍，三五十成群，淫抢无所不至”“一路如火燎原，甚于盗贼”。
固原提督雷正绾，“即困于烟”，“兼迷于色”。军队全无纪律。“将领颇有思去者”。嗜吸鸦片，每日需膏二两。不管行军打仗，一旦瘾发，“则须觅一间僻处所过瘾，精神日短，身体日衰”。所带兵丁“军律废弛”，涂炭生灵，无所不为。如此，省内清兵，形同匪盗。腐败日甚，已成不可挽回之势，靠这样的军队，要镇压如火如荼的回民起义，谈何容易！同治六年（1862）爆发了大规模陕甘回民起义，与西北人民受着严重的剥削压迫和残酷的统治是分不开的，回汉发生纠纷，州县官并不能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去查明事非曲直，却向来偏袒汉民，回民心中滋生仇恨，造成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
究其原因，道咸同时期甘肃官场腐败现象的滋长，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道咸年间内忧外患的局面，官场中官员基于利益和道义的不同，各执己见，党派林立，斗争激烈，加速了政局的腐败和王朝的衰落。
同时，清朝的职官俸禄也是导致腐败的一个原因。据清《户部则例》卷七所记，清代一品官每年薪俸180两，二品官155两，三品官130两，七品官每年得到的俸给只有45两，八品官40两。这样的薪资标准，对于当时的州县官员来说，很难养活老小，周转属吏随从的开饷以及衙门的办公费用。清政府曾采取高薪养廉的方法，使官员的薪俸状况有了改善，但官员间送礼动辄千金，助长了奢靡之风，因此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腐败问题。
道光朝吏治的败坏，官员腐败的恶性发展，与统治者在整饬吏治过程中实行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分不开的。道光道光二十七年，他对行将上任的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徒薪之论也，汝当思之。”这表明，道光此时只想维持现状，小修小补，只求表面“一律整齐”。对存在问题，他实际主张敷衍了事，他的方法就是杀鸡吓猴，治标不治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官员腐败问题必然难以真正触动。
社会问题总是环环相扣的，吏治失范，又进一步加重了平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道咸时期，人民贫困，游民（脱离了生产资料的农民）激增，不堪的生存环境，加上特殊的社会矛盾，成了民变频生的助推力。自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暴动后，不但民间秘密宗教活动仍绵延不断，民众聚众滋事也增多，目的是逃荒抗粮，反对高额地租和横征暴敛。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因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危机使得不管是基层州县官还是统治阶级，无法做出合理有效的调整，小修小补已经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封建帝国的机制想要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已举步维艰。须得经过彻底的社会内部变革，对根深蒂固、千疮百孔的封建帝国形成强烈的冲击，甚至作为推手，使其向前发展，摆脱停滞不前的窘境。
不仅甘肃一省，整个中国亦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统治基础已经开始溃散，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策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1]清史稿·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贺长龄辑.皇清经世文编（卷十四）[M].台北：文海出版社，2006.
[3]汪辉祖纂.学治臆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徐珂辑.清稗类钞·胥役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作者简介：李雪玲，女，汉族，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本科生。
关键词：晚清；甘肃官场；腐败
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开始，整顿吏治，肃清官场不良风气成为各个王朝统治的重心，但是官场风气并没有因为历朝历代皇帝的重视而日趋清明，其内部问题反而层出不穷。晚清甘肃官场更是丑态百出，《道咸宦海见闻录》反映了很多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甘肃吏治黑暗的情况，笔者从社会史的视角浅析，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并能为后世提供些许借鉴。
清时的甘肃地域辽阔，“广二千一百二十里，表一千四百一十里”，不仅包括今天的甘肃一省，而且还包括宁夏和青海的西宁地区、新疆的镇西府（巴里坤地区）和迪化州（乌鲁木齐地区）。咸同年间，甘肃吏治腐败呈现出常态化、普遍化的状态。纵观形形色色的吏治案件，大致分类，首先是官吏以權谋私，贪污受贿。张集馨载“甘肃清查案，上年（1849）办理未能核实。劣募高下起手，一事两歧者甚多”。劣募在官场之中大显其手，左右政务，这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有密切的联系。
清时，由于地方官员变动频繁，而幕友流动性不强，熟知当地事务，即官有封建而吏无封建。同时，明清时以八股文考选官员，存在很大弊端。新科进士被派到基层州县为官时，通常对实际政事毫不知情，需要幕友的帮助。即“钱谷刑名一切资之幕友，主人惟坐啸画诺”，则“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虽一定程度上受幕友牵制，官员的道德素养和职业品质仍是影响官场风气的主导因素，但很多时候州县官与幕友则是沆瀣一气。清光绪间举人徐珂曾叹道：“明朝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晚清时期由于特殊的捐纳制度，所选官员，本身的综合素养不高，“不知政治军事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弄钱耍乐”，缺少为国为民的思想。道光皇帝也曾感慨：“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这类“捐班”官员到任之后，唯利是图，极尽敛财之能事。
比如咸丰六年（1856）至咸丰十一年（1861）担任过陕甘总督的乐斌就是腐化堕落的典型。“乐斌者，镶红旗人，年二十五岁犹闲散。旗人杀虎口副将某无子，爱而为嗣，副将死，即袭其佐领，在京营当差。……与刑部门皂禁卒往来，遇有仓场及旗人官事交部讯问，乐斌与司书禁卒关说照应，打听消息，预为之地。被讼人所出资财，乐斌与禁卒分润，日积月累，进款增多，得以献媚上司，结纳僚属，遂得盛京副都统，奉旨赴西藏迎呼毕勒罕，转眼而得成都将军，又署总督，遂得肆其所为”。这段材料，就是对乐斌其人的高度概括，此人主甘五六年，情形是可以想见的。
当时主持甘肃军务的提镇将官有穆图善，初在多隆阿部下任职，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此人“与战阵攻取，全不了然，多隆阿视之为奴隶，穆图善尊之如父兄，言语嗫嚅，进退越趑趄，有忍人之所不能忍者。所带各勇，自为队伍，三五十成群，淫抢无所不至”“一路如火燎原，甚于盗贼”。
固原提督雷正绾，“即困于烟”，“兼迷于色”。军队全无纪律。“将领颇有思去者”。嗜吸鸦片，每日需膏二两。不管行军打仗，一旦瘾发，“则须觅一间僻处所过瘾，精神日短，身体日衰”。所带兵丁“军律废弛”，涂炭生灵，无所不为。如此，省内清兵，形同匪盗。腐败日甚，已成不可挽回之势，靠这样的军队，要镇压如火如荼的回民起义，谈何容易！同治六年（1862）爆发了大规模陕甘回民起义，与西北人民受着严重的剥削压迫和残酷的统治是分不开的，回汉发生纠纷，州县官并不能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去查明事非曲直，却向来偏袒汉民，回民心中滋生仇恨，造成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
究其原因，道咸同时期甘肃官场腐败现象的滋长，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道咸年间内忧外患的局面，官场中官员基于利益和道义的不同，各执己见，党派林立，斗争激烈，加速了政局的腐败和王朝的衰落。
同时，清朝的职官俸禄也是导致腐败的一个原因。据清《户部则例》卷七所记，清代一品官每年薪俸180两，二品官155两，三品官130两，七品官每年得到的俸给只有45两，八品官40两。这样的薪资标准，对于当时的州县官员来说，很难养活老小，周转属吏随从的开饷以及衙门的办公费用。清政府曾采取高薪养廉的方法，使官员的薪俸状况有了改善，但官员间送礼动辄千金，助长了奢靡之风，因此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腐败问题。
道光朝吏治的败坏，官员腐败的恶性发展，与统治者在整饬吏治过程中实行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分不开的。道光道光二十七年，他对行将上任的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徒薪之论也，汝当思之。”这表明，道光此时只想维持现状，小修小补，只求表面“一律整齐”。对存在问题，他实际主张敷衍了事，他的方法就是杀鸡吓猴，治标不治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官员腐败问题必然难以真正触动。
社会问题总是环环相扣的，吏治失范，又进一步加重了平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道咸时期，人民贫困，游民（脱离了生产资料的农民）激增，不堪的生存环境，加上特殊的社会矛盾，成了民变频生的助推力。自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暴动后，不但民间秘密宗教活动仍绵延不断，民众聚众滋事也增多，目的是逃荒抗粮，反对高额地租和横征暴敛。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因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危机使得不管是基层州县官还是统治阶级，无法做出合理有效的调整，小修小补已经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封建帝国的机制想要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已举步维艰。须得经过彻底的社会内部变革，对根深蒂固、千疮百孔的封建帝国形成强烈的冲击，甚至作为推手，使其向前发展，摆脱停滞不前的窘境。
不仅甘肃一省，整个中国亦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统治基础已经开始溃散，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策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1]清史稿·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贺长龄辑.皇清经世文编（卷十四）[M].台北：文海出版社，2006.
[3]汪辉祖纂.学治臆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徐珂辑.清稗类钞·胥役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作者简介：李雪玲，女，汉族，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