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七岁上学时教室很大，稀稀落落地坐着二十多名同学，梳辫子的只有七位。老师看了看那怯生生的“半边天”，先让大一些的琴做了学习委员，却选不出文艺委员领着课前唱歌，后来慧眼识珠，发现我嗓门儿挺大又挺大方，便委任了我。
　　老师们都很愿意做我们的班主任，理由极简单：学生少，操心事少；女生少，操心事更少。所有的班主任也都说我们班女生最友好，总和和气气的。她们却忘了：女孩子天生会掩饰。其实，文艺委员与学习委员之间很格格不入呢。
　　我不知道嫉妒心是何时潜入体内并随着身体一天天长大的，反正我开始嫉妒琴，正像琴一直嫉妒我——因为我们的成绩太相近了，每次读完考试分数，老师如果表扬女生常常表扬我们俩或者我们其中的一位。势均力敌就有了敌意，有了敌意的琴先拉帮结伙，她拉着那五个女生课间高高兴兴地玩儿，放学亲亲热热地走，我形单影只地呆在操场或闷头回家时，恨琴恨得咬牙切齿。
　　有一天傍晚，我和高年级同学玩跳格。跳到天黑才想起书包，书包早被锁在教室了。急得团团转时发现教室玻璃刚好坏了一块，我拨开闩就跳了进去。
　　拿了书包正要出来，我突然想到琴，偷着锁门说不定就是她干的，那天她值日。我拿不出书包做不成作业自然要挨老师训，她早就盼着这天呢。旧恨新仇忍无可忍，我想报仇了，一回身看到讲台上有截粉笔头儿，还是给她起个绰号骂她一下吧。少年时代给人起的绰号往往并无道理，想了半天胡乱起了一个，借着教室里最后一点儿微亮写在琴的书桌里。写完了就报了仇，跳出教室就把这事丢脑后了。
　　第二天早自习一进门，琴正骂人，看到我音量提高了一倍。我知道我的报复手段不仅偷偷摸摸不那么光明正大，而且惹了麻烦。最麻烦的不是在学校，琴知道老师要来了便早早住口；最麻烦的是路上，琴用她的骂声对我实行围追堵截，我像灰溜溜的小老鼠，琴成了打鼠的英雄。
　　琴很能骂人，指桑骂槐，破口大骂全会。在她的骂声中，我来不及想自己的愚蠢，原有的嫉妒却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恨。
　　五年级时新来了两位女生，其中就有我的表姐，为了考入市重点特地从林区转来重读。加入了新成员，“半边天”不但没多云转晴，反而阴雨密布了：表姐的成绩开始遥遥领先，琴很不服气，私下里便说她是重读生。话被传过来，表姐便立场坚定了，女生阵营里从此有了两个帮派，彼此虎视眈眈。
　　我们常在一起挖空心思贬低对方，以示敌弱我强。有一天发现琴“长着满脸横丝肉，一看就不像好东西”，令我们狠狠开心了一阵子，尤其是那常形容坏人的横丝肉让我出了许多怨气。
　　我们（包括琴）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所作所为理所当然，发布考中学成绩时大家都傻了：老师认为最有希望的几个甚至表姐，都没有考入那所向往已久的重点中学。
　　也许是因为那次惨败，琴比我们先长大了。有一天陪妈妈逛街，远远看到琴，我早早扭过头去，听见琴问：“大娘上街呀？”
　　 妈妈说：“嗯。琴你有时间到我家里玩儿吧。”
　　 “哎。”
　　我那时混沌未开，等琴走远就问：“妈你理她干吗？你不知道我俩不好吗？”
　　妈妈瞪了我一眼：“这孩子到底是大两岁懂事了，人家想和好。”
　　 “我才不和她和好呢。”
　　虽然妈妈开导了半天，我却忘不了琴的那些恶骂，几次碰到她探寻的目光都以冷漠拒绝了。
　　多年以后我慢慢聪明过来：无论在哪儿，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会遇到对手。我们太喜欢于把对手列为敌人，太喜欢于嫉妒甚至诽谤，一个人的真正长大却是从真诚地欣赏对手开始的。
　　（胡艳菊摘自《小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