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雍正皇帝是最富有政治运动创新思维的。上次专栏结尾处，谈到汪景祺在封建时代也可以算得上“名教罪人”，用了这四个字并非偶然，因为汪景祺的书，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雍正即位之初的另一宗文字狱和另一本奇书。
　　十几年前的一天，老友金良年打来电话，他操着地地道道的老式上海话，兴味盎然地对我说：晓原兄，我又要送一本好玩的书给你啦!他说书已经寄出。那时他正主持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工作，推出了许多“好玩”的书籍——不过据我平日和他交谈，他口中的“好玩”，其实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似乎可以包括“很有意义”、“很有趣味”、“很有史料价值”等等的意思。
　　几天后我收到书，这次他寄给我的是《(名教罪人>谈》。
　　关于《名教罪人》，我早闻其名，不过因为属于向来难见之书，我平日在搜觅史料方面又比较懒惰(不过倒是比较有心)，所以一直没有见过。现在闭门家中坐，书从天上来，当即快读一过，果然印象深刻。
　　此事又和年羹尧案件有关。年羹尧原是雍正的爱将，一度位极人臣，后来功高震主，雍正忽然翻脸将其治罪。上次谈到的汪景祺即受此案株连。
　　在对年羹尧抄家时，还发现了钱名世赠年羹尧的诗，其中有“分陕建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等吹捧年羹尧军功的语句，雍正看了——他看得还真仔细——又勃然大怒，说钱名世“钻营不悛”、“曲尽谄媚”、“悖逆已极”。群臣奉旨，当然又要罗织钱名世的罪名，“大学士、九卿等金以其罪恶昭著，合加重惩，以彰国法”，这就成死罪了。
　　本来钱名世既已被加罪如此，按汪景祺案之例，杀掉也就不成问题了(这当然不是从今天法治社会的标准来说的)，但雍正却又不想如此“简单粗暴”，他要将这轮政治迫害的游戏玩出点新意思来。
　　钱名世毕竟非汪景祺可比，他是康熙朝的进士，而且是探花(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再说他此前就早有文名，是《明史》写作班子的成员；他的诗也已经有些名气，例如沈德潜编选的《国朝诗别裁集》、宋荦编选的《江左十五子诗选》中，都有钱名世的诗入选。进入仕途之后，钱名世先在翰林院供职，“兼值内廷”，参加了《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大型书籍的编纂，做到“翰林院侍讲”的官职。有十来年功夫他似乎被罢黜了，但从康熙五十八年起他又重被启用参与朝廷的编书工作，俸禄也恢复了。关于钱名世的这些经历，雍正在他获罪后的说法是：
　　钱名世向来颇有文名，我圣祖仁皇帝拔为一甲进士，置之词馆，兼值内廷。伊不能仰报厚恩，自罹罢斥。复蒙圣祖仁皇帝格外矜全，令其修书赎罪，又复其原官，给与俸禄，特不许在翰林衙门供职。盖圣明洞鉴，知其品行卑污，不堪复玷侍从之班也。
　　因为钱名世是著名文人，雍正想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花样来惩罚他——除了“革去职衔，发回原籍”之外，他下令采取两项措施惩罚钱名世：
　　第一项，他亲书“名教罪人”四字，让人制成匾额，令钱名世悬挂在自己家中。
　　第二项，他下令在京官员中凡举人、进士出身者，每人都要写诗，批判钱名世。而且这些诗要“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
　　于是在京官员中符合雍正所言上述条件者，真的人人写一首诗，对钱名世进行批判讨伐讽刺谩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批判”运动，雍正在此事上的创新专利，无人可以动摇。这些官员奉旨写的“大批判诗”后来汇集成书，就是《名教罪人》。
　　《名教罪人》中共收有385位当时在京官员的诗。不过当时写“大批判诗”的官员不止此数，因为雍正竟有功夫将上交的“大批判诗”逐一阅览，分为三类：绝大部分为第一类，合格；有六人不甚合格，“浮泛不切”，令其重做(重做后合格了)；有四人不合格，雍正说他们的诗“谬妄”或“文理不通”，已经没有重做的机会，受到惩罚。这四人都是钱名世在翰林院时的同事，其中陈邦彦、陈邦直、项维聪受到与钱名世一样的惩罚，革职回籍；另一个是吴孝登，对他的惩罚居然比钱名世的“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还要重得多——“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陈、吴等人究竟做了怎样“谬妄”的诗，没有流传下来，无法得知。不过可以从中知道的是，雍正此人喜怒无常，“天威莫测”，在他手下当臣子，那真是“伴君如伴虎”。
　　年羹尧事件对雍正来说是一块心病。他自己将年羹尧宠幸得位极人臣，然后又穷凶极恶将其治罪逼死，而且株连曾经吹捧过年羹尧的文人，这已经是歇斯底里的表现。因为当年羹尧红极一时炙手可热时，文人为他写几句吹捧的诗，原是很自然的事。即使钱名世主张为年羹尧立碑纪其平藏之功(放在康熙的碑后面)，自属趋炎附势，但无论如何也够不上“钻营不悛”、“曲尽谄媚”、“悖逆已极”这样的指控。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雍正自己也曾对年羹尧极尽赞美吹捧之能事。例如在雍正元年一件给年羹尧的朱批上，雍正这样写道：
　　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
　　同年在年羹尧关于他辖区内出现祥瑞(兆示圣主在位)的奏章上，雍正又有如下朱批：
　　真正可喜之事，有你这样封疆大臣，自然蒙上苍如此之佑。但朕福薄，不能得如尔之十来人也。
　　如果将这些朱批与钱名世“分快建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的诗句相比，雍正显然更加“曲尽谄媚”。他自己对待年羹尧，两三年之内就翻云覆雨，却将写过几句诗吹捧年羹尧的汪景祺钱名世等人斩首示众株连五服或极尽羞辱，雍正自己倒是“悖逆已极”。
　　这本《(名教罪人)谈》中，收有《名教罪人》全文，并为385位“大批判诗”作者编了“作者索引”。书中还附了刘成禺、黄裳、钱伯成、金性尧、顾静、陆震六人谈论《名教罪人》的文章。
　　六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陆震的文章，他将雍正发动的中国历史上这第一场大批判运动，和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胡风的批判运动作了比较。他关心的是，那么多官员为何都乖乖听话写“大批判诗”?然后他发现，批判胡风时，官员和文人也一样是乖乖听话的，他列举了数十位奉命写过批判胡风文章的中国当代名人，包括郭沫若、巴金、老舍、丁玲、冰心、陈垣、冯友兰、翦伯赞、茅以升、錢伟长、裴文中、贾兰坡……甚至包括常香玉。
　　至于《名教罪人》中的“大批判诗”，全都味同嚼蜡，毫无诗意可言，姑举其第一首为例(据说是按照雍正所判的优劣排序，故第一首应是雍正认为最好的)：
　　邪媚宁容玷士林，颂扬奸恶独工吟。含毫不复知羞恶，索句应全失本心。弃置难逃明主鉴，谴归犹荷圣恩深。共敦名教端儒行，宸翰昭垂百世箴。
　　这些诗句如果翻成白话，基本上就是“文革”中的大批判语言。难怪此385位作诗官员中有文名的那些人，后来编自己的诗集时，没有人肯将这首“大批判诗”收入的——这样的诗实在是诗人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