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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庐山藏书史》是我国首部名山藏书史专著。该书全面梳理了庐山悠久的藏书历史，重点研究了庐山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选题新颖，考证翔实，对丰富庐山文化内涵，传扬中国藏书文化精神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庐山；藏书史；藏书文化；书评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j.cnki.hbkjty.2017.0042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书籍数量最多、流传时间最久的中国来说，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与书籍的收集、保管、流传与开发利用等密不可分的。中国藏书文化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藏书文化的传承，需要通过藏书史的研究才能寻根溯源，理清脉络。21世纪以来，我国“藏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总体研究、分类研究、专题研究、断代研究多有成绩，特别是区域藏书史研究尤为时下学界所重视，新著频出。
2016年10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滑红彬的《廬山藏书史》，为我国区域藏书史研究又贡献了一部别具特色的学术作品。该书作者长期致力于庐山文化研究，并曾在九江学院图书馆工作多年，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工作经历促成了这部藏书史研究专著的诞生。该书首次为一座名山的藏书历史“立传”，与其他区域研究迥然不同，选题新颖。全书脉络清晰，结构严整，考证翔实，却并非刻意求新，而是把庐山悠久的藏书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横看成岭侧成峰”，庐山文化中与藏书有关的一面正可借此书展示于万千读者面前。
1首部名山藏书史专著
现有的区域藏书史研究著作，都是以人文区域为界限，其中绝大部分又是以行政区划为取舍标准，也有个别以传统文化区域为限定的，如《明代的江南藏书》（陈冠至著，台湾：明史研究小组，2006年）。而《庐山藏书史》，正是一部以自然区域为研究范围的填补空白之作，同时也是第一部名山藏书史专著。
当今，庐山作为旅游、避暑胜地广为世人所知，但如果仅限于此，那就未免过于“小看”庐山，真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庐山，又称匡山，匡庐，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和世界文化遗产，不但素有“奇秀甲天下”之誉，还有极其丰富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中，其悠久的藏书历史、丰富的藏书文化，在中国藏书史和中国名山文化史中别具一格。
《庐山藏书史》别开生面，首次对庐山藏书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全书主体分为六章，前五章分别以“如日之升”、“云蒸霞蔚”、“日之方中”、“桑榆晚景”和“落日余晖”为题总结了六朝、隋唐、宋元、明代和清代庐山藏书的概貌，妙笔点睛，意韵通达，末章“西学东渐”，专论“牯岭开辟之后”更加多元的庐山藏书故实。
此书深入挖掘和详细论述了自东晋迄民国的一千五百余年间，庐山佛寺藏书、道观藏书、书院藏书、私家藏书、公共藏书的史实，对在中国藏书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描写，分析了庐山藏书文化的特点及成因，揭示了庐山藏书史实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价值。该书对丰富和传扬中国藏书文化以及庐山文化的内涵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2独具特色的名山藏书文化
在中国古代四大藏书系统之中，官府藏书，特别是其中的皇家藏书，高高在上，普通人很难亲身接触到；而私家藏书随着社会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逐渐成为散在民间且总量宏丰的藏书主力军，也成为藏书史研究的重头戏；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则受到的关注较少。已经问世的区域藏书史著作中，这一现象也非常突出，如《浙江藏书史》一书，就“对私人藏书之介绍尤其细致，官府藏书次之，书院藏书更次于其后，佛寺道观藏书常常是简而述之”。这与其说是学术惯例，毋宁说是客观历史使然。
庐山地处江南钟灵毓秀之地，既深受江南文化浸染，又独具飘然遗世之姿，以区区一山而成千余年藏书重镇，在中国诸名山中似无能出其右者，主要就在于其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之繁盛。这是与其他区域藏书研究所不同之处，也是《庐山藏书史》浓墨重彩之处。
自古名山多宝刹，庐山犹然，推其翘楚，则东林寺也。东晋时，庐山东林寺就成为当时南方两大寺院藏书中心之一，书中详细记述了东林寺的藏书情况，包括外出取经，佛经翻译，经典交流，编纂经录（目录），收藏世典（佛经之外的著作）等。自晋至宋，东林寺几度兴废，但香火不灭，藏书文化绵延七、八个世纪不绝。除此之外，尚有归宗、栖贤、西林、万杉等诸多佛寺，共同延续了庐山悠久的佛寺藏书历史。本书作者亦曾专研庐山佛教史，可谓驾轻就熟，在书中逐朝进行了详细介绍。
庐山道教藏书起源也很早，在唐宋崇道之时，其藏书规模也颇可观，书中均有记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简寂观藏书的介绍。庐山成为道教圣地，首功当推南朝著名道士“简寂先生”陆修静，其在庐山创建简寂观（原名太虚观），整书修道，后被宋明帝延请入京，编成对道教史影响深远的《三洞经术目录》，成为“整理、分类、编目道经的第一人”。无论是“南史北楼”（即我国藏书史研究领域的两部通史性巨著——《中国藏书通史》和《中国藏书楼》），还是《中国宗教藏书》（徐建华、陈林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对这段故事均言之大概，本书中则对陆修静的编书事迹和在庐山的行止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庐山还因白鹿洞书院而在中国书院藏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该书院因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而扬名天下，书院的藏书活动也成为我国书院藏书之代表。若向前追溯，则发轫于晚唐，定名于南唐的“国学”藏书可视为白鹿洞书院藏书之滥觞。书院千年来文脉不绝，明代尤有“中兴”，直至日寇侵华，其藏书历史才宣告终结，书中相关记述颇详。除白鹿洞书院外，庐山脚下还有宋代大儒周敦颐开创的濂溪书院，历史上也多次重建，其藏书情况书中亦有论述。在《中国书院藏书》（赵连稳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对白鹿洞书院藏书也有大篇幅介绍，可以参看。
作为读书隐居佳处，庐山私家藏书虽不及寺观、书院藏书令人瞩目，却也有不少藏书事迹，书中也搜罗备至。庐山私家藏书最早可溯及唐代，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恕三代藏书于庐山，南宋著名藏书家井度在庐山也有藏书活动，而最著名的，则属李常的“李氏山房”（即五老峰下白石庵）。“李常擢第之后，将藏书九千余卷全部留在李氏山房中，公之于众，任人阅读，其藏以致用，化私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苏轼曾作《李氏山房藏书记》以传其事迹。袁同礼先生则称李氏山房“不啻当时之公共图书馆也”。 3“出于庐山之外者”
通常来说，讲庐山藏书史，述及藏书事迹应限定于庐山境内，方能符合“区域”研究之基本要求。而《庐山藏书史》中，却有两处逾越了此范畴，成为“出于庐山之外者”，虽看似与主题有所游离，实则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与互通性，地理界限并不能成为思想文化的藩篱。
其一是关于陶渊明与藏书文化。陶渊明虽世居九江却并未在庐山隐居，但其“第一次构筑‘读书之乐’这一富于人文精神的诗歌意象”，與当时淡薄的读书风气大为不同，非常值得关注。而且，陶渊明归守田园、固穷安贫、清高闲适等思想情怀，已经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让无数后世文人为之追慕倾倒。以陶渊明本身、诗文作品等作为读书、藏书场所命名来源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晁补之的“寄傲庵”，归有光的“陶庵”，黄丕烈的“陶陶室”，黄侃的“量守庐”等等。从宣扬地方文化的角度看，在《庐山藏书史》中为陶渊明单辟一席，也算恰如其分。
其二是关于李盛铎木犀轩藏书与刘廷琛潜楼藏书。李刘二人均为清末九江籍著名藏书家，李盛铎还被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伦明赞为“吾国今日唯一大藏书家”。无论是李氏木犀轩，还是刘氏潜楼，其藏书活动皆起步于庐山，个中渊源，《庐山藏书史》中亦有专述。
4余论
首先，古称“仁者乐山”，中华大地上的哪一座名山不是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基因？除了庐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名山在藏书史中值得挖掘整理，公之于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我相信，若有其他名山藏书研究活动的开展，《庐山藏书史》理所当然应成为学者案头的必读著作，其启示和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笔者认为该书有一点小缺憾，就是纯以文字论述，全书不见插图，若能配以相关藏书处所、藏书珍品、藏书家等方面的照片、插图，或可使全书更加生动。作为游人如织的风景胜地，如果书中能提供一幅主要藏书寺观、书院、藏书楼等在庐山各处的分布图，便可以让读者更加直观的把庐山的藏书活动与庐山名胜联系起来，在游览庐山之时，还能按图索骥，去寻访感受庐山别样的藏书文化。
再次，该书提供了一份“庐山藏书文献辑录”的附录，收录了由唐至民国间许多与庐山藏书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碑铭、题记、序文、目录、规章、敕旨、奏折、训令、新闻等各种类型，其中不乏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大家手笔。该附录也显示了作者在不遗余力搜求原始文献上所下的功夫。唯有一点，辑录中有几篇文章在正文中也曾全文出现，略显重复。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时，曾在庐山香炉峰下构筑草堂，读书自娱，与庐山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他把自编的《白氏文集》分送多处大寺庋藏，其首选之地，就是庐山东林寺。这既体现出他对寺院藏书传承有序，庋藏得法的肯定，也暗含了使其文集能与佛藏共存不朽的希冀。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是古代书籍作者与收藏者共同的美好愿望。虽然具体的某家某寺的藏书总有聚散，能流传至今者凤毛麟角，但读书、藏书的精神和传统，历百世千劫而不灭，终成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基因之一，这也是《庐山藏书史》一书所要传递的真正含义。
关键词：庐山；藏书史；藏书文化；书评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j.cnki.hbkjty.2017.0042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书籍数量最多、流传时间最久的中国来说，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与书籍的收集、保管、流传与开发利用等密不可分的。中国藏书文化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藏书文化的传承，需要通过藏书史的研究才能寻根溯源，理清脉络。21世纪以来，我国“藏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总体研究、分类研究、专题研究、断代研究多有成绩，特别是区域藏书史研究尤为时下学界所重视，新著频出。
2016年10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滑红彬的《廬山藏书史》，为我国区域藏书史研究又贡献了一部别具特色的学术作品。该书作者长期致力于庐山文化研究，并曾在九江学院图书馆工作多年，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工作经历促成了这部藏书史研究专著的诞生。该书首次为一座名山的藏书历史“立传”，与其他区域研究迥然不同，选题新颖。全书脉络清晰，结构严整，考证翔实，却并非刻意求新，而是把庐山悠久的藏书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横看成岭侧成峰”，庐山文化中与藏书有关的一面正可借此书展示于万千读者面前。
1首部名山藏书史专著
现有的区域藏书史研究著作，都是以人文区域为界限，其中绝大部分又是以行政区划为取舍标准，也有个别以传统文化区域为限定的，如《明代的江南藏书》（陈冠至著，台湾：明史研究小组，2006年）。而《庐山藏书史》，正是一部以自然区域为研究范围的填补空白之作，同时也是第一部名山藏书史专著。
当今，庐山作为旅游、避暑胜地广为世人所知，但如果仅限于此，那就未免过于“小看”庐山，真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庐山，又称匡山，匡庐，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和世界文化遗产，不但素有“奇秀甲天下”之誉，还有极其丰富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中，其悠久的藏书历史、丰富的藏书文化，在中国藏书史和中国名山文化史中别具一格。
《庐山藏书史》别开生面，首次对庐山藏书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全书主体分为六章，前五章分别以“如日之升”、“云蒸霞蔚”、“日之方中”、“桑榆晚景”和“落日余晖”为题总结了六朝、隋唐、宋元、明代和清代庐山藏书的概貌，妙笔点睛，意韵通达，末章“西学东渐”，专论“牯岭开辟之后”更加多元的庐山藏书故实。
此书深入挖掘和详细论述了自东晋迄民国的一千五百余年间，庐山佛寺藏书、道观藏书、书院藏书、私家藏书、公共藏书的史实，对在中国藏书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描写，分析了庐山藏书文化的特点及成因，揭示了庐山藏书史实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价值。该书对丰富和传扬中国藏书文化以及庐山文化的内涵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2独具特色的名山藏书文化
在中国古代四大藏书系统之中，官府藏书，特别是其中的皇家藏书，高高在上，普通人很难亲身接触到；而私家藏书随着社会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逐渐成为散在民间且总量宏丰的藏书主力军，也成为藏书史研究的重头戏；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则受到的关注较少。已经问世的区域藏书史著作中，这一现象也非常突出，如《浙江藏书史》一书，就“对私人藏书之介绍尤其细致，官府藏书次之，书院藏书更次于其后，佛寺道观藏书常常是简而述之”。这与其说是学术惯例，毋宁说是客观历史使然。
庐山地处江南钟灵毓秀之地，既深受江南文化浸染，又独具飘然遗世之姿，以区区一山而成千余年藏书重镇，在中国诸名山中似无能出其右者，主要就在于其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之繁盛。这是与其他区域藏书研究所不同之处，也是《庐山藏书史》浓墨重彩之处。
自古名山多宝刹，庐山犹然，推其翘楚，则东林寺也。东晋时，庐山东林寺就成为当时南方两大寺院藏书中心之一，书中详细记述了东林寺的藏书情况，包括外出取经，佛经翻译，经典交流，编纂经录（目录），收藏世典（佛经之外的著作）等。自晋至宋，东林寺几度兴废，但香火不灭，藏书文化绵延七、八个世纪不绝。除此之外，尚有归宗、栖贤、西林、万杉等诸多佛寺，共同延续了庐山悠久的佛寺藏书历史。本书作者亦曾专研庐山佛教史，可谓驾轻就熟，在书中逐朝进行了详细介绍。
庐山道教藏书起源也很早，在唐宋崇道之时，其藏书规模也颇可观，书中均有记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简寂观藏书的介绍。庐山成为道教圣地，首功当推南朝著名道士“简寂先生”陆修静，其在庐山创建简寂观（原名太虚观），整书修道，后被宋明帝延请入京，编成对道教史影响深远的《三洞经术目录》，成为“整理、分类、编目道经的第一人”。无论是“南史北楼”（即我国藏书史研究领域的两部通史性巨著——《中国藏书通史》和《中国藏书楼》），还是《中国宗教藏书》（徐建华、陈林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对这段故事均言之大概，本书中则对陆修静的编书事迹和在庐山的行止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庐山还因白鹿洞书院而在中国书院藏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该书院因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而扬名天下，书院的藏书活动也成为我国书院藏书之代表。若向前追溯，则发轫于晚唐，定名于南唐的“国学”藏书可视为白鹿洞书院藏书之滥觞。书院千年来文脉不绝，明代尤有“中兴”，直至日寇侵华，其藏书历史才宣告终结，书中相关记述颇详。除白鹿洞书院外，庐山脚下还有宋代大儒周敦颐开创的濂溪书院，历史上也多次重建，其藏书情况书中亦有论述。在《中国书院藏书》（赵连稳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对白鹿洞书院藏书也有大篇幅介绍，可以参看。
作为读书隐居佳处，庐山私家藏书虽不及寺观、书院藏书令人瞩目，却也有不少藏书事迹，书中也搜罗备至。庐山私家藏书最早可溯及唐代，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恕三代藏书于庐山，南宋著名藏书家井度在庐山也有藏书活动，而最著名的，则属李常的“李氏山房”（即五老峰下白石庵）。“李常擢第之后，将藏书九千余卷全部留在李氏山房中，公之于众，任人阅读，其藏以致用，化私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苏轼曾作《李氏山房藏书记》以传其事迹。袁同礼先生则称李氏山房“不啻当时之公共图书馆也”。 3“出于庐山之外者”
通常来说，讲庐山藏书史，述及藏书事迹应限定于庐山境内，方能符合“区域”研究之基本要求。而《庐山藏书史》中，却有两处逾越了此范畴，成为“出于庐山之外者”，虽看似与主题有所游离，实则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与互通性，地理界限并不能成为思想文化的藩篱。
其一是关于陶渊明与藏书文化。陶渊明虽世居九江却并未在庐山隐居，但其“第一次构筑‘读书之乐’这一富于人文精神的诗歌意象”，與当时淡薄的读书风气大为不同，非常值得关注。而且，陶渊明归守田园、固穷安贫、清高闲适等思想情怀，已经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让无数后世文人为之追慕倾倒。以陶渊明本身、诗文作品等作为读书、藏书场所命名来源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晁补之的“寄傲庵”，归有光的“陶庵”，黄丕烈的“陶陶室”，黄侃的“量守庐”等等。从宣扬地方文化的角度看，在《庐山藏书史》中为陶渊明单辟一席，也算恰如其分。
其二是关于李盛铎木犀轩藏书与刘廷琛潜楼藏书。李刘二人均为清末九江籍著名藏书家，李盛铎还被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伦明赞为“吾国今日唯一大藏书家”。无论是李氏木犀轩，还是刘氏潜楼，其藏书活动皆起步于庐山，个中渊源，《庐山藏书史》中亦有专述。
4余论
首先，古称“仁者乐山”，中华大地上的哪一座名山不是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基因？除了庐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名山在藏书史中值得挖掘整理，公之于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我相信，若有其他名山藏书研究活动的开展，《庐山藏书史》理所当然应成为学者案头的必读著作，其启示和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笔者认为该书有一点小缺憾，就是纯以文字论述，全书不见插图，若能配以相关藏书处所、藏书珍品、藏书家等方面的照片、插图，或可使全书更加生动。作为游人如织的风景胜地，如果书中能提供一幅主要藏书寺观、书院、藏书楼等在庐山各处的分布图，便可以让读者更加直观的把庐山的藏书活动与庐山名胜联系起来，在游览庐山之时，还能按图索骥，去寻访感受庐山别样的藏书文化。
再次，该书提供了一份“庐山藏书文献辑录”的附录，收录了由唐至民国间许多与庐山藏书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碑铭、题记、序文、目录、规章、敕旨、奏折、训令、新闻等各种类型，其中不乏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大家手笔。该附录也显示了作者在不遗余力搜求原始文献上所下的功夫。唯有一点，辑录中有几篇文章在正文中也曾全文出现，略显重复。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时，曾在庐山香炉峰下构筑草堂，读书自娱，与庐山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他把自编的《白氏文集》分送多处大寺庋藏，其首选之地，就是庐山东林寺。这既体现出他对寺院藏书传承有序，庋藏得法的肯定，也暗含了使其文集能与佛藏共存不朽的希冀。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是古代书籍作者与收藏者共同的美好愿望。虽然具体的某家某寺的藏书总有聚散，能流传至今者凤毛麟角，但读书、藏书的精神和传统，历百世千劫而不灭，终成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基因之一，这也是《庐山藏书史》一书所要传递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