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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设计师和编辑既是协作与配合，又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常常能看到以编辑视角写设计师的文章，而设计师又是怎样思考的呢？本文描述书籍封面产生的过程，涉及编辑与设计师的沟通与交流、设计方案的选择等，站在设计师的视角，提出技术变革环境下优化业态环境的具体做法。
一、有效管理设计的三稿流程
编辑工作中有三审制，设计也有三稿流程。从初稿、修改稿到终稿，模糊的需求逐步形成完整的视觉作品，三稿流程清晰地界定了阶段性的目标：初稿定方向；修改稿是对初稿的修正、细化和完善；终稿检查遗漏、完成设计和印前技术检查。
三稿流程有它的奇妙之处。首先，它符合人的选择思维习惯。三选其一，超过三个很难选，二选一又总会心有不甘。这只是人的一种潜在的习惯，无关对错好坏。其次，三稿流程是“从模糊到清晰”的优化过程，编辑在挑选的过程中，先“是否”，再“好坏”，这是一个由宽到窄的过程。最后，修改的过程是编辑、设计师沿着共识的大方向前行，作品逐渐走向完整，双方都对结果有着最大的认可。
重要的是，三稿的划分，在最短的距离内最大程度保障了思维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图书出版之后，责编对这个结果心中有底；对设计师来说，一种稳定的、循序渐进的工作模式也保障了设计的质量。
三稿流程涉及两个关键内容：对“时间”和“目标”的管控。作为出版计划的规划者和管理者，编辑在制定了总体计划之后，要按照“阶段目标”设置“时问节点”，通过“时间节点”去调控总体进度。
阶段目标可以让抽象的工作分解成一件件具体的、有时间约束的工作，设计师按时提交方案，作者按时提供资料，出版部按时提供出版许可信息等，使所有参与者按照各自目标进入“自适应”状态，自觉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各司其职，分进合力；时间节点能帮助编辑作为一个项目的管理者，有效地控制工作总量与时间总量，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无需时刻都处于紧张状态，又不会失去对项目进度的控制，循序渐进，渐入佳境。
具体到编辑与设计师的协同工作，这个方法可以使双方的工作都更有条理，让工作的效率更高，减少返工，避免人为的失误，又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设计师的工作状态专注于优化设计，而不是花费大量精力去校对和修改。
二、清晰表述设计诉求
以最近我们与某出版社的一个封面设计为例。出版社的发稿要求如下：
书名叫《哲学之故乡》，是—本民国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入门读物，作者以戏剧的形式，通过简洁、幽默的文字，将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及其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介绍给读者，带领读者领略古希腊哲学舞台上的曼妙风景。
关于封面设计，编辑希望“体现民族风以及人文类图书典雅、清馨的书香感。请按照套书设计，这套书属于文化修养轻阅读类图书，基本上都是民国时期文史哲类图书。封面的用纸拟用略有纹理感的卡纸，而不是光滑的铜版纸。另外，此类书日后会成为文史类系列读物（后续还有《文章学纂要》等），请将丛书名“害鼗摭拾”（请用繁体）做成图标加上”。
在这个邮件里，编辑把关键的基本信息表述得很清楚：书名，内容，风格，视觉倾向，以及是单本还是丛书。她传达了信息，提出了要求。
设计师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类书的风格不宜太仿旧，新时代要有新时代的感觉，做旧才有新意。否则在书架上缺乏吸引力，在网络宣传上也没有优势。图书作为情绪消费品，阅读感也需要精致漂亮的包装。
在征得编辑同意后，设计师提供了四个设计方案（见图1）：
编辑表示认可第2和第4，希望看到多种可能性。于是我们的设计师在这两个设计版本的基础上各展开3个效果（见图2）。
经过反复推敲，编辑最终选择了第4稿最初的样子。这是一次顺利的设计过程，但请注意，在范围缩小到二选一的时候，封面已经非常接近它的最后形态。很多时候编辑会放弃第二次比较，直接进入定稿阶段。但这位编辑希望看到更多的比较。根据编辑的要求，设计师提供同款三色。这个“停顿的过程”是必要的，编辑合理有效地使用了这个流程，让她对自己的决定有了更多的依据和理由。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清晰的表达可以减少信息的误读和丢失，有效的沟通不仅提高了效率，还能共同推动对细节的推敲，使得每个流程都是为了让设计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而不是因为沟通的不畅顺，迫使编辑和设计师不得不停留在某个模糊阶段，进退不得。
三、避免信息传递“碎片化”
在桌面时代之前，编辑必须通过纸面批注来告诉设计师修改意见和要求，那时三稿流程被严格执行着，因为条件限制，不允许反复修改的情况出现。
进入桌面时代之后，一切变得可视化了。但是工具的进步并不一定带来效率的提高，相反，信息的随意性更大。信息随意性不一定带来更高质量的内容和更活跃的创造性，更多时候造成了大量无效的信息，迫使每个环节的人急于将手中的“信息球”传出去，不仅人变得疲劳，工作也越来越缺少连贯性。这是传播学里常提到的、但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却被忽略的“碎片化”。
即时通信发达的时代，对传播过程和结果产生最大影响之一的是碎片化，同样发生在编辑出版行业的各种工作交接中，导致了“信息的碎片化，行为的碎片化”。常见的情况是，编辑想一件事，就随手打电话、发微信语音向设计师交代对封面的要求，一天之内发送多条零碎的信息；几天前自己还在电话里说过的事隋，过几天却忘了，或者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之前的修改无效了。设计师收到前后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修改意见，改完一次又一次。诸如此类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信息的随意和破碎，并导致了表达越来越快却不准确、工作的低效、流程进度的失控，几乎每个人都变成忙碌的传达者，大多数精力被耗费在传递过程之中。
另外，由于編辑与设计师并不在一起工作，而且他们对信息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编辑更多的是对文本进行审核，对位置摆放提意见；设计师眼中的封面则是图像式的。当编辑提出修改意见时，他的信息都是点状的，但到了设计师的脑袋里，就需要转换为一个个局部板块。 是否可以通过一个沟通工具把双方的信息形态统一起来呢？通过摸索，我们与一些出版单位共同建立了“电子表单”。从最初的需求、发稿，到中间的修改和替换，直至最终定稿，如果没有大的变动，编辑与设计师之间可以只通过3-5封邮件来完成设计过程。当然，关于意向的讨论，还是会使用电话等更直接的方式。
按照三稿流程，这些邮件被设置为表单形式，如第一次的《发稿单》，第二次的《修改单》，最终的《确认单》。编辑只需按照每个阶段填写具体要求，设计师按照每项内容去填空。由于现在编辑与设计师的沟通都是远程、无纸化方式，表单在修改稿阶段显现出它在传达信息时的“完整”优势。比如涉及文字的删减替换，编辑可以先在自己的电脑中将整段话修改完毕，然后通过《修改单》发给设计师，并注明“整段替换”；设计师只需拷贝粘贴，就完成了修改。这个方式确保了双方都对表单进行工作，而不是需要相互转换自己脑海中的那个封面。
有的编辑习惯用绘图软件在电子稿上手写批注，“第三行第四个字修改如下……”“从第二段第三行第八个字插入顿号”……这看似复原了书面批注，实际上并没有利用工具优势，反而造成了“二次翻译”的问题。首先，在JPG图片上进行手写批注，字体的潦草、表达的不清晰等问题，会给设计师造成困扰。而编辑电脑中的原始文本与修改后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修改已经造成信息不对称。其次，这个手写批注的图片发给设计师时，他要完成一个看图、识别和理解，然后再返回排版软件去修改的过程，如果涉及文字的重新录入，他的录入可能会造成二次错误。
使用电子表单，对编辑来说无需逐项标注，只需要在原发稿单的基础上修改，这个修改后的文本也在编辑的电脑中保留下来，保证了编辑手中文本的同步更新；设计师只需按表单“逐个替换”，而不是重复编辑的逐行逐字核对，既减少失误率，也可以加快修改的速度。
表单的填写可以按照时问表的进度来发送，假如设定14号之前必须完成修改信息的搜集，那么即使在10号已经到位，编辑也不需急着发出，他可以留出时问去检查核对，在自己的这个环节完成力所能及的核对之后再发给设计师。
通过“慢”的表单书写，而不是“快”的口头传达或者即时通信，编辑运用这个表单工具，使所有人都放慢节奏，对自己的工作更专注和细致，促使作者在提供信息时更J慎重和严谨，也减少设计师反复修改的次数，使整个修改过程变得严肃，减少随意性。
有趣的是，电子表单似乎是对即时通信缺陷的反省和检讨。新的、太快的、太方便的工具并不适合每个沟通环节，那些涉及关键信息的传递环节，还是要放慢节奏去保证它的稳定性和质量。
四、从“合适”出发选择封面
同一个封面设计，在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眼中会得出不同的感观印象，一个文学类图书的好设计未必适合人文社科类图书，同一本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版本都可能千差万别。
当我们评价现成的图书时，很容易说这个好，这个不好，但是当我们自己去做抉择时就不容易了。有时候编辑会说，我很难判断一个设计方案的好坏，每一个看起来都不错，到底哪一个更合适呢？
编辑经常对多个方案无所适从，却要求设计师继续拿出“更好的”方案，设计师却认为已经做无可做了……
到底怎么算好？到底怎么选择才是稳妥的？以INCENDIARY为例，这是—本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超现实主义小说，是2004-2005年欧美畅销书之一。小说讲述平民在遭受恐怖主义侵袭之后的艰难生活、人的精神挫折，以及社会文化的撕裂。此书在不同的国家都出版过。
这版INCENDIARY的封面（见图3）是在亚马逊上长销的版本，设计上运用了倒置的教堂元素和天空，很符合书中关于“9·11”后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社会的紊乱的描写——世界被颠倒了。
但这样的设计在中国可能显得过于含蓄，甚至会被误以为是关于旅游的，由于多数中国读者对这个画面所隐含的宗教元素无法产生直接的共鸣，因此可能达不到推广销售的效果。
这本书在中国有影印版，封面采用了另一版设计。这个设计（见图4）更符合中国读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它用直观的图形表现了以女性为主角的“人”，表现了人的内心世界，以及纷繁复杂的外部冲突和矛盾。相比之下，中国读者会更容易被这个封面吸引，尤其是那些关注女性内心世界的读者们。
这是INCENDIARY的另一个版本（见图5）。这个封面用了“望文生义”的手法，用即将熄灭的火柴、如火焰般扭曲的字体、象征燃烧过程的黑红黄三色渐变，把“INCENDIARY（燃烧弹）”的含义直观地表现出来。它比第一个更抽象，更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但似乎没有聚焦到因为事件而产生的几个关键要素上：宗教、道德、精神世界、社会文化、政治伦理。
它仅仅用了看图识字的方式表现了“燃烧弹”这个词义。（或者将incendiary這个词意译成“导火索”）
这三个设计都各有特点，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差距或者优劣之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版本差异呢？
首先是销售市场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对同一事件的体会和理解会有不同。对这类针对特殊事件的作品，为了使目标读者快速理解并产生认同，设计师会采用易读易懂的形式，因此在不同国家就会使用不同的视觉设计。
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会有所演变，当社会文化的看法出现改变时，图书再版就应该考虑是否需要改变它的表达形式，使它更符合当下的文化心理。
在设计师看来，在符合基本美术原则的基础上，一个设计“好与不好”的基线，是看它与受众的匹配度如何。
五、协力优化业态环境
“在线”“无纸化”“远程”“非接触”已经成为编辑工作的主要方式，这使得原来实实在在的办公室事务变成了一大堆“非可视”的任务，线上与线下工作的衔接也产生了很多不可见的漏洞和空隙，尤其是在信息传达，多方协同、提高效率这些问题上，反而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麻烦和阻力。
编辑是产业链条的核心，他可以通过管理，去营造一个链接上下游的微观业态环境。有了良好的沟通和协作，作者、编辑、设计师以及印刷厂的意见、沟通和讨论才能转化为促进各方更好工作的知识基础。
笔者的很多装帧设计的经验知识就是来自编辑和印刷厂，比如成本对封面的制约，印刷工艺对设计效果的表现，系列书的设计还需要考虑印刷因素等。
笔者也把这些知识运用在与编辑的沟通中，比如通过设计手段，用低成本的印刷制作出高质量的封面，通过作者的介绍产生灵感，给枯燥的教科书做出有前卫感的封面设计。
良好的沟通，默契的配合营造了稳定的业态环境，自然地推动了各方的共同进步，这不仅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沟通成本，还会使各方的工作都朝着自觉优化的方向前进。
（刘旭东，平面设计师；王思颖，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2016级硕士研究生）
一、有效管理设计的三稿流程
编辑工作中有三审制，设计也有三稿流程。从初稿、修改稿到终稿，模糊的需求逐步形成完整的视觉作品，三稿流程清晰地界定了阶段性的目标：初稿定方向；修改稿是对初稿的修正、细化和完善；终稿检查遗漏、完成设计和印前技术检查。
三稿流程有它的奇妙之处。首先，它符合人的选择思维习惯。三选其一，超过三个很难选，二选一又总会心有不甘。这只是人的一种潜在的习惯，无关对错好坏。其次，三稿流程是“从模糊到清晰”的优化过程，编辑在挑选的过程中，先“是否”，再“好坏”，这是一个由宽到窄的过程。最后，修改的过程是编辑、设计师沿着共识的大方向前行，作品逐渐走向完整，双方都对结果有着最大的认可。
重要的是，三稿的划分，在最短的距离内最大程度保障了思维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图书出版之后，责编对这个结果心中有底；对设计师来说，一种稳定的、循序渐进的工作模式也保障了设计的质量。
三稿流程涉及两个关键内容：对“时间”和“目标”的管控。作为出版计划的规划者和管理者，编辑在制定了总体计划之后，要按照“阶段目标”设置“时问节点”，通过“时间节点”去调控总体进度。
阶段目标可以让抽象的工作分解成一件件具体的、有时间约束的工作，设计师按时提交方案，作者按时提供资料，出版部按时提供出版许可信息等，使所有参与者按照各自目标进入“自适应”状态，自觉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各司其职，分进合力；时间节点能帮助编辑作为一个项目的管理者，有效地控制工作总量与时间总量，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无需时刻都处于紧张状态，又不会失去对项目进度的控制，循序渐进，渐入佳境。
具体到编辑与设计师的协同工作，这个方法可以使双方的工作都更有条理，让工作的效率更高，减少返工，避免人为的失误，又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设计师的工作状态专注于优化设计，而不是花费大量精力去校对和修改。
二、清晰表述设计诉求
以最近我们与某出版社的一个封面设计为例。出版社的发稿要求如下：
书名叫《哲学之故乡》，是—本民国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入门读物，作者以戏剧的形式，通过简洁、幽默的文字，将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及其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介绍给读者，带领读者领略古希腊哲学舞台上的曼妙风景。
关于封面设计，编辑希望“体现民族风以及人文类图书典雅、清馨的书香感。请按照套书设计，这套书属于文化修养轻阅读类图书，基本上都是民国时期文史哲类图书。封面的用纸拟用略有纹理感的卡纸，而不是光滑的铜版纸。另外，此类书日后会成为文史类系列读物（后续还有《文章学纂要》等），请将丛书名“害鼗摭拾”（请用繁体）做成图标加上”。
在这个邮件里，编辑把关键的基本信息表述得很清楚：书名，内容，风格，视觉倾向，以及是单本还是丛书。她传达了信息，提出了要求。
设计师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类书的风格不宜太仿旧，新时代要有新时代的感觉，做旧才有新意。否则在书架上缺乏吸引力，在网络宣传上也没有优势。图书作为情绪消费品，阅读感也需要精致漂亮的包装。
在征得编辑同意后，设计师提供了四个设计方案（见图1）：
编辑表示认可第2和第4，希望看到多种可能性。于是我们的设计师在这两个设计版本的基础上各展开3个效果（见图2）。
经过反复推敲，编辑最终选择了第4稿最初的样子。这是一次顺利的设计过程，但请注意，在范围缩小到二选一的时候，封面已经非常接近它的最后形态。很多时候编辑会放弃第二次比较，直接进入定稿阶段。但这位编辑希望看到更多的比较。根据编辑的要求，设计师提供同款三色。这个“停顿的过程”是必要的，编辑合理有效地使用了这个流程，让她对自己的决定有了更多的依据和理由。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清晰的表达可以减少信息的误读和丢失，有效的沟通不仅提高了效率，还能共同推动对细节的推敲，使得每个流程都是为了让设计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而不是因为沟通的不畅顺，迫使编辑和设计师不得不停留在某个模糊阶段，进退不得。
三、避免信息传递“碎片化”
在桌面时代之前，编辑必须通过纸面批注来告诉设计师修改意见和要求，那时三稿流程被严格执行着，因为条件限制，不允许反复修改的情况出现。
进入桌面时代之后，一切变得可视化了。但是工具的进步并不一定带来效率的提高，相反，信息的随意性更大。信息随意性不一定带来更高质量的内容和更活跃的创造性，更多时候造成了大量无效的信息，迫使每个环节的人急于将手中的“信息球”传出去，不仅人变得疲劳，工作也越来越缺少连贯性。这是传播学里常提到的、但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却被忽略的“碎片化”。
即时通信发达的时代，对传播过程和结果产生最大影响之一的是碎片化，同样发生在编辑出版行业的各种工作交接中，导致了“信息的碎片化，行为的碎片化”。常见的情况是，编辑想一件事，就随手打电话、发微信语音向设计师交代对封面的要求，一天之内发送多条零碎的信息；几天前自己还在电话里说过的事隋，过几天却忘了，或者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之前的修改无效了。设计师收到前后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修改意见，改完一次又一次。诸如此类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信息的随意和破碎，并导致了表达越来越快却不准确、工作的低效、流程进度的失控，几乎每个人都变成忙碌的传达者，大多数精力被耗费在传递过程之中。
另外，由于編辑与设计师并不在一起工作，而且他们对信息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编辑更多的是对文本进行审核，对位置摆放提意见；设计师眼中的封面则是图像式的。当编辑提出修改意见时，他的信息都是点状的，但到了设计师的脑袋里，就需要转换为一个个局部板块。 是否可以通过一个沟通工具把双方的信息形态统一起来呢？通过摸索，我们与一些出版单位共同建立了“电子表单”。从最初的需求、发稿，到中间的修改和替换，直至最终定稿，如果没有大的变动，编辑与设计师之间可以只通过3-5封邮件来完成设计过程。当然，关于意向的讨论，还是会使用电话等更直接的方式。
按照三稿流程，这些邮件被设置为表单形式，如第一次的《发稿单》，第二次的《修改单》，最终的《确认单》。编辑只需按照每个阶段填写具体要求，设计师按照每项内容去填空。由于现在编辑与设计师的沟通都是远程、无纸化方式，表单在修改稿阶段显现出它在传达信息时的“完整”优势。比如涉及文字的删减替换，编辑可以先在自己的电脑中将整段话修改完毕，然后通过《修改单》发给设计师，并注明“整段替换”；设计师只需拷贝粘贴，就完成了修改。这个方式确保了双方都对表单进行工作，而不是需要相互转换自己脑海中的那个封面。
有的编辑习惯用绘图软件在电子稿上手写批注，“第三行第四个字修改如下……”“从第二段第三行第八个字插入顿号”……这看似复原了书面批注，实际上并没有利用工具优势，反而造成了“二次翻译”的问题。首先，在JPG图片上进行手写批注，字体的潦草、表达的不清晰等问题，会给设计师造成困扰。而编辑电脑中的原始文本与修改后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修改已经造成信息不对称。其次，这个手写批注的图片发给设计师时，他要完成一个看图、识别和理解，然后再返回排版软件去修改的过程，如果涉及文字的重新录入，他的录入可能会造成二次错误。
使用电子表单，对编辑来说无需逐项标注，只需要在原发稿单的基础上修改，这个修改后的文本也在编辑的电脑中保留下来，保证了编辑手中文本的同步更新；设计师只需按表单“逐个替换”，而不是重复编辑的逐行逐字核对，既减少失误率，也可以加快修改的速度。
表单的填写可以按照时问表的进度来发送，假如设定14号之前必须完成修改信息的搜集，那么即使在10号已经到位，编辑也不需急着发出，他可以留出时问去检查核对，在自己的这个环节完成力所能及的核对之后再发给设计师。
通过“慢”的表单书写，而不是“快”的口头传达或者即时通信，编辑运用这个表单工具，使所有人都放慢节奏，对自己的工作更专注和细致，促使作者在提供信息时更J慎重和严谨，也减少设计师反复修改的次数，使整个修改过程变得严肃，减少随意性。
有趣的是，电子表单似乎是对即时通信缺陷的反省和检讨。新的、太快的、太方便的工具并不适合每个沟通环节，那些涉及关键信息的传递环节，还是要放慢节奏去保证它的稳定性和质量。
四、从“合适”出发选择封面
同一个封面设计，在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眼中会得出不同的感观印象，一个文学类图书的好设计未必适合人文社科类图书，同一本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版本都可能千差万别。
当我们评价现成的图书时，很容易说这个好，这个不好，但是当我们自己去做抉择时就不容易了。有时候编辑会说，我很难判断一个设计方案的好坏，每一个看起来都不错，到底哪一个更合适呢？
编辑经常对多个方案无所适从，却要求设计师继续拿出“更好的”方案，设计师却认为已经做无可做了……
到底怎么算好？到底怎么选择才是稳妥的？以INCENDIARY为例，这是—本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超现实主义小说，是2004-2005年欧美畅销书之一。小说讲述平民在遭受恐怖主义侵袭之后的艰难生活、人的精神挫折，以及社会文化的撕裂。此书在不同的国家都出版过。
这版INCENDIARY的封面（见图3）是在亚马逊上长销的版本，设计上运用了倒置的教堂元素和天空，很符合书中关于“9·11”后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社会的紊乱的描写——世界被颠倒了。
但这样的设计在中国可能显得过于含蓄，甚至会被误以为是关于旅游的，由于多数中国读者对这个画面所隐含的宗教元素无法产生直接的共鸣，因此可能达不到推广销售的效果。
这本书在中国有影印版，封面采用了另一版设计。这个设计（见图4）更符合中国读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它用直观的图形表现了以女性为主角的“人”，表现了人的内心世界，以及纷繁复杂的外部冲突和矛盾。相比之下，中国读者会更容易被这个封面吸引，尤其是那些关注女性内心世界的读者们。
这是INCENDIARY的另一个版本（见图5）。这个封面用了“望文生义”的手法，用即将熄灭的火柴、如火焰般扭曲的字体、象征燃烧过程的黑红黄三色渐变，把“INCENDIARY（燃烧弹）”的含义直观地表现出来。它比第一个更抽象，更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但似乎没有聚焦到因为事件而产生的几个关键要素上：宗教、道德、精神世界、社会文化、政治伦理。
它仅仅用了看图识字的方式表现了“燃烧弹”这个词义。（或者将incendiary這个词意译成“导火索”）
这三个设计都各有特点，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差距或者优劣之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版本差异呢？
首先是销售市场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对同一事件的体会和理解会有不同。对这类针对特殊事件的作品，为了使目标读者快速理解并产生认同，设计师会采用易读易懂的形式，因此在不同国家就会使用不同的视觉设计。
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会有所演变，当社会文化的看法出现改变时，图书再版就应该考虑是否需要改变它的表达形式，使它更符合当下的文化心理。
在设计师看来，在符合基本美术原则的基础上，一个设计“好与不好”的基线，是看它与受众的匹配度如何。
五、协力优化业态环境
“在线”“无纸化”“远程”“非接触”已经成为编辑工作的主要方式，这使得原来实实在在的办公室事务变成了一大堆“非可视”的任务，线上与线下工作的衔接也产生了很多不可见的漏洞和空隙，尤其是在信息传达，多方协同、提高效率这些问题上，反而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麻烦和阻力。
编辑是产业链条的核心，他可以通过管理，去营造一个链接上下游的微观业态环境。有了良好的沟通和协作，作者、编辑、设计师以及印刷厂的意见、沟通和讨论才能转化为促进各方更好工作的知识基础。
笔者的很多装帧设计的经验知识就是来自编辑和印刷厂，比如成本对封面的制约，印刷工艺对设计效果的表现，系列书的设计还需要考虑印刷因素等。
笔者也把这些知识运用在与编辑的沟通中，比如通过设计手段，用低成本的印刷制作出高质量的封面，通过作者的介绍产生灵感，给枯燥的教科书做出有前卫感的封面设计。
良好的沟通，默契的配合营造了稳定的业态环境，自然地推动了各方的共同进步，这不仅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沟通成本，还会使各方的工作都朝着自觉优化的方向前进。
（刘旭东，平面设计师；王思颖，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201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