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关门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主权信用风险升级的担忧，欧债危机警示国债的“金边无风险债券”美誉不再成立，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面临重大挑战，社会各界对改革外汇储备管理制度的呼声日益强烈，其中不乏将大量外汇储备转为购买黄金或者投资实体经济等建议，外汇储备管理改革十分迫切。但与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相比，中国金融开放改革仍然有待推进，有评论认为中国仍处于“金融弱国”也不无道理。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着金融弱国的小国心态与经济大国的大国思维之间的权衡。
　　外储改革可能引发溢出影响并不意味着相关制度可以持续。观察中国外汇储备演变，从2000年1月份到2013年9月份外汇储备上升了23倍，中国人民银行因为购买外汇储备而被动投放的货币达到20几万亿元人民币，形成了近几年货币较为宽松的格局，即便2008年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不再实施结售汇制度，但外汇储备依然继续增长了1万多亿美元，构成当前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M2的内在动因，预示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缺失，但中国大国经济成长亟待独立货币政策，内在引发外汇储备管理的大国思维。
　　外汇储备管理改革势在必行，但巨额外汇储备可能对市场构成溢出效应，必须秉承大国思维，客观评估相关改革效应，避免激进策略的效率损失。结合实际来看，外汇储备改革必须注重制度创新，遏制增量兼具稳步化解存量，巨额存量更加侧重支持海外投资，重视服务国际经济治理话语权的提升。
　　首先，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改变中央银行被动买卖外汇储备的行为，遏制外汇储备的增量波动。近年来中国顺差显著缩窄，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度呈现减弱迹象，中国央行可以抓住时机稳步推进汇率机制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注重以改革汇率中间价为突破口，增大汇率波动区间，逐步改变央行为维持汇率目标而被动干预汇率进而引发外汇储备波动的行为，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也有助于保障外汇储备规模增量不再上升。
　　其次，支持海外投资应成为化解存量的核心内容。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3659.8亿美元，仅占GDP的5%，若未来达到世界20%-30%的平均水平，那么对外投资未来十到二十年将增加3万-5万亿美元以上，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对外投资最大的国家。大量的海外投资需要规模巨大的外汇支持，如果不考虑未来企业创汇能力，那么当前的外汇储备还不足以满足未来企业海外投资需求，因而，必须重视外汇储备在新时期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需求。
　　第三，中国迎来海外投资的黄金期，再加上目前贸易大国地位，未来亟待在国际经济规则拥有更高的话语权，通过外汇支持中国在国际治理平台的建设，成为当下乃至未来较长时期重要的战略决策。一方面，中国通过G20平台向IMF、世界银行注资等方式而推动治理机制改革，逐步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应重视“金砖”区域治理平台，考虑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基金中承担比其他金砖国家更高的外汇储备注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