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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对杨绛名作《干校六记》的细读仍旧停留在评点语体风格的层面，多少暗示出以流行的文学社会学框架将其历史化的难度。本文在“社会—文学”方法下，留意个别性因素的作用，征用文化记忆理论，对文本及周边进行细读与分析，试图具体地呈现《干校六记》中的知识分子记忆如何被新时期文学所剪辑，尤其揭示政治运动的缺乏，与劳动背后的认同两大显著的文本症候，是怎样被新时期误读与简化的记忆术。
一、政治运动的缺乏
从新时期的起点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老作家纷纷重拾素笔，回忆旧人旧事，反思历史创伤。《干校六记》非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作品，非新时期文学的中心文体，却是老作家散文中入选选本最频的作品①。即使置身纷繁杂芜的文学史叙述，《干校六记》的文学质地也毫无争议。《干校六记》的文学史叙述始于《新时期文学六年》，却在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空缺②。这暗示我们《干校六记》与“新时期文学”更具亲缘。理解《干校六记》被新时期文学接纳的关键，在于细读文本中的知识分子记忆是如何被新时期文学所“剪辑”的记忆术。
《干校六记》是楊绛勉为自许的作品③，在后来的各种文学史叙述中，也被视为杨绛的代表作。而当时的读者阅读作品时，颇以为文中不见政治运动，如杨绛的同事、学者叶廷芳先生所论：“干校那些对我们惊心动魄的事情，她在《干校六记》里只字不提！”④
首先发现政治运动“缺乏”的读者是钱锺书。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起笔时即言，“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⑤。陶东风将此症候命名为“记忆的选择性”，认为作品独不见“政治运动的影子”，“始终也没有看到杨绛先生记的愧”⑥。但不能凭多年后的眼光苛责作者缺乏这一“记”。毕竟视觉上的不在场可能是一种更加接近本质的在场。如萨特所论，语言是行动的一个特殊瞬间，无论是说话还是沉默，都是说话⑦。杨绛对政治运动影影绰绰的描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作者的立场。
读《下放记别》。钱锺书随先遣队赴干校前夕，杨绛面对眼前的家人离散，自然语带抱怨：“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⑧1969年11月16日上午十点半，经济所和文学所的全体下放人员集合整队⑨。杨绛回忆道：“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象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⑩作为北大“五七”干校亲历者的洪子诚，曾在80年代的文学课堂上为学生读起这段文字，与学生由笑声而沉默11。
这便是《干校六记》中的“运动”片段。对于下放干校的动员场景，杨绛的描写如洪子诚所指，确是“节制”“朴素”而“略带揶揄”的。但这正是《干校六记》能够从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迅速被新时期文学所接纳的重要素质。在《新时期文学六年》中，新时期散文被视作“文学战线”的“轻骑兵”，或慰藉感情的“回春之曲”12。而“挽悼散文”因为与新时期政治的密切联系，被赋予了最主要的叙述篇幅。《干校六记》则被置于挽悼散文以外的“富有真情实感”而属于其他题材的散文序列中，与丁玲的《牛棚小品》等共同被视作由“文革”而转向新时期的苦难存照13。
钱锺书于1969年11月下放干校，杨绛则于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其间钱、杨的女婿王得一不堪清查“五一六”的批斗而自尽。女儿钱媛踽踽独归，伶仃的背影便让杨绛饮泣吞声。关于王得一之死，杨绛在《下放记别》中记述如下：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14
将韦君宜的《思痛录》与杨绛的文字对读时，“五七”干校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之荒谬、残酷，使人心惊。杨绛的记忆书写集中于政治运动背景下的亲情流转，回想家人父子的生死离别。女儿送别之时，是“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15，女婿离世之后，则是“得一就自杀了”16，精简、平静的语言封存着无限蕴藉的情感内容。作者置身干校期间，悲伤、绝望的情绪并不直抒，而是借以节制、朴素的描写。读《学圃记闲》。这是杨绛在干校第一次目睹死亡。事隔近十年之久，日期仍然惊人地准确：“那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左右。”17对清查“五一六”致死者的同情，缓缓沉淀于三次墓地场景的描写中：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阒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了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18
死亡从此在杨绛心头投下阴影，牵萦梦境：“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19读至此处，怎能不慨叹创伤之深！读《误传记妄》。杨绛听到钱钟书在“老弱病残”的回京名单之上的“误传”，立即“喜出望外”20;而夫婿真正进入回京名单后，杨绛则直陈“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21。这是杨绛以个人话语的方式对干校知识分子改造的绝对否定。如钱锺书所言，杨绛的“记劳”“记闲”等，相对于干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只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22。而杨绛的写作策略，正如陈平原妙语：乃是作者对于“文革”以及干校生活“自有主张”23。
二、劳动背后的认同
杨绛第一次被动员参加劳动，并不是在干校。
1958年“拔白旗”运动后，杨绛与社科院的同事一同下乡接受短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次乡村经历见于写于1991年的《第一次改造》一文。文中杨绛分别遇到了劳动关、居住关、饮食关、方便关、卫生关。受到公社的照顾，知识分子们只需做轻微的体力劳动24，诸如砸玉米棒子、推独轮车搬运秫秸杂草等;而住宿、饮食亦颇受优待。克服这些关隘后，杨绛颇有“自豪感”甚至“优越感”25。“形形色色的人”“桩桩件件的事”两节集中展示出作者对乡村人事情状的留心体察。其中访贫问苦、赞助幼儿园、扫盲等活动，不失为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的优美风景。这段下乡生活，使她产生了一种集体感： 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算是满足了。26
但是在文章结尾，杨绛却将两个月的下乡经历收束为：“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27于中不难体味出知识分子的被动位置和对农村的疏离感。在数年后的干校生涯之中，此样“被动”“疏离”仍然无法克服。对于干校的劳动生活，杨绛记忆深刻，集中见于《凿井记劳》《学圃记闲》两章。
读《凿井记劳》一章，是干校为了灌溉菜园组织凿井的集体劳动。无力从事重劳动的杨绛，也忍不住投入了凿井的队伍里。工程接近末尾，“水渐渐没膝，渐渐没腿，渐渐齐腰”28。细致的描写显示了作者在集体劳动中深切的在场感。杨绛说道：“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29接着劳动者们载笑载言，痛饮美酒，菜园的劳动从此顺畅。然而杨绛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只是生理性的快感。汉娜·阿伦特曾区分人类实践的三种形式和相应的三个领域：劳动、生产和行动。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劳动分工使劳动从私人领域中解放出来。此前“劳动”一词则总是与操劳、折磨、对人体摧残相联系30。集体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快乐，在阿伦特看来“强烈而短暂”，只是“是一群人跟着劳动号子一起做动作时产生的”。阿伦特尤其指出劳动快感的生理性：它本质上与其他“有节奏的身体运动”所带来的“快乐”相同31。杨绛表达的劳动快感只是生理上的快乐，与劳动改造的预设毫不相干。
干校的集体劳动催生出的是更加坚固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经过长时间的集体劳动，杨绛生发出一种“集体感”“合群感”或“我们感”32。此认同系因干校生涯遥遥无期，劳动者相濡以沫而生的集体认同。劳动的“我们”与作为管理者的“他们”没有“阶级之分”，却不能共一种身份认同。“他们”雨水不淋、太阳不晒，对“我们”充满蔑视和敌意33。而“我们”干校学员与贫下中农们也无法沟通。本章极其密集地出现代词“我们”。第一次“我们”是指代菜园班，第二次“我们”是指称干校。在之后记述“凿井记劳”的内容里，密集出现了二十四次“我们”，指代的都是菜园的劳动者们。可见“我们感”之深。最后一段的我们/他们之分，“我们”统指干校學员，显示出极强的群体认同和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意识。此段中“我们”更为密集地出现八次，与“他们”对称而对立。总之，《记劳》《记闲》两章虽然铺满劳动场面的描写，却毫不含蓄地宣告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的失败。
“五七”干校与红卫兵运动、知青运动是“文革”规模最大的三个子运动。全国范围的“五七”干校肇始自1968年5月，终结于1979年2月，计十一年之久34。“五七”干校发生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是毛泽东思想与各种历史力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35。在目前的党史研究中，“五七”干校被视为毛泽东为克服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危机的尝试。在具体的社会主义政治中，“五七”干校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则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首先是大量精简干部的需要，其次是1969年中苏矛盾激化造成的战备动员、人口疏散的需要36。下放人员中，一部分是需要体力劳动改造思想者，另则是携带政治问题的人员。“五七”干校除了要求干部下放锻炼，也担负着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任务。实际上干部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常常是重合的，这也造成了当事人们的各异的回忆视角。对崔道怡这样的中青年来说，干校的劳动是为博得一个好鉴定，以利赎罪或者有功前程37。对此前处于双重监管、隔离反省中的张光年而言38，下放干校是经过几次书面请求才侥幸得来的特殊优待39。彼时带着原罪心理和忏悔意识来到干校的张光年，回忆起不堪重负的劳动生活时，仍不免心有余悸。而年近七旬的巴金连抬运粪水这样不洁的任务，也只是默默忍受40。作为专政对象的周而复除一般的生产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监督下的臭活、脏活、累活41。
对于下放干校的知识分子来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近似监视和惩罚。在张中行看来，批判批斗、劳动改造既然并非自愿，又如何能改造思想？张中行回忆道，干校的劳动“种类杂”“多而且重”，强征、被迫的劳动已然是折磨人的苦役，可是“无权和力，就只能沉默，俯首接受改造”42。劳动在萧乾那里也不是愉快的回忆。据萧乾回忆，自己总是被当作壮劳力使用，甚至因参加昼夜“双抢”，积劳成疾，冠心病发作43。轻轻翻捡那些干校回忆录，因重劳动致病致死的消息确是太寻常了。如萧也牧、郭小川、侯金镜、孟超44等人的死亡，又如那些无名者的消殒，仅以韦君宜的悼亡散文之题《抹不去的记忆——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干校埋葬的亡灵之多，已是屈指堪惊。
杨绛从体力劳动中获得了暂时的快乐，然而并没有改变她干校通过“劳动”惩罚知识分子的认识装置。杨绛通过“惩罚”性质的劳动，反而更加深化了其知识分子认同。《下放记别》一章中道，“经受折磨”就叫“锻炼”，“体力劳动”只是“炼人”，以至于发出“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的深深喟叹。在起笔回忆之前，杨绛已然默认了干校劳动的“惩罚”性质。即使描画起偶然“暂得于己”的劳动风景，作者所持仍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老乡始终对“我们”格外见外，认为“我们”只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此处以曲笔反映出“五七”干校以劳动改造消除“三大差别”的失败历史。作者于记忆终结处再申：“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45遗憾的是，作者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对抗意识即将被新时期的记忆术悄悄淡去。
三、新时期的记忆术
阿斯曼认为，“被回忆的过去”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46。历史叙事作为一种“被回忆的过去”，首先意味着一种政治动员力量47。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与发生阶段，文学是新时期政治紧张控制的记忆装置。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也遮蔽了一部部具体的作品被选择与抛掷的命运。那些无法在人们的阅读中重复出场的作品，只好被记忆术所软埋。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韦君宜的《洗礼》、邹荻帆的《颤抖的灵魂》、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等，至于数量繁多的回忆散文我仅目为幸存者回忆录48。在可查的干校题材作品序列中，臧克家的旧体诗集《忆向阳》写作时间最早49。但《忆向阳》未能进入任何一种当代文学史叙述，只悄然湮没在寂寂的时间之流中。 臧克家返城后常忆干校，“作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到1975年4月8日，诗人四个月内成诗五十多首50。诗集部分先刊于期刊51，出版却颇费周折。1978年1月27日，人民出版社方面担心诗集有美化“五七”干校的嫌疑，特意安排编辑邵焱去征求张光年的意见。张光年认为这些诗只是显得天真，相信诗作出于“真情实感”，诗集才得以出版52。不久后，作者遭遇的苛责却远远溢出了张光年的评价。诗集自序题名《高歌忆向阳》，将被动的下放改写为主动的“响应”53。臧克家在干校的强迫劳动被移换为主动接受改造，不仅生理上的“知识分子病”凭此痊愈，精神上也得到润泽。
1978年，诗集出版后，丁国成先于《文艺报》第四期予以赞扬，认为诗集描摹了“五七”干校的战斗生活和向阳湖畔的干校美景，“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艺术手法上熔“民歌、古典诗歌和新诗”于一炉54。到了1979年，曾刊载过诗集部分作品的《上海文学》却刊出了姚雪垠的《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一文。公开信火药味极浓，以至于臧克家极其委屈地致信周扬，冀求约谈、抚慰。而《上海文学》方面迅速在同年第3、4期刊载两篇争鸣文章，以缓和过于紧张的辞气55。姚雪垠直言诗中只有“愉快”，全是积极、兴奋之情。姚雪垠认为，既然“五七”干校已经随林彪、“四人帮”俱往矣，臧克家的歌颂诗句就成了对“罪恶实质”的“粉饰”。姚雪垠不赞同诗人自许的旧诗形式探索，批判臧克家缺乏“激情”“现实生活内容”，只写出了一些“冲淡小诗”。姚雪垠的批评显然集中题材，而非诗艺层面。于晴（系《文艺报》副主编唐因）56评语更为严厉，认为诗集流于“矫情”，似为“获利”，“却失去了文学”57。在新时期文学发生之时，《忆向阳》即被批评家们剥夺了“文学”价值。
既往的文史考辨聚焦于姚雪垠对臧克家干校诗歌前恭后倨的两面人态度，毕竟“公开信”事件之前，姚雪垠给臧克家的复信中未有如此激烈的批判，至多微微婉谏58;而姚雪垠自己亦有过《忆干校种菜》《忆羊楼司旧街》等风格类似的旧诗。笔者无意于纠缠具体的人事情状，而更愿目姚、臧之间的歧见为新时期文学对异己内容的排斥。一些幸存者的视角被选择、特权化、规定为正确的回忆，而另一些却被拒绝。通过文学化的回忆，历史经验和身份认同被焊接到一起：杨绛的干校记忆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默许的合法记忆，而臧克家的记忆则被区分为反面记忆。《干校六记》的出版经过及其在新时期初期的阅读接受，相较于原初文本，因其人事纠葛的介入，与文学批评的误读，更显示出“剪辑”的动作。
《干校六记》先在香港《广角镜》杂志（1981年4月号）上刊载，再由内地的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其中党内高层胡乔木与三联书店范用、董秀玉等人的推手作用不可忽视。《干校六记》在《广角镜》刊发不久，被胡乔木读到，随即令邓绍基传话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许觉民，属意应在内地出版。不久，美国著名的华裔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在一场招待宴会上，胡乔木见到了钱锺书。他郑重对钱锺书谈起《干校六记》的出版问题。由钱锺书处获悉胡乔木态度的杨绛，立即给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发去一函，曰：“昨晚乔木同志遇见锺书，嘱他向我传话，说他看到《广角镜》上的《干校六记》，他有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于是出版事宜豁然开朗：1980年5月，范用提交选题报告;7月，《干校六记》第一版印刷两万册发行59。相比对《干校六记》出版的亲力支持，胡乔木对待臧克家则礼貌而平淡。在读罢臧克家寄赠的油印诗集后，胡乔木复信道：“您的诗作很有新的气息，我没有去过干校，但读了仍能受到劳动激情的感染。”60胡乔木的作用之巨，除却他与钱杨夫妇的私谊61和对作品出版的照拂，更在于其十六字考语的精警无匹。虽然既往的风格批评和印象描写数量十分庞大，但其实并未超出胡乔木的十六字考语。
《干校六记》的经典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新时期以来的批评、研究与选本编辑合力完成的。可查到最早的评论是敏泽的《〈干校六记〉读后》与于晴的《读杨绛〈干校六记〉》。重读两篇文章，可知“新时期”如何剪辑杨绛的干校记忆。敏泽从见证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干校六记》以朴素笔触记述亲历事件，生活细节纤细入微又“切中要害”62。他认为干校在革命语境中曾是美好的，只是在“文革”时才成为林彪、“四人帮”摧残干部之地。论者的认识显然置于拨乱反正的装置之中。敏泽更着意引用“一位同志”（胡乔木）的十六字考语，将杨绛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怨”纳入“理智”和“正常情感”的范畴。评论家认为作品绝无任何低沉情绪，还不时流露出追求、向往。对于人物劳动中产生的“集体感”“合群感”，他约同为精神上的“愉悦”“幽默感”。更为症候性的，是他将原作的“离不开祖国”具体为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
于晴的批评与敏泽的阅读共一种认识装置。他将政治运动的缺省归因为作者蔼然仁者的情怀。于晴也注意到了醒目的“集体感”“合群感”或“我们感”，但只感到“是一种颇为可贵的体会”，并将杨绛的“依然故我”理解为“祖国儿女”历经艰辛而发的“豪壮语”。在读两篇评论中，及时出场的批评家们对知识分子记忆小心剪辑，过滤掉了文本蘊含中的对抗姿态，从而实现《干校六记》与新时期最大程度的亲密关联。
新时期甫至，老干部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成为重要的政治支撑。在现代化建设的秩序之下，脑体劳动的差别重新得到承认，知识分子被征辟为“必需的智力因素”63。作为“文革”政治遗留问题的“五七”干校则被目为劳动惩罚的空间。受到新时期制约与规划的干校记忆，自然要疗愈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重建其身份认同。哈布瓦赫和阿斯曼都强调集体性和社会性框架对个人记忆的限定，哈布瓦赫将集体作为回忆的主体，阿斯曼则坚持个人才是回忆的主体，而个体的回忆必然会受制于组织的框架。但实际上，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并不是单向度的决定关系：既然回忆个体多少具备主体性，那么个体记忆也会“反叛”集体记忆。新时期对于《干校六记》的阅读，正是通过对知识分子记忆的精心剪辑，祛除了文本中的对抗姿态，而简化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国家情怀。然而个体记忆本身仍带着“反叛”的元素，如顽石不转而任江水东逝。 【注释】
①笔者经过基础的检索工作，发现《干校六记》在老作家散文中几乎是经典化程度最高的作品：通过“读秀”图书搜索引擎检索，可知仅在80年代，《干校六记》便入选九种选本，其中袁鹰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散文集》（1984）与鲍霁等编选的《1980—1984年散文选》（1986）较为著名;90年代收入《干校六记》的出版物有十五种，新世纪以降略过。
②李兆忠：《疏通了中断多年的中国传统文脉——重读〈干校六记〉》，《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③“我没有满意的作品。较好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327页。
④贺黎、杨健：《无罪流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第50页。
⑤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见杨绛《干校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第1页。
⑥陶东风：《戏中人看戏》，《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8日。
⑦Jean Paul，“What is literature？”and other essay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⑧⑩141516171819202122323345杨绛：《干校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第6、8-9、11-12、12、12、32、33-35、34、61、67、8-9、21、21、67页。
⑨徐方：《干校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3页。
11洪子诚：《对杨绛小说经验的细读、感悟与阐释——序于慈江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
121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04、313页。
23陈平原：《回首烟波浩渺处》，《书城》2011年第11期。
242526272829杨绛：《杨绛全集3·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56、162、162、176、19、21页。
3031[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108页。
34“五七”干校的发生起自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从此全国各地普遍开办各个级别的干校;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宣告这一事物退出历史舞台。
35“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见《人民日报》编辑部：《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
36郑谦：《五七干校述论（一）》，《百年潮》2006年第9期。
37崔道怡：《回忆在咸宁“五七”干校的日子》，《湖北文史》2000年第1期。
3839張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第2、310页。
40王西彦：《炼狱中的圣火——记巴金在“牛棚”和农村“劳改营”》，见李致、李舒《巴金这个人》，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
4142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之三：朝真暮伪何人辨》，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第46、540-546页。
43唐筱菊：《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38-39页。
44由于《李慧娘》获罪的孟超下放至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孟超因重劳动病倒后赴武汉治疗，治疗完毕立刻召回干校接受改造，1973年干校停办，回京后不久病死。
4647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62、85页。
48首先，这些回忆录尚未进入文学史的讨论范围;其次，虑及徐贲先生指出的幸存者回忆录的“历史暧昧性”：“它是历史的，因为它基于个人的直接过去经历。但它又可能是非历史的，因为它也许根本无法纳入宏观的历史规律、解释或叙述。”见徐贲《“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49据臧克家《高歌忆向阳》一文，得知写作时间起于1974年12月25日，终止于1975年4月8日，历时四个月余。
5053臧克家：《忆向阳》，人民出版社，1978，第15、1页。
51如《上海文学》1977年第1期的《忆向阳——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组诗》、《诗刊》1977年第4期的《忆向阳（七首）——歌颂五七干校战斗生活组诗的一部分》、《十月》1978年第1期的《高歌忆向阳——诗集〈忆向阳〉序》。
52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第94页。
54丁国成：《忆向阳》，《文艺报》1978年第4期。
55分别是：程建汉：《打破情面》，《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李国权、汪剑光：《致姚雪垠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56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第289页。
57于晴：《读杨绛〈干校六记〉》，《文艺报》1982年第3期。
58徐庆全：《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从臧克家一封未刊信谈起》，《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
59由于香港方面先拿到稿件并先行在杂志上刊出，所以范用还是与香港方面进行了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国内版”不要出口，免得影响“港版”的销路。为此，范用特地向“三联”出版部发一内部通知单：“据此，请将此书列为‘不出口’。”杨建民：《〈干校六记〉问世前后》，《同舟共进》2016年第4期;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601976年1月2日，胡乔木致臧克家信。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第215页。
61在公开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中，胡乔木与钱锺书或钱、杨夫妇的信件即有三封，或关于诗词修改（1982年6月15日、1989年11月7日），或是回复自己的病情并及问候（1989年11月8日）。于寒暄词里、称谓字间，颇见亲密。
62敏泽：《〈干校六记〉读后》，《读书》1981年第9期。
63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1983年3月13日。
（朱明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士生。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一、政治运动的缺乏
从新时期的起点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老作家纷纷重拾素笔，回忆旧人旧事，反思历史创伤。《干校六记》非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作品，非新时期文学的中心文体，却是老作家散文中入选选本最频的作品①。即使置身纷繁杂芜的文学史叙述，《干校六记》的文学质地也毫无争议。《干校六记》的文学史叙述始于《新时期文学六年》，却在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空缺②。这暗示我们《干校六记》与“新时期文学”更具亲缘。理解《干校六记》被新时期文学接纳的关键，在于细读文本中的知识分子记忆是如何被新时期文学所“剪辑”的记忆术。
《干校六记》是楊绛勉为自许的作品③，在后来的各种文学史叙述中，也被视为杨绛的代表作。而当时的读者阅读作品时，颇以为文中不见政治运动，如杨绛的同事、学者叶廷芳先生所论：“干校那些对我们惊心动魄的事情，她在《干校六记》里只字不提！”④
首先发现政治运动“缺乏”的读者是钱锺书。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起笔时即言，“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⑤。陶东风将此症候命名为“记忆的选择性”，认为作品独不见“政治运动的影子”，“始终也没有看到杨绛先生记的愧”⑥。但不能凭多年后的眼光苛责作者缺乏这一“记”。毕竟视觉上的不在场可能是一种更加接近本质的在场。如萨特所论，语言是行动的一个特殊瞬间，无论是说话还是沉默，都是说话⑦。杨绛对政治运动影影绰绰的描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作者的立场。
读《下放记别》。钱锺书随先遣队赴干校前夕，杨绛面对眼前的家人离散，自然语带抱怨：“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⑧1969年11月16日上午十点半，经济所和文学所的全体下放人员集合整队⑨。杨绛回忆道：“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象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⑩作为北大“五七”干校亲历者的洪子诚，曾在80年代的文学课堂上为学生读起这段文字，与学生由笑声而沉默11。
这便是《干校六记》中的“运动”片段。对于下放干校的动员场景，杨绛的描写如洪子诚所指，确是“节制”“朴素”而“略带揶揄”的。但这正是《干校六记》能够从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迅速被新时期文学所接纳的重要素质。在《新时期文学六年》中，新时期散文被视作“文学战线”的“轻骑兵”，或慰藉感情的“回春之曲”12。而“挽悼散文”因为与新时期政治的密切联系，被赋予了最主要的叙述篇幅。《干校六记》则被置于挽悼散文以外的“富有真情实感”而属于其他题材的散文序列中，与丁玲的《牛棚小品》等共同被视作由“文革”而转向新时期的苦难存照13。
钱锺书于1969年11月下放干校，杨绛则于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其间钱、杨的女婿王得一不堪清查“五一六”的批斗而自尽。女儿钱媛踽踽独归，伶仃的背影便让杨绛饮泣吞声。关于王得一之死，杨绛在《下放记别》中记述如下：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14
将韦君宜的《思痛录》与杨绛的文字对读时，“五七”干校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之荒谬、残酷，使人心惊。杨绛的记忆书写集中于政治运动背景下的亲情流转，回想家人父子的生死离别。女儿送别之时，是“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15，女婿离世之后，则是“得一就自杀了”16，精简、平静的语言封存着无限蕴藉的情感内容。作者置身干校期间，悲伤、绝望的情绪并不直抒，而是借以节制、朴素的描写。读《学圃记闲》。这是杨绛在干校第一次目睹死亡。事隔近十年之久，日期仍然惊人地准确：“那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左右。”17对清查“五一六”致死者的同情，缓缓沉淀于三次墓地场景的描写中：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阒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了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18
死亡从此在杨绛心头投下阴影，牵萦梦境：“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19读至此处，怎能不慨叹创伤之深！读《误传记妄》。杨绛听到钱钟书在“老弱病残”的回京名单之上的“误传”，立即“喜出望外”20;而夫婿真正进入回京名单后，杨绛则直陈“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21。这是杨绛以个人话语的方式对干校知识分子改造的绝对否定。如钱锺书所言，杨绛的“记劳”“记闲”等，相对于干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只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22。而杨绛的写作策略，正如陈平原妙语：乃是作者对于“文革”以及干校生活“自有主张”23。
二、劳动背后的认同
杨绛第一次被动员参加劳动，并不是在干校。
1958年“拔白旗”运动后，杨绛与社科院的同事一同下乡接受短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次乡村经历见于写于1991年的《第一次改造》一文。文中杨绛分别遇到了劳动关、居住关、饮食关、方便关、卫生关。受到公社的照顾，知识分子们只需做轻微的体力劳动24，诸如砸玉米棒子、推独轮车搬运秫秸杂草等;而住宿、饮食亦颇受优待。克服这些关隘后，杨绛颇有“自豪感”甚至“优越感”25。“形形色色的人”“桩桩件件的事”两节集中展示出作者对乡村人事情状的留心体察。其中访贫问苦、赞助幼儿园、扫盲等活动，不失为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的优美风景。这段下乡生活，使她产生了一种集体感： 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算是满足了。26
但是在文章结尾，杨绛却将两个月的下乡经历收束为：“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27于中不难体味出知识分子的被动位置和对农村的疏离感。在数年后的干校生涯之中，此样“被动”“疏离”仍然无法克服。对于干校的劳动生活，杨绛记忆深刻，集中见于《凿井记劳》《学圃记闲》两章。
读《凿井记劳》一章，是干校为了灌溉菜园组织凿井的集体劳动。无力从事重劳动的杨绛，也忍不住投入了凿井的队伍里。工程接近末尾，“水渐渐没膝，渐渐没腿，渐渐齐腰”28。细致的描写显示了作者在集体劳动中深切的在场感。杨绛说道：“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29接着劳动者们载笑载言，痛饮美酒，菜园的劳动从此顺畅。然而杨绛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只是生理性的快感。汉娜·阿伦特曾区分人类实践的三种形式和相应的三个领域：劳动、生产和行动。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劳动分工使劳动从私人领域中解放出来。此前“劳动”一词则总是与操劳、折磨、对人体摧残相联系30。集体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快乐，在阿伦特看来“强烈而短暂”，只是“是一群人跟着劳动号子一起做动作时产生的”。阿伦特尤其指出劳动快感的生理性：它本质上与其他“有节奏的身体运动”所带来的“快乐”相同31。杨绛表达的劳动快感只是生理上的快乐，与劳动改造的预设毫不相干。
干校的集体劳动催生出的是更加坚固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经过长时间的集体劳动，杨绛生发出一种“集体感”“合群感”或“我们感”32。此认同系因干校生涯遥遥无期，劳动者相濡以沫而生的集体认同。劳动的“我们”与作为管理者的“他们”没有“阶级之分”，却不能共一种身份认同。“他们”雨水不淋、太阳不晒，对“我们”充满蔑视和敌意33。而“我们”干校学员与贫下中农们也无法沟通。本章极其密集地出现代词“我们”。第一次“我们”是指代菜园班，第二次“我们”是指称干校。在之后记述“凿井记劳”的内容里，密集出现了二十四次“我们”，指代的都是菜园的劳动者们。可见“我们感”之深。最后一段的我们/他们之分，“我们”统指干校學员，显示出极强的群体认同和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意识。此段中“我们”更为密集地出现八次，与“他们”对称而对立。总之，《记劳》《记闲》两章虽然铺满劳动场面的描写，却毫不含蓄地宣告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的失败。
“五七”干校与红卫兵运动、知青运动是“文革”规模最大的三个子运动。全国范围的“五七”干校肇始自1968年5月，终结于1979年2月，计十一年之久34。“五七”干校发生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是毛泽东思想与各种历史力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35。在目前的党史研究中，“五七”干校被视为毛泽东为克服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危机的尝试。在具体的社会主义政治中，“五七”干校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则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首先是大量精简干部的需要，其次是1969年中苏矛盾激化造成的战备动员、人口疏散的需要36。下放人员中，一部分是需要体力劳动改造思想者，另则是携带政治问题的人员。“五七”干校除了要求干部下放锻炼，也担负着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任务。实际上干部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常常是重合的，这也造成了当事人们的各异的回忆视角。对崔道怡这样的中青年来说，干校的劳动是为博得一个好鉴定，以利赎罪或者有功前程37。对此前处于双重监管、隔离反省中的张光年而言38，下放干校是经过几次书面请求才侥幸得来的特殊优待39。彼时带着原罪心理和忏悔意识来到干校的张光年，回忆起不堪重负的劳动生活时，仍不免心有余悸。而年近七旬的巴金连抬运粪水这样不洁的任务，也只是默默忍受40。作为专政对象的周而复除一般的生产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监督下的臭活、脏活、累活41。
对于下放干校的知识分子来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近似监视和惩罚。在张中行看来，批判批斗、劳动改造既然并非自愿，又如何能改造思想？张中行回忆道，干校的劳动“种类杂”“多而且重”，强征、被迫的劳动已然是折磨人的苦役，可是“无权和力，就只能沉默，俯首接受改造”42。劳动在萧乾那里也不是愉快的回忆。据萧乾回忆，自己总是被当作壮劳力使用，甚至因参加昼夜“双抢”，积劳成疾，冠心病发作43。轻轻翻捡那些干校回忆录，因重劳动致病致死的消息确是太寻常了。如萧也牧、郭小川、侯金镜、孟超44等人的死亡，又如那些无名者的消殒，仅以韦君宜的悼亡散文之题《抹不去的记忆——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干校埋葬的亡灵之多，已是屈指堪惊。
杨绛从体力劳动中获得了暂时的快乐，然而并没有改变她干校通过“劳动”惩罚知识分子的认识装置。杨绛通过“惩罚”性质的劳动，反而更加深化了其知识分子认同。《下放记别》一章中道，“经受折磨”就叫“锻炼”，“体力劳动”只是“炼人”，以至于发出“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的深深喟叹。在起笔回忆之前，杨绛已然默认了干校劳动的“惩罚”性质。即使描画起偶然“暂得于己”的劳动风景，作者所持仍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老乡始终对“我们”格外见外，认为“我们”只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此处以曲笔反映出“五七”干校以劳动改造消除“三大差别”的失败历史。作者于记忆终结处再申：“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45遗憾的是，作者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对抗意识即将被新时期的记忆术悄悄淡去。
三、新时期的记忆术
阿斯曼认为，“被回忆的过去”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46。历史叙事作为一种“被回忆的过去”，首先意味着一种政治动员力量47。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与发生阶段，文学是新时期政治紧张控制的记忆装置。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也遮蔽了一部部具体的作品被选择与抛掷的命运。那些无法在人们的阅读中重复出场的作品，只好被记忆术所软埋。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韦君宜的《洗礼》、邹荻帆的《颤抖的灵魂》、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等，至于数量繁多的回忆散文我仅目为幸存者回忆录48。在可查的干校题材作品序列中，臧克家的旧体诗集《忆向阳》写作时间最早49。但《忆向阳》未能进入任何一种当代文学史叙述，只悄然湮没在寂寂的时间之流中。 臧克家返城后常忆干校，“作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到1975年4月8日，诗人四个月内成诗五十多首50。诗集部分先刊于期刊51，出版却颇费周折。1978年1月27日，人民出版社方面担心诗集有美化“五七”干校的嫌疑，特意安排编辑邵焱去征求张光年的意见。张光年认为这些诗只是显得天真，相信诗作出于“真情实感”，诗集才得以出版52。不久后，作者遭遇的苛责却远远溢出了张光年的评价。诗集自序题名《高歌忆向阳》，将被动的下放改写为主动的“响应”53。臧克家在干校的强迫劳动被移换为主动接受改造，不仅生理上的“知识分子病”凭此痊愈，精神上也得到润泽。
1978年，诗集出版后，丁国成先于《文艺报》第四期予以赞扬，认为诗集描摹了“五七”干校的战斗生活和向阳湖畔的干校美景，“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艺术手法上熔“民歌、古典诗歌和新诗”于一炉54。到了1979年，曾刊载过诗集部分作品的《上海文学》却刊出了姚雪垠的《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一文。公开信火药味极浓，以至于臧克家极其委屈地致信周扬，冀求约谈、抚慰。而《上海文学》方面迅速在同年第3、4期刊载两篇争鸣文章，以缓和过于紧张的辞气55。姚雪垠直言诗中只有“愉快”，全是积极、兴奋之情。姚雪垠认为，既然“五七”干校已经随林彪、“四人帮”俱往矣，臧克家的歌颂诗句就成了对“罪恶实质”的“粉饰”。姚雪垠不赞同诗人自许的旧诗形式探索，批判臧克家缺乏“激情”“现实生活内容”，只写出了一些“冲淡小诗”。姚雪垠的批评显然集中题材，而非诗艺层面。于晴（系《文艺报》副主编唐因）56评语更为严厉，认为诗集流于“矫情”，似为“获利”，“却失去了文学”57。在新时期文学发生之时，《忆向阳》即被批评家们剥夺了“文学”价值。
既往的文史考辨聚焦于姚雪垠对臧克家干校诗歌前恭后倨的两面人态度，毕竟“公开信”事件之前，姚雪垠给臧克家的复信中未有如此激烈的批判，至多微微婉谏58;而姚雪垠自己亦有过《忆干校种菜》《忆羊楼司旧街》等风格类似的旧诗。笔者无意于纠缠具体的人事情状，而更愿目姚、臧之间的歧见为新时期文学对异己内容的排斥。一些幸存者的视角被选择、特权化、规定为正确的回忆，而另一些却被拒绝。通过文学化的回忆，历史经验和身份认同被焊接到一起：杨绛的干校记忆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默许的合法记忆，而臧克家的记忆则被区分为反面记忆。《干校六记》的出版经过及其在新时期初期的阅读接受，相较于原初文本，因其人事纠葛的介入，与文学批评的误读，更显示出“剪辑”的动作。
《干校六记》先在香港《广角镜》杂志（1981年4月号）上刊载，再由内地的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其中党内高层胡乔木与三联书店范用、董秀玉等人的推手作用不可忽视。《干校六记》在《广角镜》刊发不久，被胡乔木读到，随即令邓绍基传话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许觉民，属意应在内地出版。不久，美国著名的华裔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在一场招待宴会上，胡乔木见到了钱锺书。他郑重对钱锺书谈起《干校六记》的出版问题。由钱锺书处获悉胡乔木态度的杨绛，立即给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发去一函，曰：“昨晚乔木同志遇见锺书，嘱他向我传话，说他看到《广角镜》上的《干校六记》，他有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于是出版事宜豁然开朗：1980年5月，范用提交选题报告;7月，《干校六记》第一版印刷两万册发行59。相比对《干校六记》出版的亲力支持，胡乔木对待臧克家则礼貌而平淡。在读罢臧克家寄赠的油印诗集后，胡乔木复信道：“您的诗作很有新的气息，我没有去过干校，但读了仍能受到劳动激情的感染。”60胡乔木的作用之巨，除却他与钱杨夫妇的私谊61和对作品出版的照拂，更在于其十六字考语的精警无匹。虽然既往的风格批评和印象描写数量十分庞大，但其实并未超出胡乔木的十六字考语。
《干校六记》的经典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新时期以来的批评、研究与选本编辑合力完成的。可查到最早的评论是敏泽的《〈干校六记〉读后》与于晴的《读杨绛〈干校六记〉》。重读两篇文章，可知“新时期”如何剪辑杨绛的干校记忆。敏泽从见证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干校六记》以朴素笔触记述亲历事件，生活细节纤细入微又“切中要害”62。他认为干校在革命语境中曾是美好的，只是在“文革”时才成为林彪、“四人帮”摧残干部之地。论者的认识显然置于拨乱反正的装置之中。敏泽更着意引用“一位同志”（胡乔木）的十六字考语，将杨绛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怨”纳入“理智”和“正常情感”的范畴。评论家认为作品绝无任何低沉情绪，还不时流露出追求、向往。对于人物劳动中产生的“集体感”“合群感”，他约同为精神上的“愉悦”“幽默感”。更为症候性的，是他将原作的“离不开祖国”具体为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
于晴的批评与敏泽的阅读共一种认识装置。他将政治运动的缺省归因为作者蔼然仁者的情怀。于晴也注意到了醒目的“集体感”“合群感”或“我们感”，但只感到“是一种颇为可贵的体会”，并将杨绛的“依然故我”理解为“祖国儿女”历经艰辛而发的“豪壮语”。在读两篇评论中，及时出场的批评家们对知识分子记忆小心剪辑，过滤掉了文本蘊含中的对抗姿态，从而实现《干校六记》与新时期最大程度的亲密关联。
新时期甫至，老干部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成为重要的政治支撑。在现代化建设的秩序之下，脑体劳动的差别重新得到承认，知识分子被征辟为“必需的智力因素”63。作为“文革”政治遗留问题的“五七”干校则被目为劳动惩罚的空间。受到新时期制约与规划的干校记忆，自然要疗愈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重建其身份认同。哈布瓦赫和阿斯曼都强调集体性和社会性框架对个人记忆的限定，哈布瓦赫将集体作为回忆的主体，阿斯曼则坚持个人才是回忆的主体，而个体的回忆必然会受制于组织的框架。但实际上，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并不是单向度的决定关系：既然回忆个体多少具备主体性，那么个体记忆也会“反叛”集体记忆。新时期对于《干校六记》的阅读，正是通过对知识分子记忆的精心剪辑，祛除了文本中的对抗姿态，而简化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国家情怀。然而个体记忆本身仍带着“反叛”的元素，如顽石不转而任江水东逝。 【注释】
①笔者经过基础的检索工作，发现《干校六记》在老作家散文中几乎是经典化程度最高的作品：通过“读秀”图书搜索引擎检索，可知仅在80年代，《干校六记》便入选九种选本，其中袁鹰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散文集》（1984）与鲍霁等编选的《1980—1984年散文选》（1986）较为著名;90年代收入《干校六记》的出版物有十五种，新世纪以降略过。
②李兆忠：《疏通了中断多年的中国传统文脉——重读〈干校六记〉》，《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③“我没有满意的作品。较好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327页。
④贺黎、杨健：《无罪流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第50页。
⑤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见杨绛《干校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第1页。
⑥陶东风：《戏中人看戏》，《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8日。
⑦Jean Paul，“What is literature？”and other essay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⑧⑩141516171819202122323345杨绛：《干校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第6、8-9、11-12、12、12、32、33-35、34、61、67、8-9、21、21、67页。
⑨徐方：《干校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3页。
11洪子诚：《对杨绛小说经验的细读、感悟与阐释——序于慈江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
121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04、313页。
23陈平原：《回首烟波浩渺处》，《书城》2011年第11期。
242526272829杨绛：《杨绛全集3·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56、162、162、176、19、21页。
3031[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108页。
34“五七”干校的发生起自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从此全国各地普遍开办各个级别的干校;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宣告这一事物退出历史舞台。
35“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见《人民日报》编辑部：《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
36郑谦：《五七干校述论（一）》，《百年潮》2006年第9期。
37崔道怡：《回忆在咸宁“五七”干校的日子》，《湖北文史》2000年第1期。
3839張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第2、310页。
40王西彦：《炼狱中的圣火——记巴金在“牛棚”和农村“劳改营”》，见李致、李舒《巴金这个人》，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
4142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之三：朝真暮伪何人辨》，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第46、540-546页。
43唐筱菊：《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38-39页。
44由于《李慧娘》获罪的孟超下放至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孟超因重劳动病倒后赴武汉治疗，治疗完毕立刻召回干校接受改造，1973年干校停办，回京后不久病死。
4647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62、85页。
48首先，这些回忆录尚未进入文学史的讨论范围;其次，虑及徐贲先生指出的幸存者回忆录的“历史暧昧性”：“它是历史的，因为它基于个人的直接过去经历。但它又可能是非历史的，因为它也许根本无法纳入宏观的历史规律、解释或叙述。”见徐贲《“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49据臧克家《高歌忆向阳》一文，得知写作时间起于1974年12月25日，终止于1975年4月8日，历时四个月余。
5053臧克家：《忆向阳》，人民出版社，1978，第15、1页。
51如《上海文学》1977年第1期的《忆向阳——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组诗》、《诗刊》1977年第4期的《忆向阳（七首）——歌颂五七干校战斗生活组诗的一部分》、《十月》1978年第1期的《高歌忆向阳——诗集〈忆向阳〉序》。
52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第94页。
54丁国成：《忆向阳》，《文艺报》1978年第4期。
55分别是：程建汉：《打破情面》，《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李国权、汪剑光：《致姚雪垠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56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第289页。
57于晴：《读杨绛〈干校六记〉》，《文艺报》1982年第3期。
58徐庆全：《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从臧克家一封未刊信谈起》，《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
59由于香港方面先拿到稿件并先行在杂志上刊出，所以范用还是与香港方面进行了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国内版”不要出口，免得影响“港版”的销路。为此，范用特地向“三联”出版部发一内部通知单：“据此，请将此书列为‘不出口’。”杨建民：《〈干校六记〉问世前后》，《同舟共进》2016年第4期;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601976年1月2日，胡乔木致臧克家信。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第215页。
61在公开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中，胡乔木与钱锺书或钱、杨夫妇的信件即有三封，或关于诗词修改（1982年6月15日、1989年11月7日），或是回复自己的病情并及问候（1989年11月8日）。于寒暄词里、称谓字间，颇见亲密。
62敏泽：《〈干校六记〉读后》，《读书》1981年第9期。
63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1983年3月13日。
（朱明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士生。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