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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设乡村
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有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乡村，在那里蕴含着我们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中华文明的智慧，这一智慧包括了“天地人和”的宇宙观，包括了类似24节气这样的农业知识体系，还有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更包括了中国人家族繁衍的“人生文化”以及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式样”，今天我们将其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任何文化必须是活的，才可以世代流传、永不腐朽。因此，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去保护这些遗产，而是应去进一步激活这些遗产为我们今天所用。而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能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形式表达，去唤醒沉睡的传统和濒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就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价值所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都已走到了一个瓶颈，为了突破这个瓶颈，我们必须创建出一个新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明。这一文明不可能从城市中生长出来，因为在现代化的浸染下，城市已经失去了与自然相处的多样性发展的可能，我们只有从乡村寻找新的智慧和新的价值体系，才能找到人类新的发展路径。
如何建设中国乡村？不仅人类学家和艺术家在思考，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包括企业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在所有的声音中，艺术家和人类学者的声音是非主流的，更加主流的声音也许来自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我在一个以企业家为主体的论坛上，看到他们提倡“走一条农民、农村、农业协同发展的乡村现代化道路”，提出要学习欧美，将中国乡村建成“庄园集群、风景区与风情村镇三位一体的空间结构”，另外，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口号。这些建议和口号都体现出同一个目的，就是消灭传统的乡村，或者让乡村成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驿站，将现代化理念从城市扩展至乡村。
我认为，中国不能走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之路，而要走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之路。所谓的“生态中国”之路，就是高科技加传统文化，即在互联网+新能源+工业4.0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乡土文化的复兴之路。这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将工业留在乡村的“第三条道路”，这样的工业不再是工业化时代的机械工业，它有可能是复兴的手工业，是4.0的智能化工业。而当代的乡村第三产业是文化产业、休闲产业、旅游业等，当然，其主业是生态农业。这条生态之路不仅产生新的产业结构、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甚至会形成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还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重要价值。其中既有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价值，也有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传统价值，还包括了许多传统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生态观和生态智慧。
中国的“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率先出现在欧洲，其文化的根基在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商贸文明，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文化最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工业文明。但当工业文明已经走向危机，需要人类社会进行再次转型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轴心时代，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
在每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前夕，都会有一场“文艺复兴”的现象出现。15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触及了人们的灵魂，最后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先秦文明就是我们今天要挖掘的对象，另外，“礼失求诸野”，许多传统的农业文明智慧在城市已经消失，但在乡村或传统的手工业城市还存在，这就是我们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艺复兴的角度来看，这些遗产也是我们发展当今和未来文化的资源或基础。
从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智慧有可能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基础和资源。中国至今还存在并且正在复兴的手工艺生产方式，还有许多传统民间文化，在西方世界已经很难寻觅。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和手工艺复兴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式文艺复兴的现象。欧洲式的文艺复兴是人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因此是从诗歌、文學作品以及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开始的;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是人对包裹自身文化的整体性的重新认识，是从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变成新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开始的。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手工艺复兴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复兴基础上的：喝茶、焚香、赏花、弹琴、作诗、论字画、把玩瓷器、收藏古玩、穿中式衣服、摆中式家具等，中国的工匠和艺术家、设计师们正在利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和传统的文化资源创造新的中国时尚文化。正是这种中式生活方式的回归，复兴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手工艺行业，提供了许多新的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样式”的同时，也在带动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改变。这种来自民间的传统文化复兴正是激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希望这种活力的最终导向是把传统的乡土中国导向当代的生态中国。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
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是时代使然，也许正是在参与和引导中国的文艺复兴。费孝通先生当年考察了中国乡村以后，为自己树立的学术目标就是“志在富民”，因为当时农村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致富问题。当然，现在的中国农民仍然需要致富，但他们的致富地点改变了，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想使乡村发展，要想把农民吸引回乡村，甚至把知识精英都吸引到乡村，就不仅要让乡村富起来，还要让乡村美起来、时尚起来、生动起来，甚至文艺起来，具有地方特色起来。这就需要有新的创意，有新的生活样式，让乡村成为一片能找到灵魂的归属之地。所以，我们现在提的是“美丽乡村”建设，而不是“富裕乡村”建设。实际上，口号的转变暗合了当今人们的心灵需要，而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就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可以把看不见的文化变成可视、可听、可感的气氛及象征性文化符号，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空间，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式样”。所以，艺术家是和人类灵魂站在一起的人，是和人类新的生活式样站在一起的人。由艺术家、设计师先期切入，然后再带动各种力量的共同介入，这也许是艺术乡建值得尝试的模式。也因此，未来艺术家最重要的任务也许不仅是要创作艺术作品，而且是要想办法成为新的生活样态与形式的创造者。在他们的参与下，乡村的生活会和城市的生活一样富有吸引力，由乡村产生的新的生活样态不仅包含有文化和历史的价值和审美，而且还有新的文明理念、新的文明追求。唯有如此，乡村建设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有时我们觉得乡村振兴是我们在挽救乡村，岂不知实际是乡村在挽救我们这些迷途找不到家的人。因此，乡村建设就是家乡建设、家园建设、心灵建设，其概念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是要自己找出来。”笔者认为，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态文明之路，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之路，也是全人类都必须要进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中国能成为走在这条路上的先驱者。
目前，渠岩的“从许村到青田”、靳勒的“石节子美术馆”及左靖的“景迈山”项目，让我们看到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但一个共同前提就是我们要去尊重乡村的传统价值。
从许村到青田
渠岩（艺术家）最初引起我关注的就是他提出的“重估和重建乡村价值”的口号，他说：“家乡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西方追求的是灵魂不朽，而中国追求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中国人的约束不是来自于宗教，而是来自于家族。把人都赶到城市去，离开家族的约束，会出现很多问题。”他清楚地看到，乡村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家族文化的基础上的，而家族文化的魂又被附着在村里的老建筑上，所以，他在许村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复那些明清时期留下的老房子。他认为：“修复保护老房子，是要恢复我们家族的荣耀，召回100年来我们模仿西方、模仿城市所失去的神性。”而乡村的神性与合法性在于乡村的信仰和乡村的祠堂，他说他从许村到青田看到的最大不同，就是北方乡村的信仰体系基本荡然无存，而在南方的广东却基本香火未断，人们还在信仰关公和祖先。而广东一带经济发达和他们讲究诚信与情义有关系，这样的传统信仰规范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同时也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
渠岩是一位艺术家，但关心的却是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其理念是让艺术走下神坛，成为社会革新的工具，让它从审美的系统变成一套推动社会进步的系统。他的这一理念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要重估乡村价值，同时也要重估艺术的价值。艺术不仅是一套审美体系，也是一套价值体系，其承载着人类追求新生活的向往和理想。因此，在每一次的社会变革中，艺术总是成为先锋，包括人类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前期所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如今，在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迈向生态革命的过程中，艺术是否能再次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从乡村开始推动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这场新的文艺复兴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新的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的文化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与设计师还有工匠一起为构造人类新的生活服务，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样态，此举表面是复兴传统，实际是建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发展方式。
连接未来的景迈山
景迈山位于云南省的西南边陲，因普洱茶盛名，左靖（策展人、乡建工作者）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一支团队对景迈山进行了近3年的田野调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了解到景迈山的村民几乎没有出外打工的人，传统的文化体系也保留得很好。主要是由于这里盛产茶叶，村民们采茶、做茶、销售茶叶，生活富足，而围绕着茶叶产生的各种民俗活动也保留得很好，因为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富起来了的村民们都希望能过更现代的生活，景迈山的村民们想把传统的干栏式木房改成随处可见的水泥式建筑。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建筑是当地的人文景观，传统建筑不仅具有功能性，还具有文化性。因此，为了保留这些建筑以及当地乡村中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体系，左靖团队将当地传统的干栏式民居建筑进行了功能性的改造，即外观和结构基本不改，但增加了房子的亮度、防水能力以及内部的区隔。另外，左靖团队还与政府合作，将村里改造好的建筑作为样板房供村民们观看，让他们认识到改造过的传统建筑和流行的水泥房子一样实用，还更美和更有特色，让村民们在提高自己生活质量时能多一种选择。他们将5幢改造好的民居，注入文化展陈、社区教育与生活服务等功能。这个团队有建筑设计师、摄影师、画家、编导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团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和整理了村庄的文化和历史，挖掘了乡村里最珍贵的、最值得保留的文化传统与习俗。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拍了许多视频、图片;同时，解剖了不同类型的传统建筑，做了建筑模型，还画了许多的线描图。通过各种艺术手段，他们将乡村文化的美尽可能地發掘和展现出来，然后通过文化展陈，让村民们来参观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样的展览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村民们找到了自信，也激发出了极大的创造力。现在他们仍然在种茶和做茶，但已经会在网上开网店、卖茶叶、招揽游客了。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相互连接——这就是景迈山的未来，也许是未来所有乡村的未来。
左靖将艺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启迪了当地居民去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价值，这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一个值得肯定的模式。
石节子美术馆
靳勒（艺术家、石节子美术馆馆长）从小生活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石节子村，这是一座普通的西北村庄，干旱缺水，交通不便，山上的土地贫瘠，农作物很少，只有一些花椒树，少数的杏树、桃树和苹果树。村庄里没有出过文化人、没有村史的记录、没有祠堂，也没有族谱，是一个既缺乏自然资源，也缺乏人文资源的乡村。他们所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靳勒先生，他是这个村庄的第一位大学生、第一位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后，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这样的村庄基本是属于边缘、废弃的状态，西北地区的许多村庄都是如此。靳勒先生每年回到村里，除了看到村里的人老了、小孩少了、年轻人少了，再没什么变化。于是，他开始产生了一个愿望，即用自己所学到的艺术知识来改变这座村庄。2007年，他召集石节子村4名农民去德国参与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艾未未的参展作品《童话》，让从来不知艺术为何物、从未离开过山沟的村民们第一次出国，而且还参观了具有国际性的艺术展。对于村民们来讲，这在他们的心灵中几乎是跨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鸿沟。
于是，靳勒开始设想将整个村庄里的每家每户，包括四周的山山水水，都囊括成为一个乡村美术馆，村民们的家庭、村民们的生活、村民们的生产劳动等都是美术馆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当代艺术”的想法，别人用现成物当艺术品，他却用现成的、活生生的农民生活当艺术品、美术馆。
在没有建立美术馆之前，村民们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但现在，这里的村民们开始艺术地生活着。为此，村民们开始自尊、自信起来，为了接待外来的艺术家到这里做创作和做交流，村里开始变得干净整洁了。靳勒先生说，他做艺术乡建并不仅仅是为了脱贫致富，还是为了让村民们有尊严地活着。
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让社会生活成为可以观看的剧场，石节子美术馆村民的活动也由此被放到了社会的聚光灯下。也就是说，石节子美术馆的建立，让村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同时也让外面的世界看到了一个极其偏远的小山村人的生活。艺术作为桥梁增进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相互了解，消除了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曾经有过的鸿沟。
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有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乡村，在那里蕴含着我们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中华文明的智慧，这一智慧包括了“天地人和”的宇宙观，包括了类似24节气这样的农业知识体系，还有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更包括了中国人家族繁衍的“人生文化”以及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式样”，今天我们将其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任何文化必须是活的，才可以世代流传、永不腐朽。因此，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去保护这些遗产，而是应去进一步激活这些遗产为我们今天所用。而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能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形式表达，去唤醒沉睡的传统和濒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就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价值所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都已走到了一个瓶颈，为了突破这个瓶颈，我们必须创建出一个新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明。这一文明不可能从城市中生长出来，因为在现代化的浸染下，城市已经失去了与自然相处的多样性发展的可能，我们只有从乡村寻找新的智慧和新的价值体系，才能找到人类新的发展路径。
如何建设中国乡村？不仅人类学家和艺术家在思考，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包括企业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在所有的声音中，艺术家和人类学者的声音是非主流的，更加主流的声音也许来自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我在一个以企业家为主体的论坛上，看到他们提倡“走一条农民、农村、农业协同发展的乡村现代化道路”，提出要学习欧美，将中国乡村建成“庄园集群、风景区与风情村镇三位一体的空间结构”，另外，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口号。这些建议和口号都体现出同一个目的，就是消灭传统的乡村，或者让乡村成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驿站，将现代化理念从城市扩展至乡村。
我认为，中国不能走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之路，而要走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之路。所谓的“生态中国”之路，就是高科技加传统文化，即在互联网+新能源+工业4.0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乡土文化的复兴之路。这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将工业留在乡村的“第三条道路”，这样的工业不再是工业化时代的机械工业，它有可能是复兴的手工业，是4.0的智能化工业。而当代的乡村第三产业是文化产业、休闲产业、旅游业等，当然，其主业是生态农业。这条生态之路不仅产生新的产业结构、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甚至会形成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还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重要价值。其中既有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价值，也有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传统价值，还包括了许多传统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生态观和生态智慧。
中国的“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率先出现在欧洲，其文化的根基在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商贸文明，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文化最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工业文明。但当工业文明已经走向危机，需要人类社会进行再次转型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轴心时代，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
在每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前夕，都会有一场“文艺复兴”的现象出现。15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触及了人们的灵魂，最后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先秦文明就是我们今天要挖掘的对象，另外，“礼失求诸野”，许多传统的农业文明智慧在城市已经消失，但在乡村或传统的手工业城市还存在，这就是我们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艺复兴的角度来看，这些遗产也是我们发展当今和未来文化的资源或基础。
从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智慧有可能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基础和资源。中国至今还存在并且正在复兴的手工艺生产方式，还有许多传统民间文化，在西方世界已经很难寻觅。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和手工艺复兴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式文艺复兴的现象。欧洲式的文艺复兴是人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因此是从诗歌、文學作品以及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开始的;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是人对包裹自身文化的整体性的重新认识，是从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变成新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开始的。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手工艺复兴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复兴基础上的：喝茶、焚香、赏花、弹琴、作诗、论字画、把玩瓷器、收藏古玩、穿中式衣服、摆中式家具等，中国的工匠和艺术家、设计师们正在利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和传统的文化资源创造新的中国时尚文化。正是这种中式生活方式的回归，复兴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手工艺行业，提供了许多新的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样式”的同时，也在带动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改变。这种来自民间的传统文化复兴正是激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希望这种活力的最终导向是把传统的乡土中国导向当代的生态中国。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
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是时代使然，也许正是在参与和引导中国的文艺复兴。费孝通先生当年考察了中国乡村以后，为自己树立的学术目标就是“志在富民”，因为当时农村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致富问题。当然，现在的中国农民仍然需要致富，但他们的致富地点改变了，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想使乡村发展，要想把农民吸引回乡村，甚至把知识精英都吸引到乡村，就不仅要让乡村富起来，还要让乡村美起来、时尚起来、生动起来，甚至文艺起来，具有地方特色起来。这就需要有新的创意，有新的生活样式，让乡村成为一片能找到灵魂的归属之地。所以，我们现在提的是“美丽乡村”建设，而不是“富裕乡村”建设。实际上，口号的转变暗合了当今人们的心灵需要，而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就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可以把看不见的文化变成可视、可听、可感的气氛及象征性文化符号，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空间，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式样”。所以，艺术家是和人类灵魂站在一起的人，是和人类新的生活式样站在一起的人。由艺术家、设计师先期切入，然后再带动各种力量的共同介入，这也许是艺术乡建值得尝试的模式。也因此，未来艺术家最重要的任务也许不仅是要创作艺术作品，而且是要想办法成为新的生活样态与形式的创造者。在他们的参与下，乡村的生活会和城市的生活一样富有吸引力，由乡村产生的新的生活样态不仅包含有文化和历史的价值和审美，而且还有新的文明理念、新的文明追求。唯有如此，乡村建设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有时我们觉得乡村振兴是我们在挽救乡村，岂不知实际是乡村在挽救我们这些迷途找不到家的人。因此，乡村建设就是家乡建设、家园建设、心灵建设，其概念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是要自己找出来。”笔者认为，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态文明之路，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之路，也是全人类都必须要进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中国能成为走在这条路上的先驱者。
目前，渠岩的“从许村到青田”、靳勒的“石节子美术馆”及左靖的“景迈山”项目，让我们看到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但一个共同前提就是我们要去尊重乡村的传统价值。
从许村到青田
渠岩（艺术家）最初引起我关注的就是他提出的“重估和重建乡村价值”的口号，他说：“家乡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西方追求的是灵魂不朽，而中国追求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中国人的约束不是来自于宗教，而是来自于家族。把人都赶到城市去，离开家族的约束，会出现很多问题。”他清楚地看到，乡村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家族文化的基础上的，而家族文化的魂又被附着在村里的老建筑上，所以，他在许村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复那些明清时期留下的老房子。他认为：“修复保护老房子，是要恢复我们家族的荣耀，召回100年来我们模仿西方、模仿城市所失去的神性。”而乡村的神性与合法性在于乡村的信仰和乡村的祠堂，他说他从许村到青田看到的最大不同，就是北方乡村的信仰体系基本荡然无存，而在南方的广东却基本香火未断，人们还在信仰关公和祖先。而广东一带经济发达和他们讲究诚信与情义有关系，这样的传统信仰规范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同时也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
渠岩是一位艺术家，但关心的却是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其理念是让艺术走下神坛，成为社会革新的工具，让它从审美的系统变成一套推动社会进步的系统。他的这一理念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要重估乡村价值，同时也要重估艺术的价值。艺术不仅是一套审美体系，也是一套价值体系，其承载着人类追求新生活的向往和理想。因此，在每一次的社会变革中，艺术总是成为先锋，包括人类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前期所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如今，在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迈向生态革命的过程中，艺术是否能再次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从乡村开始推动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这场新的文艺复兴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新的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的文化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与设计师还有工匠一起为构造人类新的生活服务，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样态，此举表面是复兴传统，实际是建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发展方式。
连接未来的景迈山
景迈山位于云南省的西南边陲，因普洱茶盛名，左靖（策展人、乡建工作者）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一支团队对景迈山进行了近3年的田野调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了解到景迈山的村民几乎没有出外打工的人，传统的文化体系也保留得很好。主要是由于这里盛产茶叶，村民们采茶、做茶、销售茶叶，生活富足，而围绕着茶叶产生的各种民俗活动也保留得很好，因为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富起来了的村民们都希望能过更现代的生活，景迈山的村民们想把传统的干栏式木房改成随处可见的水泥式建筑。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建筑是当地的人文景观，传统建筑不仅具有功能性，还具有文化性。因此，为了保留这些建筑以及当地乡村中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体系，左靖团队将当地传统的干栏式民居建筑进行了功能性的改造，即外观和结构基本不改，但增加了房子的亮度、防水能力以及内部的区隔。另外，左靖团队还与政府合作，将村里改造好的建筑作为样板房供村民们观看，让他们认识到改造过的传统建筑和流行的水泥房子一样实用，还更美和更有特色，让村民们在提高自己生活质量时能多一种选择。他们将5幢改造好的民居，注入文化展陈、社区教育与生活服务等功能。这个团队有建筑设计师、摄影师、画家、编导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团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和整理了村庄的文化和历史，挖掘了乡村里最珍贵的、最值得保留的文化传统与习俗。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拍了许多视频、图片;同时，解剖了不同类型的传统建筑，做了建筑模型，还画了许多的线描图。通过各种艺术手段，他们将乡村文化的美尽可能地發掘和展现出来，然后通过文化展陈，让村民们来参观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样的展览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村民们找到了自信，也激发出了极大的创造力。现在他们仍然在种茶和做茶，但已经会在网上开网店、卖茶叶、招揽游客了。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相互连接——这就是景迈山的未来，也许是未来所有乡村的未来。
左靖将艺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启迪了当地居民去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价值，这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一个值得肯定的模式。
石节子美术馆
靳勒（艺术家、石节子美术馆馆长）从小生活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石节子村，这是一座普通的西北村庄，干旱缺水，交通不便，山上的土地贫瘠，农作物很少，只有一些花椒树，少数的杏树、桃树和苹果树。村庄里没有出过文化人、没有村史的记录、没有祠堂，也没有族谱，是一个既缺乏自然资源，也缺乏人文资源的乡村。他们所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靳勒先生，他是这个村庄的第一位大学生、第一位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后，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这样的村庄基本是属于边缘、废弃的状态，西北地区的许多村庄都是如此。靳勒先生每年回到村里，除了看到村里的人老了、小孩少了、年轻人少了，再没什么变化。于是，他开始产生了一个愿望，即用自己所学到的艺术知识来改变这座村庄。2007年，他召集石节子村4名农民去德国参与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艾未未的参展作品《童话》，让从来不知艺术为何物、从未离开过山沟的村民们第一次出国，而且还参观了具有国际性的艺术展。对于村民们来讲，这在他们的心灵中几乎是跨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鸿沟。
于是，靳勒开始设想将整个村庄里的每家每户，包括四周的山山水水，都囊括成为一个乡村美术馆，村民们的家庭、村民们的生活、村民们的生产劳动等都是美术馆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当代艺术”的想法，别人用现成物当艺术品，他却用现成的、活生生的农民生活当艺术品、美术馆。
在没有建立美术馆之前，村民们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但现在，这里的村民们开始艺术地生活着。为此，村民们开始自尊、自信起来，为了接待外来的艺术家到这里做创作和做交流，村里开始变得干净整洁了。靳勒先生说，他做艺术乡建并不仅仅是为了脱贫致富，还是为了让村民们有尊严地活着。
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让社会生活成为可以观看的剧场，石节子美术馆村民的活动也由此被放到了社会的聚光灯下。也就是说，石节子美术馆的建立，让村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同时也让外面的世界看到了一个极其偏远的小山村人的生活。艺术作为桥梁增进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相互了解，消除了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曾经有过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