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台湾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在台湾，一批知识分子正在举行一场五四座谈会，题目是“从‘蔡其达事件’谈自由思潮与民主的困境”。蔡其达是台湾《中国时报》的一名资深编辑，4月份遭到解聘。
　　就在5月4号这一天，身在美国的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发表了一封给台湾民众的公开信，表达了一种担忧，那就是台湾一些有钱有势的政客以及商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台湾的核心价值，当中包括收买公共媒体，让媒体失去应有的公信力。
　　“台湾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今天这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成果，体制虽已初具，基础则尚未稳固，台湾知识人社群必须以维护民主、自由体制并促使它不断成长，为最大的天职。”余英时希望，透过这场针对《中国时报》的抵制运动，以及这场“五四座谈”，知识分子能够让台湾人有所警觉，看清楚一些政客以及商人的原形。但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很难预料，因为如果回看台湾的历史发展，知识人的忧患意识总是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感受有一定的落差。
　　听马英九回想当年，蒋经国宣布“解严”的时候，媒体做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有68%的台湾民众居然不知道原来存在“戒严”这回事情。一直以来对当局的不满、对白色恐怖的切身体会，主要是来自知识分子阶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台湾的党外运动，都是集中在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之中。
　　这次去台湾，特地去了二二八纪念馆，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作家吴浊流在描述这次事件的感慨，在他看来，“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清算以及死亡的人，集中在精英阶层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并没有受到太直接的影响，也因为这样，民众的生活依旧，而台湾的知识界从此陷入一片沉寂。
　　但是，就算有落差，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承担起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虽然因为这种落差，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声音不大，或者获得的支持也不会广泛。
　　在二二八纪念馆里面，有不小的篇幅讲述在上世纪20年代日本人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对民主自由的争取。这段历史，对于我来说非常陌生，我才知道，原来台湾的第一个政党—民众党，1927年在台中市成立，第一批成员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并且提出了三大纲要：确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改革社会之缺陷，并且提出议院由官选改为民选。
　　虽然这个政党在1931年被解散，却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选举，算是台湾不完全的民主的开始。
　　能够有这种不完全的民主，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的呼吁和争取，他们组党办学，启迪民智，传播先进思想，使得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回应这种诉求。同样的情形，在很多殖民地都会出现，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本地人精英，塑造了平权的思想，看到了殖民统治下的种种不公平，于是站出来开始维护本地人的权利。40年代的缅甸，就有要求平等教育的学生运动，70年代的香港，同样也有要求中文合法化的运动。
　　二·二八事件导致知识精英人数缩减，加上恐惧，使得台湾社会沉寂了二十多年，直到1977年的中坜事件，抗议国民党在桃园县长选举中舞弊，以及导致一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这一次，已经不仅仅是知识精英本身，还有走上街头的上万民众。而那次事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白色恐惧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恐惧，他们开始有了表达的勇气，这也是为什么从80年代开始，台湾各种党外杂志以及社会运动开始变得蓬勃起来。
　　也因为这样，到了之后的“美丽岛事件”，愿意走出来呼应知识精英的民众，达到了10万人。这场运动，对台湾在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上都造成冲击，而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建立起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
　　因为知道得比常人稍多一些，因此会看得更多，意识得更早。身为知识精英，自己并且为了大众而追求善和美，回看历史，从来不是空话，也不是梦想。当然前提是，是不是愿意这样去做。
　　
　　闾丘露薇
　　电视节目主持人，著有《行走中的玫瑰》、《无薇不至》、《不分东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