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指皇帝责备自己而下的诏令。颁发的原因，大致有二，一因灾异而发；二因做错事情而发。
　　灾异多属自然现象，如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彗星等等。皇帝相信“天命”之说，以为自己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治理人民，若是出现这些现象，给人民带来灾难和死亡，都是自己不好造成的，上天向他发出警示，所以要引咎自责，下“罪己诏”，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失，做点好事，或命官员直言朝政得失，以求补救。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每个朝代均有，如晋武帝在太康七年（286年）下诏说：“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善，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极言其故，勿有所讳。”宋太宗因为大旱和多次出现彗星，在端拱二年（989年）下诏说：“朕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稼穑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天佑。”
　　有些官员认为灾异属自然现象，并非人事得失招致，劝皇帝不要相信上天示警。另一些官员则反对，其主要理由不在于不相信上天示警，而是认为这是关系到皇帝纳谏和治乱的重大问题。如富弼得知有人对宋神宗解释灾异皆是自然现象时，当即上书，进行批驳。正因如此，每当灾异出现，常有官员借机上书，请求皇帝上畏天戒、下修人事，痛自修省、讲道论德，进贤退奸、省刑薄敛、惩治贪官，节约开支、减轻力役，招抚流民、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等等，以回天意。皇帝畏惧“天命”，听从采纳了，人民的疾苦就减少一些。
　　因做错事情，造成人民疾苦死亡而下“罪己诏”的，史书中也不乏其人。如汉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年）下诏说：四边之外的戎狄不安其生，京畿之内的人民不能安居乐业，都是因为他德薄造成的。汉成帝在永始元年（前16年）七月下诏说：他没有与多数大臣商量，误听将作大匠解万年之言，以为昌陵三年可成。可是营建了五年尚未完工。天下为此虚耗钱财，百姓因之疲劳，终不可成，十分忧伤不安，此项工程立即停止。
　　天成三年（928年），京师洛阳巡检军使浑公儿向后唐皇帝明宗奏报：“外面有百姓二人，用竹竿当武器练习武功，图谋不轨。”明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交给石敬瑭（明宗的女婿，后投靠契丹，推翻后唐，自己当了皇帝）处理。石敬塘不问清楚，就将二人杀了。第二天，枢密使安重诲上奏说：“昨天逮捕的两个人，实际上是在一起玩耍的幼童，并不是练习战斗的百姓。”明宗听后大吃一惊，知道杀错了人，马上下诏向全国人民检讨滥用刑罚，减少自己10天的食品，以向冤魂谢罪。并罚了石敬瑭一个月的俸禄，把诬告陷害的浑公儿杖打后流放到登州。明宗还赐给两少年每家50匹绢，100石麦，100石粟，让官府出钱为两个少年隆重办理了后事。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此类事件，又下令州府官吏以后对所有死刑案件，必须仔细审理，决不能滥杀无辜。
　　宋徽宗和宋钦宗因为金兵长驱南下，无力抵抗，均下过哀痛之诏，罢除了害民的花石纲，改革弊政。逃到杭州的宋高宗也下诏说，自己有不知经邦大略和戡难远图等四大错，命将诏令在朝堂榜示，遍告天下，使人民皆知其悔过之意。
　　崇祯在最后的10年中，曾3次颁发“罪己诏”。
　　清朝前期有几位皇帝下过“罪己诏”。顺治在临终之前下的一道“罪已诏”，罗列过错14款，其中有关国家大政的有：没将国家治理好，没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生日子；姑息庸劣不称职的大臣；营建殿宇，糜费太多，不体恤百姓的艰辛；自恃聪明，不能虚心纳谏；自知有错，不能及时改正，过错越积越多等。
　　到了清末，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执政，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过“罪已诏”。慈禧是因为纵容义和团打洋教，引起八国联军进京而发的。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她知道为国家民族招惹了大祸，脸面丢尽，在西逃的路上，即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说：造成此次事变，“负罪实深”，“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相隔两天，又发布上谕，承认自己没有及时觉察祸患。在1901年10月2日和12月2日颁发的懿旨中，她都将自己犯了错误和“引咎自责”之意公开告知大小官员和天下人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载沣于同月30日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说，执政3年以来，用人不当，治理无术，高官多用亲贵，显违宪政，铁路国有及向外国借款修筑朦于小人，动违舆论，以致引起各省之乱，全国沸腾，人心动摇，“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罢除。”
　　皇帝握有无上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由于个人的理念和品德等方面的原因，各人的表现又不相同，既有秦始皇、隋炀帝之类的独夫民贼，以为自己永远正确，怙恶不悛，不会公然向天下臣民承认错误。又有些犯下过错，勇于向天下宣布，做出检讨。此类皇帝，无论是因为畏惧“天命”还是认识到确有错误；是为了挽救王朝的厄运还是为了长治久安；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出于自觉自愿，能够公开“罪己”，都说明他们有几分悔过诚意，有一定的责任心。只是由于承认过错的时机和采取的措施各异，其结果也大不—样，有的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人民所受痛苦减轻，混乱动荡的局面渐趋稳定；而宋徽宗和宋钦宗却没有挽回丧失的大片领土，被金人俘虏，最终落得个惨死于异域的可悲结局；载沣的罪己诏同样没有挽回大清王朝灭亡的命运。
　　中华民国建立后，皇帝退出了历史舞台，“罪己诏”也随之消失。但类似的申令、布告还延续了几年，虽然颁发者并不一定真有诚意。如1916年3月22日，洪宪皇帝袁世凯在撤销帝制的申令中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1918年总统冯国璋因发兵攻打湖南、湖北，也发过一道布告，承认此举错误。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无论做错了什么事，犯下了什么罪，对人民造成多大的危害，却再也见不到哪位总统和执政者像颁发“罪己诏”的皇帝那样，公开真诚地向全国人民认罪检讨了。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外国一些领导人对错误的态度。外国有些领导人做错事，哪怕是极小的错事，都公开向人民道歉。如立陶宛总理基尔基拉斯在酒店接待贵宾时抽了一枝烟，违反了公共餐饮娱乐场所禁烟令，不仅支付了罚款，向酒店经理道歉，还通过电视台，向公众表示歉意。有的虽然自己没有做错事，由于是国家行为，也代表政府承担责任。如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下跪。1885年至1923年期间，加拿大政府曾强行向华人征收“人头税”，此后又实施“排华法案”。对此，加拿大总理在2006年即代表政府正式向全加拿大华人道歉。2008年，美国国会也正式通过决议，为200年前美国实行的奴隶制道歉。
　　巴拿马总统里卡多为护照出错而公开道歉的事，亦颇令人钦佩。2010年，巴拿马国家护照管理局设计并制作了护照样本，得到里卡多的赞赏。10月3日，里卡多忽然发现护照上有一个非常细微的错误，即将巴拿马国徽中十字交叉的铁锨和丁字镐印成了铁锨和长柄方锤。他认为国徽出错是个大事，首先要求护照管理局立即更正，用最快的速度赶制新护照，统计出投用的错护照数量。护照管理局统计出已用错护照4万份。里卡多又要求用最快的速度把这4万个人的名字打印出来，他要在第二天发表电视讲话，向这4万人道歉。
　　10月4日晚上，里卡多准时走上演讲台，先介绍了道歉的原因，然后拿起手中的名单说：“这4万个人的名字别是曼格艾尔·阿马多加·雷亚罗……”一个接着一个地念下去，念了3个小时，仍在继续。
　　他的电视道歉打动了整个巴拿马，也打动了身在国外的巴拿马人，他们纷纷从海外各地打越洋电话回国，劝告总统停止道歉。
　　里卡多对他们说：“如果连具体名字都不念，那还谈什么尊重与道歉呢？如果连一个道歉都无法具体地落实到一个人的身上，那还指望我为你们落实什么呢？如果我连为自己承担错误都做不到，谁还能指望我来为这个国家承担什么呢？”
　　在道歉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时候，有一位海外巴拿马人在电话里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对民众们的建议如此不在意，我们还能指望你今后能听取我们的什么建议呢？”
　　这虽是一句普通的问话，但在里卡多听来，却深感分量很重，于是他抬起头来，对着与电话连线的麦克风问道：“你们真的可以原谅我的这个过失？”
　　电话连线那端的听众肯定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
　　直到这时，里卡多才停止念名字，真诚地向着镜头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谢谢我可爱的巴拿马民众！”然后走下讲台。
　　（摘自《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