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尔街，有一群人叫做“Quant（矿工）”。Quant分布在华尔街的各个角落。从衍生产品定价，到量化交易建模，到风险管理；从债券、外汇，到股票、期权、期货，都有他们的身影。每年，华尔街的大小公司都会去各大名校搜寻数学、统计、物理等专业的Ph.D.，期待他们用最擅长的数理模型来对冲风险，寻找机遇，从而在变幻莫测的金融市场中渔利。
　　2006年，孙永宝从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0年，他拿到麻省理工学院（MIT）、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著名高校的offer，最终选择麻省理工学院（MIT）继续深造，攻读物理化学Ph.D.。2017年，他从MIT拿到理学博士学位，进入位于纽约的摩根斯坦利总部工作。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MIT的博士都会从事科研道路，孙永宝却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在Ph.D.期间，孙永宝的研究方向是激化激元（polariton）的量子凝聚现象。polariton是一种存在于固体中的光和物质的混合态。它们在通常的条件下运动活跃，而当满足一定条件时，就像水蒸气遇冷凝聚成水滴一样，发生凝聚现象。在这种状态中，每个单个polariton的运动会对所有polariton产生影响，即使这两个polariton距离很远。对物理化学家来说，这样的状态是可以用于验证一些重要理论，比如说与大爆炸理论相关的超新星演变等。但是，从实验上实现polariton的凝聚态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超低温和严格控制的光激发。在博士期间，孙永宝通过一种特殊的材料以及精准的光路设计，第一次实现了在“高温”下操纵polariton进入凝聚态的过程，并在一些科研期刊上发表了研究工作。
　　虽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很多物理、数学的基础研究却在金融学里意外地有了应用的价值。物理是对物质世界的抽象；金融市场无外乎也是一种物质世界。一个有效的市场，与物理学中的平衡态类似，可以用数字和模型来分析描述其中的很多变化规律。更加激动人心的是，很多时候，一个模型的正确与否，在物理学中需要多年的实验验证，在金融市场中很快可以见分晓。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金融学引入了数理模型作为理论基础，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数理基础研究经费的大幅缩减，研究职位越来越少，申请经费变得越来越难。
　　在华尔街，像孙永宝这样的中国Quant有不少，很多进入华尔街的中国人都是理工科Ph.D.出身，有很强的数理功底和分析能力。他们靠这样无可替代的能力在华尔街找到栖身之地。
　　但最聪明的理科生加入华尔街后，华尔街往往把他们的才智浓缩到极窄的维度上。在一家家公司里，每个人专职负责一小块，最懂的也是这一小块，就像一座座巨大机器中的齿轮一样。
　　为什么呢？孙永宝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作为理工科Ph.D.出身，大家对问题的思考常常重深度多于重广度，所从事的职位也往往是对深度要求比较高的职位。而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Quant工作的性质限制了很多人向广度发展的机会。这样的趋势又进一步形成了华尔街上的思维定势，觉得中国人擅长做专而精的数理工作，但是不擅长交流管理，从而在这样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招聘和提拔的往往是更为能说会道的白人、印度人。
　　另一方面，Quant的工作有不错的薪水，很快就可以有小富即安的生活。年轻时被套上金枷锁，行事不免瞻前顾后。相对封闭的环境，加上语言、文化上的差異，签证对于换工作的限制，很多人难以把握决策层的复杂动态，于是选择低调默默工作，谨言慎行。
　　曾经是最聪明的中国学生，现在反倒受困于聪明和高薪，无法挣脱，很多中国人都觉得不甘心。当年出国的时候，大家都是豪情万丈，没有多少人想一辈子在美国大公司里码代码。尽管现在的生活也不错，但孙永宝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怀着创业的念头，或者保持着与国内猎头的联系，希望事业再上一层楼。毕竟，国内的金融业才刚刚起步，相比于做一颗美国大公司里的螺丝钉，国内的舞台更大，这批人能做的事情应该多得多。
　　孙永宝身边的许多同学都有一个“海归梦”。“很多人回国，做基金，或做Fintech。在纽约的华人酒会上，也时不时可以听到身边的人回国的消息。”
　　而他之所以还留在美国工作，不外乎想积攒更多的工作经验、想更多地了解国内的创业/职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