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 “记忆”作为人类获得经验和知识的基本条件，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便对“记忆”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假说，近代科学的发展则把定量分析和实验法引入对记忆的研究之中。作为对这种思潮的批判和反思，巴特莱特认为应该运用人类真实生活环境的语言材料，把记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功能加以研究。他把“图式”这一哲学术语引入心理学，用以表达经验在记忆过程中的主动组织作用，从而把抽象的记忆过程具体化，加深了我们对记忆等高级心理过程的了解。
关键词 记忆 图式 巴特莱特 认知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3-0017-05
记忆，无论在个体的成长中还是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个人而言，记忆使我们能超越动物本能获得对世界的心理表征；对人类而言，记忆则使我们的经验可以跨越时空得以传承，也为形成人类统一的认知模式提供了心理基础。因此记忆本身也就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采集回忆”。①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F·C·Bartlett）对记忆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和独创性，他最早提出了人类记忆基于“图式”的结构化表征，把记忆视为一个主动建构的社会化过程，形成了超越实证主义的反联想主义记忆观。通过对记忆进行认知历史分析和梳理，我们认为巴特莱特的记忆研究对当代记忆和认知理论具有启发性和反思性，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
一、 记忆研究：从思辨到实证
对记忆问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便是专管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之母。苏格拉底曾要求特埃特图斯如此想象：“我们脑中有一块蜡板，每当我们要记住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就把蜡板拿到感知或思想面前，将印象印在上面，就像用印章戒指盖印一样。”②赫拉克利特认为记忆与对象材料密切相关，通常对文字材料的记忆要优于听觉材料。在柏拉图看来，知识就是记忆，像飞鸟还巢一般，拥有知识即意味着鸟在巢中，鸟去巢空则说明了遗忘，这是灵魂存在的最好证明。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记忆蜡板说，其自然哲学还专门著有一章《论记忆》来阐述他的灵魂记忆观。他更重视记忆的生理机能，认为蜡板上留下的印迹不仅是一种物质痕迹，还带有生理特征。老人和孩子之所以记性不好，就在于他们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如同无法在流动的水上清晰地盖印，记忆在他们那里无法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 中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把记忆比作在山洞中探索的“神启之光”。他在其《忏悔录》第十卷中提到了记忆的仓库、洞穴、宫殿，认为所有的记忆都被存储到一座大仓库中，这种把记忆和存储相类比的观点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推崇，此外奥古斯丁还最早探讨了情绪和记忆的密切关系。 但这些朴素的哲学思辨并不能真正回答人们对记忆的追问，反而给记忆蒙上了一层宗教式的神秘面纱。到了近代，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崇尚理性和科学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呼声，对记忆的研究也逐步走向了经验科学。体现在哲学思想上，则是哲学家（尤其是经验论哲学家）开始尝试着用科学方法来对记忆做出新的解释。洛克作为经验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对记忆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他最早论述了记忆作为一种生理机能对思维和知识的重要性。在洛克看来，记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如果没有了记忆，我们就无法超越眼前的对象来形成任何思想或知识。”
洛克的用意是把记忆当作经验的可靠基础，以此来反对唯理论所主张的“天赋观念”论，但囿于当时的科学文化水平，洛克的论述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的科学工具和科学实验方法开始大量涌现并运用，一些科学家（而非思想家）开始运用一些新兴的技术来探索记忆过程，并试图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验证关于记忆的诸多假说。18世纪末的德国解剖生理学家加尔凭借其娴熟的大脑解剖技术，通过对人脑的细致解剖和观察，最早区分了大脑皮层和脊髓中的“灰质”与“白质”，猜测人的语言、记忆和思维能力都应该取决于大脑皮层，还第一次科学验证了左脑控制右侧身体，右脑控制左侧身体的假说。尽管加尔后来所创立的“颅相学”最终沦为伪科学，但他成功使记忆研究走出了哲学家的书房，开始进入近代科学的实验室。而同样作为大脑解剖学家的法国人弗卢朗则通过对鸟类和狗的大脑进行切片实验，认为不仅动物的各项机能同大脑密切相关，而且应该作为整体分布于大脑之中。1861年，法国神经学家布洛卡通过对一名失语症患者尸体进行解剖发现了语言中枢在大脑皮层中相对应的位置。随后大脑解剖成果层出不穷，科学家先后发现了视觉、听觉等感觉中枢在大脑皮层中的位置。这些成就大大鼓舞了人们用科学实验手段来研究记忆和思维等高级心理过程的信心。
最先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记忆的科学家是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最早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测量法来研究记忆这种人类高级心理过程和现象。在他看来，这是对因果关系的最可靠表达，因为“它（自然科学）的方法的逻辑性质使其可以普遍地应用于一切的现象和存在的领域中。”这当然也包括了人类的心理过程。艾宾浩斯借鉴了费希纳通过数量来记录刺激强度和感觉强度关系的方法。艾宾浩斯的试验简单而有效：主试和被试都是他本人，实验材料是“无意义音节”（由任意两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所组成的非词汇音节），再把音节所组成的音节组作为测量记忆效果的单位，通过对音节组的识记能完成背诵的不同次数和时距进行数学分析，就能够得出精确的记忆规律。
艾宾浩斯的实验持续近七年之久，他识记了近一万组无意义的音节，用完全记忆法和节省法来测量，通过对音节组的记忆实验和四项数量测定，描绘了经典的艾宾浩斯记忆保持曲线（也称为遗忘曲线）。他还总结了记忆具有如下特点：对有意义材料的背诵时间要比背诵无意义音节快得多；记忆中诵读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记忆保持的时间也越长；分散学习的效果要优于集中学习等。如今这些成果早已被广泛应用于语言教学实践当中。艾宾浩斯还最早对记忆的过程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识记、保持、再认和回忆，这也构成了现代联想主义对记忆过程的基本划分模式。 艾宾浩斯的研究堪称是划时代的，这种通过测量和数字来表述记忆过程的方法，不仅是第一次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记忆，更证明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可以应用于人类高级心理过程研究之中的。这极大地鼓舞了心理学家对记忆问题的探索热情，为以后记忆的科学研究打开了大门。铁钦纳就把“无意义音节”称为是“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心理学在这方面取得的最大进步。”后来的记忆心理学家对艾宾浩斯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和拓展，如德国心理学家米勒在重复记忆实验中发现了记忆中的“倒摄抑制”，即识记过程中后学习的材料对记忆先前材料所产生的干扰作用，还有一些心理学家把无意义音节替换为一些较简单的句子来测量联想如何形成等等。可以说，在艾宾浩斯之后，对记忆的研究不仅迅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大重点领域，而且其影响很快扩散到了其他相邻的学科。
在哲学观点上，艾宾浩斯尽管曾以研究“无意识”的论文获得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他本人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则是不屑一顾，认为只要不能用数学进行计算和测量的学科都只会干扰甚至阻碍科学的发展，进而主张彻底的经验主义，这也是当时科学主义的滥觞。把记忆的对象简化为无意义音节，虽然有利于对记忆的效果进行量化分析，但同时也脱离了人们实际运用记忆的情境，导致研究成果的普适性大打折扣，这一点艾宾浩斯本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正是出于对这种记忆联想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才出现了以巴特莱特为代表的反联想主义记忆研究。
二、巴特莱特的反联想主义记忆观
巴特莱特是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创始人，也是二战期间最为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和艾宾浩斯相同，都主张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心理。但巴特莱特更加注重实验的实用性和社会价值，这得归功于二战期间他为军方所从事的飞行员行为研究。在《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1932年）一书中，巴特莱特对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方法和结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用无意义的音节这种严重脱离记忆实际的材料来进行实验把记忆问题显得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只有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语言材料作为研究对象，才能实现对记忆的真实研究。他认为记忆决不是对刺激的简单反应和重现，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生理功能而存在，记忆不仅是个人的内部事务，更是其所处文化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集中体现。因此，记忆实质上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过程，其中主体自己的解释和偏见对记忆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巴特莱特抛弃了艾宾浩斯所用的无意义音节识记的方法，转而采用现实社会中常见的一些民间故事、图画或传说作为识记材料，再通过“描述的方法”“重复再现的方法”“象形文字的方法”以及“系列再现的方法”等多种方法来对不同被试识记同一材料的过程进行比较，并进行时长不等的追踪调查，再对复述后材料变化的数量和程度进行分析，从而整理出现实生活中记忆形成和变化的确切过程。
其中最为著名的实验便是“幽灵之战”。这个故事在北美民间颇为流行，故事梗概是两名当地士兵在途中遇到了一场诡异的战斗而导致其中一人死亡，另一人虽逃回家中但不久后仍未能幸免，期间出现了许多奇异的征兆和古怪的迹象，许多人都认为两人是参加了一场幽灵之间的战争，最终被恶灵诅咒而亡。巴特莱特选取这个颇具谈资的故事作为识记材料，从学生和社会多个行业中先后招募了40多人作为被试者，让他们在阅读这个故事15分钟后进行复述，发现对相同的文本记忆即使短时间内不同的人也有着大为不同的表述，尽管故事梗概大致相同，但许多细节和要素都发生了变化。巴特莱特对这些被试者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回访，时间从20小时到4个月不等，间隔最长的一次回访达10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者们所复述的故事细节改变越来越多，同一个人对故事的记忆也发生了多次改变，有的甚至被改编得面目全非。通过对这些记忆变化的分析，巴特莱特总结了人们记忆构成的五种主要方法：描述、重复再现、象形文字、系列再现Ⅰ和Ⅱ。人们记忆的形成、变化直至固定成型都主要依靠这五种方法在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
巴特莱特进行实验的工具非常简单——基本上只有纸和笔，这与同时期的冯特实验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他有意为之的，因为在巴特莱特看来，心理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去了解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而不是靠精密的仪器和复杂的定量统计方法去研究实验室中被试方的生理反应。他甚至认为心理学一旦求助于讲求精确的统计学，那也就意味着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已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原则，沦为了一门单纯的技术学科。
正是巴特莱特这种注重理论、实验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努力，才使他不仅成为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还成为了20世纪兴起的认知心理学的先驱之一。这要归功于他师从哲学家沃德和社会人类学家里弗斯的学习经历。与其他心理学家对哲学（形而上学）弃如敝屣的态度不同，巴特莱特认为哲学的争论对加快心理学学科的成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正是这种争论才能使心理学在诞生之初得以避免迷失方向而少走弯路，才能为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他看来，哲学思辨不仅对心理学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解决记忆难题更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因为“这种思辨的方法具有很大的益处。……它在充分的意义上指出了满意地解决记忆问题的途径。” 而对于很多实验心理学家刻意忽视的社会因素，巴特莱特则始终坚持把个体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关注社会文化和群体在个体记忆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巴特莱特认为个体的记忆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都应该符合这一群体特定的某种偏爱，包括本能、欲求和理想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为基础才能形成具有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
对于记忆的意义，巴特莱特从生物、心理和哲学三个层次由低到高进行了划分。首先在生物层次上，记忆就是曾有过的生理反应如何按照已有的“痕迹”重新兴奋，其生物基础就是人脑以何种方式储存和再现记忆信息。其次在心理层次上，记忆就是正在或已经呈现出的问题如何成为我们的心理过程，并希望对心理过程进行内省或行为分析来得到对动机的因果说明。最后在哲学层次上，记忆的意义就在于把个体的记忆如何同世界的存在相联系，并给出真实有效的证明。通过对记忆意义的层次划分，巴特莱特引入“图式”的概念来阐述其记忆理论，并最早论述了记忆的认知价值。 三、基于“图式”的记忆认知论
“图式（schema）”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古典逻辑中它表示三段论的“格”，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它被用来指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先验的范畴，还有一些哲学家用这个概念表达各自不同的理念。巴特莱特首次把“图式” 正式引入到心理学研究之中，用来表述他的记忆理论，并使得图式成为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巴特莱特早年曾参加过一些人类学的调查，那时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环境中的事物如何在不同文化氛围中发生转移——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习俗化”的过程。在记忆的研究过程中，巴特莱特发现习俗化也是记忆改变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图式转换。在当代人类学者看来，巴特莱特的这种解释不仅是英国人类学关于土著人社会文化扩散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之一，他的“文化接触”观点对于解释欧洲本土市民社会的演变过程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巴特莱特记忆理论中的“图式”一词所指的是过去反应或过去经验的主动组织作用，它是一种持续但不完全的安排形式。图式使我们的感觉信息得以结构化地存储，记忆的本质就是人通过抽象的图式来获得对外部世界的心理表征。图式的作用在于使分离的记忆对象组织成一个个便于识记的“团块”，不同的团块可以构建出不同的记忆情境。记忆的过程就是对过往情境的分析、构念或推论，在图式的组合反应中形成对往事的明晰回忆。巴特莱特通过图式把抽象的记忆过程具体化，进行不同层次的表征和划分。不同的记忆对象可以归属于不同的图式层次，通常生理性感知觉（听视觉等）属于低级层次，社会性体验（科学宗教等）则属于高级层次。高层次的图式往往需要低层次的图式来激发和推动，抽象的图式也必然包括具体的图式。除了图式的变化，巴特莱特还特别注意到了作为记忆主体的“人”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个有机体必须获得一种转变其自己‘图式’的能力，……这在机体的发展中是关键一步。它是意识进入的地方，也是意识为何进入的原因；它是为意识提供最显突功能的东西。” 由此可以看出，巴特莱特的图式不仅解释了记忆的形成和保存，还进入到了意识领域形成了记忆认知论。
图式作为一种反应模式，它与先传入的感知觉刺激结合，使人产生一种倾向，并朝着此刻它所指向的任何东西，这就使特殊的适应性反应成为可能，也把他的记忆研究扩展到了有关“意向性”的心灵哲学领域。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图式理论的实际功用，巴特莱特还做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如果把记忆过程比作乘出租车，图式的作用就相当于距离计价器，计价器的作用是把距离转换成可支付的货币，图式的作用则是把记忆转换成了可用实验观察的对象集合。由此，图式便成了我们对抽象记忆进行观察研究的一个具体标靶，并且这个标靶也是我们记忆主动建构过程的一部分。在巴特莱特看来，人类的记忆并不是如同放电影一样只是对过去单纯的重复，它更像是进行一项自由化的拼图，不同大小的碎片就如同是不同层次的图式，正如“幽灵之战”实验所显示的，记忆的结果会随着记忆主体和时间的变化而大为不同。他所主张解释记忆过程的“图式”理论也对后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可以看出，巴特莱特对于记忆的观点和艾宾浩斯所代表的联想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他赞同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证明关于人类心理的知识是有着可靠生物学基础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心理知觉并非仅仅是靠对感官刺激的反应，它更是一个精神性和智力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意向、情感和社会文化环境都有着重要影响。
通过以图式为基础范式的分析，巴特莱特以不同于艾宾浩斯数学统计分析的方式提出了记忆的社会化研究进路。在他看来，记忆并不是由一系列固定且毫无生气的刺激痕迹重新兴奋所产生的，它本质上是人对认知过程中所产生意象的重建或构念，而且这种重建或构念与我们的态度密切相关。记忆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图式在其中起到了认知桥梁和组织者的作用，这一观点被后世的心理学家所广泛接受。如今图式已正式成为了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用来指“组织经验的一种连贯的结构化表征，它在社会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建立，是经验的规律性表征的概括化。”图式不仅被广泛运用到记忆研究之中，也成为我们理解诸如思维等高级认知过程的有力抓手。
四、结语
通过回顾记忆研究的简要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记忆的研究史其实就是人类自身认知的科学史，正是通过对记忆的不断研究，我们才对人类认知过程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在逐步揭开记忆神秘面纱的过程中，巴特莱特基于“图式”的记忆建构观有着重要的作用。巴特莱特并不认为感觉、意向、记忆和思维等诸多心理过程只是人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机械反应，记忆等高级心理过程也不是仅靠数学曲线、图表和计算就能够完全揭示其本质的。记忆不仅是个人的体验，同时也是所处社会语境的体现，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通过“习俗化”逐步主动建构起来的，最高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类的思维。正是这种对记忆和思维等高级心理过程的独特理解，使有的学者认为巴特莱特的观点蕴含着丰富的现代认知科学特质，记忆和思维对精神生活的平等可能有着更多潜在的贡献。这都表明，巴特莱特的记忆研究对我们更深入了解人类高级认知过程至今仍有所助益。
作者单位：周振华，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魏屹东，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无 语
关键词 记忆 图式 巴特莱特 认知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3-0017-05
记忆，无论在个体的成长中还是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个人而言，记忆使我们能超越动物本能获得对世界的心理表征；对人类而言，记忆则使我们的经验可以跨越时空得以传承，也为形成人类统一的认知模式提供了心理基础。因此记忆本身也就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采集回忆”。①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F·C·Bartlett）对记忆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和独创性，他最早提出了人类记忆基于“图式”的结构化表征，把记忆视为一个主动建构的社会化过程，形成了超越实证主义的反联想主义记忆观。通过对记忆进行认知历史分析和梳理，我们认为巴特莱特的记忆研究对当代记忆和认知理论具有启发性和反思性，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
一、 记忆研究：从思辨到实证
对记忆问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便是专管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之母。苏格拉底曾要求特埃特图斯如此想象：“我们脑中有一块蜡板，每当我们要记住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就把蜡板拿到感知或思想面前，将印象印在上面，就像用印章戒指盖印一样。”②赫拉克利特认为记忆与对象材料密切相关，通常对文字材料的记忆要优于听觉材料。在柏拉图看来，知识就是记忆，像飞鸟还巢一般，拥有知识即意味着鸟在巢中，鸟去巢空则说明了遗忘，这是灵魂存在的最好证明。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记忆蜡板说，其自然哲学还专门著有一章《论记忆》来阐述他的灵魂记忆观。他更重视记忆的生理机能，认为蜡板上留下的印迹不仅是一种物质痕迹，还带有生理特征。老人和孩子之所以记性不好，就在于他们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如同无法在流动的水上清晰地盖印，记忆在他们那里无法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 中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把记忆比作在山洞中探索的“神启之光”。他在其《忏悔录》第十卷中提到了记忆的仓库、洞穴、宫殿，认为所有的记忆都被存储到一座大仓库中，这种把记忆和存储相类比的观点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推崇，此外奥古斯丁还最早探讨了情绪和记忆的密切关系。 但这些朴素的哲学思辨并不能真正回答人们对记忆的追问，反而给记忆蒙上了一层宗教式的神秘面纱。到了近代，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崇尚理性和科学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呼声，对记忆的研究也逐步走向了经验科学。体现在哲学思想上，则是哲学家（尤其是经验论哲学家）开始尝试着用科学方法来对记忆做出新的解释。洛克作为经验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对记忆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他最早论述了记忆作为一种生理机能对思维和知识的重要性。在洛克看来，记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如果没有了记忆，我们就无法超越眼前的对象来形成任何思想或知识。”
洛克的用意是把记忆当作经验的可靠基础，以此来反对唯理论所主张的“天赋观念”论，但囿于当时的科学文化水平，洛克的论述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的科学工具和科学实验方法开始大量涌现并运用，一些科学家（而非思想家）开始运用一些新兴的技术来探索记忆过程，并试图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验证关于记忆的诸多假说。18世纪末的德国解剖生理学家加尔凭借其娴熟的大脑解剖技术，通过对人脑的细致解剖和观察，最早区分了大脑皮层和脊髓中的“灰质”与“白质”，猜测人的语言、记忆和思维能力都应该取决于大脑皮层，还第一次科学验证了左脑控制右侧身体，右脑控制左侧身体的假说。尽管加尔后来所创立的“颅相学”最终沦为伪科学，但他成功使记忆研究走出了哲学家的书房，开始进入近代科学的实验室。而同样作为大脑解剖学家的法国人弗卢朗则通过对鸟类和狗的大脑进行切片实验，认为不仅动物的各项机能同大脑密切相关，而且应该作为整体分布于大脑之中。1861年，法国神经学家布洛卡通过对一名失语症患者尸体进行解剖发现了语言中枢在大脑皮层中相对应的位置。随后大脑解剖成果层出不穷，科学家先后发现了视觉、听觉等感觉中枢在大脑皮层中的位置。这些成就大大鼓舞了人们用科学实验手段来研究记忆和思维等高级心理过程的信心。
最先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记忆的科学家是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最早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测量法来研究记忆这种人类高级心理过程和现象。在他看来，这是对因果关系的最可靠表达，因为“它（自然科学）的方法的逻辑性质使其可以普遍地应用于一切的现象和存在的领域中。”这当然也包括了人类的心理过程。艾宾浩斯借鉴了费希纳通过数量来记录刺激强度和感觉强度关系的方法。艾宾浩斯的试验简单而有效：主试和被试都是他本人，实验材料是“无意义音节”（由任意两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所组成的非词汇音节），再把音节所组成的音节组作为测量记忆效果的单位，通过对音节组的识记能完成背诵的不同次数和时距进行数学分析，就能够得出精确的记忆规律。
艾宾浩斯的实验持续近七年之久，他识记了近一万组无意义的音节，用完全记忆法和节省法来测量，通过对音节组的记忆实验和四项数量测定，描绘了经典的艾宾浩斯记忆保持曲线（也称为遗忘曲线）。他还总结了记忆具有如下特点：对有意义材料的背诵时间要比背诵无意义音节快得多；记忆中诵读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记忆保持的时间也越长；分散学习的效果要优于集中学习等。如今这些成果早已被广泛应用于语言教学实践当中。艾宾浩斯还最早对记忆的过程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识记、保持、再认和回忆，这也构成了现代联想主义对记忆过程的基本划分模式。 艾宾浩斯的研究堪称是划时代的，这种通过测量和数字来表述记忆过程的方法，不仅是第一次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记忆，更证明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可以应用于人类高级心理过程研究之中的。这极大地鼓舞了心理学家对记忆问题的探索热情，为以后记忆的科学研究打开了大门。铁钦纳就把“无意义音节”称为是“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心理学在这方面取得的最大进步。”后来的记忆心理学家对艾宾浩斯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和拓展，如德国心理学家米勒在重复记忆实验中发现了记忆中的“倒摄抑制”，即识记过程中后学习的材料对记忆先前材料所产生的干扰作用，还有一些心理学家把无意义音节替换为一些较简单的句子来测量联想如何形成等等。可以说，在艾宾浩斯之后，对记忆的研究不仅迅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大重点领域，而且其影响很快扩散到了其他相邻的学科。
在哲学观点上，艾宾浩斯尽管曾以研究“无意识”的论文获得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他本人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则是不屑一顾，认为只要不能用数学进行计算和测量的学科都只会干扰甚至阻碍科学的发展，进而主张彻底的经验主义，这也是当时科学主义的滥觞。把记忆的对象简化为无意义音节，虽然有利于对记忆的效果进行量化分析，但同时也脱离了人们实际运用记忆的情境，导致研究成果的普适性大打折扣，这一点艾宾浩斯本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正是出于对这种记忆联想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才出现了以巴特莱特为代表的反联想主义记忆研究。
二、巴特莱特的反联想主义记忆观
巴特莱特是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创始人，也是二战期间最为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和艾宾浩斯相同，都主张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心理。但巴特莱特更加注重实验的实用性和社会价值，这得归功于二战期间他为军方所从事的飞行员行为研究。在《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1932年）一书中，巴特莱特对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方法和结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用无意义的音节这种严重脱离记忆实际的材料来进行实验把记忆问题显得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只有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语言材料作为研究对象，才能实现对记忆的真实研究。他认为记忆决不是对刺激的简单反应和重现，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生理功能而存在，记忆不仅是个人的内部事务，更是其所处文化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集中体现。因此，记忆实质上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过程，其中主体自己的解释和偏见对记忆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巴特莱特抛弃了艾宾浩斯所用的无意义音节识记的方法，转而采用现实社会中常见的一些民间故事、图画或传说作为识记材料，再通过“描述的方法”“重复再现的方法”“象形文字的方法”以及“系列再现的方法”等多种方法来对不同被试识记同一材料的过程进行比较，并进行时长不等的追踪调查，再对复述后材料变化的数量和程度进行分析，从而整理出现实生活中记忆形成和变化的确切过程。
其中最为著名的实验便是“幽灵之战”。这个故事在北美民间颇为流行，故事梗概是两名当地士兵在途中遇到了一场诡异的战斗而导致其中一人死亡，另一人虽逃回家中但不久后仍未能幸免，期间出现了许多奇异的征兆和古怪的迹象，许多人都认为两人是参加了一场幽灵之间的战争，最终被恶灵诅咒而亡。巴特莱特选取这个颇具谈资的故事作为识记材料，从学生和社会多个行业中先后招募了40多人作为被试者，让他们在阅读这个故事15分钟后进行复述，发现对相同的文本记忆即使短时间内不同的人也有着大为不同的表述，尽管故事梗概大致相同，但许多细节和要素都发生了变化。巴特莱特对这些被试者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回访，时间从20小时到4个月不等，间隔最长的一次回访达10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者们所复述的故事细节改变越来越多，同一个人对故事的记忆也发生了多次改变，有的甚至被改编得面目全非。通过对这些记忆变化的分析，巴特莱特总结了人们记忆构成的五种主要方法：描述、重复再现、象形文字、系列再现Ⅰ和Ⅱ。人们记忆的形成、变化直至固定成型都主要依靠这五种方法在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
巴特莱特进行实验的工具非常简单——基本上只有纸和笔，这与同时期的冯特实验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他有意为之的，因为在巴特莱特看来，心理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去了解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而不是靠精密的仪器和复杂的定量统计方法去研究实验室中被试方的生理反应。他甚至认为心理学一旦求助于讲求精确的统计学，那也就意味着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已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原则，沦为了一门单纯的技术学科。
正是巴特莱特这种注重理论、实验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努力，才使他不仅成为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还成为了20世纪兴起的认知心理学的先驱之一。这要归功于他师从哲学家沃德和社会人类学家里弗斯的学习经历。与其他心理学家对哲学（形而上学）弃如敝屣的态度不同，巴特莱特认为哲学的争论对加快心理学学科的成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正是这种争论才能使心理学在诞生之初得以避免迷失方向而少走弯路，才能为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他看来，哲学思辨不仅对心理学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解决记忆难题更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因为“这种思辨的方法具有很大的益处。……它在充分的意义上指出了满意地解决记忆问题的途径。” 而对于很多实验心理学家刻意忽视的社会因素，巴特莱特则始终坚持把个体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关注社会文化和群体在个体记忆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巴特莱特认为个体的记忆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都应该符合这一群体特定的某种偏爱，包括本能、欲求和理想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为基础才能形成具有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
对于记忆的意义，巴特莱特从生物、心理和哲学三个层次由低到高进行了划分。首先在生物层次上，记忆就是曾有过的生理反应如何按照已有的“痕迹”重新兴奋，其生物基础就是人脑以何种方式储存和再现记忆信息。其次在心理层次上，记忆就是正在或已经呈现出的问题如何成为我们的心理过程，并希望对心理过程进行内省或行为分析来得到对动机的因果说明。最后在哲学层次上，记忆的意义就在于把个体的记忆如何同世界的存在相联系，并给出真实有效的证明。通过对记忆意义的层次划分，巴特莱特引入“图式”的概念来阐述其记忆理论，并最早论述了记忆的认知价值。 三、基于“图式”的记忆认知论
“图式（schema）”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古典逻辑中它表示三段论的“格”，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它被用来指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先验的范畴，还有一些哲学家用这个概念表达各自不同的理念。巴特莱特首次把“图式” 正式引入到心理学研究之中，用来表述他的记忆理论，并使得图式成为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巴特莱特早年曾参加过一些人类学的调查，那时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环境中的事物如何在不同文化氛围中发生转移——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习俗化”的过程。在记忆的研究过程中，巴特莱特发现习俗化也是记忆改变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图式转换。在当代人类学者看来，巴特莱特的这种解释不仅是英国人类学关于土著人社会文化扩散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之一，他的“文化接触”观点对于解释欧洲本土市民社会的演变过程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巴特莱特记忆理论中的“图式”一词所指的是过去反应或过去经验的主动组织作用，它是一种持续但不完全的安排形式。图式使我们的感觉信息得以结构化地存储，记忆的本质就是人通过抽象的图式来获得对外部世界的心理表征。图式的作用在于使分离的记忆对象组织成一个个便于识记的“团块”，不同的团块可以构建出不同的记忆情境。记忆的过程就是对过往情境的分析、构念或推论，在图式的组合反应中形成对往事的明晰回忆。巴特莱特通过图式把抽象的记忆过程具体化，进行不同层次的表征和划分。不同的记忆对象可以归属于不同的图式层次，通常生理性感知觉（听视觉等）属于低级层次，社会性体验（科学宗教等）则属于高级层次。高层次的图式往往需要低层次的图式来激发和推动，抽象的图式也必然包括具体的图式。除了图式的变化，巴特莱特还特别注意到了作为记忆主体的“人”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个有机体必须获得一种转变其自己‘图式’的能力，……这在机体的发展中是关键一步。它是意识进入的地方，也是意识为何进入的原因；它是为意识提供最显突功能的东西。” 由此可以看出，巴特莱特的图式不仅解释了记忆的形成和保存，还进入到了意识领域形成了记忆认知论。
图式作为一种反应模式，它与先传入的感知觉刺激结合，使人产生一种倾向，并朝着此刻它所指向的任何东西，这就使特殊的适应性反应成为可能，也把他的记忆研究扩展到了有关“意向性”的心灵哲学领域。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图式理论的实际功用，巴特莱特还做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如果把记忆过程比作乘出租车，图式的作用就相当于距离计价器，计价器的作用是把距离转换成可支付的货币，图式的作用则是把记忆转换成了可用实验观察的对象集合。由此，图式便成了我们对抽象记忆进行观察研究的一个具体标靶，并且这个标靶也是我们记忆主动建构过程的一部分。在巴特莱特看来，人类的记忆并不是如同放电影一样只是对过去单纯的重复，它更像是进行一项自由化的拼图，不同大小的碎片就如同是不同层次的图式，正如“幽灵之战”实验所显示的，记忆的结果会随着记忆主体和时间的变化而大为不同。他所主张解释记忆过程的“图式”理论也对后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可以看出，巴特莱特对于记忆的观点和艾宾浩斯所代表的联想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他赞同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证明关于人类心理的知识是有着可靠生物学基础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心理知觉并非仅仅是靠对感官刺激的反应，它更是一个精神性和智力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意向、情感和社会文化环境都有着重要影响。
通过以图式为基础范式的分析，巴特莱特以不同于艾宾浩斯数学统计分析的方式提出了记忆的社会化研究进路。在他看来，记忆并不是由一系列固定且毫无生气的刺激痕迹重新兴奋所产生的，它本质上是人对认知过程中所产生意象的重建或构念，而且这种重建或构念与我们的态度密切相关。记忆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图式在其中起到了认知桥梁和组织者的作用，这一观点被后世的心理学家所广泛接受。如今图式已正式成为了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用来指“组织经验的一种连贯的结构化表征，它在社会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建立，是经验的规律性表征的概括化。”图式不仅被广泛运用到记忆研究之中，也成为我们理解诸如思维等高级认知过程的有力抓手。
四、结语
通过回顾记忆研究的简要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记忆的研究史其实就是人类自身认知的科学史，正是通过对记忆的不断研究，我们才对人类认知过程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在逐步揭开记忆神秘面纱的过程中，巴特莱特基于“图式”的记忆建构观有着重要的作用。巴特莱特并不认为感觉、意向、记忆和思维等诸多心理过程只是人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机械反应，记忆等高级心理过程也不是仅靠数学曲线、图表和计算就能够完全揭示其本质的。记忆不仅是个人的体验，同时也是所处社会语境的体现，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通过“习俗化”逐步主动建构起来的，最高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类的思维。正是这种对记忆和思维等高级心理过程的独特理解，使有的学者认为巴特莱特的观点蕴含着丰富的现代认知科学特质，记忆和思维对精神生活的平等可能有着更多潜在的贡献。这都表明，巴特莱特的记忆研究对我们更深入了解人类高级认知过程至今仍有所助益。
作者单位：周振华，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魏屹东，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无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