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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西方近代哲学是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精华，而生态哲学则是生态文明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变革呼唤着哲学观念的变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离开具体时代抽象地谈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根”，离开了物质文明，哲学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哲学则是物质文明的灵魂，离开了时代的哲学，物质文明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僵尸”。生态哲学不是把“一般哲学”应用于生态问题时所产生的一个应用学科，而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一般世界观，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哲学。
关键词 时代精神 工业文明 生态文明 生态哲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5-0001-06
一、文明的变革：工业文明的危机呼唤一种新的文明
工业文明是继农业文明之后兴起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其基本性质和运行逻辑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仍然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的文明形式。现代文明就是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的生产是工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是“制造”。而“制造”的基本逻辑就是首先把自然界的整体联系“割碎”，从中选择部分有用的材料，再按照人的目的重新“组装”，最后形成一个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人工物”。这个被人工组装出来的“物”已经失去了同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关联，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物，而是服从人的目的，与人的文化相关且受制于文化逻辑的“文化物”或“属人物”了。这种被人骄傲地称为“精美制品”的服务于人目的的人工物，在自然界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也不是按照自然的逻辑自发产生的。有很多的人工物，像杀虫剂、防腐剂、洗涤剂、合成纤维、塑料等人工物在自然界中是无法降解或者很难降解的，在大自然中是“没有去处”的。它们不能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因而就成为阻断自然物质循环过程的有害物——自然系统的垃圾。
工业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大机器”。这种机器生产所需要的主要能源是非再生能源(石油、煤炭等)。工业文明是“石油文明”；机器生产是以燃烧石油和煤炭为主要动力的。这就造成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是燃烧所排放的废气会改变大气的成分，温室气体的增加，造成地球的温室效应和一系列自然灾害，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工业文明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用完了地球亿万年的能量储备，这些能量储备或迟或早要被用光，因而这种文明终将因失去能量供应而灭亡。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是它的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从经济形式看，工业文明的经济形式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关于“物”的逻辑而不是“人”的逻辑。它关心的只是对物的占有，而人则仅仅被看成是实现资本运行的手段——“人力资源”和“消费机器”。最大利润的获得和资本的最快的增值，是资本逻辑的最高原则。因此，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消费更多的商品就成为资本逻辑的两个基本支点。无偿地占有和支配更多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更多地消费则是资本逻辑的逻辑终端：它们是获取最大利润的两个关键的、必要的环节。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当消费成为支撑“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的手段以后，这种消费也就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是变成了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的活动。人成为毁灭过剩产品的机器，因为只有“毁灭”了过剩产品，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资本才能继续增值。因此，从本质上说，工业文明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这种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不能做到“节约”的。因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是工业文明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资本逻辑导致了“美好的今天”和“死亡的明天”这一人类生存的悖论。我们今天的荒唐行为，正在摧毁着我们明天的生存基础。我们向还没有出生的子孙后代借债，把明天子孙们制造犁杖所需要的钢铁，用来制造今天的高级轿车、战机和导弹；把明天为子孙后代的正常呼吸制造氧气的森林变成今天用来制造广告用纸张、高档木质家具的材料和一次性筷子。我们享受着今天，也在毁灭着明天。我们创造了一个今天的天堂，却把明天变成了子孙们的地狱。我们今天的天堂越“美好”，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明天的地狱中就越痛苦。我们正在用我们的巧手残杀着我们还没有出生的子孙。我们在用今天“赌”明天。我们的人生哲学是：“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
生态文明同工业文明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的逻辑是反生态的逻辑。因此，为了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是当今社会人类的唯一选择。但是，生态文明不是工业文明逻辑的简单延续和修正。生态文明不可能从工业文明内部合乎逻辑地发生，而只能是超越工业文明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反工业文明”。很显然，在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和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靠挥霍性消费支撑的工业文明(现代文明)，不能容忍生态文明倡导的低碳经济的存在。我们一方面用大量石油发电，以便把城市的夜景照得亮如白昼。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我们现代文明的辉煌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又无奈地倡导在一年的某一天晚上关灯一小时，以为这样就算是在工业文明中实现了生态文明。我们一方面想尽各种办法刺激汽车的消费，以便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又倡导一年搞一个“无车日”，以节约石油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倡导使用电动汽车是否就解决了环境问题呢?当然，电动汽车确实能够使城市的空气污染有所好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没有能量的供给，汽车是不会动的。汽车要能够开走就需要去充电，而电也是要烧油或烧煤才能有的。电动汽车最终也不过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汽车的尾部转移到了发电厂的烟囱而已。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进步观不会容忍城市的晚上漆黑一片，因为那就是落后，是不文明的表现；同样，也不会容忍汽车产业的萧条，因为这将失去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杠杆，并且违背了以挥霍性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工业文明的“幸福观”。因此，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挥霍主义的进步观、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资本逻辑的前提下，要想在工业文明内部完全实现生态文明的发展，那只是一个美丽的梦而已。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生存危机，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无论是商人，还是工厂主，无论是各国总统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过是这种文明模式的“人格化”而已。在这种文明中，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在这种文明的逻辑强制下只能如此去做，我们都不过是这种文明逻辑环节中的某一个节点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倡“停电一小时”、“无车日”和用电动汽车取代传统汽车，这已经是在工业文明的重压下，抵制工业文明逻辑的一个伟大的宣言和勇敢的行动了。在工业文明设定 的藩篱之内，我们不可能每年设定三百个“无车日”，也不可能设定“每天停电一小时”(或者停电更长的时间)，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工业文明所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从根本上违背了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因此，要实现生态文明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仅仅依靠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不够的。只有进行一场文明形态的变革，即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由工业文明造成的这场人类生存危机。
二、寻找时代的精神家园：生态哲学的当代价值
动物的生存都需要有一个“窝”以及一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动物生存繁衍的基地。同样，人的生存也要有个家。这个“家”为人的生命提供了生存的条件。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生存不仅需要一个物质的“家”，而且还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家”。生态哲学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的精神的“家”——精神家园。所谓“精神家园”，就是指人文的思想文化，而哲学和宗教是思想文化的灵魂。因此，哲学(和宗教)就成为人类精神家园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人类的这个精神的“家”凝聚着人们对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注，并给现实中的人提供真、善、美的价值坐标。它对于愚昧的人生起着一种启蒙作用(哲学)，对于罪恶的人生起着一种救赎作用(宗教)。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它们对于人都具有一种“导引人生”的社会功能。
所谓的物质文明就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家园”，所谓精神文明就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精神家园”。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精神文明的“根”，离开“物质的家”，哲学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哲学则是物质文明的核心和灵魂，因此，离开了哲学，物质文明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僵尸”。无论是人类的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属于特定时代的具体的文明形态，没有超时间、超时代的抽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经常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仅仅是指同一个时代的、同一种文明之内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一个时代的物质文明与另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之间不具有相互依存关系。因此，离开了具体时代抽象地谈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它既不能说明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种文明中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不能说明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之间二者相互对立的关系。
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物质文明，也具有不同的精神文明。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性是它的最根本的属性。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黑格尔也认为“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并指出“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是愚蠢的。这些都是对哲学的时代本性的精辟概括。
哲学的时代性包含着以下含义：
第一，任何哲学都是在思想中对时代的把握，或以思想的形式把握到的时代，因而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自己所在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二，任何哲学都是在一定时代产生，并随着这一时代的消亡而被新的哲学所取代。这是哲学史的演变中不可动摇的逻辑。因此“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是愚蠢的。
第三，任何现实的(而不是臆想出来的)哲学都是仅仅属于它所在时代的有个性的“特殊哲学”，而不能成为超越于时代之上的“一般哲学”。超前于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的，落后于时代的哲学是无用的。因此，评价某种哲学的好与坏、有用与无用的尺度，只能是时代的尺度：符合它所处的时代要求的哲学才是好的哲学，才是有用的哲学。不存在超越时代的评价哲学的一般尺度。
既然“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那么，由不同文明构成的不同的时代就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仅仅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工业文明，仅仅是工业文明的“活的灵魂”，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的“精神家园”。这种哲学就是主体性哲学，海德格尔把它叫做“主体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它把人看作主体，看作宇宙中的最高的、永恒在场的具有“唯一性”、“至上性”的实体性存在。作为“万物的尺度”，对自然的完全占有是主体的基本出发点，以自我为中心是主体与自然交往的基本原则。这样，在自然界面前，人成为一个无所不欲的贪婪主体、无所不能的狂妄主体、无所不做的野蛮主体。另一方面，外部自然世界则被看作是人的客体、满足主体需要和欲望的对象、人的“为我之物”。这种自然只有依赖于主体的理性才获得规定，只有依赖于主体的实践才获得存在的可能和价值。这种作为理念产物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然。已经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按照人的文化、实践目的重新安排和梳理过的自然。因此，主体形而上学实际上是只把人的存在看成真实的存在。它所说的物，是进入到主体意识中的物；物只有从主体方面才能得到其规定和评价。离开了主体，外部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可规定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因此，在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观念中，自然世界不是“自在存在”的，而是从主体的存在推论出来的，是根据主体的本性“构造”出来的，因而是依赖主体(人)才能存在的。这样理解的自然就是已经从存在论上被消解了的自然，即丧失了存在论根基的自然。
伴随着工业文明危机的扩展和加深，建立在这种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也必然陷入危机。与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是一种新的哲学——生态哲学。新哲学并不是通过对旧哲学的简单修正建立起来的，只有通过一场哲学观念的根本革命，新哲学才能确立起来。在生态哲学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存在论的关系”，二是“实践论(人本学)的关系”。在实践论(人本学)的关系中，人以外的自然物是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客体，它只有依赖于人的意识才能被规定，只有依赖于人的实践目的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论的关系中则相反：自然界整体是人和一切自然物存在的基础，人和其它自然物都只是这一整体中的普通一员，都依赖于这一整体才能存在。因此，在存在论关系中，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主客体关系。只有在实践论(人本学)关系中才谈得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论关系仅仅存在于人与外部个别自然物之间，因而人只能把人以外的个别自然物作为客体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物”。相反，人始终不能把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界整体”(生态科学把它叫做“生态系统”)作为他改造的客体或对象。因此，所谓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不适用于人与“自然界整体”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界整体之间的关系是只能是“存在论关系”而不能是“实践论”(人本学)的关系。
这样，新哲学就在以下两个方面颠覆了旧哲学：
第一，在对人雷理理解上，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在新哲学看来，人只有相对于自然界中的个别自然存在物来说，才是最高存在，而相对于自然界整体(生态系统)来说，就不能说人是最高存 在，只有自然界整体才能是宇宙的最高存在。在人与自然界整体的关系中，作为这一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的人类，它始终不能决定自然界整体，而被自然界整体所决定。同样，自然界整体的价值要求(对生态平衡的要求)，也必然高于人的价值要求。失去了自然界整体的稳定平衡，人类也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价值——生命价值。新哲学把“人的有限性”的观念视为基本观念，把人的行为置于自然生态整体的约束之下。“人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对于自然界整体来说)应该做的”；“人应该做的，并非是一定能够做成的”。生态哲学对人的这种理解，彻底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以人的“有限性存在”为基点，形成了一种“新人道主义”。在这种新人道主义看来，入只有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实践行为置于自然界整体的制约之下，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与自然的存在和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可持续的生存之道；而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则是人的“走向灭亡之道”。
第二，新哲学一方面要强调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又要强调自然整体(生态系统)的自在性，牢固树立起自然存在论的根基。“自然”概念是同“人工”、“人为”、“属人”、“人化”概念正相反对的。所谓“自然的”，即“自生、自成、自在的”。既然它不是由什么外在的原因产生的结果，因而“自然的”就是“本源的”。与此相反，那种依赖于主体(人)才能存在的所谓“属人自然”、“为我的自然”则是自然的“非存在”，即自然的“无”。“自在性”是自然的基本属性，“自在”是自然概念的基本含义。这种含义正是自然的“存在论”的含义：我们说世界是“存在”的，正是说世界是自然的，即“自生、自成、自在”的，而不是由其它外在原因(上帝或人的行为)创造的，不是依赖人或上帝而“在”的，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本然的)。当生态哲学这样理解自然时，我们才重新确立起自然界的存在论的基础，超越了主体形而上学的“人化自然观”，重新确立起“自在的自然观”。这正是生态哲学首先应该确立起来的基本观念。新哲学并不完全否定人的实践性，但是，它始终把人的实践行为置于自然整体存在论的决定之下。人只能在自然整体的决定下把局部自然物变为“人工之物”、“为我之物”、“属人之物”；人永远不能把自然整体变成人的“为我之物”和“属人之物”。自然界整体的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存在，自然界整体的价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价值。
三、在夹缝中生存：生态哲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什么是“生态哲学”?根据哲学的时代性特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思想核心”或“活的灵魂”，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新形态的哲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的精神家园。
然而，在我国哲学界，生态哲学并没有被看成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哲学，而是被看成“一般哲学原理”在生态研究上的具体应用，被看作是作为“一般哲学”下属的“部门哲学”或哲学的应用学科。这种观点的理论前提，就是必须假定一个超越具体时代的“一般哲学”和“一般哲学原理”的存在，然后才能够运用这个“一般哲学”的“一般原理”去研究生态问题，从而形成一个作为“一般哲学”下属的“部门哲学”的“生态哲学”。在这里，作为“被应用”的“一般哲学原理”是先于作为“部门哲学”的“生态哲学”存在的。那么，这种先于生态哲学的一般哲学原理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只能来源于“前生态文明”的西方传统哲学。这样，这种观点就背离了哲学的时代本性，承诺了一种能够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超时间、超历史、超时代的“一般哲学”和“一般哲学原理”的存在，企图用旧时代哲学来处理我们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也就是用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来解释生态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这种理解，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人本主义哲学提供的哲学观念，也就是适合于我们时代的“一般哲学”的观念(原理)；而所谓生态哲学，就是用这个“一般哲学”提供的“一般原理”去解释具体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哲学。这种作为“部门哲学”的生态哲学，很显然不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因而也就只能适用于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而不能适用于对生产、消费、政治、经济、发展、伦理等方面的研究。这种企图用旧时代的旧哲学去解释新时代的新文明的做法。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哲学的时代本性，取消了进行“哲学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按照这种理解，只要不断地在旧哲学的下边增加新的下属的“部门哲学”就完事大吉了。
实际上，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发展观和伦理观，要想建立一种作为“部门哲学”的“生态哲学”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一旦我们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用适合于新时代的新观念去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时，这种新的哲学观念就不再是“一般哲学原理”的具体应用，这种新哲学也不再是“一般哲学”下属的“部门哲学”了。不颠覆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就不能形成作为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生态哲学。很显然，如果我们仍然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主客体关系，仍然按照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哲学、主体形而上学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西方传统哲学的陈旧的哲学观念就会在“生态哲学”的研究中“借尸还魂”，哲学观念的变革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哲学的时代本性也就这样被人们从哲学的词典中删除了。
解决生态哲学的理论性质和在哲学中的地位问题，是当前进行生态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我们的哲学研究，仍然屈从于西方近代的学科分类，把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等看作是“一般哲学”的下属学科，而生态哲学则只能在作为“一般哲学”下属学科的“科学哲学”之下，作为科学哲学的下属学科找到存身之处。生态哲学在整个的哲学研究中只不过是若干细小学科分类中的一个更加细小的学科而已。也正因为如此，生态哲学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国开始以来，在哲学研究中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遭到某些搞所谓“纯哲学”的人们的歧视。一些人或者不承认“生态哲学”是哲学，或者把生态哲学仅仅看成是在众多哲学学科的夹缝中苟延残喘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学科。在这种状况下，生态哲学即使借助上帝之手也难于生存和发展。
把生态哲学理解为“一般哲学原理”在研究生态问题时的具体运用，理解为一般哲学的下属学科的观点，是把“生态”概念理解为“生态哲学”的对象了。在这种观点看来，生态哲学就是以生态问题为对象的“哲学”。这种哲学仅仅适用于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而不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只有把“生态”概念理解为“生态哲学”的理论性质，才能把生态哲学从西方近代传统的学科分类中解放出来。生态哲学不是专门以生态问题为对象的哲学。这里的“生态”概念不是表示生态哲学的“对象”，而是表示生态哲学的“理论性质”，即生态哲学是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为基础和核心而构建的新哲学。这样理解的“生态哲学”，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世界观，是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一种新形态的哲学，而不再是“一般哲学”下属的哲学学科。
在生态文明时代，已经不能容忍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思想统治了，只有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这种新的哲学才能确立起来。这种新哲学的建立，不是一个或几个人能够完成的任务，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进行的生态哲学研究还仅仅是初步的探索。其实，生态哲学的研究，在西方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那里已经开始：尼采的“上帝之死”所说的是“形而上学终结了”，“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福柯的“主体之死”可以看作是在尼采之后坚决反对理性主义和人类学主体主义的宣言；而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批判，对技术本质的新的解释，也为新时代的新哲学做出了贡献。虽然他们没有为新哲学(生态哲学)提供任何与生态文明相关的理论原则，但是，从他们开始的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其中就暗含着对新哲学的期待，并为新哲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因而为新哲学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因此，西方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可以看成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哲学(生态哲学)的理论前提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工业文明的危机要求一种新哲学——生态哲学。然而，这一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一谈哲学，人们想到的就是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人们把西方传统哲学当作哲学的模板(一般哲学)，仍然用这种哲学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理解当代的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生态哲学提出的任何新的哲学观念都几乎遭到了传统哲学的激烈反对。人们沉浸在对哲学史资料的解释之中，而无暇考虑一下新时代所出现的新问题。这种对待哲学的态度，不仅违背了哲学的时代本性，也严重影响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责任编辑：张 蓬
关键词 时代精神 工业文明 生态文明 生态哲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5-0001-06
一、文明的变革：工业文明的危机呼唤一种新的文明
工业文明是继农业文明之后兴起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其基本性质和运行逻辑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仍然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的文明形式。现代文明就是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的生产是工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是“制造”。而“制造”的基本逻辑就是首先把自然界的整体联系“割碎”，从中选择部分有用的材料，再按照人的目的重新“组装”，最后形成一个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人工物”。这个被人工组装出来的“物”已经失去了同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关联，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物，而是服从人的目的，与人的文化相关且受制于文化逻辑的“文化物”或“属人物”了。这种被人骄傲地称为“精美制品”的服务于人目的的人工物，在自然界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也不是按照自然的逻辑自发产生的。有很多的人工物，像杀虫剂、防腐剂、洗涤剂、合成纤维、塑料等人工物在自然界中是无法降解或者很难降解的，在大自然中是“没有去处”的。它们不能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因而就成为阻断自然物质循环过程的有害物——自然系统的垃圾。
工业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大机器”。这种机器生产所需要的主要能源是非再生能源(石油、煤炭等)。工业文明是“石油文明”；机器生产是以燃烧石油和煤炭为主要动力的。这就造成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是燃烧所排放的废气会改变大气的成分，温室气体的增加，造成地球的温室效应和一系列自然灾害，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工业文明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用完了地球亿万年的能量储备，这些能量储备或迟或早要被用光，因而这种文明终将因失去能量供应而灭亡。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是它的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从经济形式看，工业文明的经济形式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关于“物”的逻辑而不是“人”的逻辑。它关心的只是对物的占有，而人则仅仅被看成是实现资本运行的手段——“人力资源”和“消费机器”。最大利润的获得和资本的最快的增值，是资本逻辑的最高原则。因此，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消费更多的商品就成为资本逻辑的两个基本支点。无偿地占有和支配更多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更多地消费则是资本逻辑的逻辑终端：它们是获取最大利润的两个关键的、必要的环节。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当消费成为支撑“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的手段以后，这种消费也就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是变成了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的活动。人成为毁灭过剩产品的机器，因为只有“毁灭”了过剩产品，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资本才能继续增值。因此，从本质上说，工业文明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这种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不能做到“节约”的。因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是工业文明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资本逻辑导致了“美好的今天”和“死亡的明天”这一人类生存的悖论。我们今天的荒唐行为，正在摧毁着我们明天的生存基础。我们向还没有出生的子孙后代借债，把明天子孙们制造犁杖所需要的钢铁，用来制造今天的高级轿车、战机和导弹；把明天为子孙后代的正常呼吸制造氧气的森林变成今天用来制造广告用纸张、高档木质家具的材料和一次性筷子。我们享受着今天，也在毁灭着明天。我们创造了一个今天的天堂，却把明天变成了子孙们的地狱。我们今天的天堂越“美好”，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明天的地狱中就越痛苦。我们正在用我们的巧手残杀着我们还没有出生的子孙。我们在用今天“赌”明天。我们的人生哲学是：“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
生态文明同工业文明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的逻辑是反生态的逻辑。因此，为了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是当今社会人类的唯一选择。但是，生态文明不是工业文明逻辑的简单延续和修正。生态文明不可能从工业文明内部合乎逻辑地发生，而只能是超越工业文明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反工业文明”。很显然，在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和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靠挥霍性消费支撑的工业文明(现代文明)，不能容忍生态文明倡导的低碳经济的存在。我们一方面用大量石油发电，以便把城市的夜景照得亮如白昼。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我们现代文明的辉煌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又无奈地倡导在一年的某一天晚上关灯一小时，以为这样就算是在工业文明中实现了生态文明。我们一方面想尽各种办法刺激汽车的消费，以便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又倡导一年搞一个“无车日”，以节约石油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倡导使用电动汽车是否就解决了环境问题呢?当然，电动汽车确实能够使城市的空气污染有所好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没有能量的供给，汽车是不会动的。汽车要能够开走就需要去充电，而电也是要烧油或烧煤才能有的。电动汽车最终也不过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汽车的尾部转移到了发电厂的烟囱而已。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进步观不会容忍城市的晚上漆黑一片，因为那就是落后，是不文明的表现；同样，也不会容忍汽车产业的萧条，因为这将失去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杠杆，并且违背了以挥霍性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工业文明的“幸福观”。因此，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挥霍主义的进步观、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资本逻辑的前提下，要想在工业文明内部完全实现生态文明的发展，那只是一个美丽的梦而已。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生存危机，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无论是商人，还是工厂主，无论是各国总统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过是这种文明模式的“人格化”而已。在这种文明中，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在这种文明的逻辑强制下只能如此去做，我们都不过是这种文明逻辑环节中的某一个节点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倡“停电一小时”、“无车日”和用电动汽车取代传统汽车，这已经是在工业文明的重压下，抵制工业文明逻辑的一个伟大的宣言和勇敢的行动了。在工业文明设定 的藩篱之内，我们不可能每年设定三百个“无车日”，也不可能设定“每天停电一小时”(或者停电更长的时间)，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工业文明所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从根本上违背了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因此，要实现生态文明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仅仅依靠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不够的。只有进行一场文明形态的变革，即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由工业文明造成的这场人类生存危机。
二、寻找时代的精神家园：生态哲学的当代价值
动物的生存都需要有一个“窝”以及一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动物生存繁衍的基地。同样，人的生存也要有个家。这个“家”为人的生命提供了生存的条件。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生存不仅需要一个物质的“家”，而且还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家”。生态哲学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的精神的“家”——精神家园。所谓“精神家园”，就是指人文的思想文化，而哲学和宗教是思想文化的灵魂。因此，哲学(和宗教)就成为人类精神家园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人类的这个精神的“家”凝聚着人们对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注，并给现实中的人提供真、善、美的价值坐标。它对于愚昧的人生起着一种启蒙作用(哲学)，对于罪恶的人生起着一种救赎作用(宗教)。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它们对于人都具有一种“导引人生”的社会功能。
所谓的物质文明就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家园”，所谓精神文明就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精神家园”。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精神文明的“根”，离开“物质的家”，哲学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哲学则是物质文明的核心和灵魂，因此，离开了哲学，物质文明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僵尸”。无论是人类的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属于特定时代的具体的文明形态，没有超时间、超时代的抽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经常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仅仅是指同一个时代的、同一种文明之内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一个时代的物质文明与另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之间不具有相互依存关系。因此，离开了具体时代抽象地谈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它既不能说明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种文明中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不能说明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之间二者相互对立的关系。
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物质文明，也具有不同的精神文明。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性是它的最根本的属性。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黑格尔也认为“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并指出“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是愚蠢的。这些都是对哲学的时代本性的精辟概括。
哲学的时代性包含着以下含义：
第一，任何哲学都是在思想中对时代的把握，或以思想的形式把握到的时代，因而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自己所在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二，任何哲学都是在一定时代产生，并随着这一时代的消亡而被新的哲学所取代。这是哲学史的演变中不可动摇的逻辑。因此“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是愚蠢的。
第三，任何现实的(而不是臆想出来的)哲学都是仅仅属于它所在时代的有个性的“特殊哲学”，而不能成为超越于时代之上的“一般哲学”。超前于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的，落后于时代的哲学是无用的。因此，评价某种哲学的好与坏、有用与无用的尺度，只能是时代的尺度：符合它所处的时代要求的哲学才是好的哲学，才是有用的哲学。不存在超越时代的评价哲学的一般尺度。
既然“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那么，由不同文明构成的不同的时代就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仅仅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工业文明，仅仅是工业文明的“活的灵魂”，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的“精神家园”。这种哲学就是主体性哲学，海德格尔把它叫做“主体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它把人看作主体，看作宇宙中的最高的、永恒在场的具有“唯一性”、“至上性”的实体性存在。作为“万物的尺度”，对自然的完全占有是主体的基本出发点，以自我为中心是主体与自然交往的基本原则。这样，在自然界面前，人成为一个无所不欲的贪婪主体、无所不能的狂妄主体、无所不做的野蛮主体。另一方面，外部自然世界则被看作是人的客体、满足主体需要和欲望的对象、人的“为我之物”。这种自然只有依赖于主体的理性才获得规定，只有依赖于主体的实践才获得存在的可能和价值。这种作为理念产物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然。已经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按照人的文化、实践目的重新安排和梳理过的自然。因此，主体形而上学实际上是只把人的存在看成真实的存在。它所说的物，是进入到主体意识中的物；物只有从主体方面才能得到其规定和评价。离开了主体，外部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可规定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因此，在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观念中，自然世界不是“自在存在”的，而是从主体的存在推论出来的，是根据主体的本性“构造”出来的，因而是依赖主体(人)才能存在的。这样理解的自然就是已经从存在论上被消解了的自然，即丧失了存在论根基的自然。
伴随着工业文明危机的扩展和加深，建立在这种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也必然陷入危机。与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是一种新的哲学——生态哲学。新哲学并不是通过对旧哲学的简单修正建立起来的，只有通过一场哲学观念的根本革命，新哲学才能确立起来。在生态哲学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存在论的关系”，二是“实践论(人本学)的关系”。在实践论(人本学)的关系中，人以外的自然物是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客体，它只有依赖于人的意识才能被规定，只有依赖于人的实践目的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论的关系中则相反：自然界整体是人和一切自然物存在的基础，人和其它自然物都只是这一整体中的普通一员，都依赖于这一整体才能存在。因此，在存在论关系中，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主客体关系。只有在实践论(人本学)关系中才谈得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论关系仅仅存在于人与外部个别自然物之间，因而人只能把人以外的个别自然物作为客体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物”。相反，人始终不能把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界整体”(生态科学把它叫做“生态系统”)作为他改造的客体或对象。因此，所谓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不适用于人与“自然界整体”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界整体之间的关系是只能是“存在论关系”而不能是“实践论”(人本学)的关系。
这样，新哲学就在以下两个方面颠覆了旧哲学：
第一，在对人雷理理解上，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在新哲学看来，人只有相对于自然界中的个别自然存在物来说，才是最高存在，而相对于自然界整体(生态系统)来说，就不能说人是最高存 在，只有自然界整体才能是宇宙的最高存在。在人与自然界整体的关系中，作为这一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的人类，它始终不能决定自然界整体，而被自然界整体所决定。同样，自然界整体的价值要求(对生态平衡的要求)，也必然高于人的价值要求。失去了自然界整体的稳定平衡，人类也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价值——生命价值。新哲学把“人的有限性”的观念视为基本观念，把人的行为置于自然生态整体的约束之下。“人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对于自然界整体来说)应该做的”；“人应该做的，并非是一定能够做成的”。生态哲学对人的这种理解，彻底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以人的“有限性存在”为基点，形成了一种“新人道主义”。在这种新人道主义看来，入只有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实践行为置于自然界整体的制约之下，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与自然的存在和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可持续的生存之道；而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则是人的“走向灭亡之道”。
第二，新哲学一方面要强调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又要强调自然整体(生态系统)的自在性，牢固树立起自然存在论的根基。“自然”概念是同“人工”、“人为”、“属人”、“人化”概念正相反对的。所谓“自然的”，即“自生、自成、自在的”。既然它不是由什么外在的原因产生的结果，因而“自然的”就是“本源的”。与此相反，那种依赖于主体(人)才能存在的所谓“属人自然”、“为我的自然”则是自然的“非存在”，即自然的“无”。“自在性”是自然的基本属性，“自在”是自然概念的基本含义。这种含义正是自然的“存在论”的含义：我们说世界是“存在”的，正是说世界是自然的，即“自生、自成、自在”的，而不是由其它外在原因(上帝或人的行为)创造的，不是依赖人或上帝而“在”的，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本然的)。当生态哲学这样理解自然时，我们才重新确立起自然界的存在论的基础，超越了主体形而上学的“人化自然观”，重新确立起“自在的自然观”。这正是生态哲学首先应该确立起来的基本观念。新哲学并不完全否定人的实践性，但是，它始终把人的实践行为置于自然整体存在论的决定之下。人只能在自然整体的决定下把局部自然物变为“人工之物”、“为我之物”、“属人之物”；人永远不能把自然整体变成人的“为我之物”和“属人之物”。自然界整体的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存在，自然界整体的价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价值。
三、在夹缝中生存：生态哲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什么是“生态哲学”?根据哲学的时代性特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思想核心”或“活的灵魂”，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新形态的哲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的精神家园。
然而，在我国哲学界，生态哲学并没有被看成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哲学，而是被看成“一般哲学原理”在生态研究上的具体应用，被看作是作为“一般哲学”下属的“部门哲学”或哲学的应用学科。这种观点的理论前提，就是必须假定一个超越具体时代的“一般哲学”和“一般哲学原理”的存在，然后才能够运用这个“一般哲学”的“一般原理”去研究生态问题，从而形成一个作为“一般哲学”下属的“部门哲学”的“生态哲学”。在这里，作为“被应用”的“一般哲学原理”是先于作为“部门哲学”的“生态哲学”存在的。那么，这种先于生态哲学的一般哲学原理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只能来源于“前生态文明”的西方传统哲学。这样，这种观点就背离了哲学的时代本性，承诺了一种能够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超时间、超历史、超时代的“一般哲学”和“一般哲学原理”的存在，企图用旧时代哲学来处理我们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也就是用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来解释生态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这种理解，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人本主义哲学提供的哲学观念，也就是适合于我们时代的“一般哲学”的观念(原理)；而所谓生态哲学，就是用这个“一般哲学”提供的“一般原理”去解释具体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哲学。这种作为“部门哲学”的生态哲学，很显然不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因而也就只能适用于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而不能适用于对生产、消费、政治、经济、发展、伦理等方面的研究。这种企图用旧时代的旧哲学去解释新时代的新文明的做法。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哲学的时代本性，取消了进行“哲学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按照这种理解，只要不断地在旧哲学的下边增加新的下属的“部门哲学”就完事大吉了。
实际上，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发展观和伦理观，要想建立一种作为“部门哲学”的“生态哲学”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一旦我们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用适合于新时代的新观念去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时，这种新的哲学观念就不再是“一般哲学原理”的具体应用，这种新哲学也不再是“一般哲学”下属的“部门哲学”了。不颠覆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就不能形成作为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生态哲学。很显然，如果我们仍然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主客体关系，仍然按照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哲学、主体形而上学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西方传统哲学的陈旧的哲学观念就会在“生态哲学”的研究中“借尸还魂”，哲学观念的变革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哲学的时代本性也就这样被人们从哲学的词典中删除了。
解决生态哲学的理论性质和在哲学中的地位问题，是当前进行生态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我们的哲学研究，仍然屈从于西方近代的学科分类，把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等看作是“一般哲学”的下属学科，而生态哲学则只能在作为“一般哲学”下属学科的“科学哲学”之下，作为科学哲学的下属学科找到存身之处。生态哲学在整个的哲学研究中只不过是若干细小学科分类中的一个更加细小的学科而已。也正因为如此，生态哲学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国开始以来，在哲学研究中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遭到某些搞所谓“纯哲学”的人们的歧视。一些人或者不承认“生态哲学”是哲学，或者把生态哲学仅仅看成是在众多哲学学科的夹缝中苟延残喘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学科。在这种状况下，生态哲学即使借助上帝之手也难于生存和发展。
把生态哲学理解为“一般哲学原理”在研究生态问题时的具体运用，理解为一般哲学的下属学科的观点，是把“生态”概念理解为“生态哲学”的对象了。在这种观点看来，生态哲学就是以生态问题为对象的“哲学”。这种哲学仅仅适用于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而不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只有把“生态”概念理解为“生态哲学”的理论性质，才能把生态哲学从西方近代传统的学科分类中解放出来。生态哲学不是专门以生态问题为对象的哲学。这里的“生态”概念不是表示生态哲学的“对象”，而是表示生态哲学的“理论性质”，即生态哲学是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为基础和核心而构建的新哲学。这样理解的“生态哲学”，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世界观，是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一种新形态的哲学，而不再是“一般哲学”下属的哲学学科。
在生态文明时代，已经不能容忍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思想统治了，只有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这种新的哲学才能确立起来。这种新哲学的建立，不是一个或几个人能够完成的任务，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进行的生态哲学研究还仅仅是初步的探索。其实，生态哲学的研究，在西方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那里已经开始：尼采的“上帝之死”所说的是“形而上学终结了”，“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福柯的“主体之死”可以看作是在尼采之后坚决反对理性主义和人类学主体主义的宣言；而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批判，对技术本质的新的解释，也为新时代的新哲学做出了贡献。虽然他们没有为新哲学(生态哲学)提供任何与生态文明相关的理论原则，但是，从他们开始的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其中就暗含着对新哲学的期待，并为新哲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因而为新哲学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因此，西方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可以看成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哲学(生态哲学)的理论前提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工业文明的危机要求一种新哲学——生态哲学。然而，这一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一谈哲学，人们想到的就是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人们把西方传统哲学当作哲学的模板(一般哲学)，仍然用这种哲学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理解当代的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生态哲学提出的任何新的哲学观念都几乎遭到了传统哲学的激烈反对。人们沉浸在对哲学史资料的解释之中，而无暇考虑一下新时代所出现的新问题。这种对待哲学的态度，不仅违背了哲学的时代本性，也严重影响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