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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两会”吗？
那么，古代中国又是如何表达民意、上交“提案”的呢？
古代“两会”是什么样的会议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但从议事形式来讲，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有着本质的区别。
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天下”，皇帝虽自称天子，其实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朝参”又叫“朝会”，集议也称“议会”———这便是中国古代的“两会”制度。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见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会”。
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委办主官，所谓“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
“朝参”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有点类似解放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到唐代，“朝参”变成了“常参”，每日或隔日举行，成了制度化。
“集议”则由“三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
古代“两会”代表都是些什么人
“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天“人大”代表都是选举出来的不同，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没有普通群众。
那么，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
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大臣才有资格，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
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
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也属“公务员”群体的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
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因为是相当于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
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要求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稀泥、当会油子，只会摁表决器和鼓掌的不行。
古代“两会”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代表们”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
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相当于副总理）桑弘羊为首的京官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会议由丞相田千秋主持，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
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
“提案”影响力与皇帝的好恶
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
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
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可说是古代中国的“政协委员”。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政协委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
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不想听时便会“拒谏”。遇到开明的皇帝，谏官便很受用。唐太宗是个开明皇帝，也造就了魏征的“千古名谏”。如遇到隋炀帝，谏官就没有好日子过，他最后将谏官全部废除。当然，听不进“民意”的隋炀帝结局很惨。
白居易当“政协委员”最窝囊
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
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贬为长沙王的太傅。
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政协委员”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处级干部”。
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唐宪宗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皇帝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
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见、反对给他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
（摘自《羊城晚报》）
那么，古代中国又是如何表达民意、上交“提案”的呢？
古代“两会”是什么样的会议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但从议事形式来讲，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有着本质的区别。
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天下”，皇帝虽自称天子，其实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朝参”又叫“朝会”，集议也称“议会”———这便是中国古代的“两会”制度。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见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会”。
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委办主官，所谓“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
“朝参”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有点类似解放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到唐代，“朝参”变成了“常参”，每日或隔日举行，成了制度化。
“集议”则由“三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
古代“两会”代表都是些什么人
“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天“人大”代表都是选举出来的不同，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没有普通群众。
那么，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
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大臣才有资格，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
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
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也属“公务员”群体的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
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因为是相当于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
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要求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稀泥、当会油子，只会摁表决器和鼓掌的不行。
古代“两会”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代表们”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
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相当于副总理）桑弘羊为首的京官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会议由丞相田千秋主持，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
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
“提案”影响力与皇帝的好恶
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
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
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可说是古代中国的“政协委员”。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政协委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
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不想听时便会“拒谏”。遇到开明的皇帝，谏官便很受用。唐太宗是个开明皇帝，也造就了魏征的“千古名谏”。如遇到隋炀帝，谏官就没有好日子过，他最后将谏官全部废除。当然，听不进“民意”的隋炀帝结局很惨。
白居易当“政协委员”最窝囊
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
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贬为长沙王的太傅。
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政协委员”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处级干部”。
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唐宪宗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皇帝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
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见、反对给他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