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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在认识和分析国际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论与他们分析其他问题所使用的方法论既有共同之处，又别具特色。这主要包括：从整体全局角度出发，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问题：运用比较的方法，注重对国际问题的具体分析；运用历史的方法，从历史出发把握国际问题的现状和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国际问题 方法论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043－04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问题的大量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局势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结论已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套用，但是，他们认识和分析国际问题所运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研究国际问题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从整体全局角度出发，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问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全世界逐渐成为一个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整体。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里程碑，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各自的国界，在全世界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时代。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有详尽深入的研究，对其国内的后果有足够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敏锐地注意到了它们的国际反响、它们的全球政治意义，而不是局限于英法革命本身来衡量它们的得失。马克思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只是英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某一个国家中某一个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而是宣告了一个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诞生。马克思把这两次革命提到历史时代的高度来加以评价：“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马克思在论述1848年革命期间某些重要国家革命运动的成败时，也是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把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称之为“欧洲悲剧”的第一幕，把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失败称为第二幕，而把普鲁士十二月政变称为这个悲剧的第三幕。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某些重要国家革命的成败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革命的兴衰。马克思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等文章中，一再回顾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失败，把它看作是整个欧洲革命和反革命围绕着旋转的轴心。他说：“离开六月革命，就是向要波及全欧洲的反革命的顶点靠近。回到六月革命去——这才是欧洲革命的真正开端。”他深刻地指出，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失败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法国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失败，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引起了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失败，并使那些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各被压迫民族重新遭到奴役。
马克思不仅看到欧洲发达国家之间革命运动的相互影响，而且还把眼光越出欧洲的范围，看到发达国家或殖民地宗主国和亚洲殖民地国家之间的革命也是互相促进的。马克思在分析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中国的事变将缩小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从而加速英国工业危机的到来。他认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在考察“泛斯拉夫主义”这一国际思潮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同当时沙皇俄国称霸欧洲的整个扩张战略联系起来。他们指出，在“泛斯拉夫主义”的背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当时的沙俄公开宣称，亚历山大二世要亲自领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并且将把当时全俄罗斯皇帝的称号改为全体斯拉夫人皇帝的称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样一来“泛斯拉夫主义”就从一种被压迫者虚幻的信条变成了沙皇俄国扩张的政治纲领，成了它称霸欧洲的宣战书。这样，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斗争就有了在欧洲范围内反对侵略扩张斗争的意义。这一斗争不仅关系到斯拉夫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欧洲各国反封建专制的革命的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从全局高度出发，从把握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认识问题的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当前的国际问题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国际事件单独来看似乎无足轻重，但一放到国际战略的全局中去分析，就显示出非同小可的份量来了；也有些国际现象表面看来影响很大，但从全球战略高度来加以权衡，就会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别的事务的发展。因此，只有把握住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看到国际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才能准确地判断国际政治斗争中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了解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估计事件的发展趋势，从而制订出正确的外交战略和策略。
二、运用比较的方法，注重对国际问题的具体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析为我们在这方面树立了典范。同样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性质。例如，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命》、《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等文章中，揭示了德国三月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他认为，德国三月革命虽然在形式上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与早期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单独利益、成为单独的阶级，在他们起来反对封建阶级的地方，他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且这两次革命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并且建立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政治制度。而德国的三月革命则不一样。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不想通过革命而是想通过同王权达成和平协议的办法来取得政权。当时，无产阶级已经觉悟。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不惜向封建阶级作妥协，而把地主官僚国家稍加改头换面保存下来。三月革命也绝不是什么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音，它不仅没有超出自己的时代，反而比自己所处的时代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它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它“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的三月革命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正是在通过把它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加以具体比较分析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因此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1853－1858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论。这场战争主要是由于沙皇俄国在争霸欧洲乃至世界的道路上想鲸吞土耳其，同英法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而引起的。因此，从总体性质上看，它无疑是欧洲列强之间一场争夺势力范围的不义战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没有就此结束，而是通过深入地分析参战国的主观动机和客观作用，分析战争各阶段的性质的转化，来把握这场战争的特殊性质及其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恩格斯首先指出，俄国征服土耳其决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领土之争，它只是“吞并匈牙利、普鲁士、加里西亚和最终建立一个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换言之，沙俄侵略土耳其的长远战略目标是要称霸欧洲。英法尽管竭力宣传其参战的“正当理由”，但是它们实际的参战目的完全是为了防止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另一个大国的侵害，实现自己对土耳其的野心。因此，从主观上讲，沙俄和英法参战的目的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主观上反动的在对外政策上能够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英法反对俄国鲸吞土耳其的战争有着一个为当事人始料所不及的客观后果，那就是它同欧洲民主革命派防止俄国利用泛斯拉夫主义把专制政权推向整个欧洲的努力是一致的。当时的沙俄仍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它一直积极鼓吹在欧洲各地恢复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并有一贯向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传统。而英法等列强毕竟已经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以历史的眼光看，它们比沙俄要进步。因此，如果让沙俄的野心得逞，不仅欧洲各国人民要遭受奴役，而且也将直接打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所以，恩格斯指出，“俄国如果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可能崩溃的时候维护土耳其的独立或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都。如果情况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
正是在对克里米亚参战各方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确定了革命民主派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一是努力从土耳其的压迫下解放被压迫人民，但不能让俄国人或其代理人取代土耳其人成为压迫者，不能把革命的命运寄托在另外一个更凶恶的敌人身上。二是应该在土耳其集中打击沙俄的反动势力，使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土耳其的民族独立，也是为了防止俄国将封建专制制度扩展到整个欧洲。在这一方面，英法同俄国的交战客观上有利于欧洲革命民主力量。因此，应当敦促并支持英法对俄国的进攻采取真正的回击。三是土耳其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因此，应当努力把列强之间的战争变成欧洲革命的先声，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促进革命胜利的目的。
当前，国际上有各种名目繁多的革命运动，不少国家战事不断，不同性质的冲突往往涉及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超级大国的扩张行径更是威胁到世界和平。我们应当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在分析一场革命时首先把握谁是发动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从而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分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确立自己的立场。在对战争，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分析的时候，也不应当对参战各方等量齐观、简单划一，而要具体剖析参战各方的动机和后果是否客观上有利于打击主要敌人，有利于促进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在分析国别或地区性冲突时，也应努力进行深入的、由表及里的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进行上述这些具体分析时，比较对照的方法往往有助于事件性质的确定。
三、运用历史的方法，从历史出发把握国际问题的现状和意义
历史的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泛斯拉夫主义”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论。他们从分析泛斯拉夫主义产生的历史着手，层层揭示它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泛斯拉夫主义最初是以文艺形式出现的，产生于奥地利。它的创始人主要通过一些文艺作品来表达自己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现在所受到的耻辱、不幸和异族压迫的不满，并不具有特别重大的含义。因此，恩格斯认为，关于建立一个迫使欧洲遵守它的泛斯拉夫帝国的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还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表露”。“只要泛斯拉夫主义一直是纯粹奥地利的运动，那末它不会有很大的危险性。”但不幸的是，泛斯拉夫主义很快就被长期觊觎欧洲霸主地位的俄国利用了。当泛斯拉夫主义刚刚在奥地利生根的时候，俄国立即把它的谍报机关的分支伸展到自己的邻国，派人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将各地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伟大的斯拉夫帝国。并由俄国充当这个帝国的“天然盟主”。这样一来，泛斯拉夫主义的性质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它从一种虚幻地寻求民族解放的思想意识成为沙皇俄国在欧洲建立霸权的理论依据和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泛斯拉夫主义鼓吹者们既然心甘情愿地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投人另一个更残暴、更专制的压迫者的怀抱，就没有什么反压迫可言。而且，他们以幻想中的民族来代替生活中的现实，宣传一切有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都应独立，是对历史的嘲弄，是一场“力图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化为乌有的运动”。
这样，通过对泛斯拉夫主义历史演变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泛斯拉夫主义怎样从虚幻地寻求民族解放到陷入俄国人设下的陷阱，成为一种作用极其恶劣的反动思潮这样一种过程。
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认识也是站在历史高度上进行的。他首先指出，英国的殖民活动主要是通过暴力的形式来进行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给印度人民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灾难。他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廉价的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并没有满足于对殖民主义一般罪恶的揭露上，而是进一步以科学的态度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地位。马克思认为，殖民主义促进了被殖民国家“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殖民活动所引起的市场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导致了工场手工业代替落后的简单分工，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它消除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状态，代之以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依赖，并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马克思还认为，殖民主义也促进了殖民地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以印度为例，他指出，印度古老的农村公社制度“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而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这些“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他写道，“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具体列举了英国殖民主义活动在印度造成的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后果。但是他接着指出，所有这些进步都不是殖民主义者的主观愿望。他们的本意只是要在殖民地最大限度地掠夺财富，开辟原料基地，建立市场，而不是帮助殖民地人民实现社会进步。因此，殖民主义者引进殖民地的新生产力在宗主国的残酷压榨下是不会用来为殖民地人民造福的。“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只是为新世界的到来“创造物质前提”。
给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殖民主义的历史地位。这种善于同时抓住一种历史现象中两个矛盾而又并存的因素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也是我们研究重大国际问题时应当力求掌握的方法论。
从历史出发来把握国际政治的现状，不以主观的感情好恶代替历史的、客观的分析，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考察所启迪于我们的。
[责任编辑：文 慧]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国际问题 方法论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043－04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问题的大量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局势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结论已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套用，但是，他们认识和分析国际问题所运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研究国际问题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从整体全局角度出发，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问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全世界逐渐成为一个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整体。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里程碑，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各自的国界，在全世界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时代。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有详尽深入的研究，对其国内的后果有足够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敏锐地注意到了它们的国际反响、它们的全球政治意义，而不是局限于英法革命本身来衡量它们的得失。马克思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只是英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某一个国家中某一个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而是宣告了一个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诞生。马克思把这两次革命提到历史时代的高度来加以评价：“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马克思在论述1848年革命期间某些重要国家革命运动的成败时，也是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把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称之为“欧洲悲剧”的第一幕，把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失败称为第二幕，而把普鲁士十二月政变称为这个悲剧的第三幕。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某些重要国家革命的成败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革命的兴衰。马克思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等文章中，一再回顾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失败，把它看作是整个欧洲革命和反革命围绕着旋转的轴心。他说：“离开六月革命，就是向要波及全欧洲的反革命的顶点靠近。回到六月革命去——这才是欧洲革命的真正开端。”他深刻地指出，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失败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法国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失败，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引起了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失败，并使那些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各被压迫民族重新遭到奴役。
马克思不仅看到欧洲发达国家之间革命运动的相互影响，而且还把眼光越出欧洲的范围，看到发达国家或殖民地宗主国和亚洲殖民地国家之间的革命也是互相促进的。马克思在分析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中国的事变将缩小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从而加速英国工业危机的到来。他认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在考察“泛斯拉夫主义”这一国际思潮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同当时沙皇俄国称霸欧洲的整个扩张战略联系起来。他们指出，在“泛斯拉夫主义”的背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当时的沙俄公开宣称，亚历山大二世要亲自领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并且将把当时全俄罗斯皇帝的称号改为全体斯拉夫人皇帝的称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样一来“泛斯拉夫主义”就从一种被压迫者虚幻的信条变成了沙皇俄国扩张的政治纲领，成了它称霸欧洲的宣战书。这样，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斗争就有了在欧洲范围内反对侵略扩张斗争的意义。这一斗争不仅关系到斯拉夫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欧洲各国反封建专制的革命的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从全局高度出发，从把握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认识问题的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当前的国际问题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国际事件单独来看似乎无足轻重，但一放到国际战略的全局中去分析，就显示出非同小可的份量来了；也有些国际现象表面看来影响很大，但从全球战略高度来加以权衡，就会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别的事务的发展。因此，只有把握住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看到国际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才能准确地判断国际政治斗争中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了解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估计事件的发展趋势，从而制订出正确的外交战略和策略。
二、运用比较的方法，注重对国际问题的具体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析为我们在这方面树立了典范。同样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性质。例如，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命》、《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等文章中，揭示了德国三月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他认为，德国三月革命虽然在形式上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与早期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单独利益、成为单独的阶级，在他们起来反对封建阶级的地方，他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且这两次革命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并且建立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政治制度。而德国的三月革命则不一样。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不想通过革命而是想通过同王权达成和平协议的办法来取得政权。当时，无产阶级已经觉悟。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不惜向封建阶级作妥协，而把地主官僚国家稍加改头换面保存下来。三月革命也绝不是什么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音，它不仅没有超出自己的时代，反而比自己所处的时代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它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它“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的三月革命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正是在通过把它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加以具体比较分析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因此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1853－1858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论。这场战争主要是由于沙皇俄国在争霸欧洲乃至世界的道路上想鲸吞土耳其，同英法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而引起的。因此，从总体性质上看，它无疑是欧洲列强之间一场争夺势力范围的不义战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没有就此结束，而是通过深入地分析参战国的主观动机和客观作用，分析战争各阶段的性质的转化，来把握这场战争的特殊性质及其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恩格斯首先指出，俄国征服土耳其决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领土之争，它只是“吞并匈牙利、普鲁士、加里西亚和最终建立一个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换言之，沙俄侵略土耳其的长远战略目标是要称霸欧洲。英法尽管竭力宣传其参战的“正当理由”，但是它们实际的参战目的完全是为了防止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另一个大国的侵害，实现自己对土耳其的野心。因此，从主观上讲，沙俄和英法参战的目的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主观上反动的在对外政策上能够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英法反对俄国鲸吞土耳其的战争有着一个为当事人始料所不及的客观后果，那就是它同欧洲民主革命派防止俄国利用泛斯拉夫主义把专制政权推向整个欧洲的努力是一致的。当时的沙俄仍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它一直积极鼓吹在欧洲各地恢复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并有一贯向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传统。而英法等列强毕竟已经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以历史的眼光看，它们比沙俄要进步。因此，如果让沙俄的野心得逞，不仅欧洲各国人民要遭受奴役，而且也将直接打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所以，恩格斯指出，“俄国如果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可能崩溃的时候维护土耳其的独立或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都。如果情况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
正是在对克里米亚参战各方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确定了革命民主派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一是努力从土耳其的压迫下解放被压迫人民，但不能让俄国人或其代理人取代土耳其人成为压迫者，不能把革命的命运寄托在另外一个更凶恶的敌人身上。二是应该在土耳其集中打击沙俄的反动势力，使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土耳其的民族独立，也是为了防止俄国将封建专制制度扩展到整个欧洲。在这一方面，英法同俄国的交战客观上有利于欧洲革命民主力量。因此，应当敦促并支持英法对俄国的进攻采取真正的回击。三是土耳其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因此，应当努力把列强之间的战争变成欧洲革命的先声，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促进革命胜利的目的。
当前，国际上有各种名目繁多的革命运动，不少国家战事不断，不同性质的冲突往往涉及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超级大国的扩张行径更是威胁到世界和平。我们应当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在分析一场革命时首先把握谁是发动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从而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分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确立自己的立场。在对战争，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分析的时候，也不应当对参战各方等量齐观、简单划一，而要具体剖析参战各方的动机和后果是否客观上有利于打击主要敌人，有利于促进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在分析国别或地区性冲突时，也应努力进行深入的、由表及里的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进行上述这些具体分析时，比较对照的方法往往有助于事件性质的确定。
三、运用历史的方法，从历史出发把握国际问题的现状和意义
历史的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泛斯拉夫主义”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论。他们从分析泛斯拉夫主义产生的历史着手，层层揭示它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泛斯拉夫主义最初是以文艺形式出现的，产生于奥地利。它的创始人主要通过一些文艺作品来表达自己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现在所受到的耻辱、不幸和异族压迫的不满，并不具有特别重大的含义。因此，恩格斯认为，关于建立一个迫使欧洲遵守它的泛斯拉夫帝国的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还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表露”。“只要泛斯拉夫主义一直是纯粹奥地利的运动，那末它不会有很大的危险性。”但不幸的是，泛斯拉夫主义很快就被长期觊觎欧洲霸主地位的俄国利用了。当泛斯拉夫主义刚刚在奥地利生根的时候，俄国立即把它的谍报机关的分支伸展到自己的邻国，派人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将各地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伟大的斯拉夫帝国。并由俄国充当这个帝国的“天然盟主”。这样一来，泛斯拉夫主义的性质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它从一种虚幻地寻求民族解放的思想意识成为沙皇俄国在欧洲建立霸权的理论依据和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泛斯拉夫主义鼓吹者们既然心甘情愿地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投人另一个更残暴、更专制的压迫者的怀抱，就没有什么反压迫可言。而且，他们以幻想中的民族来代替生活中的现实，宣传一切有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都应独立，是对历史的嘲弄，是一场“力图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化为乌有的运动”。
这样，通过对泛斯拉夫主义历史演变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泛斯拉夫主义怎样从虚幻地寻求民族解放到陷入俄国人设下的陷阱，成为一种作用极其恶劣的反动思潮这样一种过程。
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认识也是站在历史高度上进行的。他首先指出，英国的殖民活动主要是通过暴力的形式来进行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给印度人民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灾难。他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廉价的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并没有满足于对殖民主义一般罪恶的揭露上，而是进一步以科学的态度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地位。马克思认为，殖民主义促进了被殖民国家“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殖民活动所引起的市场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导致了工场手工业代替落后的简单分工，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它消除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状态，代之以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依赖，并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马克思还认为，殖民主义也促进了殖民地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以印度为例，他指出，印度古老的农村公社制度“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而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这些“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他写道，“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具体列举了英国殖民主义活动在印度造成的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后果。但是他接着指出，所有这些进步都不是殖民主义者的主观愿望。他们的本意只是要在殖民地最大限度地掠夺财富，开辟原料基地，建立市场，而不是帮助殖民地人民实现社会进步。因此，殖民主义者引进殖民地的新生产力在宗主国的残酷压榨下是不会用来为殖民地人民造福的。“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只是为新世界的到来“创造物质前提”。
给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殖民主义的历史地位。这种善于同时抓住一种历史现象中两个矛盾而又并存的因素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也是我们研究重大国际问题时应当力求掌握的方法论。
从历史出发来把握国际政治的现状，不以主观的感情好恶代替历史的、客观的分析，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考察所启迪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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