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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舆论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安全的舆论形态，是国家安全在舆论领域的体现。从这一角度对苏联演变的原因进行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苏联国家舆论的传播失效、引导失灵及自我更新失当，使解体前夕苏联国家舆论的各种功能紊乱，舆论安全出现严重危机。这一切最终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动荡，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
[关键词]舆论安全 苏联 演变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168—04
舆论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舆论形态，是国家安全在舆论领域的体现。具体而言，舆论安全是指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免受威胁和危害，国家舆论在维护政治统治、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状态。这其中，国家舆论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构以宣传、会议、文件等形式，对涉及本阶级利益的公共事务表达出来的阶级信念和态度。
舆论安全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到底有多重要?苏联演变的悲剧无疑对此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在这个活生生的实例面前，所有的理论推断都是苍白无力的。毋庸置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苏联演变与本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因素都有莫大的关系。对此，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也要看到，尽管许多学者也将舆论因素纳入到苏联演变原因的研究之中，但是由于对舆论安全问题研究的不足，目前来看还没有学者从舆论安全角度对苏联演变进行解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里，笔者尝试从苏联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三个方面，具体分析苏联解体前夕的舆论安全状况及其对于苏联演变的影响。
一、传播失效
衡量国家舆论传播的有效性有两项指标：一是国家舆论经过特定渠道传播后，要能够覆盖目标受众；二是受众对国家舆论表示认同，并作出国家舆论期待的反应。前者反映的是国家舆论传播的能力，后者反映的是国家舆论传播的效果。考察苏联国家舆论的传播安全，也需要结合这两项指标作具体分析。
从第一项指标来看，苏联时期国家舆论传播的能力不可谓不强大。据统计，至1984年，苏联共有杂志5231种、报纸8327种。由于有行政指令的保护，当时的报刊订数，特别是中央报刊的订数非常可观，如《消息报》640万份、《真理报》104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1130万份。同时，苏联的广播电视普及率也已达到一定的高度。至1984年，苏联共有电视发射中心126座(其中100座为彩色发射台)，电视机8500万台(其中1500万台为彩色电视机)。全苏广播电台的广播已经覆盖了整个俄罗斯疆土，电视的覆盖率已达苏联居民的93％。可以说，当时的苏联已经建成一个庞大的现代化传媒系统。《真理报》等中央大报的当日版在苏联最偏僻的地区都能买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整个国家的出版宣传机器运转得多么有力。因此，从第一项指标看，苏联国家舆论传播必需的物质基础是非常坚实的，覆盖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但是从第二项指标看，苏联国家舆论传播的效果却很不理想。苏联时期，新闻事业被当作苏联共产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因此它首先要解决群众思想方面的问题。在苏联，新闻媒体的任务是成为对发达社会主义各方面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成为党和国家领导社会团体的社会政治工具，成为苏联人民得到政治消息的工具。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苏联时期的传媒高度政治化，无论报刊杂志、电影电视，全部旨在“宣传马列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传达党的代表大会精神、宣扬苏联人民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应该说，这些内容是苏联国家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通过各类媒体进行持久、广泛的宣传。同时，突出强调媒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脱离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定性而片面强调新闻媒体的工具性，显然是有违新闻传播规律和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也是一种无视群众信息需求的表现。这不仅难以实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反而会激起舆论反弹，引发群众不满，进而受到群众的排斥甚至抵制。苏联时期，许多苏联群众在通过合法渠道无法满足信息需求的情况下，转而诉诸美国之音、BBC等渠道和各种“非法出版物”；各类报刊在“公开性”大幕拉开之后，争相披露各类被禁止的内容，引发群众抢购，致使报刊征订额激增。这些事实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国家舆论传播的效力何其低下。另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事实是，在宣布取缔苏联共产党时，有迄今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党组织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一句话，尽管常年受到国家舆论不厌其烦的灌输和熏陶，但是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最终还是平静地(甚至是麻木地)接受了苏共这个拥有2000万党员、执政74年的大党的灭亡，同时也接受了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由此可见，苏联国家舆论虽然基本覆盖了目标受众，但却因为其传播效果不佳，使其与受众的良性互动大打折扣。国家舆论传播失效对苏联的舆论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不断激化，这种威胁又逐渐转变为受众对国家舆论的信任危机，成为苏联舆论安全失守的重要表现。
二、引导失灵
引导其他类型的舆论，是国家舆论发挥自身作用的主要方式。国家舆论之所以能够对其他舆论发挥统摄和调节作用，是因为国家舆论是一种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自觉舆论，处于整个社会舆论结构的最上层，对中下层舆论具有强大的势能和压力。但是，这种势能和压力也会经常受到其他舆论的挑战。如果国家舆论对这种挑战处理不及时或者措施不得力，各类舆论就会如脱缰的野马，冲击国家舆论，消解国家舆论的社会控制能力，进而引发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事实表明，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舆论的引导能力几近衰竭，已经难以发挥引导作用。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各种负面舆论的恣意冲击，使国家舆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损失殆尽。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谓的“公开性”，再加上所谓的“民主化”，成为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闸门一旦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这一切，与多年以来国家舆论传播的基调和内容大相径庭，国家舆论面临着种种负面舆论的猛烈攻击。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 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视作真理之后，执政党的威信降到了零点。苏联共产党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最终，国家舆论被各种自由放任的负面舆论裹挟在漩涡当中，日渐式微，声名扫地，已经根本无力发挥对其他舆论的引导职能。
2.苏共主动放弃了对媒体的领导权，最终丢失了必需的舆论引导阵地。
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放开对传媒的控制，大众传媒理论上还属于党和国家政府所有，但一大批国家级的报刊传媒已经转为自负盈亏的总编辑负责制机构，支配权逐渐被当时的主编和资深记者所控制。与此同时，《新闻出版法》的推出，使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的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它们不仅不再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错误的立场，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例如，《真理报》有一段时期迎合了“激进派”的需要；《消息报》和中央电视台则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言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工本办起自己的报刊。1989年后，许多政党和群众团体的大小报纸和宗教刊物问世，它们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苏联国家舆论的消解和围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就此指出：“在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自己的媒体不替自己说话，别人的媒体又不断恶语中伤。此时的苏联国家舆论猛遭敌方炮火攻击，却因为丢失了自己的阵地而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动挨打。
3.戈尔巴乔夫等人不仅放弃了舆论引导，反而将国家舆论引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方向。
苏联舆论界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否定历史开始的。本来，反思过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是正确的。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在发出“不留有空白点”的号召后，对舆论不加引导，反思过去就变成了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就的全部现实；批判斯大林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就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学者深刻地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更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姑息、纵容、支持、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放手让资产阶级思想、价值观、人生观完全占领报刊、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所有阵地。雷日科夫则更为严厉地指出，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戈尔巴乔夫等人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事实证明，正是苏共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这种错误态度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事业的迅速溃败。
三、自我更新失当
国家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完善。如果国家舆论丧失了自我更新能力，就会变得僵化、落伍，与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形成隔膜，与各类舆论包括国际舆论发生激烈冲突，甚至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束缚。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过度集权，即由党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甚至总书记一个人代表、代替广大人民群众掌权。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领袖言论成为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体制，无视社会舆论自下而上的反馈功能和监督作用，盲目强调社会舆论与国家舆论的一致性，极度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尽管国家舆论可以依靠国家机器采取强行灌输、封锁围堵等强力措施，迫使其他舆论就范，但是这种就范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不可能受到真正拥护。前文所述的苏联民众对国家舆论的拒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舆论领域令人窒息的一言堂，使社会舆论无法发挥对国家舆论的能动作用，苏联国家舆论失去了通过社会舆论反馈进行自我检视的机会，也失去了借助社会舆论监督进行自我更新的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客观上对于检验、校正国家舆论，增强国家舆论的自我更新能力是有利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头三年的实践说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开性的口号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有积极意义，曾给死气沉沉的苏联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没有政治界线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推行，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严重失控，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代替。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说：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站不住脚的”；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在苏联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退到哪里，自然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因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在“一个70多年来自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几乎占领了新闻出版、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一切思想阵地，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触目惊心的一页”。十多年后，雷日科夫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迫切需要进行更新的苏联国家舆论，不仅没有通过调整、完善变得更加符合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反倒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根本，转而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左右。原本封闭、僵化的国家舆论虽然面貌不佳、作用有限，但毕竟还是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现在却掉头转向，引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走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方向，不能不让人嘘唏不已。
总的来说，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舆论的各种功能已经紊乱，舆论安全已经出现严重危机。在苏联这样一个群众接受多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国家里，明火执仗地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必然会遭到群众的抵制和反对。但是，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隐藏在舆论背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西方国家的舆论渗透，戈尔巴乔夫们的舆论误导，充分利用了舆论的特殊作用和巨大威力。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大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点一滴、不动生色的蚕食，掏空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淘干了苏联国家舆论机体的血液，最终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动荡，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
[责任编辑：文慧]
[关键词]舆论安全 苏联 演变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168—04
舆论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舆论形态，是国家安全在舆论领域的体现。具体而言，舆论安全是指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免受威胁和危害，国家舆论在维护政治统治、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状态。这其中，国家舆论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构以宣传、会议、文件等形式，对涉及本阶级利益的公共事务表达出来的阶级信念和态度。
舆论安全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到底有多重要?苏联演变的悲剧无疑对此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在这个活生生的实例面前，所有的理论推断都是苍白无力的。毋庸置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苏联演变与本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因素都有莫大的关系。对此，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也要看到，尽管许多学者也将舆论因素纳入到苏联演变原因的研究之中，但是由于对舆论安全问题研究的不足，目前来看还没有学者从舆论安全角度对苏联演变进行解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里，笔者尝试从苏联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三个方面，具体分析苏联解体前夕的舆论安全状况及其对于苏联演变的影响。
一、传播失效
衡量国家舆论传播的有效性有两项指标：一是国家舆论经过特定渠道传播后，要能够覆盖目标受众；二是受众对国家舆论表示认同，并作出国家舆论期待的反应。前者反映的是国家舆论传播的能力，后者反映的是国家舆论传播的效果。考察苏联国家舆论的传播安全，也需要结合这两项指标作具体分析。
从第一项指标来看，苏联时期国家舆论传播的能力不可谓不强大。据统计，至1984年，苏联共有杂志5231种、报纸8327种。由于有行政指令的保护，当时的报刊订数，特别是中央报刊的订数非常可观，如《消息报》640万份、《真理报》104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1130万份。同时，苏联的广播电视普及率也已达到一定的高度。至1984年，苏联共有电视发射中心126座(其中100座为彩色发射台)，电视机8500万台(其中1500万台为彩色电视机)。全苏广播电台的广播已经覆盖了整个俄罗斯疆土，电视的覆盖率已达苏联居民的93％。可以说，当时的苏联已经建成一个庞大的现代化传媒系统。《真理报》等中央大报的当日版在苏联最偏僻的地区都能买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整个国家的出版宣传机器运转得多么有力。因此，从第一项指标看，苏联国家舆论传播必需的物质基础是非常坚实的，覆盖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但是从第二项指标看，苏联国家舆论传播的效果却很不理想。苏联时期，新闻事业被当作苏联共产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因此它首先要解决群众思想方面的问题。在苏联，新闻媒体的任务是成为对发达社会主义各方面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成为党和国家领导社会团体的社会政治工具，成为苏联人民得到政治消息的工具。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苏联时期的传媒高度政治化，无论报刊杂志、电影电视，全部旨在“宣传马列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传达党的代表大会精神、宣扬苏联人民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应该说，这些内容是苏联国家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通过各类媒体进行持久、广泛的宣传。同时，突出强调媒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脱离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定性而片面强调新闻媒体的工具性，显然是有违新闻传播规律和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也是一种无视群众信息需求的表现。这不仅难以实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反而会激起舆论反弹，引发群众不满，进而受到群众的排斥甚至抵制。苏联时期，许多苏联群众在通过合法渠道无法满足信息需求的情况下，转而诉诸美国之音、BBC等渠道和各种“非法出版物”；各类报刊在“公开性”大幕拉开之后，争相披露各类被禁止的内容，引发群众抢购，致使报刊征订额激增。这些事实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国家舆论传播的效力何其低下。另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事实是，在宣布取缔苏联共产党时，有迄今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党组织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一句话，尽管常年受到国家舆论不厌其烦的灌输和熏陶，但是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最终还是平静地(甚至是麻木地)接受了苏共这个拥有2000万党员、执政74年的大党的灭亡，同时也接受了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由此可见，苏联国家舆论虽然基本覆盖了目标受众，但却因为其传播效果不佳，使其与受众的良性互动大打折扣。国家舆论传播失效对苏联的舆论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不断激化，这种威胁又逐渐转变为受众对国家舆论的信任危机，成为苏联舆论安全失守的重要表现。
二、引导失灵
引导其他类型的舆论，是国家舆论发挥自身作用的主要方式。国家舆论之所以能够对其他舆论发挥统摄和调节作用，是因为国家舆论是一种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自觉舆论，处于整个社会舆论结构的最上层，对中下层舆论具有强大的势能和压力。但是，这种势能和压力也会经常受到其他舆论的挑战。如果国家舆论对这种挑战处理不及时或者措施不得力，各类舆论就会如脱缰的野马，冲击国家舆论，消解国家舆论的社会控制能力，进而引发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事实表明，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舆论的引导能力几近衰竭，已经难以发挥引导作用。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各种负面舆论的恣意冲击，使国家舆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损失殆尽。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谓的“公开性”，再加上所谓的“民主化”，成为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闸门一旦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这一切，与多年以来国家舆论传播的基调和内容大相径庭，国家舆论面临着种种负面舆论的猛烈攻击。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 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视作真理之后，执政党的威信降到了零点。苏联共产党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最终，国家舆论被各种自由放任的负面舆论裹挟在漩涡当中，日渐式微，声名扫地，已经根本无力发挥对其他舆论的引导职能。
2.苏共主动放弃了对媒体的领导权，最终丢失了必需的舆论引导阵地。
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放开对传媒的控制，大众传媒理论上还属于党和国家政府所有，但一大批国家级的报刊传媒已经转为自负盈亏的总编辑负责制机构，支配权逐渐被当时的主编和资深记者所控制。与此同时，《新闻出版法》的推出，使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的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它们不仅不再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错误的立场，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例如，《真理报》有一段时期迎合了“激进派”的需要；《消息报》和中央电视台则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言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工本办起自己的报刊。1989年后，许多政党和群众团体的大小报纸和宗教刊物问世，它们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苏联国家舆论的消解和围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就此指出：“在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自己的媒体不替自己说话，别人的媒体又不断恶语中伤。此时的苏联国家舆论猛遭敌方炮火攻击，却因为丢失了自己的阵地而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动挨打。
3.戈尔巴乔夫等人不仅放弃了舆论引导，反而将国家舆论引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方向。
苏联舆论界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否定历史开始的。本来，反思过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是正确的。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在发出“不留有空白点”的号召后，对舆论不加引导，反思过去就变成了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就的全部现实；批判斯大林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就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学者深刻地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更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姑息、纵容、支持、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放手让资产阶级思想、价值观、人生观完全占领报刊、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所有阵地。雷日科夫则更为严厉地指出，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戈尔巴乔夫等人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事实证明，正是苏共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这种错误态度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事业的迅速溃败。
三、自我更新失当
国家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完善。如果国家舆论丧失了自我更新能力，就会变得僵化、落伍，与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形成隔膜，与各类舆论包括国际舆论发生激烈冲突，甚至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束缚。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过度集权，即由党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甚至总书记一个人代表、代替广大人民群众掌权。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领袖言论成为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体制，无视社会舆论自下而上的反馈功能和监督作用，盲目强调社会舆论与国家舆论的一致性，极度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尽管国家舆论可以依靠国家机器采取强行灌输、封锁围堵等强力措施，迫使其他舆论就范，但是这种就范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不可能受到真正拥护。前文所述的苏联民众对国家舆论的拒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舆论领域令人窒息的一言堂，使社会舆论无法发挥对国家舆论的能动作用，苏联国家舆论失去了通过社会舆论反馈进行自我检视的机会，也失去了借助社会舆论监督进行自我更新的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客观上对于检验、校正国家舆论，增强国家舆论的自我更新能力是有利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头三年的实践说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开性的口号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有积极意义，曾给死气沉沉的苏联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没有政治界线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推行，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严重失控，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代替。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说：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站不住脚的”；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在苏联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退到哪里，自然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因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在“一个70多年来自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几乎占领了新闻出版、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一切思想阵地，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触目惊心的一页”。十多年后，雷日科夫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迫切需要进行更新的苏联国家舆论，不仅没有通过调整、完善变得更加符合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反倒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根本，转而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左右。原本封闭、僵化的国家舆论虽然面貌不佳、作用有限，但毕竟还是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现在却掉头转向，引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走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方向，不能不让人嘘唏不已。
总的来说，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舆论的各种功能已经紊乱，舆论安全已经出现严重危机。在苏联这样一个群众接受多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国家里，明火执仗地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必然会遭到群众的抵制和反对。但是，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隐藏在舆论背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西方国家的舆论渗透，戈尔巴乔夫们的舆论误导，充分利用了舆论的特殊作用和巨大威力。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大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点一滴、不动生色的蚕食，掏空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淘干了苏联国家舆论机体的血液，最终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动荡，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
[责任编辑：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