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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种制度配置通常都起源于现实，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种制度配置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文化”，那么我们就需要考察它是否仍然适应现实。
日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频繁出镜的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其身上的另一重属性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他以“入赘女婿”身份继承了岳父的议员席位，从而步入政界。因此，日本政坛“世袭”这个老话题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
严格来说，“世袭”这个说法颇不严谨，理论上，他继承的只是岳父的“议员席位竞选资格”，仍然要经过选举程序才能当选。
不过，有了这重身份，他通过选举程序的比例非常高。
这种情形在日本政坛屡见不鲜，比如：在日本执政党内阁中，首相安倍晋三是前首相岸信介之孙，其“议员席位竞选资格”来自其父、前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其曾祖父是当时的贵族院议员;“少壮派”小泉进次郎和桥本岳则分别继承了各自的前首相父亲的“议员席位竞选资格”并当选。
这种形成于封建时代的亲缘继承和地缘连带的“传统”，与日本战后的“现代制度”紧密结合，经历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
简单来说，就是封建武士统治体系下形成的物质和文化资源，转化为明治维新“近代化”进程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又与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路径相结合，作为一种常态政治文化沉淀了下来。
封建政治与“忠诚”文化
亲缘继承，以及要求仆从对主人和其继承人“无条件忠诚”的政治文化，奠定了今天“议席亲缘继承”的历史基础。
在我国宋朝的时候，日本的武士集团开始取代贵族“公家”成为实际的权力支配者，建立了“幕府制度”。
幕府统治者“征夷大将军”和分散于各地的武士领主，原则上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在部分情况下“过继”养子——有时候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就过继亲戚甚至无血缘关系的对象;有时候即使有儿子也出于各种原因让养子继承。
比如，历史上，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与侍女有了私生子，但由于他畏妻如虎，就暗暗把私生子送到一个乡下领主处当养子，后者在领主有亲子的情况下成为其继承人。当然，除了畏妻，此举必然还有事关巩固统治的现实因素。
“议席亲缘继承”的另一个历史基础则是对主人及其继承人“无条件忠诚”的政治文化。
在封建制度下，对上位者食禄报恩本是一种普遍常态，但是在德川幕府（1603—1868年）期间这一利益关系被构架成一种政治道德论。这是因为从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建立武士统治（1192年）以来，权力支配并不稳定，地方民众和低级武士的忠诚往往建立在对实力评估的基础上。德川幕府建立后，借助手头强势的权力资源，建立了下对上绝对忠诚的政治道德。
这项道德的内容底色取自程朱理学，但经过林罗山等儒学者日本化的再阐释和发挥，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日本武士道。由于德川幕府的统治相对稳定而持久，“武士道”就内化为武土领主与仆从武士之间不容置疑的道德原则;与此同时，由于武士在领地的统治同样持久，领主和领民的地缘连带关系也形成了，被统治的农民也部分分享了“绝对忠诚”的文化，其对象同样直接指向领主及其继承人。
封建资源与“近代化”进程的互构
这样一种亲缘+地缘+主仆关系的封建政治文化在近代化进程中并没有被颠覆，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留存了下来。
明治维新之前，推翻幕府统治的是“倒幕运动”与“大政奉还”;明治维新的主色调是发生在传统权力体系内部的“政治革命”，“倒幕运动”主体力量来自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等在幕府时期与中央政权关系较为疏远、对抗意识较为强烈的地方政治单位。
在维新进程中，萨摩藩和长州藩占据国家政治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派阀政治”，作为贯穿于1945年前日本政治史的一条显性主线。与此相对应，早期“在野”的“自由民权运动”人士多来自在“倒幕”中出力、却在国家建设中被排挤的土佐等藩。
这就体现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封建政治资源的互动整合。
在日本的地方和基层政治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现象，如前地方统治者积极培养本地近代化军政人才;或者，当中央政府推行激进的“近代化”政策时，地方力量组织对抗;又或者，农民出身的政治家受地方支持又反哺地方等等。
如今，在日本各地，都能看到充满地方特色的历史叙述和纪念遗迹。
战后形成的“发展导向”集团
二战结束后，尽管日本进行了“战后民主化改造”，但亲缘与地缘纽带的政治资源又与战后的经济发展、分配方案相结合，进一步得到了沉淀和巩固。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日本战后在国家政治层面形成了一个广泛吸纳精英的“发展导向”集团，这个集团的壮大和运转高度依赖传统资源。
战后，日本在程序上采用议会制，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执政党长期未有更迭——这个状况在1991年被打破，但就现状看，其后虽有其它政党（联盟）执政的情况，还很难视为是欧洲议会制下那种常态化的政党更迭。
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政党竞争中，往往会突出彼此在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欧洲政党称为“意识形态型政党”。
相比之前，在日本长期稳定执政的“自民党”则相对具有更多的“发展型政党”色彩。尽管“白民党”底色是一个“保守政党”，其核心诉求是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也知道，日本战后，因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很多核心的政治争议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自1945年到1950年代，很多日本的战后政治安排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在今天很多问题仍时有显现。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经过政治和社会动荡的1950年代后，已稳定执政的自民党在1960年代着力向“专注发展”转型，用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框架淡化了自民党的意识形態取向，“发展型执政党”的色彩一时强过了“竞争型/意识形态型”政党的色彩。 在发展过程中，自民党、官僚和大企业集团联合，组成了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经济决策和执行的集团。这个集团建立在“发展导向”的基础上，因此对日本的精英具有广泛吸引力。
亲缘、地缘与战后现代化发展
那么，这个“发展集团”与前文所述的亲缘继承/地缘连带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其联系就在于，既然这个国家层面上的发展集团对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有着主导和领航作用，那么地方行政单位和利益团体想要在国际层面的经济政策中表达自身诉求，并分享发展成果，就需要地方的代表性精英加入到这个发展集团中。
同样的，这个发展集团，尤其是作为这个集团核心的执政党，如果想要把自己的发展理念、政策和方案贯彻到地方基层和社会各方面，那自然的选择就是对地方代表性精英进行广泛吸纳。这就使得传统的地缘组织和动员方式又走上了“现代化”的前台。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自民党的一大基本盘是在地方的农村（包括城市化的农村），另一基本盘是城市大企业（资方）。很多地区由于相对不具备发展优势，高度依赖本地精英代表其在自民党内的发言权（当选为有投票权的议员）。从而争取国家对本地的政策和物资倾斜。
为了持续当选，精英代表背后都会有“后援会”，以供在数次选举中稳定提供选举资金筹集、人员召集动员、交流公关、媒体宣传等必要保障。通过选举活动，“后援会”就成为精英代表与地缘之间的中介，也就把日本政治文化传统中以地缘为纽带的信任乃至“忠诚”转化成了“现代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在这种体制中，选民的偏好就不是指向某种特定的“政党表态”，而是指向信任一个特定的人“为地方谋福利”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当这个信任必须转移的时候，最“安全”的转移对象无疑就是这个“特定的人”所选择的继任者。
那么对这个“特定的人”而言，最值得信任、且能对“后援会”和地缘百姓具有说服力的继任者，自然是亲近的人。儿子是最优先的选项，若无儿子或儿子缺乏能力、意愿，则入赘女婿、过继养子，抑或秘书。都是可以继任的对象。
传统的“人情”、议会政党制以及日本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路线，是“亲缘繼承”在日本的“现代”仍然成为“常态”政治文化的现实原因。
简单的说，日本当代政治中这种“准制度化”“常态化”的政治议席的亲缘继承.现象，是日本从德川幕府时代以来政治变迁和发展中来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清晰的实践逻辑，而不能简单地用“国民性”这种过于宽泛的概念去解释。
德川幕府崩溃后，传统的封建地缘关系和“主仆忠诚”的道德论，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了部分的组织和动员资源，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避免了在传统政治社会秩序崩溃过程中极易出现的“一团散沙”局面。
而在战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发展集团与地方精英的互动，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普及国家发展利益。“封建”与“现代”的经纬并不分明，或者说，每个国家的“现代”内容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
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一般来说，一种制度配置通常都起源于现实，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种制度配置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文化”，那么我们就需要考察它是否仍然适应现实。在今天，日本的议会政治、国家发展战略、经济路线、城乡结构、人口结构等，都在发生大的变动，那么“政治议席的亲缘继承”是否仍然承载着客观的现实需求，也是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
日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频繁出镜的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其身上的另一重属性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他以“入赘女婿”身份继承了岳父的议员席位，从而步入政界。因此，日本政坛“世袭”这个老话题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
严格来说，“世袭”这个说法颇不严谨，理论上，他继承的只是岳父的“议员席位竞选资格”，仍然要经过选举程序才能当选。
不过，有了这重身份，他通过选举程序的比例非常高。
这种情形在日本政坛屡见不鲜，比如：在日本执政党内阁中，首相安倍晋三是前首相岸信介之孙，其“议员席位竞选资格”来自其父、前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其曾祖父是当时的贵族院议员;“少壮派”小泉进次郎和桥本岳则分别继承了各自的前首相父亲的“议员席位竞选资格”并当选。
这种形成于封建时代的亲缘继承和地缘连带的“传统”，与日本战后的“现代制度”紧密结合，经历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
简单来说，就是封建武士统治体系下形成的物质和文化资源，转化为明治维新“近代化”进程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又与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路径相结合，作为一种常态政治文化沉淀了下来。
封建政治与“忠诚”文化
亲缘继承，以及要求仆从对主人和其继承人“无条件忠诚”的政治文化，奠定了今天“议席亲缘继承”的历史基础。
在我国宋朝的时候，日本的武士集团开始取代贵族“公家”成为实际的权力支配者，建立了“幕府制度”。
幕府统治者“征夷大将军”和分散于各地的武士领主，原则上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在部分情况下“过继”养子——有时候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就过继亲戚甚至无血缘关系的对象;有时候即使有儿子也出于各种原因让养子继承。
比如，历史上，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与侍女有了私生子，但由于他畏妻如虎，就暗暗把私生子送到一个乡下领主处当养子，后者在领主有亲子的情况下成为其继承人。当然，除了畏妻，此举必然还有事关巩固统治的现实因素。
“议席亲缘继承”的另一个历史基础则是对主人及其继承人“无条件忠诚”的政治文化。
在封建制度下，对上位者食禄报恩本是一种普遍常态，但是在德川幕府（1603—1868年）期间这一利益关系被构架成一种政治道德论。这是因为从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建立武士统治（1192年）以来，权力支配并不稳定，地方民众和低级武士的忠诚往往建立在对实力评估的基础上。德川幕府建立后，借助手头强势的权力资源，建立了下对上绝对忠诚的政治道德。
这项道德的内容底色取自程朱理学，但经过林罗山等儒学者日本化的再阐释和发挥，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日本武士道。由于德川幕府的统治相对稳定而持久，“武士道”就内化为武土领主与仆从武士之间不容置疑的道德原则;与此同时，由于武士在领地的统治同样持久，领主和领民的地缘连带关系也形成了，被统治的农民也部分分享了“绝对忠诚”的文化，其对象同样直接指向领主及其继承人。
封建资源与“近代化”进程的互构
这样一种亲缘+地缘+主仆关系的封建政治文化在近代化进程中并没有被颠覆，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留存了下来。
明治维新之前，推翻幕府统治的是“倒幕运动”与“大政奉还”;明治维新的主色调是发生在传统权力体系内部的“政治革命”，“倒幕运动”主体力量来自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等在幕府时期与中央政权关系较为疏远、对抗意识较为强烈的地方政治单位。
在维新进程中，萨摩藩和长州藩占据国家政治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派阀政治”，作为贯穿于1945年前日本政治史的一条显性主线。与此相对应，早期“在野”的“自由民权运动”人士多来自在“倒幕”中出力、却在国家建设中被排挤的土佐等藩。
这就体现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封建政治资源的互动整合。
在日本的地方和基层政治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现象，如前地方统治者积极培养本地近代化军政人才;或者，当中央政府推行激进的“近代化”政策时，地方力量组织对抗;又或者，农民出身的政治家受地方支持又反哺地方等等。
如今，在日本各地，都能看到充满地方特色的历史叙述和纪念遗迹。
战后形成的“发展导向”集团
二战结束后，尽管日本进行了“战后民主化改造”，但亲缘与地缘纽带的政治资源又与战后的经济发展、分配方案相结合，进一步得到了沉淀和巩固。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日本战后在国家政治层面形成了一个广泛吸纳精英的“发展导向”集团，这个集团的壮大和运转高度依赖传统资源。
战后，日本在程序上采用议会制，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执政党长期未有更迭——这个状况在1991年被打破，但就现状看，其后虽有其它政党（联盟）执政的情况，还很难视为是欧洲议会制下那种常态化的政党更迭。
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政党竞争中，往往会突出彼此在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欧洲政党称为“意识形态型政党”。
相比之前，在日本长期稳定执政的“自民党”则相对具有更多的“发展型政党”色彩。尽管“白民党”底色是一个“保守政党”，其核心诉求是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也知道，日本战后，因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很多核心的政治争议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自1945年到1950年代，很多日本的战后政治安排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在今天很多问题仍时有显现。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经过政治和社会动荡的1950年代后，已稳定执政的自民党在1960年代着力向“专注发展”转型，用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框架淡化了自民党的意识形態取向，“发展型执政党”的色彩一时强过了“竞争型/意识形态型”政党的色彩。 在发展过程中，自民党、官僚和大企业集团联合，组成了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经济决策和执行的集团。这个集团建立在“发展导向”的基础上，因此对日本的精英具有广泛吸引力。
亲缘、地缘与战后现代化发展
那么，这个“发展集团”与前文所述的亲缘继承/地缘连带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其联系就在于，既然这个国家层面上的发展集团对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有着主导和领航作用，那么地方行政单位和利益团体想要在国际层面的经济政策中表达自身诉求，并分享发展成果，就需要地方的代表性精英加入到这个发展集团中。
同样的，这个发展集团，尤其是作为这个集团核心的执政党，如果想要把自己的发展理念、政策和方案贯彻到地方基层和社会各方面，那自然的选择就是对地方代表性精英进行广泛吸纳。这就使得传统的地缘组织和动员方式又走上了“现代化”的前台。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自民党的一大基本盘是在地方的农村（包括城市化的农村），另一基本盘是城市大企业（资方）。很多地区由于相对不具备发展优势，高度依赖本地精英代表其在自民党内的发言权（当选为有投票权的议员）。从而争取国家对本地的政策和物资倾斜。
为了持续当选，精英代表背后都会有“后援会”，以供在数次选举中稳定提供选举资金筹集、人员召集动员、交流公关、媒体宣传等必要保障。通过选举活动，“后援会”就成为精英代表与地缘之间的中介，也就把日本政治文化传统中以地缘为纽带的信任乃至“忠诚”转化成了“现代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在这种体制中，选民的偏好就不是指向某种特定的“政党表态”，而是指向信任一个特定的人“为地方谋福利”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当这个信任必须转移的时候，最“安全”的转移对象无疑就是这个“特定的人”所选择的继任者。
那么对这个“特定的人”而言，最值得信任、且能对“后援会”和地缘百姓具有说服力的继任者，自然是亲近的人。儿子是最优先的选项，若无儿子或儿子缺乏能力、意愿，则入赘女婿、过继养子，抑或秘书。都是可以继任的对象。
传统的“人情”、议会政党制以及日本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路线，是“亲缘繼承”在日本的“现代”仍然成为“常态”政治文化的现实原因。
简单的说，日本当代政治中这种“准制度化”“常态化”的政治议席的亲缘继承.现象，是日本从德川幕府时代以来政治变迁和发展中来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清晰的实践逻辑，而不能简单地用“国民性”这种过于宽泛的概念去解释。
德川幕府崩溃后，传统的封建地缘关系和“主仆忠诚”的道德论，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了部分的组织和动员资源，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避免了在传统政治社会秩序崩溃过程中极易出现的“一团散沙”局面。
而在战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发展集团与地方精英的互动，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普及国家发展利益。“封建”与“现代”的经纬并不分明，或者说，每个国家的“现代”内容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
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一般来说，一种制度配置通常都起源于现实，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种制度配置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文化”，那么我们就需要考察它是否仍然适应现实。在今天，日本的议会政治、国家发展战略、经济路线、城乡结构、人口结构等，都在发生大的变动，那么“政治议席的亲缘继承”是否仍然承载着客观的现实需求，也是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