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任东来驾鹤西去，享年仅五十二岁。噩耗传来，沉痛难已。这不仅是中美史学术界、中美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建设团队、中国文化现代化促进派的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不可多得的忘年之交。伤感之余，尽管年老、体弱、事繁，还是禁不住提起笔来，回忆三十余年来，我们交往中非常值得记忆的一些事迹。
　　根据任东来教授在《像刘绪贻先生那样生活》一文中说，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东北师范大学读本科时知道我的，当时他主要师从我的好友丁则民教授学习美国史。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攻读美国史专业硕士学位，后考入南开大学念美国史专业博士学位，导师都是我的好友杨生茂教授。1979年末起，我和杨、丁两教授都被选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我又兼秘书长。任东来只是我的两位好友的学生，和我非亲非故，也无特殊的渊源，但似乎很愿意和我认识交往。平时没有机会，到1984年6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他才第一次见到了我，如他所说，我是会议的组织者和学会的领导者，他还是茅庐未出的研究生，和我的接触很少。但他却和我带去的两个研究生何宏非和赵林成为了好友，一起游览成都的名胜。会后，他还顺江而下，来武汉大学逗留了几天，并到我家来拜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谈。从此以后，不仅有机会时，他甚至创造机会和我接触。比如，1988年6月，他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向他的导师杨生茂教授建议，邀请我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这种忘年之交，当然和后来我们两人都从事美国史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绩有关，但它的开始似乎只能说是有缘。
　　我和任东来认识以后，这位看似平常的青年的经历，可以说是天天向上，日益走向辉煌，令我刮目相看。1985年，他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关系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他获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不平等的同盟：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1937—1946）》（1995年出版时题目改为《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1937—1945）》），综合运用了中国和美国档案材料，特别是别人不曾用过的、八十年代台湾陆续出版的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因此这篇博士论文具有特色，颇受好评，使他在中国、美国史学术界渐露头角。1988年进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从事教研工作后，由于他阅读范围广泛，知识渊博，学术视野开阔，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宪政史等，而且在每一领域都取得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发给我的《任东来教授的学术简历》记载，他“先后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美国研究》、《欧洲》、《战略与管理》、《太平洋学报》、《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香港《亚洲评论》和美国《亚洲事务》（Asian Affairs）等学术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还以‘东来’为笔名在《书林》、《读书》、《博览群书》、《学术界》、《中华读书报》、《社会科学论坛》、《东方》、《世界知识》、《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和香港《明报月刊》、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学术评论与国际时评，并在《南方都市报》长期开设专栏”。
　　根据《任东来教授的学术简历》记载，任东来教授也是国际学术交流的积极参与者，自1992年以来，先后获得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1992）、挪威诺贝尔研究所（1993）、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4）、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1997）、洛克菲勒基金会（1999）、香港华英文教机构基金会（1999）和福特基金会（2002）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基金，以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前往美国、挪威、意大利和香港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访问、研究。期间还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两度（1999-2000？2005-2006）赴美进行学术研究。鉴于任东来教授在美国研究与中美文化交流领域的杰出贡献，2013年4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他“霍普金斯大学学人社”（The Johns Hopkins Society of Scholars ）终身会员荣誉，系“学人社”建立数十年来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人。
　　除作为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以外，任东来教授还根据美国史学界提出的公共历史学（public history）的概念，做了一些工作。所谓公共历史学，就是从事非学术性的历史教育和普及工作，是面向大众、服务社会的。比如，他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和评价数据规范》以及它的衍生物《高校文科学报编辑规范》中注释规定的批评；比如给通俗性报刊撰写的有关美国内政外交的时事评论；又比如，他在写作《美国宪政历史》时，也试图以公共历史学的方式，扩大读者对象，促进专业历史知识的传播。
　　任东来教授为什么能有如此丰富的优秀学术成果？当然原因是有许多的，但是，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他非常注重并善于查找档案材料。比如，在他为博士论文取得一些基本资料后，他又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材料，在查找1943年《中美新约》的谈判记录时，馆员却给他拿来了一大摞1946年《中美商约》的档案，他惊喜不已，原来这是整个十几次谈判过程的全套记录，因为当时谈判工作语言是英文，所以记录也全是英文档案，有关人员因为英文水平有限，也就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让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而在档案收录和编辑相当完善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对于这个谈判也只有存目，没有内容。他根据这些档案写成的《试论1946年中美商约》一文，突破了原来学界对中美商约视为“卖国条约”的政治性论断，而用扎实的原始文献，揭示了美国以推行战后贸易自由主义为由，对中国战后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种种干预，以及中国谈判者为维护国家权益所做出的艰苦努力，最终用客观的结论代替政治化的定论，该文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一篇主要基于中国档案写成的中美关系史论文。 　　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相当充分，较好的一本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但是，沙勒能够看到的英文文献，任东来也能看到，而任东来利用的中文文献，沙勒却根本不知道，所以，在文献的发掘上，任东来就胜过了沙勒。
　　又比如，对于中美白银外交史，中国学者汪熙和第二档案馆的馆员郑会欣都做过很好的研究，但是，任东来却发现了新的材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它收录、翻译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英文档案，其中有当时驻美公使施肇基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往电文。以前研究中美关系的外交史学者没有注意到这套书，而金融史学者则对这一时期美国的白银购买政策缺少了解。他将货币史和外交史这两方面的中英文资料结合起来，较好地恢复了历史的全貌。
　　以上，我们谈了我和任东来教授相识的过程以及他做学问的方法和成果，下面我将谈谈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我们两人都是性情中人，很珍惜私交和友谊。比如，1991年，我到南京参加任东来同僚蔡佳禾的博士论文答辩，他亲自到码头来接我；1999年夏，我到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参加中美关系史讨论会，会后他和妻子吴耘教授请我和陪同我的研究生林婕到他家便宴。除互相赠送我们所有的著作外，他还根据我的兴趣，赠送我一套描写南京重要景点的“雨花神韵丛书”。我们还互相通报各自高兴的事件，我这方面的材料没有存底，无从引证。他那方面，比如，1999年2月，他和吴耘在意大利科莫湖美丽的贝拉焦半岛上进行研究工作时，在阅览室里翻看历次会议的合影照片，看到了我1984年在那里参加学术会议的合影，很高兴地写信告诉我说，我可能是最早去那里参加学术活动的中国人，还告诉我他们感到那里的环境与服务过于奢华了。2001年7月17日，他从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来信，说他和十四位中国学者在那里参加暑期讲习班，一方面加强对美国的了解，一方面欣赏美景。还有一件事情特别应该提到，2000年10月11日，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来电话，要求我将《战后美国史》从1986年增补到2000年，所需的资料主要是由任东来提供的。根据他2000年10月19日的来信，他让学生替我复印了两本美国政治史的书，他自己为我复印了两本较流行的外交史中最新的部分，另外，他和几位同学编了一本《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原名《二十世纪美国》）送了我一本。当时，这些新书只有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才容易找到，而没有这些新书，我的《战后美国史》增订本是无法写成的。
　　现在回忆我和任东来教授三十余年的交往，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关怀，互相尊重，互相促进，大大裨益了彼此人格的升华，学问的长进。这是一朵美丽的友谊的鲜花。可惜的是，正当它盛开之时，忽然萎谢，教我这个百岁老人如何不深深伤感和沉痛！我衷心祝愿东来的弟子们能使他后继有人，东来的朋友们能永远记住他。特别是吴耘教授，我希望她能节哀保健，加深和扩展东来的学术影响，继续我们之间的珍贵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