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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一种特殊的进言形式，意为直言规劝。纳谏，也就是受谏者（通常为帝王）采纳忠言。相传夏禹当年在门前悬挂鼓、钟、磬、铎、鼗等五种器具，告诉提意见的人：“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鼗。”听到声音，就知晓自己在哪一些方面要改进了。
但进谏历来是有风险的。假如把所有人都视作夏禹和唐太宗，丝毫也不考虑该不该进谏、如何进谏，便无异于玩火了。很多聪明人采取“伶谏”的方式，让伶人在舞台上曲言讽谏，就显得很有艺术性了。
史料记载，五代时期，庐州（今合肥）地方长官张崇以四处搜刮、贪得无厌而出名。有一次，张崇去江都（今扬州）向上级主管述职，庐州百姓以为他调任了，私下里纷纷议论：“渠伊想不复来矣！”渠伊，即这家伙。谁知张崇很快就回来了。他也听说了老百姓的议论，于是灵机一动，挨家挨户按人头征收“渠伊钱”。第二年，张崇遭御史弹劾，匆匆赶往都城建康面圣对质。庐州百姓接受教训，不敢私下议论，只是悄悄在路边对视一眼，捋一把胡子以示庆祝。孰料张崇接到新的诏令，仍然当他的庐州“州长”。随即，他又开始征“捋须钱”。
张崇在庐州的种种劣迹终究还是让皇帝知道了，皇帝颇感不满。张崇去建康觐见皇帝，利用闲暇时间去看戏，竟被几个优伶戏弄了一番。那天的戏，演一个新死的鬼魂被带到阎罗殿接受审判。判官翻着生死簿说：“作孽太多，罚焦湖百里，一任做獭。”做獭，比喻张崇盘剥百姓，像水獭捕食一般贪婪、凶猛，也含有作践、糟蹋的意思。陪他一起看戏的官员，都听出了优伶的弦外之音，不由把目光投向张崇。张崇脸上毫无羞愧之色，心里的滋味却很不好受。
还有一个故事，比这分量重些。绍兴十五年（1145）四月，宋高宗赐给秦桧位于杭州望仙桥的府邸，并赐予数以万计的银钱和绢帛，下诏在宰相府赐宴，朝中达官全体出席，还特意让宫廷教坊的优伶演出庆贺。酒酣耳热之际，只见一个优伶扮演参军，袍笏登场，将秦丞相的功德褒奖一番，另一个优伶搬来一把交椅，两人一唱一和，插科打诨，满座皆欢。
参军向观众拱手道谢后，正要坐上靠背椅子，忽然幞头坠地，露出了发髻，后面缀了个双叠胜的环儿。优伶忽然问道：“这是什么环儿？”参军回答：“二胜环。”优伶突然朝参军头部猛击一棒，说：“你只管稳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赏赐，此环掉脑后可也！”二胜环，谐音二圣还。谁都明白，这是在讽刺秦桧不思收复失地，将徽、钦二帝还朝之事抛到了脑后。话音刚落，满座大惊失色，宴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秦桧便将两个参演的优伶关进监狱。但优伶冒着生命危险的大胆讽谏，却让朝野为之震惊。
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记述这个故事时说：“宋时大内中，许优伶以国事入科诨，作为戏笑。盖兼以广察舆情也。”优伶在舞台上演戏，看似插科打诨，却巧妙地讽谏国事、政事，让观众在哄笑中留下深刻印象，比别的方式更有效。大内中允许优伶这样做，或许正是因为能够借此考察社会舆情。
只要细心分析，就不难发现，优伶的背后往往站着文士。他们才是伶谏的发起者。从宋代开始，文人渐渐参与宋杂剧的创作，使之在题材表现、思想意蕴、针砭时弊、扶助正义诸方面的作用和力度得以提升。在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和审美趣味发生变化的同时，优伶的艺术修养也不断改善。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说，苏轼有一次问优伶，我的词比得上柳永吗？优伶回答说，柳学士怎么能跟您比呢？您的词，必须用丈二将军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而柳学士却要让十七八女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听了，不由抚掌大笑。
欧阳修《伶官传序》体现了文人关心国事政体的胸襟。在文人们的笔记中，记录、保存了许多俳优讽谏的故事，清晰地展现了他们对戏曲作用的认识。《通鉴外纪》载：“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优莫曰：‘君勉之，纣饮七日七夜，君不及二日耳。’襄子惧曰：‘吾亡乎？’优莫曰：‘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而君纣也，乌能相亡，然亦危矣。’”这个姓莫的伶人以桀、纣之亡的事例，劝诫赵襄子不要过于贪杯，十分巧妙，且切中要害。还有一个故事说，隋炀帝临幸维扬（今扬州）时，后宫十六院全都随行。夜半，在龙船上，隋炀帝忽然听到有人在唱曲，唱得非常悲切：“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烂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隋炀帝听了，赶紧派人去寻找这个唱曲的人。可是直到天亮，都毫无踪迹。他内心彷徨，再也无法入睡。
李茂贞，博野（今河北蠡县）人。唐末至五代时期藩镇、军阀，官至凤翔、陇右节度使，封岐王。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今西安），大肆杀人放火，于是“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旧唐书》卷二十）。长安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然而在唐末以后的千余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将其作为国都。除经济因素外，战乱使关中地区遭受巨大的创伤，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种种因素加速了长安的衰落，李茂贞是主要破坏者之一。《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记载的一则史料说，唐教坊一个不知姓名的优伶，因为忤逆了李茂贞，害怕被李茂贞杀害，悄悄逃走了。然而没过几天，他又回来了。李茂贞说，你是无处容身，所以回来的吧？优伶回答，我只是来看看大王，在长安卖麸炭，我足可度过一生，怎么会没有安身之地？李茂贞听出了优伶的弦外之音，不由面露惭色。
隋唐时期的伶谏，尚属个体行为。到了明清时期，昆曲勃兴，文人成为传奇创作的主体。他们所倾注的思想理念、道德倾向，他们对于戏曲艺术的议论、激赏，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優伶的舞台演出。故事情节、矛盾冲突成为不可缺少的要素，歌舞声乐不再独立，而渐渐成为戏剧的烘托。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是，正由于有伶谏的传统，在明传奇发展史上，终于出现了《鸣凤记》《清忠谱》《桃花扇》等以当代重大政治斗争题材入戏的剧本。
但进谏历来是有风险的。假如把所有人都视作夏禹和唐太宗，丝毫也不考虑该不该进谏、如何进谏，便无异于玩火了。很多聪明人采取“伶谏”的方式，让伶人在舞台上曲言讽谏，就显得很有艺术性了。
史料记载，五代时期，庐州（今合肥）地方长官张崇以四处搜刮、贪得无厌而出名。有一次，张崇去江都（今扬州）向上级主管述职，庐州百姓以为他调任了，私下里纷纷议论：“渠伊想不复来矣！”渠伊，即这家伙。谁知张崇很快就回来了。他也听说了老百姓的议论，于是灵机一动，挨家挨户按人头征收“渠伊钱”。第二年，张崇遭御史弹劾，匆匆赶往都城建康面圣对质。庐州百姓接受教训，不敢私下议论，只是悄悄在路边对视一眼，捋一把胡子以示庆祝。孰料张崇接到新的诏令，仍然当他的庐州“州长”。随即，他又开始征“捋须钱”。
张崇在庐州的种种劣迹终究还是让皇帝知道了，皇帝颇感不满。张崇去建康觐见皇帝，利用闲暇时间去看戏，竟被几个优伶戏弄了一番。那天的戏，演一个新死的鬼魂被带到阎罗殿接受审判。判官翻着生死簿说：“作孽太多，罚焦湖百里，一任做獭。”做獭，比喻张崇盘剥百姓，像水獭捕食一般贪婪、凶猛，也含有作践、糟蹋的意思。陪他一起看戏的官员，都听出了优伶的弦外之音，不由把目光投向张崇。张崇脸上毫无羞愧之色，心里的滋味却很不好受。
还有一个故事，比这分量重些。绍兴十五年（1145）四月，宋高宗赐给秦桧位于杭州望仙桥的府邸，并赐予数以万计的银钱和绢帛，下诏在宰相府赐宴，朝中达官全体出席，还特意让宫廷教坊的优伶演出庆贺。酒酣耳热之际，只见一个优伶扮演参军，袍笏登场，将秦丞相的功德褒奖一番，另一个优伶搬来一把交椅，两人一唱一和，插科打诨，满座皆欢。
参军向观众拱手道谢后，正要坐上靠背椅子，忽然幞头坠地，露出了发髻，后面缀了个双叠胜的环儿。优伶忽然问道：“这是什么环儿？”参军回答：“二胜环。”优伶突然朝参军头部猛击一棒，说：“你只管稳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赏赐，此环掉脑后可也！”二胜环，谐音二圣还。谁都明白，这是在讽刺秦桧不思收复失地，将徽、钦二帝还朝之事抛到了脑后。话音刚落，满座大惊失色，宴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秦桧便将两个参演的优伶关进监狱。但优伶冒着生命危险的大胆讽谏，却让朝野为之震惊。
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记述这个故事时说：“宋时大内中，许优伶以国事入科诨，作为戏笑。盖兼以广察舆情也。”优伶在舞台上演戏，看似插科打诨，却巧妙地讽谏国事、政事，让观众在哄笑中留下深刻印象，比别的方式更有效。大内中允许优伶这样做，或许正是因为能够借此考察社会舆情。
只要细心分析，就不难发现，优伶的背后往往站着文士。他们才是伶谏的发起者。从宋代开始，文人渐渐参与宋杂剧的创作，使之在题材表现、思想意蕴、针砭时弊、扶助正义诸方面的作用和力度得以提升。在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和审美趣味发生变化的同时，优伶的艺术修养也不断改善。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说，苏轼有一次问优伶，我的词比得上柳永吗？优伶回答说，柳学士怎么能跟您比呢？您的词，必须用丈二将军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而柳学士却要让十七八女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听了，不由抚掌大笑。
欧阳修《伶官传序》体现了文人关心国事政体的胸襟。在文人们的笔记中，记录、保存了许多俳优讽谏的故事，清晰地展现了他们对戏曲作用的认识。《通鉴外纪》载：“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优莫曰：‘君勉之，纣饮七日七夜，君不及二日耳。’襄子惧曰：‘吾亡乎？’优莫曰：‘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而君纣也，乌能相亡，然亦危矣。’”这个姓莫的伶人以桀、纣之亡的事例，劝诫赵襄子不要过于贪杯，十分巧妙，且切中要害。还有一个故事说，隋炀帝临幸维扬（今扬州）时，后宫十六院全都随行。夜半，在龙船上，隋炀帝忽然听到有人在唱曲，唱得非常悲切：“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烂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隋炀帝听了，赶紧派人去寻找这个唱曲的人。可是直到天亮，都毫无踪迹。他内心彷徨，再也无法入睡。
李茂贞，博野（今河北蠡县）人。唐末至五代时期藩镇、军阀，官至凤翔、陇右节度使，封岐王。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今西安），大肆杀人放火，于是“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旧唐书》卷二十）。长安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然而在唐末以后的千余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将其作为国都。除经济因素外，战乱使关中地区遭受巨大的创伤，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种种因素加速了长安的衰落，李茂贞是主要破坏者之一。《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记载的一则史料说，唐教坊一个不知姓名的优伶，因为忤逆了李茂贞，害怕被李茂贞杀害，悄悄逃走了。然而没过几天，他又回来了。李茂贞说，你是无处容身，所以回来的吧？优伶回答，我只是来看看大王，在长安卖麸炭，我足可度过一生，怎么会没有安身之地？李茂贞听出了优伶的弦外之音，不由面露惭色。
隋唐时期的伶谏，尚属个体行为。到了明清时期，昆曲勃兴，文人成为传奇创作的主体。他们所倾注的思想理念、道德倾向，他们对于戏曲艺术的议论、激赏，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優伶的舞台演出。故事情节、矛盾冲突成为不可缺少的要素，歌舞声乐不再独立，而渐渐成为戏剧的烘托。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是，正由于有伶谏的传统，在明传奇发展史上，终于出现了《鸣凤记》《清忠谱》《桃花扇》等以当代重大政治斗争题材入戏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