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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批评指将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文学，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范式。文化批评开拓了文学批评的视域，在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例如对大众文学的关注、对文本文化意义的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文学社会参与的加强。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文化批评应该从文学性出发，坚守批判性和实践性的品格，建设具有中国本土化的文化批评形态。
关键词：文化批评 批判性 实践性 本土化
一、“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学批评”
要搞清楚“文化批评”，必须厘清“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是指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mtempe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的正式成立为标志的一种新兴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学术研究范式。之后，文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学批评是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引入中国，在90年代产生很大影响，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文化批评是文化研究向文学领域扩展的成果，其奠基人物都从事文学批评。马修·阿诺德超越了文学批评局限于自身建设的研究，将文学批评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F·R·利维斯形成了所谓的“利维斯主义”。利维斯将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活动相结合，试图以文学的作用来参与社会的变革。利维斯主张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重视少数精英创造的价值判断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批评的视域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扩展到了日常生活、消费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视觉文化等方面。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文化现象，“文化批评”指将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文化研究具有政治性、实践性、跨学科性、批判性等特点，文化批评借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主要研究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二、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的突破
中国90年代文化批评的兴起，是适应社会语境变化的结果。社会市场化、世俗化进程的加剧，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盛是文化批评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文学在市场化的发展中，其形式和传播方式日益多样，网络文学、广告文学、影视文学等新兴文学形式使得文学趋于大众化，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已无法对这些文学形态作出充分的阐释。于是部分学者引入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研究新出现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文化批评的兴盛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学界激烈的讨论，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文化批评是否具有“文学性”的讨论。1999年《南方文坛》发表《关于今日批评的问答》，学界众多学者就“文学批评为何转向文化批评，文学能否回到文学？”展开了讨论。之后，吴炫、王欣、张劲松、陶东风等学者也就文化批评的问题发表了文章。文化批评从诞生到发展，虽然面临众多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但是依然活跃在文学批评之林之中，不得不承认它有其存在的独特的价值。笔者认为文化批评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传统文学批评的突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大众文学的关注
文学诞生最初是和历史、哲学融为一体的，例如《论语》《孟子》等，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分化开来，确立了文学的独立性。文学独立性的表现首先体现在其文学性/审美性方面，从而也确立了其精英文化的地位。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兴起的大众文学是对以审美性为标杆、以精英文学为标识的文学领地的一次冲击，触及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从90年代至今，大众文学的形式日益多样而且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涵盖科幻、言情、武侠等的网络文学，经网络文学改编或者原创的影视文学，伴随微博、微信兴起的自媒体文学，在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乡土文学、打工文學、底层文学……这些文学形式在精英文学圈外蓬勃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资源。面对如此丰富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众文学，如果依旧以文学性或审美性作为标准将其排除在文学批评的大门之外，会局限文学批评的视域和对社会的关注。赵勇认为这种大众文学是“文化文本”的文学形态，“作为文化文本，它却很可能是对某种文化时尚和趣味的一种附和，对文化市场商业召唤的一次响应。”大众文学应该得到学者的关注，一则，大众文学并非没有文学性或者文学性价值低，有价值的大众文学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需要有鉴别力的批评家去发现。二则，不应单纯地以审美性的标准作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准绳，大众文学也许没有纯文学的审美性和深刻性，但是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涵义、大众审美心理、社会制度、民间意识等内容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批评将文学研究的对象从精英文学拓展到大众文学，是文学批评者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意识的体现，也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域，加强了文学和社会的互动，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对大众文化品格的提升，也有助于精英文化在大众社会中的复兴。
（二）对文本文化意义的研究
与传统文学批评所不同的是，文化批评将文本当作一种文化文本，在分析静态的文本内部结构的同时，着重考察文本背后的要素，包括文本的环境、生产体制、传播与接受手段等，针对的是文本背后的观念系统。但是文化批评并非是对文学批评的彻底颠覆和背离，而是对恪守文本中心的立场与静态分析模式的质疑和突破，是文学批评在当代的自我延伸。文化批评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旨趣，其目的是探讨文本背后的文化意义。正如陶东风所言“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文化批评是将文学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利用社会、历史、文化、审美等诸多学科知识分析其深层的机制。
如果说对大众文学的关注拓宽了文学批评的广度，那么对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意义的分析则从纵向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深度。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文本内部的叙事、结构、语言等审美性的研究，而是在基于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文本形成的深层动态机制。文学文本的形成关涉到不同民族、地域、阶级的思想意识、文化旨趣，关系到国家权力层面或者经济掌控者对文学传播的导向控制。对文学文本的穿越，揭示出文本形成背后复杂的社会动因，这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无疑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三）跨学科研究和社会参与
文化批评的跨学科性和实践性使其突破了文学的学科边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学科专业化带来的相对封闭的研究态势的突破;二是对于文学学科边缘化所带来的脱离现实语境，公共参与意识和批判性减弱的现状的突破。陶东风认为“现代的学科建制既是一种分化，也是对于差异的控制。学科建制因此是对话语的限制。成为一个学科的一部分意味着提出特定的问题、使用特定的术语系统、研究一个限定的对象。学术机构通过各种等级化的奖励、惩罚、排除等机制而强化了这些限制。”这种专业化的学科建制背后是利益—权力机制，导致了学科研究日益脱离现实、相互封闭。这种封闭的学科现状面对现代化所孕育的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容易显得乏力，陷入失语的困境。
文化批评正是现代化语境催生的研究范式，文学作品形态的丰富与复杂，要求文学批评的广泛与博通，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关注现实、参与现实。文化批评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而文化研究本就是“拿来主义”，无论是历史、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只要有助于问题研究，都可以为我所用。文化批评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民族志等深入社会现实的研究方法导引文学从文本走向社会现实语境。文化批评对传统的文学批评在学科之间，以及学科与社会之间隐形壁垒的突破意义深远。
三、建设本土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在西方有一个批判性发展的过程，自八十年代传入国内后，因为发展的不成熟引发了一些问题，例如照搬西方理论模式，脱离中国的实际语境，停留在理论层面，不能深入问题的本质核心等。近年来，文化批评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文化批评在继承西方成果的同时，应该建设中国本土的文化批评，建设本土化的文学批评应坚守以下四点原则：
（一）从作品的文学性出发
霍加特主张，一位真正称职的文学——文化批评家决不站在“利用”文学的立场，对文学的文化分析应该尊重其文学特性，而不是将文学当作普通的文化载体。文学文本的文化性也不同于一般社会的文化，它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化，是经过作家的语言艺术的创造而形成的文化。因此，文化批评首先要区分一般社会的文化和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不能将文学性的文化直接等同于社会文化，而是要分析他们之间的疏离和变异，文学的文化性正是潜藏于二者的疏离与变异之中。例如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的黑娃和小娥的叛逆形象，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是很难存在的，作者是通过塑造与现实语境相悖的文化形象，以达到对严酷的、非人性的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对《白鹿原》进行文化批评时就不能简单地将黑娃和小娥的形象等同于当时社会的文化形象进行解读，而要分析这一人物形象和现实社会的关系。唯有此，才能触及《白鹿原》背后意欲阐释的深层文化内涵。只有对社会普遍文化和文学性文化进行区分，同时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解读两者文化的疏离与变异，才能避免将文学视为社会普遍文化的载体和佐证，才能在穿透文学本质的同时解读文学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
多位学者提出的文化批判的理想形态是将文学性/审美性和文化性相结合的文化诗学之路。笔者亦赞同此论点，但需要强调的是，文化批评的出发点应是文学性，落脚点是文化性。文化批评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的独异之处便在于它的落脚点是文化性。文化批评通过将文学作品置于大的文化背景之中，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学等知识，分析文学作品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和文化意义，增加了文学批评的阐释张力。这种贯通文本内外的批评范式既有助于文学社会意义的研究，也有助于对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的深层挖掘。
（二）加强文化批评的批判性
“文化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5]西方的文化批评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主要通过文学文本分析隐含在背后的社会权利關系、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政治旨趣。文化批评不是将文学文本作为理论预设的佐证，而是以对一切文化现象、社会制度进行质疑为前提，对文本背后的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与接受现象等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文化批评应该坚守文化研究的精神旨归，以揭示社会中的权力关系、隐性的压迫制度，构建平等的社会秩序作为终极理想。文化批评对大众文学的关注，跨学科的实践、边缘化的立场都体现了文化批评的批判性所在。中国当下出现的网络文学、自媒体文学、影视文学、打工文学等形式都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认同、传播与接受途径等多方面的深层原因。例如影视作品的粗制滥造背后是复杂的经济利益链条，观众主动参与的背后实则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被绑架式的消费。影视作品质量的提升有待于文化批评批判意识的加强，揭示深层原因，对创作进行有效地引导。批判性是文化批评的活力所在，是文化批评长青不衰的核心所在。
（三）实践文化批评的实践性
文化批判的实践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批评方法的实践性，另一方面是批评者的实践性。批评方法的实践性要求批评者必须深入到社会文化现实中，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例如民族志）对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将社会作为更广泛的一种“文本”进行研究，只有对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同时进行研究，才能建立起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桥梁。单纯地局限于文学的文本研究，或者采用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历史学）现成的研究成果分析文本并不能实现有效地文学—文化研究，不能触及文学与社会的根本症结。例如对打工文学的研究，就应该深入打工者的生活中，体验式地考察他们的社会语境。可以利用民族志的调研方法进行长期跟踪观察，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进行深入了解。对打工群体的社会语境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再结合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分析其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文化批评的实践性激活了文学文本，将文学文本置于“社会文本”之中进行对照研究，文学文本所蕴藏的意义与价值获得了更大的解读空间。
批评者的实践性是指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必须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讲坛走向“广场”，从“岗位”走向“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边缘化，文学逐渐失去参与公共话语的话语权。学科体制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得从事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精心建造专业知识的金字塔，而忽视了金字塔下广阔的社会。对文化批评者实践性的要求，就是希望批评者重塑社会责任意识，在文化批评的岗位上参与社会话语，参与社会文化、社会体制的构建，从营造个人的金字塔转向建造社会发展的高台。文学不仅是一种艺术创造，更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
（四）建设本土化的文化批评
中国的文化批评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政治批评向政治/社会批评的转型;第二次是80年代中后期，由政治/社会批评向审美批评的转型;第三次是90年代，由审美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型。
文化批评作为舶来品在中国语境中能够生根发芽，证明其有现实语境的需要。但是中国的文化批评长期以来面临尴尬的语境，一则是对西方文化语境的疏离导致对文化批评的浅层解读甚至误读，二则是未能和中国的现实语境很好的融合，缺乏具有本土特色的独立的文化批评范式。文化批评不同于新批评封闭式的研究，文化批评的社会性使其带有明显的种族或者地域特色。因此，中国的文化批评只有扎根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才能根深叶茂，一味依赖西方文化批评模式，最终只能走投无路。例如当下中国发生的城镇化运动激发了社会对乡村的广泛关注，乡村的转型和昔日浓郁的乡土文化的消逝催生了乡土写作的兴盛。这其中有知识分子，有打工者，有农民，有从事其他行业的社会人士。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研究和文化分析，就必须立足中国的本土语境，了解中国乡村社会历史的发展、城乡关系等问题。
文化批评是伴随现代化的发生出现的批评范式，它存在的根基是现代化的现实语境。文化批评以文化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学，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批评方法，“内”是指立足于文学性，“外”是指落足于文化性，由内而外的文化批评打通学科研究的壁垒，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坚守文化批评的品格，建设中国本土化的文学批评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赵勇.文化批评—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兼论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三次转型[J].理论探索.1999
[2] 陶东风.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评的关系[J].南京大学学报.2004
[3] 陶东风.跨学科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挑战[J].社会科学战线.2002
[4] 周宪等.《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8-44.
关键词：文化批评 批判性 实践性 本土化
一、“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学批评”
要搞清楚“文化批评”，必须厘清“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是指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mtempe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的正式成立为标志的一种新兴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学术研究范式。之后，文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学批评是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引入中国，在90年代产生很大影响，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文化批评是文化研究向文学领域扩展的成果，其奠基人物都从事文学批评。马修·阿诺德超越了文学批评局限于自身建设的研究，将文学批评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F·R·利维斯形成了所谓的“利维斯主义”。利维斯将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活动相结合，试图以文学的作用来参与社会的变革。利维斯主张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重视少数精英创造的价值判断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批评的视域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扩展到了日常生活、消费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视觉文化等方面。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文化现象，“文化批评”指将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文化研究具有政治性、实践性、跨学科性、批判性等特点，文化批评借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主要研究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二、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的突破
中国90年代文化批评的兴起，是适应社会语境变化的结果。社会市场化、世俗化进程的加剧，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盛是文化批评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文学在市场化的发展中，其形式和传播方式日益多样，网络文学、广告文学、影视文学等新兴文学形式使得文学趋于大众化，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已无法对这些文学形态作出充分的阐释。于是部分学者引入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研究新出现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文化批评的兴盛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学界激烈的讨论，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文化批评是否具有“文学性”的讨论。1999年《南方文坛》发表《关于今日批评的问答》，学界众多学者就“文学批评为何转向文化批评，文学能否回到文学？”展开了讨论。之后，吴炫、王欣、张劲松、陶东风等学者也就文化批评的问题发表了文章。文化批评从诞生到发展，虽然面临众多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但是依然活跃在文学批评之林之中，不得不承认它有其存在的独特的价值。笔者认为文化批评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传统文学批评的突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大众文学的关注
文学诞生最初是和历史、哲学融为一体的，例如《论语》《孟子》等，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分化开来，确立了文学的独立性。文学独立性的表现首先体现在其文学性/审美性方面，从而也确立了其精英文化的地位。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兴起的大众文学是对以审美性为标杆、以精英文学为标识的文学领地的一次冲击，触及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从90年代至今，大众文学的形式日益多样而且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涵盖科幻、言情、武侠等的网络文学，经网络文学改编或者原创的影视文学，伴随微博、微信兴起的自媒体文学，在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乡土文学、打工文學、底层文学……这些文学形式在精英文学圈外蓬勃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资源。面对如此丰富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众文学，如果依旧以文学性或审美性作为标准将其排除在文学批评的大门之外，会局限文学批评的视域和对社会的关注。赵勇认为这种大众文学是“文化文本”的文学形态，“作为文化文本，它却很可能是对某种文化时尚和趣味的一种附和，对文化市场商业召唤的一次响应。”大众文学应该得到学者的关注，一则，大众文学并非没有文学性或者文学性价值低，有价值的大众文学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需要有鉴别力的批评家去发现。二则，不应单纯地以审美性的标准作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准绳，大众文学也许没有纯文学的审美性和深刻性，但是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涵义、大众审美心理、社会制度、民间意识等内容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批评将文学研究的对象从精英文学拓展到大众文学，是文学批评者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意识的体现，也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域，加强了文学和社会的互动，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对大众文化品格的提升，也有助于精英文化在大众社会中的复兴。
（二）对文本文化意义的研究
与传统文学批评所不同的是，文化批评将文本当作一种文化文本，在分析静态的文本内部结构的同时，着重考察文本背后的要素，包括文本的环境、生产体制、传播与接受手段等，针对的是文本背后的观念系统。但是文化批评并非是对文学批评的彻底颠覆和背离，而是对恪守文本中心的立场与静态分析模式的质疑和突破，是文学批评在当代的自我延伸。文化批评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旨趣，其目的是探讨文本背后的文化意义。正如陶东风所言“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文化批评是将文学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利用社会、历史、文化、审美等诸多学科知识分析其深层的机制。
如果说对大众文学的关注拓宽了文学批评的广度，那么对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意义的分析则从纵向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深度。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文本内部的叙事、结构、语言等审美性的研究，而是在基于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文本形成的深层动态机制。文学文本的形成关涉到不同民族、地域、阶级的思想意识、文化旨趣，关系到国家权力层面或者经济掌控者对文学传播的导向控制。对文学文本的穿越，揭示出文本形成背后复杂的社会动因，这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无疑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三）跨学科研究和社会参与
文化批评的跨学科性和实践性使其突破了文学的学科边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学科专业化带来的相对封闭的研究态势的突破;二是对于文学学科边缘化所带来的脱离现实语境，公共参与意识和批判性减弱的现状的突破。陶东风认为“现代的学科建制既是一种分化，也是对于差异的控制。学科建制因此是对话语的限制。成为一个学科的一部分意味着提出特定的问题、使用特定的术语系统、研究一个限定的对象。学术机构通过各种等级化的奖励、惩罚、排除等机制而强化了这些限制。”这种专业化的学科建制背后是利益—权力机制，导致了学科研究日益脱离现实、相互封闭。这种封闭的学科现状面对现代化所孕育的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容易显得乏力，陷入失语的困境。
文化批评正是现代化语境催生的研究范式，文学作品形态的丰富与复杂，要求文学批评的广泛与博通，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关注现实、参与现实。文化批评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而文化研究本就是“拿来主义”，无论是历史、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只要有助于问题研究，都可以为我所用。文化批评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民族志等深入社会现实的研究方法导引文学从文本走向社会现实语境。文化批评对传统的文学批评在学科之间，以及学科与社会之间隐形壁垒的突破意义深远。
三、建设本土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在西方有一个批判性发展的过程，自八十年代传入国内后，因为发展的不成熟引发了一些问题，例如照搬西方理论模式，脱离中国的实际语境，停留在理论层面，不能深入问题的本质核心等。近年来，文化批评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文化批评在继承西方成果的同时，应该建设中国本土的文化批评，建设本土化的文学批评应坚守以下四点原则：
（一）从作品的文学性出发
霍加特主张，一位真正称职的文学——文化批评家决不站在“利用”文学的立场，对文学的文化分析应该尊重其文学特性，而不是将文学当作普通的文化载体。文学文本的文化性也不同于一般社会的文化，它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化，是经过作家的语言艺术的创造而形成的文化。因此，文化批评首先要区分一般社会的文化和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不能将文学性的文化直接等同于社会文化，而是要分析他们之间的疏离和变异，文学的文化性正是潜藏于二者的疏离与变异之中。例如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的黑娃和小娥的叛逆形象，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是很难存在的，作者是通过塑造与现实语境相悖的文化形象，以达到对严酷的、非人性的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对《白鹿原》进行文化批评时就不能简单地将黑娃和小娥的形象等同于当时社会的文化形象进行解读，而要分析这一人物形象和现实社会的关系。唯有此，才能触及《白鹿原》背后意欲阐释的深层文化内涵。只有对社会普遍文化和文学性文化进行区分，同时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解读两者文化的疏离与变异，才能避免将文学视为社会普遍文化的载体和佐证，才能在穿透文学本质的同时解读文学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
多位学者提出的文化批判的理想形态是将文学性/审美性和文化性相结合的文化诗学之路。笔者亦赞同此论点，但需要强调的是，文化批评的出发点应是文学性，落脚点是文化性。文化批评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的独异之处便在于它的落脚点是文化性。文化批评通过将文学作品置于大的文化背景之中，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学等知识，分析文学作品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和文化意义，增加了文学批评的阐释张力。这种贯通文本内外的批评范式既有助于文学社会意义的研究，也有助于对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的深层挖掘。
（二）加强文化批评的批判性
“文化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5]西方的文化批评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主要通过文学文本分析隐含在背后的社会权利關系、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政治旨趣。文化批评不是将文学文本作为理论预设的佐证，而是以对一切文化现象、社会制度进行质疑为前提，对文本背后的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与接受现象等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文化批评应该坚守文化研究的精神旨归，以揭示社会中的权力关系、隐性的压迫制度，构建平等的社会秩序作为终极理想。文化批评对大众文学的关注，跨学科的实践、边缘化的立场都体现了文化批评的批判性所在。中国当下出现的网络文学、自媒体文学、影视文学、打工文学等形式都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认同、传播与接受途径等多方面的深层原因。例如影视作品的粗制滥造背后是复杂的经济利益链条，观众主动参与的背后实则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被绑架式的消费。影视作品质量的提升有待于文化批评批判意识的加强，揭示深层原因，对创作进行有效地引导。批判性是文化批评的活力所在，是文化批评长青不衰的核心所在。
（三）实践文化批评的实践性
文化批判的实践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批评方法的实践性，另一方面是批评者的实践性。批评方法的实践性要求批评者必须深入到社会文化现实中，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例如民族志）对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将社会作为更广泛的一种“文本”进行研究，只有对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同时进行研究，才能建立起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桥梁。单纯地局限于文学的文本研究，或者采用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历史学）现成的研究成果分析文本并不能实现有效地文学—文化研究，不能触及文学与社会的根本症结。例如对打工文学的研究，就应该深入打工者的生活中，体验式地考察他们的社会语境。可以利用民族志的调研方法进行长期跟踪观察，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进行深入了解。对打工群体的社会语境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再结合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分析其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文化批评的实践性激活了文学文本，将文学文本置于“社会文本”之中进行对照研究，文学文本所蕴藏的意义与价值获得了更大的解读空间。
批评者的实践性是指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必须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讲坛走向“广场”，从“岗位”走向“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边缘化，文学逐渐失去参与公共话语的话语权。学科体制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得从事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精心建造专业知识的金字塔，而忽视了金字塔下广阔的社会。对文化批评者实践性的要求，就是希望批评者重塑社会责任意识，在文化批评的岗位上参与社会话语，参与社会文化、社会体制的构建，从营造个人的金字塔转向建造社会发展的高台。文学不仅是一种艺术创造，更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
（四）建设本土化的文化批评
中国的文化批评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政治批评向政治/社会批评的转型;第二次是80年代中后期，由政治/社会批评向审美批评的转型;第三次是90年代，由审美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型。
文化批评作为舶来品在中国语境中能够生根发芽，证明其有现实语境的需要。但是中国的文化批评长期以来面临尴尬的语境，一则是对西方文化语境的疏离导致对文化批评的浅层解读甚至误读，二则是未能和中国的现实语境很好的融合，缺乏具有本土特色的独立的文化批评范式。文化批评不同于新批评封闭式的研究，文化批评的社会性使其带有明显的种族或者地域特色。因此，中国的文化批评只有扎根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才能根深叶茂，一味依赖西方文化批评模式，最终只能走投无路。例如当下中国发生的城镇化运动激发了社会对乡村的广泛关注，乡村的转型和昔日浓郁的乡土文化的消逝催生了乡土写作的兴盛。这其中有知识分子，有打工者，有农民，有从事其他行业的社会人士。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研究和文化分析，就必须立足中国的本土语境，了解中国乡村社会历史的发展、城乡关系等问题。
文化批评是伴随现代化的发生出现的批评范式，它存在的根基是现代化的现实语境。文化批评以文化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学，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批评方法，“内”是指立足于文学性，“外”是指落足于文化性，由内而外的文化批评打通学科研究的壁垒，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坚守文化批评的品格，建设中国本土化的文学批评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赵勇.文化批评—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兼论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三次转型[J].理论探索.1999
[2] 陶东风.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评的关系[J].南京大学学报.2004
[3] 陶东风.跨学科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挑战[J].社会科学战线.2002
[4] 周宪等.《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