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入住！”
　　 新邻居的善意—或者不如说是吐出这个短句子时的风度，让李欣华开心地回味了好久。
　　 女儿考上大学，阖家迁入新居—人到中年，李欣华的人生重新拉开了帷幕。她出生、成长在上海的老城厢，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没有离开过黄浦区。大半辈子之后，她终于如愿以偿，迁到了徐汇。
　　 李欣华的新居在上海市徐汇新村，是一套两室一厅、80多平方米的公寓。在她心目中，徐汇区是全市人口素质最高的区域，女儿高中是在徐汇区念的，丈夫在徐家汇工作多年。看房子那天，他们叫上一个懂行的朋友同行。“那个朋友告诉我们，这是第一批外销房，结构非常好，总价在周边地区也低得罕见。”李欣华当场拍板，根本不想讲价。“我常跟我老公说，我就是喜欢徐汇区，只要到了徐汇区，我连呼吸也觉得畅快。”为这畅快，李欣华花了236万元的大价钱。
　　 如果你不是住在徐汇新村，如果你不是有心要买这里的房子，如果你不是对徐汇区心怀向往—如果你不是李欣华，你很难立刻抓住她的思路。你所看到的，根本只是喧闹的大马路旁那九幢外观乏味的灰白色大楼。
　　 李欣华的朋友搞错了一点：这九栋沿漕溪北路南北向排列的大楼并非外销房。徐汇新村始建于1975年，竣工于1977年。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外销房”的概念。这里的第一批居民，多数是航天、文化、卫生、公安和邮电系统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还有不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改革后获得政策落实的知识分子。“外国人”在那时还享受不到这样的优待。
　　 还记得小学语文课本插图中用来象征安居乐业的那两幢整洁漂亮的大楼吗？没错，就是它们。还有那种有少女翩翩起舞的电视宣传片，好多也是在这里拍摄的。现在，镜头都扭去了新天地和外滩。
　　 如今这九栋楼中紧靠漕溪北路的六幢（漕溪北路750号、800号、850号、900号、950号、1000号），底楼全部破墙开店，狭小的门房隔壁就是饭店或服装店橱窗，唯有双扇木框镶玻璃大门散发出些许1980年代风味。另外三幢大楼在裕德路上（裕德路45弄1号、11号、21号），较向内缩，站在小区中央，无论往哪个方向看，视线都躲不开中兴百货商店黑黝黝的背面—这建筑从后面看很像锅炉房。自行车库、变电站、水泵房、居委会、物业办公室、康体设施⋯⋯你看得出来，在建成之后的30多年里，随着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新设施逐一叠加在渐渐陈旧的小区里。
　　 今天的徐汇新村已经失去了当年那教科书样板房般令人艳羡的特质。不需要踏进门，你就可以把楼里的情形猜个八九不离十：典型的老式高层住宅，所有住户依次排列在公共走道一边，最大的房型也只有80平方米左右。你甚至猜得到这里的主要居民是什么样子：老年人。
　　 陪王桂芳在门房坐了两个小时，除了快递员之外，看不到一张30岁以下的面孔。时近中午，外出的住户纷纷回家。有个半秃老伯在经过门房时，一声不响地伸手到窗台上取走了寄放的报纸。隔了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北方大婶快步走过，又忙不迭折返，不顾斗室里已经挤满家具和人，执意要打开手上的袋子，喘着气，给王桂芳观赏她跑到淮海路食品商店买回来的“100多元钱一只的草鸡”。一早上没有虚度，她满足地上楼了。一个老爷爷，看样子年届八十，嗓门洪亮，身材高大。他在门房坐着聊天，翻来覆去地大声说：“我就说，我们这里现在是棚户区了！”
　　 这只是一句抱怨，老人随口挂在嘴边的话而已。不出意外的话，他在这里应该度过了人生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老来的闲暇时光也守在家门前。
　　
　　 王桂芳出生在漕河泾附近的农村，初中毕业后种了一个月田，19岁时被分配到漕宝房管所，在徐汇新村上班。刚开始的工作是打扫大楼卫生，做常日班。一年之后，房管所安排她接受培训，改做电梯工。她在电梯里一坐十多年，直到1990年代，大楼更换全自动电梯，她的办公场所便搬到门房。
　　 1990年代以前，全中国的电梯住宅楼都是有电梯工的。人们从外面呼叫，电梯工在里面按楼层。大部分电梯是每天工作18小时三班倒，徐汇新村更优越些，有夜班。值夜班的时候，王桂芳用两个凳子搭一块板，睡在电梯间，铃铛响了，看清是哪一层，就把电梯开上去。手动电梯常出小故障，她就脚踩在凳子上，打开轿厢爬出去修理。
　　 过去在电梯里坐着，王桂芳不用问，看来人就知道要按哪几个楼层。当年分到这里的居民，需要满足各种严格的条件。他们当中有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作家王若望先生，有中国著名足球主教练方纫秋，有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大学教授和知名医生，至少也得是机关干部。据说整整用了十年，九幢房子才算分完。而且越往后，条件掐得越紧，因为知道的人多了，眼红的人也越来越多。
　　 1975年决定建造徐汇新村的时候，文革尚未结束，大楼由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人们传说当时王洪文曾派人找到负责设计的总工程师，强调房子的质量一定要好，有人猜测，这些公寓原本打算分给王洪文的“小兄弟”。不过，这只是道听途说。另一种传言，则说徐汇新村原本是万体馆的配套设施，造来给各国运动员比赛时住的，后来用途改变了。各种传说都证明，多年来人们相信这九幢大楼造得非同一般，是为“特权阶层”准备的。
　　 1978年，王桂芳的工资是30多元钱，后来工资涨到50多元，再到100多块。到她退休，工资是1000元出头，如今她拿2200元一个月。单位的福利分房，她没有轮到。1980年代农村房子拆迁，她分到一套20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三口从此再没搬过家。从前还有分房制度的时候，她曾向楼里一个在房地局做领导的住户寻求过帮助。对方没有回音，她也就没再追问。在住房这方面，尽管多年来她家没得到改善，但和这里住户之间的距离倒是大幅拉近了。到现在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羡慕之情。
　　 王桂芳曾经打过交道的那个在房地局上班的老李，曾是徐汇新村的第一批住户，如今早已退休，仍然住在1977年就迁入的两房一厅。客厅就是传统的过道厅，窗户对着走道，走道另一边是公共长窗，所以白天也显敞亮。他的三个儿子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剩下老夫妻俩，客厅用来吃饭，两个朝南房间，一间会客，一间作卧室，绰绰有余。小木拼花地板是他当年托关系从江西买来的，用了半生，只旧不坏，他再也不打算换了。浴缸是后来添的，刚搬来时，谁家也没有浴缸，在卫生间用水泥砌出一个平台，浴盆、脚盆就放在上面。虽说儿子都有出息，老李却不想改善居住环境，因为装修、打包、搬家，别人做不了，自己又做不动。他过去在房地局工作，深知这九幢大楼造得坚固，能抗八级地震。年纪大了，他相信年轻时就相信的东西—他能住在这里，就是没多少人能企及的好运气。
　　
　　 徐汇新村距离徐家汇商业区只有短短一公里。然而房子刚竣工时，周围还是一片农田，只有万体馆刚建成。首先造起来的，是面对漕溪北路的上海第十一百货商店，后来转给台湾老板，变成中兴百货。中兴百货又把门脸分隔成小块出租，开出了奶茶铺、熟食店、点心店和超市。在裕德路上，一边肩膀靠着百货商店的，是一家曾经十分著名的国营粮店。这里的馄饨皮名声在外，直到今天，已经搬走的老住户时不时还要特意回来买上一沓。不过，粮店的大部分门面早就租赁给了个体户，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个小车间，里面摆的机器还是20年前的老家伙，做馄饨皮的师傅却已经换了外地口音。
　　 田地被快速抹去，气象局大楼、华亭宾馆、高架和地铁一样样造了起来。今天你很难想象三幢16层、六幢13层高楼遗世独立在田间的画面。即便换做老李，也只能回忆一个大概。周围没有遮挡，夏天风大，打在外墙上仿佛海浪，一波接一波，窗都不敢大开。到1990年代中期，附近渐渐立起了其他高楼，海浪仍然往墙上拍，但不复汹涌，一波比一波弱。又过了十年，浪花越来越小，一整个夏天，只有几个晚上听见，其他时候即便有，也被空调外机声盖没了。一晃到了今天，潮彻底退去，孩子们也走了。
　　 “年轻人谁想住这里呢？”在徐房房产中介工作多年的谢义岗反问。徐房的店面就设在裕德路45弄1号底楼，但近十年来在他手上成交的徐汇新村房产算不上多。“来问房子的多数是老年人。他们看中这里地段方便，离医院近，物业费低廉，总价也便宜。现在在市区，250万能买到什么房子？”不过，小区挂牌的房子一直以来也是寥寥。两老都已过世的家庭并不多，有些子女人到中年，还是和老人住在一起。看看目前的房产市场政策，业主更是不舍得把房子出手。最近在徐房挂牌的徐汇新村房子只有一套，因为朝东，还没人看中。
　　 1994年，北部三幢大楼加高到16层，南部六幢大楼加高到14层。小区经过一轮大规模改造，更换了自动电梯。在1980年代曾十分时兴的彩色碎玻璃嵌水泥墙面不容易清洗，经过风吹日晒变得又旧又脏，后来改贴窄条瓷砖。老李记得瓷砖贴了才五六年，碰上2007年改保温材料，外墙又变了。趁第二次大规模改造的机会，小区业委会动用一部分房屋维修基金，给大楼内部的公共走道贴上了瓷砖。更多老化问题隐藏在墙壁后面。近几年来，小区所属的高建物业协同业委会，彻底更换了九幢大楼的线路和管道。但是最棘手的问题出在污水管改建上。业委会负责人郭主任一提起这件事就要抱怨。“从17楼到1楼，每户人家都同意了，你才能操作。半当中有一家人家不放你进门，工作就做不下去，导致好几幢楼到现在还没完成。他觉得自己家没漏啊，一定要等自家管道的水漏到楼下去，赔了一万多块钱，他才来要求赶紧把工程做掉。可是现在和当初又不一样，原本我们牵头，政府补助40%，现在要居民出全额，还要重新征求全部业主的同意。”
　　 郭主任住在漕溪北路950号，也是第一批住户。退休之前，他在远洋轮工作，一年只回家住52天。这位前海员人高马大，像多数五六十岁的上海男人一样，通晓家庭日常修缮工作，对大楼的结构也很熟悉。邻居年纪大了，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会带着工具上门维修，久而久之，就被居民推选为业委会主任。其实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当初甚至曾经以“户口本掉了”为由向居委会推辞。
　　 小区经年累月，零碎问题层出不穷，也许这就是殷俊不想住在徐汇新村的原因之一。刚满30岁的殷俊正新婚，婚房选在古北。他从小在徐汇新村长大，直到2002年工作之后才搬出去。从蒲汇塘路小学到宜山中学，他的同学都住在周边，也有不少在同一个小区，他最要好的朋友就住在1000号。不过，这些朋友现在也早就搬走了。殷俊喜欢这个地段，也盼着将来有经济实力的时候再搬回来。但他不会选择徐汇新村。“要买也是买对面的新房子。”他说，“一个楼面九户人家，碰到怪人的机率就直线上升了。现在就算一梯两户，也要考察一下隔壁住的是谁。”
　　
　　 殷俊的爷爷殷虹在徐汇新村住了34年，对周边的一切便利，他已经习惯到完全无视。早年，他出门步行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去上班，四周空荡荡的，徐家汇教堂旁边什么都没有。他住的大楼里也是空荡荡的，他带着母亲、妻子、孩子，总共五口人，成了漕溪北路750号的第一家住户。
　　 殷虹是山东烟台人，18岁就加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之后进上影厂做摄影师，紧跟着又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前线。停战之后，他回到上海成家，在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12次进藏，拍摄了《世界屋脊》、《高原气象》、《泥石流》、《西藏西藏》、《无限风光在险峰》等科教影片，获得多项国际大奖。有了这些成绩，加之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殷俊才分到了连上影厂厂长都轮不到的，当时最高档的房子。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套公寓还是十分舒适：三个房间一字排开，全部朝南；厨房和卫生间都带窗户，按如今的标准也可算得宽敞；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餐厅和客厅。据殷虹的大女儿殷利回忆，“那时候同事听说我住这里，都很羡慕地问我：电梯长什么样子的啊？开起来是什么感觉的？多长时间能到十层啊？和爬楼梯哪个快？他们想来我家，就为了乘电梯。”
　　 殷虹家的阳台正对漕溪北路，白天市声嘈杂。他在阳台一端摆上书架，书架前放张大书桌，密密麻麻地排上颜料、画笔、画纸等一干用具。左手边是他临摹的鲁迅肖像，稍微遮住些挂在上方的莫泊桑《俊友》封面画，右边是照着《中国美术报》上某个艺术家的照片画出来的素描，那张报纸也并排贴在画像旁边。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从西藏带回的牦牛头骨—它不复存在的脖子部位，则环绕着已经发黄的哈达。
　　 殷虹的生活不在徐汇新村。他有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证书。川藏铁路开通之后，他一心想再进藏，但家人担心他身体，没有同意。殷虹找出从前在朝鲜打仗时拍的照片，给人看他和彭德怀的合影。他一辈子哪儿都去过，什么都见过，一晃80多岁了。他不太在乎这套房子，也不想谈住在这里的岁月。毕竟在他最辉煌的那段记忆里，每年回到徐汇新村的时间不过才几个礼拜而已。
　　 殷虹总是说：“我需要的只是一张床而已。”他戴一副用旧了的雷朋近视眼镜，站在阳台上望出去，看到的都是崇山峻岭、冰川雪顶，眼底下的事情，他不大看，也不大知道。大女儿多年来都替他打理了。眼看着大楼里的租客越来越多，殷利觉得有点担心。父亲平时总喜欢敞开大门，她提醒他还是多关关。“现在电梯里的人都不认识的，有的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面无表情的。我们认识的人要么搬出去，要么过世了。我们是很反对有些人家把房子租出去的，进进出出人多不安全。”她说。
　　
　　 老居民们习惯把中兴百货称作“新开店”。不管它开了几年，总是叫“新开店”。李欣华不知道这一点。她丈夫已经答应她，等退休了，每天晚上都手牵手陪她下楼去徐家汇兜一圈。她原本打算十月份搬进来，后来领导劝她说这个年纪容易得癌症，新装修的房子还是多吹吹，于是她决定干脆等明年春节再搬。
　　 托儿所里有个学生的外婆曾经告诉李欣华：徐汇区的教育质量是全上海最好的，哪怕是最差的学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坚信换个环境，女儿能有更好的未来。“我跟女儿说，你现在乖，等另一套房子拆迁了，我给你在莘庄买套你喜欢的房子，你自己住。以后你读个研究生，再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层次高的。”最近半年以来，李欣华一边忙装修，一边兴高采烈地计划着将来。她不知道这个小区里的居民曾经是多么走运，也不知道这个小区34年来经历了多少变化。总之，李欣华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个阶段，他们一家的将来，现在看起来仿佛在一个正午的朝南房间里，明亮温暖，和风吹拂。
　　 （文中李欣华为化名。冯似清、本刊实习记者马文杰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