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线城市的竞争固然激烈残酷，二三线城市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房价高、物价高、工资少、没有户口、晋升艰难⋯⋯每一个只身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大城市拼搏的人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压力。一度，“逃离北上广”成了一种时髦词，仿佛只要回了二三线城市就可以彻底摆脱在一线城市中挣扎的“梦魇”。
然而，一咬牙一跺脚回去并不难，难的是回去之后才发现那里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一线城市的竞争固然激烈残酷，二三线城市也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我们的三位采访对象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经历也许会让你在碰到同样状况的时候，让发热的脑袋冷静下来，作出更理智的选择。
有些职业只适合在北上广发展
刘小菡目前在上海从事公益界和企业CSR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交流和传播工作，同时还在筹划创办自己的文化传播工作室。刘小菡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其内容属于“社会企业”的概念，所需要的环境是能够汇聚各方资源，有足够多关注公益慈善的企业以及发展成熟的公益组织，而且这些新鲜概念还要能够迅速成气候。在成都尝试过一番之后，刘小菡发觉这样的事业目前只能在北上广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2008年四川地震，恰逢刘小菡在成都外事办工作，她被派到都江堰参与中德红十字会野战医院的外事接待工作。也就在此时，她第一次那么近的接触到公益和慈善工作。然而，成都缓慢而悠闲的节奏和城市文化，始终让这个热衷跨文化交流和公益慈善的姑娘觉得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这个以“舒适”、“传统”的生活著称的慢城市跟“职业”、“效率”“开放”等字眼之间始终有层捅不破的纸。加上有这种概念的企业和NGO的数量也非常稀少，光是向别人解释“社会企业”的概念往往也要刘小菡花上半天时间。
思前想后，有志于将公益和慈善工作继续下去的刘小菡决定离开成都，于2009年只身来到上海。
作为高度成熟、开放、多元化的商业城市，上海给了刘小菡更多机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她在一家在线视频访谈栏目网站做兼职，负责整理国内外企业家的视频采访，同时为创意文化类的活动提供翻译及策划。这些工作让她开始更深地介入到公益圈。
相比成都的保守，上海的开放让她可以不断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一次访谈中，她与“牵手上海”（一家建立在上海的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聊起了NGO与企业的合作问题，双方聊得很投机，恰好这家机构正打算开展一项针对社会企业家的调研活动，立刻表示希望邀请她一起合作完成项目。借此机会，刘小菡开始进行调研采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她结识了许多企业、NGO，拓宽了社交网络和眼界。从兼职到与业内的核心资源进行合作再到计划独自创业，不到3年的时间里，她以她希望的上海式速度在成长。
企业社会责任，NGO，社会企业这些颇为“前沿”的行业与领域，如果不是在文化、经济和社会意识比较发达的城市，恐怕很难有机会接触，更不要说参与其中。虽然现在她的工作内容还是比较零碎，但是刘小菡认为这一切都是实现自己职业理想的宝贵积累，在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拍档和朋友也让她感觉到比在成都更强的认同感。她很喜欢这样由梦想向现实踏实迈进的感觉。
成都是一座环境优美氛围舒适的城市，成都人也常给人一种“会生活”的感觉。但也正因为如此，并非什么职业都适合在这样氛围的城市中发展。所以，如果你希望在创意或新兴行业等领域工作，还希望自己有足够丰富的社交圈子，最好不要选择二三线城市，哪怕这里没有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力。这些城市相对保守和传统的环境可能会给你带来新的落差感。
遇到瓶颈，回去；遇到瓶颈，回来
回，还是不回，顾芸来回折腾过两次。
今年30岁刚出头的顾芸，2002年大学毕业，在南京出生、长大，第一份工作选择来上海，在一家台湾人经营的电子产品贸易公司做行政工作。这份工作不难做，收入也还行，加上当时整个上海的房租也不算贵，生活基本没有太大的压力。当时的顾芸没想过要在上海长久地生活下去，毕竟她的家乡南京是省会城市，起初来上海工作也只是为了多见见世面。
顾芸在这家公司做了三年，因为公司对她所在部门的业绩要求有限，她就这么清闲地渡过了大学毕业之后的前三年时光。然而，刚毕业的时候总是觉得这种不咸不淡的工作没意思，加上父母对于她成家的期望更高过立业，顾芸最终耐不住父母一遍遍的唠叨，回到了南京。
有过在上海的三年工作经验，南京的工作虽然不难找，却很难令顾芸满意，薪水以及公司的环境都比不了上海。之前上海的公司氛围相对开放，同事间也都相处得不错。但是在南京，类似的外企公司规模有限。最后，顾芸在一家韩国人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工资少了三分之一，只是不用付房租，加上生活成本相对较低，顾芸的结余算是增加了。
即使她是南京本地人，回家工作还是需要重新适应环境。尤其是她的人际交往圈，以往在上海熟识的朋友渐渐疏远，南京的旧同学也需要重新培养感情，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工作头三年的人脉积累。
回家工作并没有如她所愿解决问题，在南京工作的半年，顾芸总觉得自己缺乏热情，“一直在调整状态”。生活节奏的确放慢了不少，工作压力也不大，这个时候，“成就感”这个问题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思考。半年之后，顾芸还是决定回上海工作。
虽然工作岗位仍然是销售助理，但吸引顾芸的是这家欧洲公司提供的学习和发展机会。这家公司做的是服装辅料，产品线更广，顾芸的工作相比之前要忙很多。这意味着没有时间想东想西，工作数量所带来的成就感让顾芸感到满足。
然而时间一长，再大的成就感也掩盖不了对手头繁琐工作日益增长的厌倦情绪。顾芸再一次碰到了瓶颈。其实当初在应聘面试的时候，她的老板就告诉过她销售支持这个工作的上升空间有限，未来要么转做销售，要么转去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行政岗位。顾芸有过转做销售的机会，但又不愿意经常出差。“当时其实应该尝试一下的。”现在想起来，顾芸有些后悔自己白白放弃了机会。
很快，公司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都开始走下坡路。顾芸没办法，于是又回到了南京。由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顾芸在南京一直处于兼职状态。三个月后，上海的前老板打来电话找她帮忙，顾芸又买了一张南京到上海的单程火车票。
这一次回到上海，顾芸只抱着临时去帮忙的想法，并没有长期工作的打算。但她却意外地在上海找到了老公，在这个让她缺乏安全感的城市成家立业了。现在顾芸仍旧在前老板处帮忙，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策。有了家庭之后，顾芸想要在上海安定下来。她不怕学习新的东西，只是担心没有这样的机会。她现在遇到的尴尬在于，如果选择和以前同样的岗位，顾芸的工作经验有点太“丰富”了，公司请她的成本要比雇佣一个应届毕业生高得多。而中层管理岗位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顾芸至今还没有碰到。
在这样几次来回之后，顾芸自己意识到了，她遇到的真正问题是这个职位本身的发展瓶颈而非城市差异。她折腾掉的除了时间、热情之外，还有发展机会。尽管在这个行业经验丰富，但是由于缺少规划，职业发展没有延续性，这让顾芸的职业生涯在短时间内很难回到正轨上来。
不能把回二三线城市工作或者回一线城市工作当作是自己职业发展遇到瓶颈期时逃避现状的法宝、良方，一旦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断层，就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去填补。
躲不开的人情关系网
回到熟悉的家乡刘伊达才发现，在上海尽管拼得很辛苦，但好坏全靠自己努力。回到看似宁静安逸的三线城市，其实是被笼罩在庞大复杂的关系网中。
2011年春节过后，父亲告诉刘伊达已经用10万元帮他打点好了新工作。能托到熟人再给予符合行情的报酬才有机会换得一个工作机会，这几乎是二三线城市的家长们给子女找个好工作的唯一有效路径。
当时刘伊达已经在上海一家美资医疗器械制造公司做了近半年的销售管理培训生，留在上海总部工作。欧美企业福利待遇也不错，薪水4000元，房屋补贴1500元，缴纳五险一金。用于业务拓展的社交费用由公司报销，加上年底的季度奖金，每月实际可以支配的收入有4700至5000元左右，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每年还有调整待遇的机会。在上海的工作看起来是渐渐步入正轨了，但这样的收入在上海要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才刚刚好，要靠这点钱结婚、买房却是遥不可及的。所以当家人提出要他回大同，刘伊达经过一番衡量，还是同意了。
回到大同的医院里，日子的确是稳定轻松多了。每天八点半上班，五点半下班，中间还休息两个小时。医院里平均一天只有三四个病人就诊，有大段空闲的时间可以供他复习医师资格考试。待遇也还不错，以他现在的级别，缴纳标准的五险（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一金（住房公积金）后，每月到手3000多元，还可以有2000元的积蓄。
可刘伊达毕竟还没到30岁，这么早就过上轻松悠闲的生活让他的心里总是有些不安，尤其是一想到未来的职业发展，更让他无比惆怅。正如当初家里托关系把他弄进医院工作一样，在那里要想晋升需要更强大的关系支持，他清楚自己家人的能力不足以完成这样的目标。他甚至到现在都难以理清每一位新同事的关系脉络，生怕不小心得罪医院领导的关系户或者集团公司某领导的亲戚朋友。这样的城市里的这样的单位，完全不像他曾经工作的上海那家外企，虽然也有利益上的斗争和阵营，但从公共邮件里就可以大致分清状况，游戏规则还算透明。
在刘伊达眼中，更大的差距体现在晋升上。与他差不多时间进入医院一位同龄女孩因为家里关系够硬，即便经常迟到早退，也在入职不到一年后，便升至副科级待遇。而另外一名依靠自己勤奋钻研，努力工作的普通医生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获得同等待遇，而且并不具有副科级的职称。而这样的状况已经成为大家都熟悉和接受的规则。
刘伊达明白并且理解现状，却不打算在这样的环境里混到退休，他想利用现在空闲的时间学习、考试、实践，尽快考取尽可能高的医师资格证，再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城市，也许还是北京、上海或者广州。
回到二三线城市工作，意味着你进入了一种几乎没有猎头、很少能跳槽选择新职业的职场新环境，投简历面试这样的求职方式在二三线城市也不多见。要谋职，除了符合岗位条件，还需要花费不少的金钱成本，尤其还得找到愿意帮忙的“关键人”。要记住，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不会让你感受到真实的社会环境。如果你厌恶这种环境和氛围，还是先别急着回去吧。
房价高、物价高、工资少、没有户口、晋升艰难⋯⋯每一个只身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大城市拼搏的人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压力。一度，“逃离北上广”成了一种时髦词，仿佛只要回了二三线城市就可以彻底摆脱在一线城市中挣扎的“梦魇”。
然而，一咬牙一跺脚回去并不难，难的是回去之后才发现那里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一线城市的竞争固然激烈残酷，二三线城市也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我们的三位采访对象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经历也许会让你在碰到同样状况的时候，让发热的脑袋冷静下来，作出更理智的选择。
有些职业只适合在北上广发展
刘小菡目前在上海从事公益界和企业CSR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交流和传播工作，同时还在筹划创办自己的文化传播工作室。刘小菡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其内容属于“社会企业”的概念，所需要的环境是能够汇聚各方资源，有足够多关注公益慈善的企业以及发展成熟的公益组织，而且这些新鲜概念还要能够迅速成气候。在成都尝试过一番之后，刘小菡发觉这样的事业目前只能在北上广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2008年四川地震，恰逢刘小菡在成都外事办工作，她被派到都江堰参与中德红十字会野战医院的外事接待工作。也就在此时，她第一次那么近的接触到公益和慈善工作。然而，成都缓慢而悠闲的节奏和城市文化，始终让这个热衷跨文化交流和公益慈善的姑娘觉得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这个以“舒适”、“传统”的生活著称的慢城市跟“职业”、“效率”“开放”等字眼之间始终有层捅不破的纸。加上有这种概念的企业和NGO的数量也非常稀少，光是向别人解释“社会企业”的概念往往也要刘小菡花上半天时间。
思前想后，有志于将公益和慈善工作继续下去的刘小菡决定离开成都，于2009年只身来到上海。
作为高度成熟、开放、多元化的商业城市，上海给了刘小菡更多机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她在一家在线视频访谈栏目网站做兼职，负责整理国内外企业家的视频采访，同时为创意文化类的活动提供翻译及策划。这些工作让她开始更深地介入到公益圈。
相比成都的保守，上海的开放让她可以不断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一次访谈中，她与“牵手上海”（一家建立在上海的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聊起了NGO与企业的合作问题，双方聊得很投机，恰好这家机构正打算开展一项针对社会企业家的调研活动，立刻表示希望邀请她一起合作完成项目。借此机会，刘小菡开始进行调研采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她结识了许多企业、NGO，拓宽了社交网络和眼界。从兼职到与业内的核心资源进行合作再到计划独自创业，不到3年的时间里，她以她希望的上海式速度在成长。
企业社会责任，NGO，社会企业这些颇为“前沿”的行业与领域，如果不是在文化、经济和社会意识比较发达的城市，恐怕很难有机会接触，更不要说参与其中。虽然现在她的工作内容还是比较零碎，但是刘小菡认为这一切都是实现自己职业理想的宝贵积累，在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拍档和朋友也让她感觉到比在成都更强的认同感。她很喜欢这样由梦想向现实踏实迈进的感觉。
成都是一座环境优美氛围舒适的城市，成都人也常给人一种“会生活”的感觉。但也正因为如此，并非什么职业都适合在这样氛围的城市中发展。所以，如果你希望在创意或新兴行业等领域工作，还希望自己有足够丰富的社交圈子，最好不要选择二三线城市，哪怕这里没有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力。这些城市相对保守和传统的环境可能会给你带来新的落差感。
遇到瓶颈，回去；遇到瓶颈，回来
回，还是不回，顾芸来回折腾过两次。
今年30岁刚出头的顾芸，2002年大学毕业，在南京出生、长大，第一份工作选择来上海，在一家台湾人经营的电子产品贸易公司做行政工作。这份工作不难做，收入也还行，加上当时整个上海的房租也不算贵，生活基本没有太大的压力。当时的顾芸没想过要在上海长久地生活下去，毕竟她的家乡南京是省会城市，起初来上海工作也只是为了多见见世面。
顾芸在这家公司做了三年，因为公司对她所在部门的业绩要求有限，她就这么清闲地渡过了大学毕业之后的前三年时光。然而，刚毕业的时候总是觉得这种不咸不淡的工作没意思，加上父母对于她成家的期望更高过立业，顾芸最终耐不住父母一遍遍的唠叨，回到了南京。
有过在上海的三年工作经验，南京的工作虽然不难找，却很难令顾芸满意，薪水以及公司的环境都比不了上海。之前上海的公司氛围相对开放，同事间也都相处得不错。但是在南京，类似的外企公司规模有限。最后，顾芸在一家韩国人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工资少了三分之一，只是不用付房租，加上生活成本相对较低，顾芸的结余算是增加了。
即使她是南京本地人，回家工作还是需要重新适应环境。尤其是她的人际交往圈，以往在上海熟识的朋友渐渐疏远，南京的旧同学也需要重新培养感情，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工作头三年的人脉积累。
回家工作并没有如她所愿解决问题，在南京工作的半年，顾芸总觉得自己缺乏热情，“一直在调整状态”。生活节奏的确放慢了不少，工作压力也不大，这个时候，“成就感”这个问题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思考。半年之后，顾芸还是决定回上海工作。
虽然工作岗位仍然是销售助理，但吸引顾芸的是这家欧洲公司提供的学习和发展机会。这家公司做的是服装辅料，产品线更广，顾芸的工作相比之前要忙很多。这意味着没有时间想东想西，工作数量所带来的成就感让顾芸感到满足。
然而时间一长，再大的成就感也掩盖不了对手头繁琐工作日益增长的厌倦情绪。顾芸再一次碰到了瓶颈。其实当初在应聘面试的时候，她的老板就告诉过她销售支持这个工作的上升空间有限，未来要么转做销售，要么转去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行政岗位。顾芸有过转做销售的机会，但又不愿意经常出差。“当时其实应该尝试一下的。”现在想起来，顾芸有些后悔自己白白放弃了机会。
很快，公司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都开始走下坡路。顾芸没办法，于是又回到了南京。由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顾芸在南京一直处于兼职状态。三个月后，上海的前老板打来电话找她帮忙，顾芸又买了一张南京到上海的单程火车票。
这一次回到上海，顾芸只抱着临时去帮忙的想法，并没有长期工作的打算。但她却意外地在上海找到了老公，在这个让她缺乏安全感的城市成家立业了。现在顾芸仍旧在前老板处帮忙，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策。有了家庭之后，顾芸想要在上海安定下来。她不怕学习新的东西，只是担心没有这样的机会。她现在遇到的尴尬在于，如果选择和以前同样的岗位，顾芸的工作经验有点太“丰富”了，公司请她的成本要比雇佣一个应届毕业生高得多。而中层管理岗位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顾芸至今还没有碰到。
在这样几次来回之后，顾芸自己意识到了，她遇到的真正问题是这个职位本身的发展瓶颈而非城市差异。她折腾掉的除了时间、热情之外，还有发展机会。尽管在这个行业经验丰富，但是由于缺少规划，职业发展没有延续性，这让顾芸的职业生涯在短时间内很难回到正轨上来。
不能把回二三线城市工作或者回一线城市工作当作是自己职业发展遇到瓶颈期时逃避现状的法宝、良方，一旦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断层，就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去填补。
躲不开的人情关系网
回到熟悉的家乡刘伊达才发现，在上海尽管拼得很辛苦，但好坏全靠自己努力。回到看似宁静安逸的三线城市，其实是被笼罩在庞大复杂的关系网中。
2011年春节过后，父亲告诉刘伊达已经用10万元帮他打点好了新工作。能托到熟人再给予符合行情的报酬才有机会换得一个工作机会，这几乎是二三线城市的家长们给子女找个好工作的唯一有效路径。
当时刘伊达已经在上海一家美资医疗器械制造公司做了近半年的销售管理培训生，留在上海总部工作。欧美企业福利待遇也不错，薪水4000元，房屋补贴1500元，缴纳五险一金。用于业务拓展的社交费用由公司报销，加上年底的季度奖金，每月实际可以支配的收入有4700至5000元左右，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每年还有调整待遇的机会。在上海的工作看起来是渐渐步入正轨了，但这样的收入在上海要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才刚刚好，要靠这点钱结婚、买房却是遥不可及的。所以当家人提出要他回大同，刘伊达经过一番衡量，还是同意了。
回到大同的医院里，日子的确是稳定轻松多了。每天八点半上班，五点半下班，中间还休息两个小时。医院里平均一天只有三四个病人就诊，有大段空闲的时间可以供他复习医师资格考试。待遇也还不错，以他现在的级别，缴纳标准的五险（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一金（住房公积金）后，每月到手3000多元，还可以有2000元的积蓄。
可刘伊达毕竟还没到30岁，这么早就过上轻松悠闲的生活让他的心里总是有些不安，尤其是一想到未来的职业发展，更让他无比惆怅。正如当初家里托关系把他弄进医院工作一样，在那里要想晋升需要更强大的关系支持，他清楚自己家人的能力不足以完成这样的目标。他甚至到现在都难以理清每一位新同事的关系脉络，生怕不小心得罪医院领导的关系户或者集团公司某领导的亲戚朋友。这样的城市里的这样的单位，完全不像他曾经工作的上海那家外企，虽然也有利益上的斗争和阵营，但从公共邮件里就可以大致分清状况，游戏规则还算透明。
在刘伊达眼中，更大的差距体现在晋升上。与他差不多时间进入医院一位同龄女孩因为家里关系够硬，即便经常迟到早退，也在入职不到一年后，便升至副科级待遇。而另外一名依靠自己勤奋钻研，努力工作的普通医生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获得同等待遇，而且并不具有副科级的职称。而这样的状况已经成为大家都熟悉和接受的规则。
刘伊达明白并且理解现状，却不打算在这样的环境里混到退休，他想利用现在空闲的时间学习、考试、实践，尽快考取尽可能高的医师资格证，再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城市，也许还是北京、上海或者广州。
回到二三线城市工作，意味着你进入了一种几乎没有猎头、很少能跳槽选择新职业的职场新环境，投简历面试这样的求职方式在二三线城市也不多见。要谋职，除了符合岗位条件，还需要花费不少的金钱成本，尤其还得找到愿意帮忙的“关键人”。要记住，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不会让你感受到真实的社会环境。如果你厌恶这种环境和氛围，还是先别急着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