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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除了长寿，一百多岁，一生中没有发生过可歌可泣的事情，连来历也是模糊的，没有家谱之类的文字可资查询。我知道祖父的籍贯，在绍兴的一个水乡，阮社一带，但我没去找过，因为去了也没用，我连曾祖父的名讳都不知道。在接续家谱最热闹的这几年也没有阮社方面的人来打听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曾祖一脉出来讨生活时，身份极其卑微，捕鱼为生，被人忽略了。贫穷总是跟苦难形影相随，这没什么奇怪，但在苦难中依然能活得细水长流，就不是一般专家的追溯式概括所能说通。写到祖父，我在叙述上遇到了困难，一是不能按照编年的顺序，他没有那么丰富；二是他一生的话语加起来也没有多少，而且他很少跟我们谈起过去，亲人间不会有采访式的问答。
一、凉火
祖父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一个很特别很好记的年份，跨世纪的时候，我们取笑他，他跟小他99岁的人一样只跨了一个世纪，实在有些煎熬和无趣。他得意地认为这样好，好记。人老了最大的表现是记性差，活着活着就会忘了自己的年纪。可他忘不了，在本个公元纪年里，那个刻度就是自己的年龄，因此自己始终不会有忘性那么重的衰老。人家也给他记着。
这一年是辛丑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个条约，国家气息奄奄。浙中的一片泽国，水深火热。十月初十，离小雪节气只差了两天，天已经很冷，邵家埠村一户捕鱼人家的草屋却着了火。大着肚子的曾祖母一定是受了惊吓，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她感觉肚里的孩子就要出来了。这是这户人家的第四个男丁。家里人本来已经乱作一团，而且会乱上很长时间，现在添个人丁却须少一个干活帮忙的主妇。让她老人家更加焦虑的，还是得有个稍稍遮掩下的产床。不知是谁想到了凉亭，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公益性建筑，简直等同于现在的避难所。所谓“修桥铺路造凉亭”，说的是善人们捐的大功德。祖父一家便是受益者。因而祖父的名字看起来有些随意——凉火——当然一群目不识丁的人也不可能取得意蕴深长。凉火，这个名字，意义上没有偏正，火是凉不下去的，心其实倒也不至于太凉，因为没什么可凉了，因此它在结构上只能是并列的。作个纪念吧。“凉”指的是凉亭，“火”是说出生时发生的事情。不过，对祖父的一家人来说，应该还有说不尽的感激，“凉”字放前头，让祖父把凉亭背在名字里，一辈子。
这是祖父的起点。曾祖母的月子里，天天看着破漏的天空，那是从好心人送来的篾簟破洞里看到的。篾簟是一种粗篾编织的席样农具，晒谷用。现在好在农闲了，尽管很破，毕竟还能遮挡一些寒风。天天听着脚步络绎不绝，穿过凉亭而去，男人的、女人的、穿布鞋的、穿草鞋的、赤脚的，但都不是来探月子的。一窝外地人，能有这样一个临时的窝，已经天可怜见了。刚刚入冬，浦阳江和白塔湖上都无鱼可捕。鱼不是想捕就能捕的，捕鱼人是帮人捕鱼的人，不是自捕自销者。因而产妇肯定奶水不足，食物能果腹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大家也没有去想营养方面的事情。这很可能也影响了祖父后来的身高，一米六多一点吧，村里人背后都叫他阿火矮佬。
后来家里又发生过火灾。那是祖父成家以后的事。在述说这件往事时，他常常被人取笑，遇事不冷静，分不清轻重。逼问得紧了，他才尴尬地笑说自己匆忙慌乱中拿了一把揿，而没有去拿更值钱的小饭桌。揿是渔具，斗状，网的一种，有的地方叫扳网，也有叫赶网的，可见当时家里实在没有别的东西。我们调侃他的慌张，他努力为自己辩解，意思大体是揿是生产工具，必须有；桌子是生活用具，可有可无。再说桌子在生活序列上也不靠前，没有吃的东西了，要桌子何用？
大概是不能再这么“火”下去了。我懂事的时候，祖父早已改名纪福，这是农具家具上号的字样，后来身份证上也是如此写法。“福”具体的指向是什么？如果是49年之前，这福应该是岳父岳母给予的；如果是解放后，那当是感恩领袖。我想，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新社会事情多，翻身做主人了，要用到名字的地方自然多，改个名字也是与旧社会的告别。如果指的是49年前，那该是早就改了的，与祖母成婚之时，也是与一个时代的告别。但名字中前一个字，是“纪”而不是“记”，我听一个与祖父差不多年龄的老人解释过，但语焉不详，只能说是取名的人在字眼上不讲究。我与祖父较过真，跟他说了两个字的区别，他说那是被写的人弄混了，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但他自己认得自己，扁担、锄头、箩筐上都号着字，一看就是自己。过年了，祖父也孩子般地开心，指指各家各户的大门，笑呵呵地说：你看你看，写的都是我的名字，我分福给大家了。
二、起锚
祖父带着我走在浦阳江堤埂上。我们要去邻县的临浦镇买煤球，错过了一班县内的小轮船，于是决定走到湄池，去乘开往杭州的大轮船。埂面上凹凸不平，不时有脚掌大的石头绊脚，我走不快，走得很不舒服。我说要弄把刀，把这些尖石头统统削平。
祖父笑笑说：你好大口气！这些石块拉纤的人喜欢，脚能在这些石头上用力。
我问：你拉过纤么？
他說：哪有撑航船的人不拉过纤？
民国11年，22岁那年的正月，祖父结束第一段给地主放牛当长工的经历，开始行走在浦阳江至钱塘江的水面上和堤埂上。是哪个亲戚介绍还是伙伴叫他，抑或自己去应聘，这些已经不再重要。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船老大看他憨厚有力气；二是他要逃离那个阴森凄切的窝棚，一个千孔百疮的家。
在这之前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大哥，原来一直很健壮，忽然一天拉起了肚子，起先家里人也不重视，谁没个头痛发热拉肚子。但竟一天比一天严重了，乡邻说可能得的是碧螺痧，因为没钱看病，一家人就看着他在挣扎中走了，那年大哥29岁。
老二是种田的，好端端江边人家的人，却在河塘里溺水而亡。
三哥走时只有18岁，本在店口一个寺庙里做长工，一次肚子绞痛痛死了。
生命的神秘莫测，让人生变得恐惧。后来我知道碧螺痧就是霍乱。人世间，无常固然可怕，但无常若变成有常——眼前纵使不被霍乱传染——这样的次第死人，更让人毛骨悚然。他的出逃是对的。这之后，可能祖父连水都怕了。我小时从未见他游过水，在湖里洗澡，也都只在近水边。他说他会一点点水。我会水之后，对他说，在水里会水的人向上浮，不会的人往下沉，并让他试试。他说这个不敢试。我想，老二走后，他肯定再没走到过水的稍深处。钱浦轮船公司的人一定不知道他的水性，要不，会不要他的。 这是祖父人生的一次憧憬和远行。远离死的恐惧，而且一步迈向天堂杭州。
九十多年前，浦阳江水运是诸暨连接外界的最重要的交通线，其上溯浦江、义乌，下行绍兴、杭州，是婺越通衢的黄金走廊，无论货运还是客运都十分繁忙。就货运而言，诸暨盛产的粮食、茶叶、蚕茧等大宗物资远销五湖四海。这里必需的油、盐、布等日用品集散各地，都是通过水运来完成，现在的江藻汪王一带，当年就是盐堆高如屋、白如雪的大盐场。客运则更发达，沿浦阳江和枫桥江的邵家埠、姚公埠、骆家桥等，都是繁华的船埠。来自金华、东阳等地的肩挑客商、差官、学生，大多由这些船埠搭乘航船北上杭州。
祖父所在的是一只夜航船，定时班船，做的是苦力。骆家桥船埠与家里不远，他每天下午都会早早地来到船上，搬好堆好先到的货物，擦净擦干船沿的泥水，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待得没事做了，就坐在船头看日头看水流，等客人。这个水流是有讲究的，要看懂这个水流，心里得有本日历。小事物一旦跟大事物连在一起，一个人的眼界就必须跨越原有的区域。浦阳江流着流着，最后投靠了钱塘江。所以，钱塘江的一举一动，也让上游支流的浦阳江亦步亦趋。这水有时东去，有时西流，其实这是一条大河的一呼一吸，体现在眼前就是潮涨潮落。钱江潮汐，初一十五各不相同，每年的七八九月，初三、十八前后，是大潮汛来临的日子，波澜壮阔的景象举世闻名。钱塘江呼吸的尾声一直传导到浦阳江的骆家桥，祖父记住的就是这个规律，关注的就是这个水流。日头一落山，当然主要的是这个时候江水涨到顶峰了。人吃饱了饭、帆吃饱了风、江吃饱了潮，航船正好起锚，顺枫桥江而下。到湄池三江口，这里还有另一艘更大的船从姚公埠过来，这是沿浦阳江东江而下的大轮船。祖父他们与之会合，攀上大船，由其拖带，顺潮顺水，经临浦、过尖山、穿钱塘，一夜水路直奔杭城。
三、船到南星桥
姚公埠。浦阳江边多埠头，安家埠、周家埠、黄家埠、邵家埠等等，命名方式单一，这里“家”代表了一个聚居的族群。姚公埠不称“家”，尊为“公”，不管是对人的尊崇还是后来人说公私的公，都显出了它的与众不同。听同船的人说，如果站在高处，看它村庄的布局，这村子极有讲究，三面环水，易守难攻，风水极佳。它是周边最富庶的集镇。以前出过人物，后来也出过人物。
临浦。据说，西施当年去吴，从浦阳江上游一路坐船去绍兴，是在这里转的船。西施看见水边小山上遍植苎麻，像极了家乡苎萝山，便在此处盘桓流连。祖父和他的伙伴们因此常常在此发呆，这样一个绝世美女徘徊过的地方，一定有其名堂。时间过去了许多时辰，船上的人开始有点不适。有的是晕船了，有的是寂寞。说到美女，大家才有些兴奋，荤荤素素地又说开了。许多东西祖父都是第一次听说，一个后生家的听得脸红，搭不上腔，还不时被逼得难堪。船上也有读书人、大学生，他们便说一些书上的事情，斯文礼貌，祖父尽管也搭不上腔，但不尴尬。他对读书人另眼相看。
头上月亮一直伴着船行走，若即若离，但仔细看还是移动了一些位置，客人在说船过尖山了。年长的读书人说尖山原是湄池杭坞山的山顶，他看一眼船上的伙伴，讲起了故事：钱大王，就是一千年前的吴越王钱镠。你们知道浙江的杭州段，为什么叫钱塘？这是钱大王带领老百姓修建的海塘。
不管真实性如何，但以后再听人说起钱王故事，凡有人与乾隆皇帝混淆的，祖父会在那人讲完后去纠正。我们去临浦，也会看到尖山。祖父就会给我接上关于钱大王的故事：相传钱王建了钱塘大堤之后，还斩除了一条经常兴风作浪破坏大堤的孽龙，并将龙骨制成长鞭，用以驱赶凶山恶水，钱塘从此“不拆不修万万年”了。后来钱王想寻找一片大地建设王城，他又在钱塘江北岸斩了九个龙头。六和塔以西的九个山头至今还流着殷红“血水”。钱王继续往前赶，寻找他心里的龙蟠凤仪之地，不想碰上了威武不可当的杭坞山，钱王恼怒，来到山脚，祈求土地神帮忙，将大山迁往他处，但是大山无动于衷。于是钱王大怒，执鞭上山，飞身骑坐山腰，对大山狠下一鞭，用力过猛，以致削断山顶。山顶飞到了萧山境内，因此称作尖山。而杭坞山巅，则留下了二三十亩大小的一块平坦地。大概打累了，钱王在山腰上坐了一会。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屁股印，像两汪清清水塘，至今完好，大雨水不满，久旱水不干。千百年来，也有妇女焚香祈拜，然后试坐以求怀孕。甚是灵验。
这是祖父较完整叙述过的一个传说。后来我们再去临浦或者南星桥，他都会再次讲到。他坚信，神人自有神力。
过了尖山、义桥，马上就到南星桥，这是这趟航船的终点，也是这辈子祖父自己到过的最远最大的地方。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子夜时的杭州黑漆漆一片。那时杭州已经有电，但是电灯还是不多。祖父认为，这是杭州的边，再进去，便是自古繁华地了。正这样想着，客人上岸了，他便去把粮油等货物搬上码头，把新的布匹、糖盐搬到船上。忙完了，祖父和伙伴们就看星星，看江岸，看到涨潮了，就立即拔锚起航。这潮水，等天亮了刚好涨到骆家桥。
潮汐小的时候，油料供应不上的时候，他们就自己撑船、拉纤，一路负重，走尽钱塘水道。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撑船、拉纤的累，但力气和心态恰是走夜航的基本功。
这一上船，就是十年。这十年里，祖父娶妻生子，日子过得水光潋滟。
这是一个轨迹，也是祖父一生的眼界，这眼界水涨船高。
我们这次坐轮船去临浦，路上需要一个多小时。祖父喜欢看着窗外景物变换，向我讲述过往的见闻。那些景物与几十年前没有大的变化，那是祖父记忆的原点。
四、阿伯
按姓氏确定村名是最传统简单的命名方式，各地用得也多，如孙家、马庄、刘村等，简洁明了，温馨自然，让族人有归属感，这是乡愁的源头。我们村的名字叫李家，不是吴家，但我得承认这是我们家，祖父是入赘的，李家即是吴家。我不习惯叫现在的名字，这是一个由临近的顾家、李家、斗门村合并而来的新行政村，村子合并后，我們被叫作斗门村。斗门是一种水利设施，最多表达的是它的功能性，做地名可以，作为一个村子的名字，少了亲情，很难归属。这名字没根。 我们的村子很小，小得十里之外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村子。以前有人问起哪个村的，我答，李家。看对方一脸迷茫，赶紧解释就是斗门和七里之间的小村庄。对方继续迷茫，那里还有个小村子？其实，现在固然村与村已经连在一起了，但那时的边界还是很清晰的。与祖父往斗门方向走亲戚，过了土地庙，他会让我骑在背上，表明出村了，路远了。母亲有段时间在七里学校当民办教师，晚上要政治学习，就非得拉上我壮胆，因为晚上回来时，俞蔡塘边的乱石岗上常常会见到鬼火，飘飘忽忽，跟着人飘移，吓得我们不敢喘大气。怎么能怀疑村子的存在呢？村子虽小，但面前是方圆百余里的白塔湖，湖里有湖，湖中有天，鱼米之乡，饿不死人。
显然，祖父很满意李家。
他也没什么可挑剔了。其时，他的父母、兄弟都没有了，那都是一个个不堪回首的悲惨故事。现在他等于是重新找回了父母，找回了家。入赘者本就比女方会矮去一截，得到一些总是以失去一些为代价，祖父不会在意这些。何况妻子长得高挑、白净、贤淑，快人快语。小舅子也瘦瘦长长，文静聪明。他们丝毫没有把他当外人看。
李家对他也满意。人矮些，但敦实，有力气，湖里山上的农活都是一把好手，一天做到晚不歇手。交给他一分的事情，他能做到十分。不多言多语，只是傻呵呵地笑。这是老丈人最愿意看到的，现在是家里有两个儿子了，一长一矮，一文一壮。一扇大门两根柱子拄着，这门实了。第一年的春耕时节，岳父发现这新女婿不会插秧，就问：“不会？”答：“不会。”又问：“没学过？”答：“不学。”岳父觉得这人有点脾气，暂且也不多说。
我小时，我们跟舅公一家还住一个屋檐下，分灶吃饭而已。房是草房，墙是泥墙。那时也是草房即将成为历史的时期了。我们家在草屋前已经建有20来个平方的瓦房，叫小间，大概是父母的婚房。我跟母亲住在小间里。舅公是粮油厂工人，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咪口小酒，他用一支筷，在酒碗里蘸蘸，向我招招手，“来，你也吃一点。”我摇摇头不吃，这东西闻着香，吃了让人不舒服。他就夹起一两只虾给我，笑着摇头，“外甥狗，吃吃朝外走，何况外甥子，还怕酒，像爷爷的。”他的外甥，就是我父亲，那时在张家口的一个部队学校当教员，每月有钱寄给家里。我们两家都准备建新房了。
舅公对我父亲很满意，会喝酒，也会读书。祖父对舅公很羡慕，文化不高，但会读书。当年父母叫他去买东西的钱，常常被他花了，在父母的责问前，只消说买了书，便什么都没事。一捧起书就常常误了吃饭，需一遍一遍地叫。我有时看书入迷，祖父就说，像舅公的。祖父觉得岳父的观点是正确的，惟有读书高。所以他自觉包揽了除插秧外的几乎所有农活，还有酿酒，舅公喝的酒，后来父亲喝的酒，都是祖父所酿。白药自己做，酒放酒，酒味特别醇厚绵长。
父亲招待客人时，总要说一句，“尝尝，这酒有劲，我阿伯做的。”
我的父亲母亲，两个姑姑，舅公的子女，我的表叔表姑，全家人都叫他“阿伯”。这样的称呼是入赘女婿的标志，听起来有些别扭。
“哎——”祖父应得很大声。
祖父入赘到李家后，还在钱浦轮船公司做了几年。后来鼓励舅公去了新建的粮油厂。祖父的解释是舅公文弱，去工厂做工不累人，两人换一下，正好家里的农活也有个着落。其实，祖父家里没有田地，他的新工作是到邻村地主家做长工。不知道这是祖父自己的想法还是岳父的通盘考虑。
他当时的心里可能有过小疙瘩，但没有说出来，表面上还表现得很配合、很支持。这只是我的分析。祖父老年时，出于某种敏感，嘀咕过他的功劳，但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他的狭隘。当然从祖父的角度去分析，若当初心里真有个小疙瘩，也正常，毕竟船上的活比农活要轻松一些，挣的钱也多，但只要应承了，都表明他顾全大局，对岳父母的安排没有二话。
祖父非常感激岳父岳母。我们对祖上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祖父在祭祀上的言行。过年、清明、冬至等重要节日，祭桌上要放许多碗筷，主要的就是岳父岳母，他一一叫过称呼，表过孝心，然后跪拜在地，一丝不苟地磕头，样子很古老。这个仪式在“文革”期间中断了几年，过年过节，他就在家嘟哝，“这个又不是迷信，只是纪念纪念”，虽心有不甘，但毕竟不敢。我们就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于是缄口。仪式恢复后，他又严肃地跪拜，直到将近百岁，实在跪不下去了。不跪之前，他有段告白，向先人致歉。但每个仪式，他依旧亲力亲为，严肃认真，禁止嬉笑。
五、下中农
从夜航船回来，祖父就在隔壁村的地主家里打长工。他引以为傲的是一直做到了土改，而别人要么是短工，要么是做了一两年就不做了。不是人家家道殷实了，而是东家找借口，把人家打发了。他觉得自己干活好，除了种田，别的都上得了手，做得精细，从来不偷工减料，不潦潦草草，东家对他信任。我们故意说他阶级观念淡薄，被剥削了还不觉悟。他就马上推说自己没文化，那时不知道有阶级一说。在称呼上，他也不叫地主，而是先生。并且强调先生不是一般人都能叫的，得有文化、有田地、有威望，而东家是。我们又批判地主的田地是剥削而来的，他认为这个说法不尽然，地主只剥削了穷人的力气，穷人本来就没有田地可供剥削，再说有田地的也不一定是地主。我们就更加认为我们的农民太过奴性，太过善良，没有反抗意识，满足于眼前的温饱。
过一段时间，祖父又淡忘了阶级观念。他要现身说法时，就又提起当年做长工的事情，这次说的比以前说的把长工做长，没有根本的区别。他坚持认为要老老实实做事、做人，老实人不吃亏。比如，做长工时，春耕、夏天“双抢”时节，劳动量大，要求高，人吃力。连饭都是东家派人送到田头的。烈日当头了，白塔湖岸边会突然冒出个人头来，叫一声“吃饭喽——”，大家便立即停下手头的活，啪啪啪啪从水田里蹿起，找个杨柳或桑树的树荫处，开始狼吞虎咽。往往只有祖父还在田里，不是想表现——他反复说明——只是要把手头的活做得到一个段落，比如割稻就割到头，再比如耙田就耙到田堘邊，这样就少几个脚坑，种田的人就不会把秧苗插到脚坑里。当然祖父还有一点点的小脑筋，他要主动有别于其他人。他解开衣扣，坐在红叶柳下吃饭，第一口扒进嘴里，就看见下面的饭里有亮汪汪的油珠泛上来，花椒的香气直钻鼻子。果然碗底埋着一块很大的腌肉！东家自己吃的就是这样的大肉。祖父比划，半公分厚，四五公分宽，超过四五公分的长。他认为这是东家对他的赏识，对他的奖励。这是个懂管理的地主，东西虽然不多，但只要有别于旁人，一样能达到激励的目的。我们又怪他太老实，被地主利用。我们问他，吃饭时，大家是坐在一起，还是像你一个人单独吃。他说忘了。我们就告诉他，每个人的碗里都埋着一块腌肉，这是剥削者常施的小伎俩。他涨红了脸，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后来我们家里的腌肉一直就是这个标准。约0.5×4×5厘米，腌的时候撒点花椒，肋条，大肥肉。祖父说，入味。这是一个长工的财主梦，是穷人的奢侈享受。
50岁那年，刚刚开春不久的一天上午，东家先生叫祖父去家里坐坐，喝喝茶。这让祖父有点紧张，他们可不是能平起平坐的人。可以想见，他们之间的谈话，祖父一直都是被动者。好在先生一直在说他的好话，关心他的家庭，东一句西一句，让他一颗悬着的心有了着落，至少不至于被解雇。聊到最后，先生向祖父透露了一个信息，如果祖父有意，他会低价脱手一些水田。
这天夜里，祖父翻来覆去睡不好，不知是上午喝了茶的缘故，还是有点激动。总之心跳得很快，睡不踏实。
很快，祖父从东家手里买得了五亩良田，一头耕牛。田在自家门前，东靠白塔湖，灌溉护理极为方便，田的名字就叫东五亩。当然，价格不能与人透露，先生反复强调过。对祖父而言，即便先生不强调，这价格也足以让他守口如瓶。祖父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靠着自己勤勤恳恳做长工，竟然有一天有了田地、耕牛，有了老婆、儿女一家人，加上自己有的是力气，以后的日子值得高看一眼。他觉得这是做老实人的福报。
土改自南京、杭州款款而来。划分成分时，祖父的老东家当然还是地主，但是成分的含地量已经大大降低，加上民风淳厚，使他已足以与新政府相安无事。大家都羡慕东家的远见，把子女送到了大学里。这几个大学生儿子又对天下大势的把握很准确，一听到北方土改的消息，就让家里赶紧处理田产。后来，子女们有的留在大学里当教授，也有在北京的国营大企业里。
由于土改工作量大，进行得也比较温和，家庭成分先是由自己申报。对照条件，祖父有田有牛，應该划入中农，好在工作组干部广泛听取民意，体恤老实人，给予调整到下中农。祖父感觉失落时，已是尘埃落定，对照其他人家，比如后门的汤校舅公，田地多于五亩，住着瓦房，也定了贫农。更为失落的是，当了半辈子长工的赤贫者，到头来成了团结的对象。因为土改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尽管人家安慰，贫下中农是同一个阶级，但祖父觉得毕竟不上不下。这事成了他终生遗憾。我们笑他又上了地主一次当，但他坚持认为先生好心是真的。
我后来去北京参加一个乡贤团拜会，会上遇见一位精神矍铄的乡长，其时他是一家国有大企业的老总，席间说到他的村庄和家人，我知道这应该是祖父东家的儿子。我回家时与祖父说起这个人的名字和情况，他说就是先生的儿子，也是大学生，并问我有否对他不礼貌，直到我说恭恭敬敬他才满意地点点头。
六、日本佬
祖父最惧怕日本鬼子，被抓去过，记忆里的东西就是躲和逃。
日本兵来到诸暨后，不时地有消息传来，都是杀人放火的事情，惨无人道。先是三江口惨案，死了上百人，死尸被抛入江里，浦阳江上一片猩红，哀嚎两岸。后来是浬浦惨案，死了一百多人，房子被烧300余间。又有尚山头惨案，双桥、安华等地的惨案。那几年几乎每天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常常拖儿带女逃难。跟着人家逃到后山上，祖父担心山不高，树不大林不密，如果鬼子搜山，大家都逃不出去，如果烧山，大家就死定了。在人家都往山上躲的时候，他却往白塔湖里逃，认为那里河浜纵横，神秘莫测，日本佬肯定找不到，但又担心自己水性不好，怕照顾不好妻儿。这样的害怕不止祖父一家。
快过年了，有国军来此驻扎，大家心里稍安。有一天，消息传来，鬼子已到湄池。于是，国军官兵匆忙撤退，为赶时间，部队从白塔湖里穿湖而去。这支号称七十九师的队伍，人多，拥挤，情势紧迫，一时组织不起太多船只。窄窄的木桥承载不了溃乱，很快坍塌。队伍里大多兵员来自北方，不习水性。他们在村口、田野的草垛里抱一捆稻草，借草的浮力开始渡河，加上天冷，许多士兵就沉没在了湖里。后来，确有日本士兵经过，不过只有几人。大家没有心思去嘲笑国军的无能，只有更加惧怕鬼子的凶残。
顾家村有个捕鱼人，一天早晨天不亮就出去叉鱼。看见一个日本兵蹲在江边屙屎，想起三江口惨死的亲人，心头火气，一鱼叉叉向鬼子头颅，并把鬼子尸体绑上石头，沉于斗门闸下。当然此事后来被鬼子知晓，又招致疯狂杀人。
这是祖父经常讲起的两个故事，他非常敬佩渔民英雄。尽管这样的举动，他不可能去做，也不敢做，但他内心里敬佩。这些故事有可能直接带来了后来一些事情的走向。有个远房亲戚，在国军某部当副官，想帮帮祖父一家，提出要带父亲——祖父唯一的儿子——去当兵，并承诺不会让他吃苦。祖父断然拒绝。但若干年后，祖父却毅然送儿子去了朝鲜。
入冬后一天，村口大樟树下，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祖父也在，聊到某人过年富足。他的四只大鹅，洁白如银，此刻正在已收割的稻田里踱步，拾遗捡漏，不时高歌一嗓，仰着头，不可一世。他想在年前卖个好价钱。有人开他玩笑：便宜点卖给我们，趁早吃掉。吃了是自己的，待价而沽，说不定哪天日本佬来了，都给他们抢走。某人当然不肯，嘴上还不干净，说他们是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话音刚落，一个过路人跑过，说日本佬来了。大家来不及逃散，一小队鬼子就到了。某人正在赶鹅，日本佬刺刀指着他，叫他把鹅赶过去，他很顺从地过去，对着鬼子点头哈腰，一连声地说：大先生想吃鹅，拿去，都拿去。日本佬还在叽哩哇啦，他已经双手捏住鹅颈，一手两只，口里说着都拿去都拿去。日本佬见状，收起刺刀，提了鹅就往湖里走。他还向他们一个劲挥手，说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说到后来，终于嚎啕大哭。见到鬼子已走到湖心，又开始破口骂娘，我日你日本佬十八代廿八代祖宗，但“大先生”们都看不见听不到了。于是，某人遭遇了众人嘲笑。说是你自己送上去的呀，还都拿去都拿去。祖父胆小，看得喘不出气来，庆幸鬼子只要了几只鹅，如果他们要人，我们现在还笑得出来？他十分感激那几只鹅，事后在一众取笑者中轻轻对养鹅者说，你应该先给一只试试看，他们人不多，一两只差不多了。某人无限痛惜，又大哭起来：你怎么不早说啊！
终于，不久，祖父被日本兵抓了壮丁，挑子弹，一路向东，往绍兴方向走。据祖父描述，这支二三十人的小分队，他们一路走走停停，带的东西很重很多，子弹药品都有。我们判断这是一些非战斗人员。耳闻过太多的鬼子暴行，祖父心里特别害怕，谁知道鬼什么时候掐人呢？怕这一走过年都回不来，甚至永远回不来。怕归怕，东西还得挑，一路顺从，尽量取得日本佬信任，只在心里打着算盘。他在沿路村民的口音里辨别离家的远近，他要等足够远的时候，找机会实施计划，要让鬼子觉得追赶回去不合算。一天傍晚，走到一个山村，天很冷，鬼子们都去吃饭了，祖父坐在路旁发抖，帮着看东西。一个翻译官模样的人见状，在装东西的箱子上拿过一件蓑衣，扔给祖父。穿上蓑衣，马上，祖父的身子热起来，心也热了起来。这时，正巧过来一支中国军队，日本兵准备迎战，一片混乱。混乱中他拔腿就逃。山村里没了方向，也不敢问路，只向着自己心里的方向且跑且走，没人时跑，见了人就走，因为怕暴露目标。一天后逃回家，他总是担心日本兵会追回来，会连累家人。这次被抓，尽管有惊无险，但他的梦里一直心惊肉跳：日本兵知道他逃走，暴跳如雷，一路车马飞奔，举着滴血的刺刀，追赶而来。 七、石头浮水
我出生的时候，祖母已经去世两年了。她是大饥荒时期走的，吃糠造成的。我对祖母的一点点印象，都是靠人家提起时的片言只语绘就。人家提起的时候，往往是有背景的：生活中遇到了难题，要是姑妈还在就好了，可以问问她；某个姑娘出嫁了，又想到她，这孩子是她照顾接济过的；我们家来了客人或者祖父发脾气了；对我而言，是不想洗碗，人家说你奶奶在的话，哪轮得到你洗碗？就很羡慕其他有奶奶的小伙伴。總之祖母个子高挑，能干，还是妇女干部，为人做事爽直干脆，很有人缘。别的村一个年轻的妇女干部，按现在的说法，是祖母的粉丝，坚持认她做了干妈，直到现在，我们两家还在走动。祖父在农事上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人家的敷衍了事看不惯，常常唠唠叨叨，骂骂咧咧，而且固执时没人劝得进，祖母过来，只需瞪一眼，或者喝一声：好了没有！祖父当即低头哑口。祖父属牛，这头犟牛只有祖母能够牵顺。我的父母和表叔表姑们都认为，我祖母的去世使祖父的性格脾气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在多年的中学教师经历中观察到，父母的早亡，哪怕只失去了其中一人，对子女性格的影响都非常大。年轻丧偶，也会如此。他们往往显得自卑、孤僻、固执，有时甚至尖刻、不宽容。祖母的去世，一定加剧了祖父的固执。这一点，我父亲后来的感觉则更明显。尽管那时祖父已六十一岁，但他后面还有四十多年的孤单路途，何况祖父祖母感情深挚。固执是一种思想的阻塞，让人让己都不舒服，能够回旋圆通才是健康有机的智慧。
大姑出嫁时，祖父不同意，原因是男方有小赌赌的嗜好，祖父对这种不劳而获的做法非常反感。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他怕输，穷怕了，更怕在人生的赌局中输掉女儿。但大姑还是嫁过去了，大概是后来祖母默许了。大姑的家就在白塔湖的对岸，祖父在自家后山上发一声喊，对面的姑姑就能听见。大姑也常常回娘家来，阿伯长阿伯短地亲热，祖父一直不理不睬。
又是一年冬季到。浦阳江的堤埂上，都是做埂人。撬土的，挑担的，夯实的，热火朝天。在浦阳江流域里，这是每个冬季农闲时农民的必做功课，让滔滔江水只为我用，不成灾患。祖父当然也在其中。我们村的修护埂段就在大姑家门口，只隔了一口叫马塘的池塘。大姑提了茶水、点心一趟一趟地过来，祖父就是无动于衷。一天傍晚歇工，几个辈分上与祖父差不多的男人，架着拥着拉着他，想让他去看看大姑家。马塘头，祖父突然站住，拨开众人，双手搬起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举起，砸到塘里。指着大姑的家，向着旁边的李家人和大姑家的邻居说，这块石头浮出水面了，我才进她的家门！
大姑在性格上像我祖母，爽直、热情。四五十了，还口口声声唤我父亲“小弟弟”，我们去的时候，又是炒菜，又是温酒，真把我父亲看成当年的孩子，让我们一帮表姐表哥惊讶羡慕不已。姑夫和大表哥常常穿湖而来，送过来一只鸡鸭或者一刀肥肉，因为祖父爱吃肉。在压岁钱也被当作“四旧”破了时，我们去大姑家拜年，却照样能够拿到压岁钱，我和弟弟都喜欢这个“四旧”，也乐意去大姑家走走。
初中时，一个下雪天，我和同伴从别处回家，路经大姑家。大姑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招待我们吃了点心，荷包蛋面。两人热乎乎回家去的路上，绕过马塘，同伴向我转述了祖父砸石头到塘里的传说。我不信，我知道，祖父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而且从懂事起，我就一直跟着祖父来去大姑家，看不出他们父女间有过任何隔阂。同伴大人似地说，毕竟是父亲和女儿，血脉相亲，说过就说过罢了。他说他只对我祖父的石头浮水感兴趣，石头怎么能浮出水面呢？你爷爷也真是！
回家我就向祖父求证此事的真实性。祖父只顾自己织网，他在给我的揿收边，这个我还没有学会。他低头干活，不回答我。我再问，你砸过石头吗？他说砸过。我问，那石头浮起来了？他说，浮起来了，难道不可以吗？见我一脸疑惑，他笑笑说：有一年大旱，马塘干了，见了底，石头不是浮上来了么？说完满脸得意。我想，他应该是得意于天助。
在婚姻和情感问题上，小姑也吃过类似的苦头。
八、一封信
我父亲是祖父唯一的儿子。祖父曾经还有个小儿子，没养大，很小就被碧螺痧叫走了。父亲还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去了一所部队学校当教员，是军官。照理，他应该为这个儿子骄傲，但在后来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一直冲突不断，而且许多是祖父单方面挑起。
晚上，快七十岁的父亲又开始喝酒，快一百岁的祖父在一旁洗脚。脚盆里的水凉了，儿子还在那里喝酒。祖父就骂：帮我倒下洗脚水，会累死你？
第二天，又喝酒，洗脚。父亲看得差不多了，站起来就去倒脚盆。祖父又骂：我老得连洗脚水都倒不动了？父亲站在那里进退两难，知道阿伯在为难自己。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两田制”改革，祖父要求分田，我们家只有他是农村户口，父亲觉得大不妥，在人家处租来几分水田，谎称是他的口粮田。结果谎言被人家一个漏口戳穿，当然又是不依不饶许多时日，亏得我能从中斡旋。
再往前，八一年，我们家老房子翻新，一层改两层。父亲认为楼梯造在边上，可以充分利用空间。祖父认为楼梯应该从堂屋上去，今后我与弟弟一人一边，楼梯共有。父子双方争议、分歧很大，都不让步。做设计建造的亲戚也倾向父亲，祖父被孤立。那年我还在读大学，尚未放暑假便被一个电话匆匆叫回：祖父绝食。
我临时在斗门供销社买了一斤香糕，半斤装，两包，直接进了祖父房间。我把东西放他床头，说这是绍兴香糕，他说“我眼没瞎。”我去盛来一碗粥，他连看都不看。我给他泼扇，说好话，他就是躺着不动，表示在楼梯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外面的一方来叫我商量，村里的长辈让我表态，说房子的主人以后是我和弟弟，现在的分歧也因我们而起。其时弟弟还在读初中，自然我的话分量更重些。我表态，放堂屋中间。于是，大家马上附和，两个孙子今后工作了，老家只是一个旅馆，楼梯在边上洋气，在堂屋大气。
又这样谈了一会儿，我去向祖父汇报，他已坐起在床头，摇着蒲扇，一包香糕和一大碗粥都已精光。他说，我听见了你们说话。 我又为父亲说好话，其实父亲已经妥协了，他们父子一个性格，要不然我的意见也只是废话。父亲只是“顺”了，老辈人劝“千孝不如一顺”，他常常健忘。祖父却挖起了陈年旧事。文革开始后，学校解散，父亲复员。父亲在部队的后几年处境不好，原因主要是在学校里说母亲是饿死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后来终于得了病，虽然经过治疗了，但复员后身体还是非常不好，带着严重的脑膜炎后遗症，且常常休克。回家时，用复员安置费送给全村每户人家一套《毛选》，砖头一样厚厚的四本，不分老幼每人一枚领袖像章。祖父内心里非常不满，又不能有任何表示，怕被揭发，因为事关政治。后来好多次看见，别人家里并不把宝物当回事。那宝书红红的显眼，一目了然，正好盖在菜坛上。那时的农村连砖头也并不多见，宝书的重量大小正合适封盖，一本不够就两本。领袖像章则被当了别针补破洞，根据不同大小，小一点的补蚊帐，大像章补蓑衣。祖父将对邻居们这些不爱领袖不爱书的行为，迁怒于父亲的一厢情愿，但又不能公开表示不满，只好寻找别的缺口。
十年后，父亲的问题得以改正，虽不叫平反，但也恢复工作，恢复军籍，恢复职务，补发工资。在父亲临去张家口学校前，祖父对父亲有过较为具体的交代。特别是关于我母亲的随军和户口问题，因为母亲的问题连带着子女，关系这个家今后的走向。祖父觉得亏欠过我母亲。她在学校读的是林业，分配时我还未满周岁，工作单位又在哈尔滨，祖父坚决不同意她去。这次确是一个补偿的机会。一个月后，父亲从部队回来，祖父问他交代过的事情落实情况。父亲说，部队首长确实问了，并说了一大堆安慰的话。父亲向组织表态：全党水平提高了，我个人没要求。祖父当即关了房门去睡觉，尽管还是上午。
我觉得，楼梯问题正是一个积累性的爆发，他憋得实在难受，憋不住了。
我想到另一件关于父亲的事情，那件事情我一直认为是祖父的觉悟，现在想来也是对现实的无奈。
那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报名要去朝鲜。可是，他是独子，可以不去。那段时间，父亲去后面汤校舅公家里串门都遭轰赶。汤校舅公与祖父同年，有两个儿子，怕被父亲说动。现在想来，做父母的对子女的心思都一样。无非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识字又生性胆小的祖父，选择了沉默和顺从。祖母是妇女干部，装也要装得支持。
两年后，祖父的一个举动被人关注。他几乎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去斗门，很有规律。有人注意到了，他每次去都是早早坐在轮船码头，等待两班轮船的到来，一班从杭州过来，一班从湄池过来，仔仔细细看着每一个人上岸。因为他听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后来，与父亲一起去朝鲜的人，有的回来了，有的没回来。
祖父去得更勤了，只要没有赶节氣的农事，他一定守在码头。有时甚至走到湄池，江水浅的时候，轮船只能停靠在湄池码头。也顺便去候候火车，这些地方都是归乡人的必经之地。祖父接到过从朝鲜回来的邻村人，也问不出自己儿子的消息，却意外地知道某某和某某某牺牲了。到后来他甚至不敢再去码头，唯恐听到他不想听的消息。
大家都认识这个在这里等儿子的李家人。所以，邮局送来一封信时，有人直接就指认这个矮个子中年人就是收信人。祖父知道这封信一定与儿子有关！在此之前，他们没有收到过任何书信，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人在外地。他急急地往家赶，内弟识字，马上就能知道儿子的消息。他从来没有感觉过这份沉重，捕鱼拉网时没这么重，撑船拉纤没这么重，赶牛耕田没这么重，挑泥做埂没这么重，连睡觉时手压胸口的魇梦也没这么重。他拿不动这封信！
舅公抖着手拆开这封信。祖父看见内弟看信时的眼神，就一屁股坐在靠墙的小凳子上，不声不响。看看妻子，祖母也在找凳子坐，并开始落泪。舅公看看姐姐姐夫说，信里的字一个也不认识。舅公拿到七里学校的老师那里去读信，也被告知不认识。大家都是读书人，怎么可能一个字都不认识呢？莫非是人家隐瞒了一个真相？这只能增添祖父祖母的猜忌。舅公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深夜，看见一张破碎的《申报》，他立即受到启发，就说想想办法把信送到报馆去。
在度日如年的等待中，报馆传来消息：这是一封来自朝鲜的信！信是用朝鲜文字写的，是朝鲜政府写给抗美援朝战士家长的感谢信。信中告知，这些战士已经回去中国。祖父祖母深吸一口气，开始骂儿子心里没有父母，没有及时报个平安。
父亲那时做的是无线电的收发工作，涉密。
我知道，祖父与父亲现在的状态，也还只是价值观上的分歧。
九、起新屋
我们村后山的半山腰，有一处小水塘，十多个平方，一米多深，常年积水。我们现在去山上扫墓都会经过，那是祖父和我挖成的。
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还在部队。对那个年龄的其他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天与祖父一起上山挖沙土。我背一个他新买的羊角镐，那只是一个叫法，按形状和大小，应该叫牛角镐，两头尖尖，适宜开山挖沙，也能敲开很大的石块。他在畚箕里放上我的小锄头，陶土茶罐，一起上山。挖上一会，祖父就一担一担往山下挑。不知道挖了多少天，总之后来我们的新屋造起来了，夯土墙上用的就是我们挖的沙土。山上就此留下了那么一个大坑。
这在祖父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一座自力更生建造起来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祖父在有生之年实现了。40多年前来李家时，一无所有，一身衣服还是半旧的。现在什么都有了，这么一个三间一居头的大工程，完成了，还不欠一分钱的债。大家都来祝贺他，恭维他，当然都是话语上的，祖父一一坦然笑纳，他不需要物质上的东西。祖父后来说过，当时真想不出自己这辈子还缺什么。如果祖母也还健在，让她也享受享受这敞亮的新屋，这一定是祖父想到的，但他不说。
新屋依山傍水，就势而建。一堵墙头一砌，坎头变成地基，使房子高出了晒谷场许多。坐在门口能够看见大半个白塔湖，湖里千顷碧波，万亩良田，都在眼睛里。村里后来要在坎头墙上刷标语，祖父否定了“战天斗地”、“深挖洞，广积粮”等词条，选择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这句口号。他对这些句子的意思似懂非懂，大概是觉得这一句带劲、吉庆。这幅浓墨大字，一直留存到了翻建楼房时才刷白。 新屋建好后，祖父曾想去填平那个挖沙形成的坑。看见坑里积了水，有人用这个水在浇灌山上的作物，于是就由着这个水坑水满水浅。我们村背后这山不深，坑又在半山，没有多少山泉水流出，坑里的水大多是雨水，但水坑却没有干涸过。
连这些也都是祖父沾沾自喜的。
一次，父亲和祖父无意间说到房子，而且是人家的房子，内容涉及权属和谁为主建造的等问题，那户人家不止一个儿子。说着说着，父子俩顶上了。大概是祖父向着那户人家的爹，父亲则向着儿子。不知父亲说错了什么，祖父大怒，扬言要掘掉屋里的沙墙，声称那是他的沙土，是他一担一担挑来的。祖父的极端，来硬的一定劝不住，他的性子是钢，越锻越硬。他拿锄头时瞟了我一眼。这一瞟给了我灵感，我也来横的，对他说，你要掘我不拦你，这沙土确实大多数是你挖的，但是你认清楚了，只能掘掉你挖的，不能把我挖的带走。他呵呵发笑，说你才挖几碗？我逼进一步，严肃地对他说，一颗也不行！这一笑，他大概把心笑软了。人家夺了他的锄头，他没有再发威。
事后，父亲说自己没说什么，更没说钱的问题，这是祖父的尊严。那自然是祖父多心了，敏感了。我们都说新屋是祖父造的，谁当的这个家，谁就是建造者。
十、呼噜与扎肉
我一直跟祖父睡一张床。我觉得我极其必要与他睡一起。尽管他在被窝里放屁，很响亮，但与他睡一头，影响还是不大。那几年，他70岁左右，在我一个孩子的眼里，他早已是个老人了。上床头件事，就是拍死所有帐内的蚊子。待我洗净沾满鲜血的双手回去，祖父已经轰隆隆地睡着了。祖父睡觉打呼噜，打得跌宕起伏。一开始还是抽拉风箱一般，呼——哒，呼——哒，颇有规律，在这样的节律中，我也容易入睡。待得我瞌睡，他的呼噜即开始变奏，先是拖个长音，慢慢地向上提，然后开始转弯，偶尔给几个飘音，换过一口气来，渐渐回复，归于平静。你以为一曲终了，是个尾声。他却鼓足了气，雷声又起，而且长长地直直地呼出去，终于“呃”的一声，戛然而止。我猛然惊醒，立即去推他的脊背，三四下后，他动一下，表明还在，安好。有时听得他突然歇声，妈妈也会在堂屋里大声地叫“阿伯！阿伯！”直到叫醒，有过应答。然后继续睡觉，继续听他呼噜。但这次在节奏和程序上，与前次又有不同，只最后“呃”的一记断气声都相同，让人觉得每次呼噜都是险象环生。因此，我有责任睡在他的身旁，时刻保护。
祖父吓我，小孩不能跟着老人睡觉，老人气会吸走小孩精气。我摸摸他手臂上腰背上紧绷的肌肉，表示他不老，而且睡在他身边我踏实。
我最喜欢突然来客人，撞来客，家里没有肉菜准备。其时，父母都在外地工作。祖父就會派我去斗门闸上的小饭店买肉，扎肉。小饭店是国营的，扎肉一角五分一块。这种肉的烧法绍兴特有。白塔湖区域因与绍兴接壤，饮食上接近。扎肉在制作上与东坡肉相仿，都是小火慢炖的作品，都用五花肉。东坡肉只取肉的部分，扎肉连着排骨。扎肉烹制时用粽叶丝扎紧，有精有肥，骨头也炖得酥了，一口嚼碎了粉粉糯糯，都是骨质鲜味。东坡肉是热吃，扎肉是冻肉，炖时放了桂皮茴香，即使冻着也极香。每次来客，祖父都算好客人，给钱时悄悄说一声：老规矩。有一次，我太急，未出店门就拿起一块吃了。吃时，刚好撞见一个喝馄饨的同村长者，当时打过招呼，也没什么。到家时，那老人也很快回来了，特意把祖父叫到屋外，告诉他你孙子在路上偷吃了扎肉，好多人看见，影响不好。哈哈哈，祖父笑得很大声。这是祖父与我之间的约定，每次都多买一块，在路上吃掉。这样加上吃饭时再分到一块，不动声色，我能吃上两块！
十一、皇帝要吃公鸡蛋
小时，弟妹住在外婆家，家里很多时候就我和祖父两个人。每天到了晚上，他就催我看书、写字。于是，昏黄的夜里，凳子上，老猫蜷成一团，眯起眼睛；我看书，大书小书一大堆；一旁的祖父用竹篾编篮子、补畚箕，打草鞋，有时也坐着不动，看我。偶尔，我看他一眼，他朝我笑笑，笑容很干净。其实，那时没什么要紧的书要看，我看的尽是闲书、连环画册。但写字我不情愿，临毛笔字帖很烦人，可在祖父面前我又不忍让他失望，就学写毛主席诗词的手迹。这种字一会儿工夫就能写上几大张。而且我专学《七律·长征》，这幅字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写着带劲。写完问祖父写得怎样，他就点点头笑笑，他能评价什么呢？逼急了，他就拿着纸端详半天，说已经跟毛主席写得一样了。这时我就赶紧收摊，向他得意地笑笑，他也似乎很得意地笑笑。我笑取巧得逞，他得意什么呢？
我宁可跟着他去掘番薯、种菜。
他带我去毛豆地挖地蚕。那时，呋喃丹等农药远远没有研制出来。我们种的毛豆，才长出嫩芽，或者刚刚成株，就被齐根咬断。看见有干瘪耷拉的豆苗，附近有个小洞，洞里必有一条灰白的虫，就是地蚕。我们先是用竹棒撬，用锄头挖，但也同时容易误伤好苗。这件事情很快就变得烦腻。此时正好尿急，我就对着地蚕洞一通激射，想不到一条大虫就浮了出来，像是投降。我让祖父也来一下。祖父尿了，但尿量不够，加了点水，地蚕才缓缓出来。尽管我们有点激动，但毕竟祖父的尿出得有点缓，我的又只能来一次。我们几乎同时说出来：灌水。
祖父表扬我会动脑筋，也原谅动过脑筋的小错误。
我与同伴一起去拔草。学校里有积肥的作业，草也以斤算。那时，湖里的草很少，大家都积肥，草一露头就被拔走。我会讲《水浒》、《岳传》，拔着拔着一伙人就坐在田埂上听起故事来。待到时间迟了，才想起作业还未完成。当时，正是油菜花开季节，油菜地里草很多，娇娇嫩嫩，瘦瘦长长，一捋一大把。我们一般不会去那地里拔草，因为会摇落许多菜花，影响菜籽产量。只是那天迟了，只好出了下策。我们钻进花丛才一会，就有生产队的大人赶过来。大人在田埂叫骂。一个一个的同伙出去被俘，其结果是告诉父母，回家挨揍。我坐在花田里没出去，断定大人找不到，更不会钻进田里来找。
那天祖父在门口剃头。祖父和剃头的朝木伯看见了我们的狼狈。我回家时，祖父向我转述，朝木伯说如果恢复考试，这批人中你能考上大学。朝木伯是个县里来的老知青，有文化，说话有分量。 我们有时也翻到山后去玩。山后是斗门村的副业队，山上是个梨园，山脚是猪场。管场的瘸子舅公常常冤枉我们偷梨，我们决定惩罚他。我在书里刚刚看到一计，叫调虎离山，正想试试。于是，我们派一人在梨园弄出些动静，我们去到他的猪场举报有人偷梨。瘸子舅公果然上当，动作夸张地去山上驱赶。于是我们抓走一只刚断奶的小猪。
祖父听我说完，噗呲笑了出来。但要求我们尽快把小猪悄悄还回去。我们去还小猪时，队长正在大声批评瘸子舅公，说找不到小猪就要他赔钱，就撤换管场人。
祖父趁兴讲了一个智慧故事：古时候，有户人家，爷爷是朝廷大官，天天见着皇帝。有一天，爷爷上朝回来，唉声叹气。孙子问他碰上什么难事了。爷爷起初不愿说，孙子一再问他，他才说今天朝堂上，皇帝要吃公鸡蛋，限他一月之内办到。孙子听罢，哈哈大笑。说爷爷放心，你就安心休息一个月，到时我代你去上朝交差。爷爷想想横竖没有办法，便由着孙子去瞎闹。一个月后，孙子真的去了朝堂。皇帝见下面有个孩子，就问是谁。孩子就说我是某某某的孙子。皇上问：你爷爷为何不来？孩子回答：爷爷做产，来不了。皇上怒斥：男人怎么会做产？孩子平静地说：那公鸡怎么会生蛋呢？于是，皇帝收回了成命，爷爷获救。
这孙子真聪明！我惊叹道。祖父得意地笑，仿佛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孙子。
这个故事，从那天开始，我不知听过多少遍。只要碰上有关机智的事情，祖父都要认真地讲一遍，年纪近百岁后，讲的次数更多。每次，我还有弟弟妹妹们都像第一次听到，惊叹道“这孙子真聪明！”祖父也如第一次讲一样得意地笑。
祖父当然希望孙子聪明机智，但我们往往只是自以为是。
村里规定：村民养猪得圈养，不得放养，如果有猪吃了集体的庄稼，罚款五角，罚款归举报人。马上我就发现一头，正在山上偷吃集体的麦苗。我赶猪下山去，确认户主，并在生产队里领取了五角钱的奖励。祖父说你真赶了？真要了？我点点头。祖父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就去给了那户人家五角钱。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义务劳动，开荒山，明确是自愿的。这种劳动太累，我不自愿，就没去。他让我去，不自愿也得去，再说你是班干部。我说那怎么还要说自愿，不是骗人吗？祖父拍拍我肩膀，说，去吧，许多话是说给听得懂的人听的。
祖父自己话语不多，但听得懂话里的话。
十二、左一下右一下地前行
在湖里，船是脚。
每年总有那么几次，祖父会叫上我，把一些湖里的出产用船送到外公家，那是一个与湖擦了个边的村子。
船在祖父手腕的摆动中开始摇晃着前进，我的身子很快也进入了这个频率。这个频率暂时跟美好无关，它像一只恶作剧的手，在我的胃里胸腔里一下一下翻掏，翻得我脸色苍白，天旋地转。我晕船了。祖父把船靠到岸边，告诉我两个应对的法子，一是让它晕个够，二是上岸走一阵再看。我选择了后者，我不想自虐式地迎合。我在田埂上一屁股坐下去，却看见怀了野种挺着个大肚皮的黑大麦摇头摆尾，还有几只野蜂子围着我奸笑。我有种被嘲弄的羞辱，霍地站了起来，歪歪斜斜地行走。迎着晃动的油菜籽地，走过三四棵红绿相间的乌桕树，绕过一个水湾，在一岸挂满紫色果实的桑树林前，我稍稍迟疑了一会。不是想偷摘，我是在体味嘴馋的感觉，那是在不晕船的前提下才会有的生理反应，此时的馋嘴，有正面意义。我如约来到一棵大柳树下，再次跳进祖父摇过来的频率中。
蕰草在浅水中曼妙飘舞，享受被水过滤过的阳光。湖只把好看的一面用来展示。
一个有风的日子里，走在水上的船也感到坎坷不平。吃着水的船头像一头大兽，啪嗒啪嗒地豪饮，走得很吃力。湖里的水是往西流的，斗门放闸了，浦阳江正在退潮。祖父把船尽量地靠近湖岸，以减轻摇晃，降低前行的阻力。
你来摇船吧，我教你。祖父的做法有違常规。但在动荡和不安中，心跟着手一起使力，船在艰难中缓慢前行，我的眩晕不再适时而来。后来我知道，一场呕吐被转移了。
祖父对于摇船的阐释，无意中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虽然祖父的一生被斑驳陆离的政治笼罩，但他的见解却是技术性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观看电影《开天辟地》时，看到一个细节，我的心为之一抖。同时，记忆又在刺激中迅速恢复。祖父说：摇船其实简单，别看木船这么大，力气全部集中在橹钩上。左手把橹，右手执缰。让橹碗对着橹钩，用手腕的力量把握好一个度，一推一扳，船就前进了。推，船头往右；扳，船头往左。一左一右，船在摆动中平稳前行，任何一边的片面施力都会把船驶向歧途。红船的橹伸进碧碧的南湖中，左一下，右一下，驶向远方。这就是《开天辟地》的最后一个镜头。
我的任务通常是摇缰，双手攥紧了缰绳，以我的全部力气，去配合祖父左手设定的一个橹的幅度。我的思绪喜欢走进岸边的树木和芦苇，还有岔道。这些，在祖父的眼里都是行船的参照。白塔湖里，这些元素是最基本的。我的思绪总是飘忽不定，关注的重点是为什么乌桕树初叶是红的，慢慢变绿，再由浅到深，最后又红红火火。芦苇丛中有野鸟不时飚个高音。小岛上只长水草和树，鸟把家安在挂满绿色元宝的枫杨上，灯心草丛里有野鸭藏着的蛋，螃蟹蛮横觊觎蛇鳝的旧居，水里的鱼虾穿梭跳跃打着抱不平，无人看管的小船在岔道口漂荡，深深的湖心，那里有多少未知的存在……因此，我老是迷路。
找出不同。祖父的原则从来都不复杂。可是，我的思考往往是线性的，而且单薄、多向，许多条，自以为是，缠绕成团，以至于到最后找不出头绪，犹豫难决。这是我性格的缺陷。那时我在船上看湖岸，两边摇摇晃晃移动着雷同，很难找出堪当标记的不同点。看到后来，视距和焦点发生错乱，眼睛中的东西一片模糊。
再看远方，他说。远方是村子，比村子更远的是山，山外隐隐约约还有山。这些村子和山我都认识。加上一个更大的背景，眼前的事物反而更具个性。祖父大多的时候都是寡言的，我知道，这不是他深沉，而是因为词汇的缺乏。他喜欢使用短句。确实，道理不是长句子绕出来的。许多时候我们缺少的也不是智慧，而是看问题的视野，比如这船上认路。 我在祖父面前验证过另一个命题——船到桥洞自会直。
一次从外公家回来，风平浪静，不时有鱼跃出水面。因为是空船，祖父给了我更多自主撑船的时间。一路上，船须经过几座竹木桥。每座桥的桥下都有许多桥洞，小的仅可供一只船通过，大的能让两船交会。看得见桥的时候，我问祖父船到桥洞真的会直吗。会的。他理直气壮。问他道理，他笑着摇摇头。当然，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那我试试！我不怀好意。
我走的是桥中间靠右的那个桥洞，平时我也是这么走的。这样的桥洞大小适宜，较能安全地反映我的技术水平。距离桥洞十来米的地方，在放弃机械性的操作之前，我轻轻推了一下橹。船依着我的故意偏离了方向，加上湖上微风的鼓舞，正向着桥桩慢慢飘近。坐在船头的祖父应该对这一切看得很分明，但他却干脆坐到了船舱的正中间，这是一个最事不关己的位置。而此时，我的脑子里“嘎”的一声巨响，折断的桥桩像弯曲的手，痛苦地伸向天空，桥板劈头盖脸砸下来……就在船舷将要撞上桥桩的一刹那，我猛扳了两下橹，再推回去一点。有惊无险，船直直地通过桥洞。
我惊出一身冷汗！船上响起祖父爽朗的笑声——这不直了？
十三、抱着曾孙拍照
祖父对孙子、孙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点很明显，他也从来不遮掩。对我特别好。村里人分析，不在身边长大的孩子不亲热，调皮不听话。祖父有这方面的偏见，他更是一个会放大偏见的人。
有段时间，他不吃弟妹们给他的东西，再好也不吃。
他误喝过一次啤酒，应该是这辈子唯一的一次。他从不喝酒，也没酒量。以前单位发夏天福利，无非就是啤酒、饮料。发了我就拿家里。祖父拿起一罐就喝，喝了不一会就瘫坐地上。看他突然脸色红紫，心跳狂乱，迷迷糊糊，把全家人都吓得手足无措，直到闻到酒气，看见空啤酒罐，大家才缓了一口气。事后，他说喝了第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但因为是我拿去的，不可能变质，可能就这个味道，好东西丢了可惜。我拿去的，再不好他也喜欢。
1979年的7月9号。我参加高考后回家，祖父就问：没问题吧？我说没问题。其实不是我自信，那天刚刚发生过地震，我的意思是身体没问题。他却说朝木伯说得没错。我也不去纠正，按照老师的推测，我觉得上线应该没问题。
收到录取通知的那天，他问我大学里读什么。我告诉他，我要读的是文科，因为更具体的科系专业他也不懂。好半天，他看着我微微地笑，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文科好，你那么小的年纪，长得又瘦弱，当然不能读武科。他的认识里，我父亲是在部队读的大学，毕业后留在部队院校教书，当然该是武科。去学校报到那天，祖父硬塞给我20块钱，说正是发育长身体时期，食堂里伙食不好的话，就去吃个馆子。那个时候，20块不是个小数，可能是祖父的全部积蓄。
有件事我一直后悔、歉疚。那年，我有了女儿，他没说我预想中的“也好”，而说“女儿贴肉”，委婉得自然，打消了我心头的些许担忧。后来，弟弟有了儿子。后来，他的房间里挂起了他抱着曾孙的照片。照片里，他坐在藤椅上，曾孙坐在他腿上，他双眼眯眯地看着曾孙。这是他单独跟第四代人拍的唯一合影。一次我无意中跟他提到这张照片，他马上警觉地朝我笑笑。这一次他笑得有些不自然，笑脸上含着歉意。我很快后悔了。我真不该去曝光一个百岁老人那一点点的隐蔽心理，哪怕是无意的！实际上，祖父在对待第三、四代人的态度上更向着我和我的家人。我记得，一个临近年边的大雪天，妻子还要上班，我带着女儿去看他。那时父母还没退休回家，弟妹已参加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3岁的女儿不小心弄脏了裤子，我们只好把她放进被窝，祖父抢着为她去塘里洗裤子。中午了，我去淘米做饭，他一边用灌着开水的玻璃瓶烘着小裤子，一边陪看着曾孙女。房间里不时传出女儿格格的娇笑和祖父轻轻的笑声。祖父向来急性子，粗嗓大声，这次却笑得那么轻柔，该是怕吓着那小人儿吧。我猜度着这两个年龄相差了90岁的一老一小，此刻正进行着怎样的心灵交流。而这样的关爱是其他第四代人所不曾享有过的，我为自己的无聊和狭隘而羞愧。
很早前一个秋天，祖父和弟弟的关系就有过较大改善。我读高中期间，弟弟应该还在读小学。一次帮祖父撑船去湖里干活，快到岸时，祖父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这是我们知道的他唯一一次真正有危险的落水。弟弟眼疾手快，一把拉住，并把他安然拉入船中，脱了自己的衣服给祖父披上。危难之中，弟弟立了一大功。祖父表扬他人小但臂力惊人。
弟弟的缺点是明目张胆地抵抗干农活，祖父就认为懒惰。我也不愿去他的自留地里干活，就给他科普，土地要轮作，也要歇力，并举例说明：隔壁某某连续三年在门前菜园种青菜，因而他的青菜菜叶反卷，就是向上向里卷，菜面干燥，没有精神。我们的青菜叶子乌绿，向下翻卷，菜地是刚刚从山脚整理出来的。这样的有理有例，他比较认同。
祖父给弟弟也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去学懒惰，拜师学徒的那天，他是倒着，就是背朝师傅进的门。师傅问他：为何倒着进来？答：出去就不用转身了。师傅道：你不用学了，比我懒得好。
祖父强调，这故事的核心在于“懒得好”。
后来弟弟成了健美冠军，顺势开了个健身房，赚人家健身的钱，领了风气之先。祖父就一直说：怎么给他想出来的，这个法子好，这个法子好。其时，村里有钱的人已经很多，祖父的看法也与时俱进，我们在猜测村里某某一年的赚头时，他搭腔道：某某懒惰，没脑筋，一年最多赚个10来万。那时，我的年收入没到5万。
让祖父说声好是有条件的。
十四、祖父的味道
祖父老了。这感觉我是吃出来的，他烧的菜味道不如从前了。
祖父舍得吃，也能吃。在买不到肉的那几年，我们吃的最多的是骨头。那时的骨头，很少能找到肉，8分钱一斤。放在煤球炉子上炖半天，放点萝卜或者洋芋艿，把骨头嘬得没有一点肉香，再把骨头卖给供销社，还是8分钱一斤，但分量已少去一半，也就是说骨头只需4分钱一斤。我们也吃豬肺，也极便宜，红烧，糯糯的好吃。 祖父擅长的是烧红烧肉。热锅放入五花肉，一寸多点见方，稍长，翻炒至出油；放入冰糖，炒至糖微焦，与少许酱油一起着色；放入米酒，以酒代水，不放水；至生酒气挥发，转小火，加锅盖，慢炖，稍焖，待汤汁起小泡，即可起锅。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干净利落，要不了几分钟，却肉色生香，鲜嫩无比，咬一口，满口流油。我就一直烧不好红烧肉，有两个缺点，一是肉质变硬，二是生酒味明显。祖父说是火候把握得不好，可能肉也没有从前的好了。祖父的擅长还有萝卜丝烧带鱼、红烧猪大肠、白鲞扣鸡。
现代意义上的简餐，其实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蛋炒饭。祖父的蛋炒饭：用少量油炒鸡蛋，炒熟，起锅。再做二次油锅，待锅稍冷，放入冷猪油，放入冷饭，撒些盐花，然后开始烧火，并不断压碎翻炒冷饭，炒至饭块散成颗粒，加入鸡蛋继续翻炒，至饭粒吃饱猪油，微黄，撒入葱花，起锅。热锅里加水，不用烧火，水即开，盛起顺便泡碗酱油汤或紫菜汤。后来，我一直这样炒饭，女儿也这样炒饭，工艺上不敢稍作简省。
祖父说，红烧肉、蛋炒饭，可以自吃，也可待客，不寒酸，做法上不含糊，人家就不会感觉怠慢。到102岁时，祖父还在自己烧红烧肉，方法有改变，炖时加了洋芋艿。不过，肉更肥了。他吃了一辈子肥肉，这可能会让养生专家搔破头皮。他说年轻时买不起瘦肉，年老了咬不动瘦肉。他有个内侄女是种菜卖的，祖父的洋芋艿都在她那里买，那年祖父吃掉200多斤。
祖父烧的菜，油多，火猛，故而香。他说，再委屈也不能委屈了嘴巴和肚子。长工的嘴巴、肚子和地主的一样尊贵，都需要油水滋润，但毕竟还是长工的身子好伺候。感觉身子不舒服了，他就自己或让我母亲做点米糕，吃下去，睡一觉，第二天必定好了，如果是糯米做的，好得更快。我想，本质上，祖父的肚子还是属于穷人：饿怕了！
1983年，我已在湄池中学当老师。冬日的一天，祖父热气腾腾地来到学校，他说来湄池买洒水壶，顺便来学校看我。后来我知道，其实，他就是来看我的，顺便才买洒水壶，因为洒水壶斗门闸上能买到。他到时，我才吃过早餐。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在湄池街上买的洋糖糕。我说那里的洋糖糕很好吃，我能吃3块。他笑笑说，我吃了5块。这是两个年轻人的食量！祖父转述，供销社食品店的营业员惊讶地说，老伯伯，看你七十来岁的样子，胃口还这么好！祖父笑着告诉她，七十来岁时，我胃口还要好。说完看着我憨憨地笑。那年祖父83岁。我突然想起这个时候没有轮船，他说走来的，在堤埂上看看也好。毕竟与年轻时撑船拉纤不一样，轻松得很。
祖父100虚岁那年，我请报社的同事去家里给他拍过照片。那天我留下来与他一起吃饭，桌上有祖父自己烧的红烧肉，吃了一口，我觉得味道不对。不是因为这肉蒸了又蒸，而是有点馊味了。祖父不是节约，是他的味觉衰老了。
祖父一直到去世都没有过口气，不管是病中还是平时。我没有远离过祖父，从来没有闻到过。
十五、腐乳
腐乳是一种美食，得祖父深爱，价廉物美。
祖父带领我们吃过许多发臭霉变的东西。臭豆腐、霉菜梗、霉毛豆、霉干菜，看似腐败，其实美味。这些都是穷人菜。穷人的大智慧是化腐朽为神奇。腐乳只是其中一味。
一次，村里组织去湄池镇里挑土干活，刚好遇上供销社里排队买腐乳，2分一块，一个人限购5块。大家便不断轮转地排队，祖父排了两次便不敢再重复，怕被发现。有人最多重复了6遍，买了满满一茶瓶，30块。回去的路上，那人架不住腐乳的奇香，伸手摸一块吃了，吃得满口生津，结果一发不可收，十里埂路，一路欢笑，吃到家里，茶瓶空了，肚子里翻江倒海。一时传为美谈。
祖父从不暴饮暴食。他把腐乳整整齐齐码放在搪瓷茶缸或陶质茶瓶里，倒入自酿米酒，用酒淹没，让腐乳保持醉方的品味。棋子豆腐小，一餐一块，大一点的一餐半块。吃剩的腐乳皮，连同皮上那层石灰质的壳和汁也都留着，等下一餐时，冲点开水，最多再放几只虾皮，撒上几段葱花，就是一碗香气四溢的汤，不用放盐，色香味都有了，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后来食品丰富了，腐乳也不仅仅产自绍兴，我们买来全国各地的腐乳，但祖父的口味明显具有局限性，他在尝过天南海北的味道后，还是转回来，倾向于家乡的醉方白腐乳。一辈子的味蕾很难被外来的东西诱惑。对祖父而言，这是一种与肥肉平行的美味，年轻时可吃的少，到年老吃不了了，但肥肉和腐乳至少与还有多少牙齿无关。
我们买去的腐乳多了，祖父的记忆不如从前，常常同时开瓶的也多。家里没有了自酿米酒，他也淡忘了讲究，因而有些瓶中的腐乳，一不留神就长出白色的霉毛来。祖父照样吃，有时不止一两块。我们发现时，他已吃下去了，说没有变味，肚子也没有不舒服。
祖父老了。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门口聊天，聊白塔湖沿岸的新房子。他说人老到一定年纪眼睛会瞎掉。我吓一跳。祖父90岁以后还在穿针引线自己补东西，也不配老花镜，我们没注意过他的眼睛。后来在给他修整照片时，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已细成一条缝。他说，左眼已一点都看不出了。我动员他去白内障剥除，他一定不去，说一只眼睛也看得到邵家埠。那是白塔湖对岸，祖父曾经的老家。
但他毕竟看不清腐乳上的白毛了。我担心红烧肉上的白毛、洋芋艿上的白毛，父母也已老眼昏花，看不分明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腐乳，从长寿者的饮食上去分析，番薯青菜萝卜玉米等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粗粮有粗粮的营养。祖父饮食上最家常的菜就是腐乳，即便有个头痛脑热胃口不佳的时候，要刺激一下食欲的，还是腐乳。对于那些狰狞的白毛，祖父认为已经霉过一次的豆腐不在乎二次发霉。我们把腐乳也叫作霉豆腐。因此至少在讨论健康食品时，我们不能忘了腐乳。
都说老人怕跌。祖父重重地跌过几次。82岁过年，站在凳子上贴年画，凳子侧翻，重重地跌在地上，家里人惊慌不已，祖父爬起来掸掸身子继续贴。90多岁，我陪他去山上种菜，见坎头上长出杂草灌木，他去清理。我开了个小差，回过头来，却不见了祖父。我正要哭喊，他在两米多高的坎头下叫，挥着带血的手，安慰我别怕，没事。爬起来还想继续干活。102岁还跌过一次，也是自己爬起來的，除了皮外伤，从无伤筋动骨。 吃好饭，喝完腐乳皮加虾皮和葱花的汤。第二天，连皮外伤都结痂消肿了。说不定，腐乳补钙，而且更易吸收。
十六、放走青蛙
祖父除了吃猪肉，从来没有吃过牛、羊、狗等四只脚的动物。我们烧过牛羊肉的锅，他必定刷了又刷，甚至拒绝我们用共用的菜锅。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吃这些，他只说自己属牛。显然，这不是理由。尽管祖母属狗，但理由还是不充分。属相和饮食没有必然联系。
青蛙，就是田鸡，也有四只脚，两前两后。我吃过一次，吃得心惊肉跳。
我们几个小伙伴，捉了好多青蛙，同伴说，青蛙很鲜，像鸡肉，所以青蛙也叫田鸡。同伴帮我杀了几只，剥了皮，我在饭锅里蒸了。祖父回来吃饭时，打开锅盖，吓了一跳，他当即知道这是什么。并让我看着蒸熟了的青蛙尸体，问我像什么。我只好说，像死人。此时，青蛙全身惨白，两手两脚直直地僵硬地平伸着，毫无生气。
饭后，他让我尝试了一次杀青蛙的经过。
一只青蛙被捏住腰部，按在地上。它手脚并用，表现得很慌乱，预感大祸临头。我按照祖父要求，用刀背抵住青蛙脖子，作出要宰杀的样子。几乎同时，它用两个前臂紧紧抱住头部，这完全是人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动作。眼睛盯着人看，似乎在害怕在保护在哀求。两只后脚使劲蹬着，在寻找一个支撑，好用力逃走。它嘴里发出“咕——咕——”的哀叫，如人之濒死。我看着它越抱越紧的头，越来越感觉到，刀下就是一个人，这是一种与人类完全相同的反应。我惊慌地丢弃屠刀，放走青蛙，放走全部余下的青蛙，从此不杀不吃。
我去看过杀牛，祖父说你留意一下牛的眼睛。我看见，牛被用绳索捆绑住，架翻在地的一刹那，浑浊的双眼，泪眼婆娑。
十七、十全大补膏
端午节一过，祖父就去供销社买来一种补药，十全大补膏。印象里是绍兴产，三块钱一瓶，每次买三瓶。中药柜台里买的。吃时需用少量米酒化开，调匀。祖父吃过一个夏天去，这一年的身体就风调雨顺。
他在生产隊干活，不大有人愿意与他一起干同一种活，即便年轻人也不愿。祖父干活不休息，求完美，最见不惯人家偷懒。许多时候，祖父都会骂骂咧咧指责人家，不留情面。队长都睁只眼闭只眼的事，人家不理他，他就自己过去弥补，弄得人家很没面子。
中午，我去送饭。人家早在柳荫里休息，他一个人还在忙碌，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见我过去，人家就帮着大声喊祖父。“姑丈——姑丈——”，祖父在年龄上比他们长了两辈，这矮老头停下来了，他们吃饭也踏实些。祖父就骂：真没用！我看你们是偷懒，难道力气不如我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骂完就扒饭。祖父向来胃口好，吃饭是扒拉进去的。饭一到嘴里，刚刚看他喉结一动，又开始扒拉了，几次扒拉下来，一大碗饭就颗粒不留了。
祖父干活动辄骂人，以前我以为是他为人苛刻，现在看来还是他的身体素质好，耐力久，犹如他生命的耐力，但是人家确实是吃力了。
还是1979年。那年发生的事情特别多。年初，父亲的复员改成转业，工资都补发了，家里客人也变多了。夏天里，我考上了大学。也是夏天，大姑去世了。后来，大表姐生了女儿，祖父成了曾字辈的老人。
入秋以后，祖父突感身体不适，头晕，胸闷，起先也不在意，以为过个夜就好了，也吃了糯米糕。但这次好几天过去，还不见好。我是在家里的信中得知的。
祖父先是推测夏天“双抢”累了，但大补膏吃了，活也还是原来的那些活，没有加重。胃口不错，睡觉也好。大姑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很悲伤的，但过去这么多日子，一切正慢慢恢复原样。天气变凉，感冒了，抑或老毛病“头眩病”又患了，但也不像，一个是天旋地转，现在是晕晕乎乎。到后来，情况似乎更严重了，祖父的脸明显浮肿。
祖父突然想起，刚入秋时，路过凉亭，光头上热乎乎地一下，一摸，是鸟屎。当时，立刻就在凉亭下的塘里洗了，洗了许多时间，还呸呸呸啐了许多口口水，按理说，晦气都应该洗去了。但现在没有别的解释。人大多都是这样，没事的时候能笑谈生死，出点状况就会想出去很远，想得很糟。祖父经历了太多，胆子本就不大，当然想得更糟。
他只好去看了医生。他最信任的老中医，一边与他聊天，一边为他号脉，十全大补膏就是他推荐的。仔仔细细望闻问切过，老中医告诉他，身体没有大问题。问他除了吃过大补膏，近段时间还吃过什么补品。祖父想了想，这倒确实有。我父亲的问题改正后，好几个多年不联系的学生都恢复了联系，有些还赶到家里来看望。有个东北的学生，已在部队当团长，来看父亲时送来一根人参。父亲当然就孝敬了祖父。祖父对老中医说：那天听得那个团长说，天凉了就可以吃了。看看人参不大，一条京枣那么点大，就在饭锅里蒸蒸吃了。老中医惊讶得合不拢嘴：你一次吃了？祖父道：一次吃了。老中医说：好在你身体好，已经消化吸收了，换作别人，虚不受补，会吃出人命来。好了，你福大命大，这下会活到100岁了。
心头的结解开了，脸上的肿也很快消失，祖父踏踏实实走向百岁目标。
祖父去世以后，村里人议论他舍得吃，前半世做鬼，后半世做过人了。文气一点的人总结，从养生的角度说，在该补的年纪，补上合适的补品，十分必要。祖父怕死，所以有这方面的自觉，而且歪打正着了。
十八、修辞和坚持
祖父的性格、脾气，基本上不符合专家对长寿者的归纳。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有多少因素组成，他的脾气通常情况下完全由着他的兴致，想骂就骂，想念叨就念叨。就如他的放屁，睡觉时放，走路也放，甚至走一步放一个，根本不在乎后面是谁，对方是谁，别人会怎么想，但吃饭时不放。因为骂人的特性，祖父的语言体系里排第一的句式是反问句。你没听见吗？要我再讲一遍吗？难道我说得不对？等等。再配上语调、声音，他的话往往让人听得不舒服。该说陈述句和一般问句时，比如开心时，比如我们之间的对话，比如对着他尊重的友人，他也无非在语调和音量上作些调整。他的修辞手段极其有限，就如他掌握的词汇。这些都限制了祖父思想的拓展，在看问题的视野上、判断上都存在缺陷。而这样的缺陷性表达，最恰当的形式就是使用反问句，这能虚张声势。 要不干脆闭嘴不语，与人硬顶。
祖父小时候，他大哥教他插秧种田，因为祖父屁股撅得太高，大哥打了他一屁股，他当即走上田埂，发誓这辈子不再插秧。好在此后再没有人如此教训他，要不他真会失去许多过日子的手段。
当然，要是天意，他会唯唯诺诺。祖母去世的场景我不知道。那年，大姑去世，一大早湖对面有人来报。祖父没有被噩耗击倒，而是拿起放在墙角的一只破碗，砸向转身离去的报丧者后跟。这是一种风俗，砸了破碗或者瓦片，表示不让晦气留下。这也表明祖父心里早有准备，大姑得的是绝症。然后，坐在家里发呆，管他心里江海翻腾，就是没有表情。
他在许多细节上极讲究。吃饭不能有吧唧声，不能把脚搁到别人的凳子上去，不能站在高处往下撒尿，也不能站在船舷上向水里方便，不能用字纸擦屁股，不能在祭祀时说说笑笑，不能对长者无礼等等。我们开玩笑嘲讽他穷讲究，问他是地主家里学来的，还是会读书的舅公教给他的。祖父不与我们纠缠分辨，只是坚持，不然就骂。南瓜和冬瓜成熟了，摘来时他必定强调，按原来在藤上和瓜地里的角度安放。这样瓜就可以放置很久而不烂。我们忘记了瓜在藤上的样子，“不会看颜色？”他骂道。我们问道理，他试图解释过几次，只说瓜是活的。我知道，他的这些偏执的讲究，是他的修为、经验，是他向文化、生命和规律的致敬。
祖父发明过文字。他没有走象形的老路，一步走进会意。他发明的文字只为自己服务，只有我们两人认识。说准确点，那只是三个符号。这三个字，祖父用来在工分簿上记事。全天上工，在格子里填上一竖；全天休息，是一个圆圈；上工半天，则在圆圈中间画上一竖，表示圆的一半。这样的文字或符号，对他而言书写简洁，表意清晰。对我则不然，我常常写“半”字，他反对。在我坚持要写汉字的时候，他强调，“给我看还是给你看？”一句话，点醒我，做事情心中要有对象。直到现在，我都印象深刻。
祖父九十五六岁以后，我们都有了子女。一次吃饭时，祖父发觉自己的胡子浸到了饭碗里，妹妹忙用纸巾帮他擦干。这以后，他就坚持不再上桌与我们一起吃饭，而且他的饭菜基本还是他自己烧的。尽管我们都反对，但他依旧坚持，认为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尴尬，饭菜也可以稀软一些。从此，祖父只在年三十与我们一起同桌吃饭。平时，除非我们端着饭碗，去他的小桌。只是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这样的分桌有些异样。
同样的难堪还有稻草床垫。这也是祖父的坚持，即便有了厚厚的棉花垫被，但他床的最底层必定是厚厚一层晚稻稻草。他的意思是，稻草吸潮，翻个身听见干草的窸窸窣窣声，感觉特别亲切、温暖，睡觉好睡得香。
他出生第一天，床上就是这种窸窸窣窣声。
十九、灵菩萨
舅公和汤校舅公去世后，祖父陷入了深深的孤单。
汤校舅公年轻时去金华，恰遇日本佬投掷毒气弹，虽没炸死，一只脚却受了伤，染上了烂脚病，直到1970年前后，不得不去白塔湖边上的一家小医院截了肢，从此只能按着一条凳子走路。他走不远，就来到我家坐坐。为了方便汤校舅公走路，我们80年代初在翻建楼房时，特意留出了东边的一条弄堂。弄堂里响起“笃、笃”声，祖父就吩咐我们泡茶，茶叶多放几颗，汤校舅公喜欢吃浓茶。
他们两人年龄相仿，知根知底，即便两个人坐着不说话，只需一个表情，对方也能感知那表情代表的是民国早年的哪件事，因为这个表情已经无数次出现。他们一起坐坐，看看眼前的白塔湖，不说子孙的事，也不说自己的事，那些事都在湖里。一阵风吹过，像翻开一页画面，湖还是那个大湖，但细看已经不是小时那湖了。一辈子如果是一册书，这书书页黄了，书脊散了胶，内容早就到头了，他们只是在无数遍地复习。两人就这么坐坐，坐着坐着，旁边一个不见了。
舅公去世时，祖父在上海小姑家。90多岁了，家人没有让他赶回来。祖父后来几乎是逃回来的，回家时双脚肿胀，步履蹒跚。他自己说是每天呆在楼上，走不了路，双脚没用了。当然，他更怕过世在外地。每一次亲人好友的过世消息，都像在提醒自己，毕竟先前的老中医说过能活100岁。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呢？一回家，祖父脚上的肿就消退了。
脚行走方便了，他就又找地方种菜种瓜。我坚决反對，但他说，买来的菜打农药，要吃死人的。我劝他，你这么老的肌体，百毒不侵了。他说那我每天看看小菜长大，捉捉青虫总可以吧。父亲也说，让老人家适当动动也是好的，没人能陪他说说话了，在他眼里，我们都是小鬼。确实，祖父对小鬼的年龄设定，也随着自己年龄与时俱进了。在祖父接近百岁时，八十以下的人都是小鬼，言谈上有隔阂。与众多的晚辈，那隔阂不是代沟，是隔了一个白塔湖。
一天，父亲来电话告知，祖父头晕病复发好几天了，叫我回家看看。
祖父躺在床上，要求我去萧山欢潭找一个活菩萨，问清两件事情：一是眼前的，头晕病的得病原因及其疗治办法；二是自己到底能活几岁。
我顿时感到责任重大。思忖再三，我去了趟医院，向医生述说了祖父情况，听了医生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一进门，他就叫我进房去，说：“这么快回来了，菩萨怎么说？”
我避开菩萨二字，向他汇报：“第一，人家说，有两根东西立在家门口，挪掉它。”
祖父面露惊讶：“灵！门口围墙下有两根毛竹，是搭丝瓜棚的，你赶紧去拔掉！”
我立刻就去处理。父母亲曾多次告诉我，祖父每天上下巡视瓜棚。我家围墙是个坎头，很高，栏杆又低，祖父用两根毛竹从坎下水沟斜搭到栏杆上，枝丫交织，由着丝瓜纠缠蔓延。他常常从上往下摘丝瓜，不当心会扑空掉下去。从下往上看，很陡，很高，看了叫人头晕，祖父喜欢仰着头找找新长出的小丝瓜，时时在心里增减数字，计算总数，以致头晕发作。当时只是劝不动他，现在意见一致了，瓜棚一下就得以清理。
我回去汇报第二件事情：“人家说，你身体很好，能活不止100岁。”
祖父放低声音：“人家说没说100多多少呢？”
这个我真没准备，就煞有噶事地说：“人家只能算到100岁，后面的只要自己注意，吃好，睡好，可以一直活下去。” 祖父一拍床沿：“灵！实事求是。”
傍晚，我要回城区了。我跨出家门时，祖父来送。我惊讶：“你怎么起床了？”
祖父又骂道：“那垄小白菜，我不去浇，还有谁会记得？”
二十、赶走吉琴和护士
吉琴吃过晚饭来我家看看。
她经常这样。吉琴是我家远房亲戚，50来岁，勤快，嘴热，她来看看三个老人，看看有什么能帮着做的。
祖父回家了，吉琴开他玩笑：老太公回家这么迟，去哪里找老太婆了？
祖父当即拉下脸，对她说：你给我出去，以后永不许来我家！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们都去劝，吉琴是开玩笑。
有这么点年纪的人来开我这样玩笑的吗？祖父不依不饶。
从此，吉琴只好凑祖父不在家时，偷偷来我家帮忙。或者弄清祖父睡下了，再悄悄进门，悄悄说话。她知道，姑丈的话说出去了，是必定算数的，收不回。
祖父临走的时候是个大热天。依姑妈要求，祖父来城区医院住过几天。一天，我们都在上班，在祖父身边陪护的是表弟。表弟就离开了一小会儿，他去护理台那边打饭。祖父恰在这个时候要小解了，他就扯了嗓子叫表弟名字。这时，他的嗓子不再响亮，已经不能自理小便了，其实他已经小便失禁，说不定他此刻的便急也只是一种离不得人的恐慌。此处的护士长是我学生，听见祖父叫喊就跑进去问这问那，祖父就是不说话。问得实在急了，祖父才说要解小手，找外甥。护士长就说太公别叫了，我来帮你。祖父不作声。护士长一手提个尿壶，一手轻轻掀起祖父身上的被单，去扳祖父身子。这时，他警觉了，使劲一把打掉护士长的手。这个时候，表弟到了。
下班时我过去看望，祖父坚决要求出院。我怕他人已很弱，搬来搬去不好，但他坚持出院，不能商量。我们再三问表弟，他说不清楚。也再三问祖父原因，并要挟他不说原因我们就不出院，他才说：这地方脏，人不干净。
我们都说挺好的。他说那个女医生，掀我被头，伸进手来要给我解小手，还不脏？
我们都哑然失笑。
这是最后的玩笑了，但祖父依旧严肃，一本正经。
二十一、纪福
祖父最早谈论生死，是1976年，那年祖父76岁。那年走了三个巨人，唐山大地震死了20多万，让人震惊，人类其实很渺小，生命很脆弱。特别是毛主席逝世，让祖父很无奈，做人纵然如毛主席者，天之骄子，也还是难逃一死。祖父说，如果能够，自己愿意借寿给毛主席他老人家。
谈到自己，祖父总说，自己足够长寿了，随时起得了身。有朝一日，真走了，就用门板抬到山上，挖个坑，埋了就好。说完就笑，笑声爽朗。哈哈哈，死了还知道什么！七八十年代，祖父身体非常健壮，自我感觉当然也好，笑谈生死，一派洒脱。
我母亲在林场退休，退休时的纪念品是一立方杉木，可能这也是母亲故意为祖父选择的。祖父见到木头时曾说，正好能够打一口寿材。就三四年，祖父去上海小姑家住了一段时间。父亲趁他不在家，叫了湄池镇上最好的师傅，为他打了一口寿材，同时为他打造了一处墓穴。祖父回来一看，父亲还在等他表扬，他却不满意。问他不好在哪里，“太低，以后坐不起来。”他说。我们怎么解释都不行。我只好佯装恼怒，大不恭地对他说，你进去坐坐看。这话只有我能说，换作别人，他必定大发雷霆。这事最后不了了之。
我劝父亲，不要太放心上。这事放在十年前，只是祖父一句笑谈，现在重视了，还高度重视，表明他内心里有了惧怕，怕一种东西成为现实。说寿材、墓穴做得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只是借口，是专属于他的一种表达方式。
一活，又活过了一个节点。殡葬改革了，先期的准备都成摆设。祖父听见山上的闷雷，笑说，那间屋被炸碎了。对政府要做的事，他不反对，反过来安慰我们，邓小平都火化了。那年小平同志刚刚去世。祖父对我们说刚才听广播，邓小平还捐献了眼睛。我们说是眼角膜。祖父不知道眼角膜，但也说，他老去都不忘给老百姓再作次榜样。
祖父101岁生日前的有一天，家里突然打来电话，说祖父处于弥留状态了。我火速请假赶去。祖父躺在床上，神志时而有些迷糊，满嘴胡话，但他认得我，拉着我手告诉我，一大批人在追赶他，要杀他，刺刀上滴着血。他说家已经被炸碎。正说着，突然凄惨地一声高叫。
安静一会。又不时惊恐地大叫，就如杀人者就在床头。稍稍平稳，他说，趁现在他们不在，我告诉你们我走的时间已定，晚上12点。说完又焦急地喊，他们又追上来了！又独自喟叹：我一生忠厚，想不到还是要被杀头！
我很怀疑，他的声音，他的气色，远没有式微的迹象，但我又相信许多老人走时自己确会有所感应。那个晚上，父母亲紧张地开始张罗，老衣老裤等等，一时慌乱竟都找不到了。于是派人去借。我一直守在他的床边，听他一阵一阵的逃跑、呼救，猜测他的幻觉与现实的对应处。我只对上了他被炸碎的墓穴。清醒时，我就陪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农历十月初了，天已很凉。我想坐到他的床上，甚至坐进他的被窝里听他说话。他不让，说床上都是桔子核。我一摸，果然，这该是他吃的桔子，吐不远核，都吐在了床上。我一边为他捡核，一边想，祖父还有胃口！
10点多的时候，他说：我走了你要记得我。
我说：当然。
他说：你爸爸年纪也不小了，你妈记性也不好，一件事情你记牢。
我说：我记牢。
他对我说，你们都忙，清明、冬至，这两个节日来纪念纪念我，放点吃的，烧点纸钱。我喜欢吃的东西你都知道。6个菜，不能少。豆腐干，是田地；白煮鸭蛋，壳打碎一点，放着像元宝；一碗鱼，有余；一碗红烧肉，肥点；再放一个点心，一个水果。说完，看着我，说记牢了？我说记牢了。他说你再说遍我听听，我一一说了。他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呼吸均匀。
到11点了，他不断地问我钟点。我有意要搞乱他的“时辰”，告诉他，还早，9点。再问，就说9点半、10点、10点半、11点。
12点。祖父准时发问：几点了？
答：1点。
那没事了，时辰过了。祖父说。
他拉着我的手，露出了笑容。马上，我听见了呼噜声，平缓，绵长。
第二天早上，祖父醒来，笑声爽朗。说昨天真是做了一场梦，这个梦，与被日本佬抓壮丁逃回来那个晚上做的梦一模一样。
过了生日，我去民政部门给祖父办理了百岁老人的有关证件和手续，下个月，他就领到了百岁老人的津贴。过年时，他用这个津贴给曾孙辈的人发压岁钱，一时间家里喜气洋洋。
102岁。祖父跨门槛时判断有误，重重地摔了一跤，摔得手臂流血，脸上都是一块一块的紫色。吓得看见的人都做了最坏的推测。我家的门槛外面还有三级台阶，祖父被他自身的重量和惯性远远地摔了出去，一直撞到了坎头边的围墙上。祖父推开奔过去搀他的人，扶着围墙慢慢站了起来，再次平安无事。
103岁。那是一个SARS年，全国的人都在躲避，人心惶惶。夏天，祖父又被人追杀。从祖父恐惧、喊叫的情况判断，這次追杀者的势力更加强大了。而且，我的父母，都成了追杀他的凶手。祖父在被追杀的恐惧中回了家。看着他魂不守舍了，我在想，难道出生时、年轻时所受的惊吓，乃至一生的惊吓都刻录进了他的灵魂里，以至于临近终点还兵荒马乱，还得来个大汇总？
给祖父办事情的那几天，我们放了许多烟花爆竹，这是祖父生前喜欢的。以前过年的时候，吃过年夜饭，我们为他安放好藤椅，他就坐在门前，看我们在晒场上放烟花，看白塔湖沿岸的年三十晚上亮如白昼，繁花似锦。赶来送别祖父的人很多，争着讨要一种表示顺溜的彩色棉线，讨要表示健康长寿的老人豆，这种豆我们买了许多，放在路边任人拿取。就连那天的米饭，也烧了一锅又一锅，还是被盛抢得颗粒不剩。大家都说是喜丧，都说祖父的后半生是享福的，大家记着他的福。我知道，这个福，祖父自己肯定更记得，珍惜着，所以特别留恋，现在，他又像以前过年时一样，开心满怀分福给大家了。
一、凉火
祖父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一个很特别很好记的年份，跨世纪的时候，我们取笑他，他跟小他99岁的人一样只跨了一个世纪，实在有些煎熬和无趣。他得意地认为这样好，好记。人老了最大的表现是记性差，活着活着就会忘了自己的年纪。可他忘不了，在本个公元纪年里，那个刻度就是自己的年龄，因此自己始终不会有忘性那么重的衰老。人家也给他记着。
这一年是辛丑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个条约，国家气息奄奄。浙中的一片泽国，水深火热。十月初十，离小雪节气只差了两天，天已经很冷，邵家埠村一户捕鱼人家的草屋却着了火。大着肚子的曾祖母一定是受了惊吓，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她感觉肚里的孩子就要出来了。这是这户人家的第四个男丁。家里人本来已经乱作一团，而且会乱上很长时间，现在添个人丁却须少一个干活帮忙的主妇。让她老人家更加焦虑的，还是得有个稍稍遮掩下的产床。不知是谁想到了凉亭，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公益性建筑，简直等同于现在的避难所。所谓“修桥铺路造凉亭”，说的是善人们捐的大功德。祖父一家便是受益者。因而祖父的名字看起来有些随意——凉火——当然一群目不识丁的人也不可能取得意蕴深长。凉火，这个名字，意义上没有偏正，火是凉不下去的，心其实倒也不至于太凉，因为没什么可凉了，因此它在结构上只能是并列的。作个纪念吧。“凉”指的是凉亭，“火”是说出生时发生的事情。不过，对祖父的一家人来说，应该还有说不尽的感激，“凉”字放前头，让祖父把凉亭背在名字里，一辈子。
这是祖父的起点。曾祖母的月子里，天天看着破漏的天空，那是从好心人送来的篾簟破洞里看到的。篾簟是一种粗篾编织的席样农具，晒谷用。现在好在农闲了，尽管很破，毕竟还能遮挡一些寒风。天天听着脚步络绎不绝，穿过凉亭而去，男人的、女人的、穿布鞋的、穿草鞋的、赤脚的，但都不是来探月子的。一窝外地人，能有这样一个临时的窝，已经天可怜见了。刚刚入冬，浦阳江和白塔湖上都无鱼可捕。鱼不是想捕就能捕的，捕鱼人是帮人捕鱼的人，不是自捕自销者。因而产妇肯定奶水不足，食物能果腹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大家也没有去想营养方面的事情。这很可能也影响了祖父后来的身高，一米六多一点吧，村里人背后都叫他阿火矮佬。
后来家里又发生过火灾。那是祖父成家以后的事。在述说这件往事时，他常常被人取笑，遇事不冷静，分不清轻重。逼问得紧了，他才尴尬地笑说自己匆忙慌乱中拿了一把揿，而没有去拿更值钱的小饭桌。揿是渔具，斗状，网的一种，有的地方叫扳网，也有叫赶网的，可见当时家里实在没有别的东西。我们调侃他的慌张，他努力为自己辩解，意思大体是揿是生产工具，必须有；桌子是生活用具，可有可无。再说桌子在生活序列上也不靠前，没有吃的东西了，要桌子何用？
大概是不能再这么“火”下去了。我懂事的时候，祖父早已改名纪福，这是农具家具上号的字样，后来身份证上也是如此写法。“福”具体的指向是什么？如果是49年之前，这福应该是岳父岳母给予的；如果是解放后，那当是感恩领袖。我想，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新社会事情多，翻身做主人了，要用到名字的地方自然多，改个名字也是与旧社会的告别。如果指的是49年前，那该是早就改了的，与祖母成婚之时，也是与一个时代的告别。但名字中前一个字，是“纪”而不是“记”，我听一个与祖父差不多年龄的老人解释过，但语焉不详，只能说是取名的人在字眼上不讲究。我与祖父较过真，跟他说了两个字的区别，他说那是被写的人弄混了，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但他自己认得自己，扁担、锄头、箩筐上都号着字，一看就是自己。过年了，祖父也孩子般地开心，指指各家各户的大门，笑呵呵地说：你看你看，写的都是我的名字，我分福给大家了。
二、起锚
祖父带着我走在浦阳江堤埂上。我们要去邻县的临浦镇买煤球，错过了一班县内的小轮船，于是决定走到湄池，去乘开往杭州的大轮船。埂面上凹凸不平，不时有脚掌大的石头绊脚，我走不快，走得很不舒服。我说要弄把刀，把这些尖石头统统削平。
祖父笑笑说：你好大口气！这些石块拉纤的人喜欢，脚能在这些石头上用力。
我问：你拉过纤么？
他說：哪有撑航船的人不拉过纤？
民国11年，22岁那年的正月，祖父结束第一段给地主放牛当长工的经历，开始行走在浦阳江至钱塘江的水面上和堤埂上。是哪个亲戚介绍还是伙伴叫他，抑或自己去应聘，这些已经不再重要。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船老大看他憨厚有力气；二是他要逃离那个阴森凄切的窝棚，一个千孔百疮的家。
在这之前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大哥，原来一直很健壮，忽然一天拉起了肚子，起先家里人也不重视，谁没个头痛发热拉肚子。但竟一天比一天严重了，乡邻说可能得的是碧螺痧，因为没钱看病，一家人就看着他在挣扎中走了，那年大哥29岁。
老二是种田的，好端端江边人家的人，却在河塘里溺水而亡。
三哥走时只有18岁，本在店口一个寺庙里做长工，一次肚子绞痛痛死了。
生命的神秘莫测，让人生变得恐惧。后来我知道碧螺痧就是霍乱。人世间，无常固然可怕，但无常若变成有常——眼前纵使不被霍乱传染——这样的次第死人，更让人毛骨悚然。他的出逃是对的。这之后，可能祖父连水都怕了。我小时从未见他游过水，在湖里洗澡，也都只在近水边。他说他会一点点水。我会水之后，对他说，在水里会水的人向上浮，不会的人往下沉，并让他试试。他说这个不敢试。我想，老二走后，他肯定再没走到过水的稍深处。钱浦轮船公司的人一定不知道他的水性，要不，会不要他的。 这是祖父人生的一次憧憬和远行。远离死的恐惧，而且一步迈向天堂杭州。
九十多年前，浦阳江水运是诸暨连接外界的最重要的交通线，其上溯浦江、义乌，下行绍兴、杭州，是婺越通衢的黄金走廊，无论货运还是客运都十分繁忙。就货运而言，诸暨盛产的粮食、茶叶、蚕茧等大宗物资远销五湖四海。这里必需的油、盐、布等日用品集散各地，都是通过水运来完成，现在的江藻汪王一带，当年就是盐堆高如屋、白如雪的大盐场。客运则更发达，沿浦阳江和枫桥江的邵家埠、姚公埠、骆家桥等，都是繁华的船埠。来自金华、东阳等地的肩挑客商、差官、学生，大多由这些船埠搭乘航船北上杭州。
祖父所在的是一只夜航船，定时班船，做的是苦力。骆家桥船埠与家里不远，他每天下午都会早早地来到船上，搬好堆好先到的货物，擦净擦干船沿的泥水，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待得没事做了，就坐在船头看日头看水流，等客人。这个水流是有讲究的，要看懂这个水流，心里得有本日历。小事物一旦跟大事物连在一起，一个人的眼界就必须跨越原有的区域。浦阳江流着流着，最后投靠了钱塘江。所以，钱塘江的一举一动，也让上游支流的浦阳江亦步亦趋。这水有时东去，有时西流，其实这是一条大河的一呼一吸，体现在眼前就是潮涨潮落。钱江潮汐，初一十五各不相同，每年的七八九月，初三、十八前后，是大潮汛来临的日子，波澜壮阔的景象举世闻名。钱塘江呼吸的尾声一直传导到浦阳江的骆家桥，祖父记住的就是这个规律，关注的就是这个水流。日头一落山，当然主要的是这个时候江水涨到顶峰了。人吃饱了饭、帆吃饱了风、江吃饱了潮，航船正好起锚，顺枫桥江而下。到湄池三江口，这里还有另一艘更大的船从姚公埠过来，这是沿浦阳江东江而下的大轮船。祖父他们与之会合，攀上大船，由其拖带，顺潮顺水，经临浦、过尖山、穿钱塘，一夜水路直奔杭城。
三、船到南星桥
姚公埠。浦阳江边多埠头，安家埠、周家埠、黄家埠、邵家埠等等，命名方式单一，这里“家”代表了一个聚居的族群。姚公埠不称“家”，尊为“公”，不管是对人的尊崇还是后来人说公私的公，都显出了它的与众不同。听同船的人说，如果站在高处，看它村庄的布局，这村子极有讲究，三面环水，易守难攻，风水极佳。它是周边最富庶的集镇。以前出过人物，后来也出过人物。
临浦。据说，西施当年去吴，从浦阳江上游一路坐船去绍兴，是在这里转的船。西施看见水边小山上遍植苎麻，像极了家乡苎萝山，便在此处盘桓流连。祖父和他的伙伴们因此常常在此发呆，这样一个绝世美女徘徊过的地方，一定有其名堂。时间过去了许多时辰，船上的人开始有点不适。有的是晕船了，有的是寂寞。说到美女，大家才有些兴奋，荤荤素素地又说开了。许多东西祖父都是第一次听说，一个后生家的听得脸红，搭不上腔，还不时被逼得难堪。船上也有读书人、大学生，他们便说一些书上的事情，斯文礼貌，祖父尽管也搭不上腔，但不尴尬。他对读书人另眼相看。
头上月亮一直伴着船行走，若即若离，但仔细看还是移动了一些位置，客人在说船过尖山了。年长的读书人说尖山原是湄池杭坞山的山顶，他看一眼船上的伙伴，讲起了故事：钱大王，就是一千年前的吴越王钱镠。你们知道浙江的杭州段，为什么叫钱塘？这是钱大王带领老百姓修建的海塘。
不管真实性如何，但以后再听人说起钱王故事，凡有人与乾隆皇帝混淆的，祖父会在那人讲完后去纠正。我们去临浦，也会看到尖山。祖父就会给我接上关于钱大王的故事：相传钱王建了钱塘大堤之后，还斩除了一条经常兴风作浪破坏大堤的孽龙，并将龙骨制成长鞭，用以驱赶凶山恶水，钱塘从此“不拆不修万万年”了。后来钱王想寻找一片大地建设王城，他又在钱塘江北岸斩了九个龙头。六和塔以西的九个山头至今还流着殷红“血水”。钱王继续往前赶，寻找他心里的龙蟠凤仪之地，不想碰上了威武不可当的杭坞山，钱王恼怒，来到山脚，祈求土地神帮忙，将大山迁往他处，但是大山无动于衷。于是钱王大怒，执鞭上山，飞身骑坐山腰，对大山狠下一鞭，用力过猛，以致削断山顶。山顶飞到了萧山境内，因此称作尖山。而杭坞山巅，则留下了二三十亩大小的一块平坦地。大概打累了，钱王在山腰上坐了一会。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屁股印，像两汪清清水塘，至今完好，大雨水不满，久旱水不干。千百年来，也有妇女焚香祈拜，然后试坐以求怀孕。甚是灵验。
这是祖父较完整叙述过的一个传说。后来我们再去临浦或者南星桥，他都会再次讲到。他坚信，神人自有神力。
过了尖山、义桥，马上就到南星桥，这是这趟航船的终点，也是这辈子祖父自己到过的最远最大的地方。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子夜时的杭州黑漆漆一片。那时杭州已经有电，但是电灯还是不多。祖父认为，这是杭州的边，再进去，便是自古繁华地了。正这样想着，客人上岸了，他便去把粮油等货物搬上码头，把新的布匹、糖盐搬到船上。忙完了，祖父和伙伴们就看星星，看江岸，看到涨潮了，就立即拔锚起航。这潮水，等天亮了刚好涨到骆家桥。
潮汐小的时候，油料供应不上的时候，他们就自己撑船、拉纤，一路负重，走尽钱塘水道。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撑船、拉纤的累，但力气和心态恰是走夜航的基本功。
这一上船，就是十年。这十年里，祖父娶妻生子，日子过得水光潋滟。
这是一个轨迹，也是祖父一生的眼界，这眼界水涨船高。
我们这次坐轮船去临浦，路上需要一个多小时。祖父喜欢看着窗外景物变换，向我讲述过往的见闻。那些景物与几十年前没有大的变化，那是祖父记忆的原点。
四、阿伯
按姓氏确定村名是最传统简单的命名方式，各地用得也多，如孙家、马庄、刘村等，简洁明了，温馨自然，让族人有归属感，这是乡愁的源头。我们村的名字叫李家，不是吴家，但我得承认这是我们家，祖父是入赘的，李家即是吴家。我不习惯叫现在的名字，这是一个由临近的顾家、李家、斗门村合并而来的新行政村，村子合并后，我們被叫作斗门村。斗门是一种水利设施，最多表达的是它的功能性，做地名可以，作为一个村子的名字，少了亲情，很难归属。这名字没根。 我们的村子很小，小得十里之外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村子。以前有人问起哪个村的，我答，李家。看对方一脸迷茫，赶紧解释就是斗门和七里之间的小村庄。对方继续迷茫，那里还有个小村子？其实，现在固然村与村已经连在一起了，但那时的边界还是很清晰的。与祖父往斗门方向走亲戚，过了土地庙，他会让我骑在背上，表明出村了，路远了。母亲有段时间在七里学校当民办教师，晚上要政治学习，就非得拉上我壮胆，因为晚上回来时，俞蔡塘边的乱石岗上常常会见到鬼火，飘飘忽忽，跟着人飘移，吓得我们不敢喘大气。怎么能怀疑村子的存在呢？村子虽小，但面前是方圆百余里的白塔湖，湖里有湖，湖中有天，鱼米之乡，饿不死人。
显然，祖父很满意李家。
他也没什么可挑剔了。其时，他的父母、兄弟都没有了，那都是一个个不堪回首的悲惨故事。现在他等于是重新找回了父母，找回了家。入赘者本就比女方会矮去一截，得到一些总是以失去一些为代价，祖父不会在意这些。何况妻子长得高挑、白净、贤淑，快人快语。小舅子也瘦瘦长长，文静聪明。他们丝毫没有把他当外人看。
李家对他也满意。人矮些，但敦实，有力气，湖里山上的农活都是一把好手，一天做到晚不歇手。交给他一分的事情，他能做到十分。不多言多语，只是傻呵呵地笑。这是老丈人最愿意看到的，现在是家里有两个儿子了，一长一矮，一文一壮。一扇大门两根柱子拄着，这门实了。第一年的春耕时节，岳父发现这新女婿不会插秧，就问：“不会？”答：“不会。”又问：“没学过？”答：“不学。”岳父觉得这人有点脾气，暂且也不多说。
我小时，我们跟舅公一家还住一个屋檐下，分灶吃饭而已。房是草房，墙是泥墙。那时也是草房即将成为历史的时期了。我们家在草屋前已经建有20来个平方的瓦房，叫小间，大概是父母的婚房。我跟母亲住在小间里。舅公是粮油厂工人，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咪口小酒，他用一支筷，在酒碗里蘸蘸，向我招招手，“来，你也吃一点。”我摇摇头不吃，这东西闻着香，吃了让人不舒服。他就夹起一两只虾给我，笑着摇头，“外甥狗，吃吃朝外走，何况外甥子，还怕酒，像爷爷的。”他的外甥，就是我父亲，那时在张家口的一个部队学校当教员，每月有钱寄给家里。我们两家都准备建新房了。
舅公对我父亲很满意，会喝酒，也会读书。祖父对舅公很羡慕，文化不高，但会读书。当年父母叫他去买东西的钱，常常被他花了，在父母的责问前，只消说买了书，便什么都没事。一捧起书就常常误了吃饭，需一遍一遍地叫。我有时看书入迷，祖父就说，像舅公的。祖父觉得岳父的观点是正确的，惟有读书高。所以他自觉包揽了除插秧外的几乎所有农活，还有酿酒，舅公喝的酒，后来父亲喝的酒，都是祖父所酿。白药自己做，酒放酒，酒味特别醇厚绵长。
父亲招待客人时，总要说一句，“尝尝，这酒有劲，我阿伯做的。”
我的父亲母亲，两个姑姑，舅公的子女，我的表叔表姑，全家人都叫他“阿伯”。这样的称呼是入赘女婿的标志，听起来有些别扭。
“哎——”祖父应得很大声。
祖父入赘到李家后，还在钱浦轮船公司做了几年。后来鼓励舅公去了新建的粮油厂。祖父的解释是舅公文弱，去工厂做工不累人，两人换一下，正好家里的农活也有个着落。其实，祖父家里没有田地，他的新工作是到邻村地主家做长工。不知道这是祖父自己的想法还是岳父的通盘考虑。
他当时的心里可能有过小疙瘩，但没有说出来，表面上还表现得很配合、很支持。这只是我的分析。祖父老年时，出于某种敏感，嘀咕过他的功劳，但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他的狭隘。当然从祖父的角度去分析，若当初心里真有个小疙瘩，也正常，毕竟船上的活比农活要轻松一些，挣的钱也多，但只要应承了，都表明他顾全大局，对岳父母的安排没有二话。
祖父非常感激岳父岳母。我们对祖上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祖父在祭祀上的言行。过年、清明、冬至等重要节日，祭桌上要放许多碗筷，主要的就是岳父岳母，他一一叫过称呼，表过孝心，然后跪拜在地，一丝不苟地磕头，样子很古老。这个仪式在“文革”期间中断了几年，过年过节，他就在家嘟哝，“这个又不是迷信，只是纪念纪念”，虽心有不甘，但毕竟不敢。我们就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于是缄口。仪式恢复后，他又严肃地跪拜，直到将近百岁，实在跪不下去了。不跪之前，他有段告白，向先人致歉。但每个仪式，他依旧亲力亲为，严肃认真，禁止嬉笑。
五、下中农
从夜航船回来，祖父就在隔壁村的地主家里打长工。他引以为傲的是一直做到了土改，而别人要么是短工，要么是做了一两年就不做了。不是人家家道殷实了，而是东家找借口，把人家打发了。他觉得自己干活好，除了种田，别的都上得了手，做得精细，从来不偷工减料，不潦潦草草，东家对他信任。我们故意说他阶级观念淡薄，被剥削了还不觉悟。他就马上推说自己没文化，那时不知道有阶级一说。在称呼上，他也不叫地主，而是先生。并且强调先生不是一般人都能叫的，得有文化、有田地、有威望，而东家是。我们又批判地主的田地是剥削而来的，他认为这个说法不尽然，地主只剥削了穷人的力气，穷人本来就没有田地可供剥削，再说有田地的也不一定是地主。我们就更加认为我们的农民太过奴性，太过善良，没有反抗意识，满足于眼前的温饱。
过一段时间，祖父又淡忘了阶级观念。他要现身说法时，就又提起当年做长工的事情，这次说的比以前说的把长工做长，没有根本的区别。他坚持认为要老老实实做事、做人，老实人不吃亏。比如，做长工时，春耕、夏天“双抢”时节，劳动量大，要求高，人吃力。连饭都是东家派人送到田头的。烈日当头了，白塔湖岸边会突然冒出个人头来，叫一声“吃饭喽——”，大家便立即停下手头的活，啪啪啪啪从水田里蹿起，找个杨柳或桑树的树荫处，开始狼吞虎咽。往往只有祖父还在田里，不是想表现——他反复说明——只是要把手头的活做得到一个段落，比如割稻就割到头，再比如耙田就耙到田堘邊，这样就少几个脚坑，种田的人就不会把秧苗插到脚坑里。当然祖父还有一点点的小脑筋，他要主动有别于其他人。他解开衣扣，坐在红叶柳下吃饭，第一口扒进嘴里，就看见下面的饭里有亮汪汪的油珠泛上来，花椒的香气直钻鼻子。果然碗底埋着一块很大的腌肉！东家自己吃的就是这样的大肉。祖父比划，半公分厚，四五公分宽，超过四五公分的长。他认为这是东家对他的赏识，对他的奖励。这是个懂管理的地主，东西虽然不多，但只要有别于旁人，一样能达到激励的目的。我们又怪他太老实，被地主利用。我们问他，吃饭时，大家是坐在一起，还是像你一个人单独吃。他说忘了。我们就告诉他，每个人的碗里都埋着一块腌肉，这是剥削者常施的小伎俩。他涨红了脸，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后来我们家里的腌肉一直就是这个标准。约0.5×4×5厘米，腌的时候撒点花椒，肋条，大肥肉。祖父说，入味。这是一个长工的财主梦，是穷人的奢侈享受。
50岁那年，刚刚开春不久的一天上午，东家先生叫祖父去家里坐坐，喝喝茶。这让祖父有点紧张，他们可不是能平起平坐的人。可以想见，他们之间的谈话，祖父一直都是被动者。好在先生一直在说他的好话，关心他的家庭，东一句西一句，让他一颗悬着的心有了着落，至少不至于被解雇。聊到最后，先生向祖父透露了一个信息，如果祖父有意，他会低价脱手一些水田。
这天夜里，祖父翻来覆去睡不好，不知是上午喝了茶的缘故，还是有点激动。总之心跳得很快，睡不踏实。
很快，祖父从东家手里买得了五亩良田，一头耕牛。田在自家门前，东靠白塔湖，灌溉护理极为方便，田的名字就叫东五亩。当然，价格不能与人透露，先生反复强调过。对祖父而言，即便先生不强调，这价格也足以让他守口如瓶。祖父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靠着自己勤勤恳恳做长工，竟然有一天有了田地、耕牛，有了老婆、儿女一家人，加上自己有的是力气，以后的日子值得高看一眼。他觉得这是做老实人的福报。
土改自南京、杭州款款而来。划分成分时，祖父的老东家当然还是地主，但是成分的含地量已经大大降低，加上民风淳厚，使他已足以与新政府相安无事。大家都羡慕东家的远见，把子女送到了大学里。这几个大学生儿子又对天下大势的把握很准确，一听到北方土改的消息，就让家里赶紧处理田产。后来，子女们有的留在大学里当教授，也有在北京的国营大企业里。
由于土改工作量大，进行得也比较温和，家庭成分先是由自己申报。对照条件，祖父有田有牛，應该划入中农，好在工作组干部广泛听取民意，体恤老实人，给予调整到下中农。祖父感觉失落时，已是尘埃落定，对照其他人家，比如后门的汤校舅公，田地多于五亩，住着瓦房，也定了贫农。更为失落的是，当了半辈子长工的赤贫者，到头来成了团结的对象。因为土改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尽管人家安慰，贫下中农是同一个阶级，但祖父觉得毕竟不上不下。这事成了他终生遗憾。我们笑他又上了地主一次当，但他坚持认为先生好心是真的。
我后来去北京参加一个乡贤团拜会，会上遇见一位精神矍铄的乡长，其时他是一家国有大企业的老总，席间说到他的村庄和家人，我知道这应该是祖父东家的儿子。我回家时与祖父说起这个人的名字和情况，他说就是先生的儿子，也是大学生，并问我有否对他不礼貌，直到我说恭恭敬敬他才满意地点点头。
六、日本佬
祖父最惧怕日本鬼子，被抓去过，记忆里的东西就是躲和逃。
日本兵来到诸暨后，不时地有消息传来，都是杀人放火的事情，惨无人道。先是三江口惨案，死了上百人，死尸被抛入江里，浦阳江上一片猩红，哀嚎两岸。后来是浬浦惨案，死了一百多人，房子被烧300余间。又有尚山头惨案，双桥、安华等地的惨案。那几年几乎每天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常常拖儿带女逃难。跟着人家逃到后山上，祖父担心山不高，树不大林不密，如果鬼子搜山，大家都逃不出去，如果烧山，大家就死定了。在人家都往山上躲的时候，他却往白塔湖里逃，认为那里河浜纵横，神秘莫测，日本佬肯定找不到，但又担心自己水性不好，怕照顾不好妻儿。这样的害怕不止祖父一家。
快过年了，有国军来此驻扎，大家心里稍安。有一天，消息传来，鬼子已到湄池。于是，国军官兵匆忙撤退，为赶时间，部队从白塔湖里穿湖而去。这支号称七十九师的队伍，人多，拥挤，情势紧迫，一时组织不起太多船只。窄窄的木桥承载不了溃乱，很快坍塌。队伍里大多兵员来自北方，不习水性。他们在村口、田野的草垛里抱一捆稻草，借草的浮力开始渡河，加上天冷，许多士兵就沉没在了湖里。后来，确有日本士兵经过，不过只有几人。大家没有心思去嘲笑国军的无能，只有更加惧怕鬼子的凶残。
顾家村有个捕鱼人，一天早晨天不亮就出去叉鱼。看见一个日本兵蹲在江边屙屎，想起三江口惨死的亲人，心头火气，一鱼叉叉向鬼子头颅，并把鬼子尸体绑上石头，沉于斗门闸下。当然此事后来被鬼子知晓，又招致疯狂杀人。
这是祖父经常讲起的两个故事，他非常敬佩渔民英雄。尽管这样的举动，他不可能去做，也不敢做，但他内心里敬佩。这些故事有可能直接带来了后来一些事情的走向。有个远房亲戚，在国军某部当副官，想帮帮祖父一家，提出要带父亲——祖父唯一的儿子——去当兵，并承诺不会让他吃苦。祖父断然拒绝。但若干年后，祖父却毅然送儿子去了朝鲜。
入冬后一天，村口大樟树下，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祖父也在，聊到某人过年富足。他的四只大鹅，洁白如银，此刻正在已收割的稻田里踱步，拾遗捡漏，不时高歌一嗓，仰着头，不可一世。他想在年前卖个好价钱。有人开他玩笑：便宜点卖给我们，趁早吃掉。吃了是自己的，待价而沽，说不定哪天日本佬来了，都给他们抢走。某人当然不肯，嘴上还不干净，说他们是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话音刚落，一个过路人跑过，说日本佬来了。大家来不及逃散，一小队鬼子就到了。某人正在赶鹅，日本佬刺刀指着他，叫他把鹅赶过去，他很顺从地过去，对着鬼子点头哈腰，一连声地说：大先生想吃鹅，拿去，都拿去。日本佬还在叽哩哇啦，他已经双手捏住鹅颈，一手两只，口里说着都拿去都拿去。日本佬见状，收起刺刀，提了鹅就往湖里走。他还向他们一个劲挥手，说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说到后来，终于嚎啕大哭。见到鬼子已走到湖心，又开始破口骂娘，我日你日本佬十八代廿八代祖宗，但“大先生”们都看不见听不到了。于是，某人遭遇了众人嘲笑。说是你自己送上去的呀，还都拿去都拿去。祖父胆小，看得喘不出气来，庆幸鬼子只要了几只鹅，如果他们要人，我们现在还笑得出来？他十分感激那几只鹅，事后在一众取笑者中轻轻对养鹅者说，你应该先给一只试试看，他们人不多，一两只差不多了。某人无限痛惜，又大哭起来：你怎么不早说啊！
终于，不久，祖父被日本兵抓了壮丁，挑子弹，一路向东，往绍兴方向走。据祖父描述，这支二三十人的小分队，他们一路走走停停，带的东西很重很多，子弹药品都有。我们判断这是一些非战斗人员。耳闻过太多的鬼子暴行，祖父心里特别害怕，谁知道鬼什么时候掐人呢？怕这一走过年都回不来，甚至永远回不来。怕归怕，东西还得挑，一路顺从，尽量取得日本佬信任，只在心里打着算盘。他在沿路村民的口音里辨别离家的远近，他要等足够远的时候，找机会实施计划，要让鬼子觉得追赶回去不合算。一天傍晚，走到一个山村，天很冷，鬼子们都去吃饭了，祖父坐在路旁发抖，帮着看东西。一个翻译官模样的人见状，在装东西的箱子上拿过一件蓑衣，扔给祖父。穿上蓑衣，马上，祖父的身子热起来，心也热了起来。这时，正巧过来一支中国军队，日本兵准备迎战，一片混乱。混乱中他拔腿就逃。山村里没了方向，也不敢问路，只向着自己心里的方向且跑且走，没人时跑，见了人就走，因为怕暴露目标。一天后逃回家，他总是担心日本兵会追回来，会连累家人。这次被抓，尽管有惊无险，但他的梦里一直心惊肉跳：日本兵知道他逃走，暴跳如雷，一路车马飞奔，举着滴血的刺刀，追赶而来。 七、石头浮水
我出生的时候，祖母已经去世两年了。她是大饥荒时期走的，吃糠造成的。我对祖母的一点点印象，都是靠人家提起时的片言只语绘就。人家提起的时候，往往是有背景的：生活中遇到了难题，要是姑妈还在就好了，可以问问她；某个姑娘出嫁了，又想到她，这孩子是她照顾接济过的；我们家来了客人或者祖父发脾气了；对我而言，是不想洗碗，人家说你奶奶在的话，哪轮得到你洗碗？就很羡慕其他有奶奶的小伙伴。總之祖母个子高挑，能干，还是妇女干部，为人做事爽直干脆，很有人缘。别的村一个年轻的妇女干部，按现在的说法，是祖母的粉丝，坚持认她做了干妈，直到现在，我们两家还在走动。祖父在农事上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人家的敷衍了事看不惯，常常唠唠叨叨，骂骂咧咧，而且固执时没人劝得进，祖母过来，只需瞪一眼，或者喝一声：好了没有！祖父当即低头哑口。祖父属牛，这头犟牛只有祖母能够牵顺。我的父母和表叔表姑们都认为，我祖母的去世使祖父的性格脾气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在多年的中学教师经历中观察到，父母的早亡，哪怕只失去了其中一人，对子女性格的影响都非常大。年轻丧偶，也会如此。他们往往显得自卑、孤僻、固执，有时甚至尖刻、不宽容。祖母的去世，一定加剧了祖父的固执。这一点，我父亲后来的感觉则更明显。尽管那时祖父已六十一岁，但他后面还有四十多年的孤单路途，何况祖父祖母感情深挚。固执是一种思想的阻塞，让人让己都不舒服，能够回旋圆通才是健康有机的智慧。
大姑出嫁时，祖父不同意，原因是男方有小赌赌的嗜好，祖父对这种不劳而获的做法非常反感。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他怕输，穷怕了，更怕在人生的赌局中输掉女儿。但大姑还是嫁过去了，大概是后来祖母默许了。大姑的家就在白塔湖的对岸，祖父在自家后山上发一声喊，对面的姑姑就能听见。大姑也常常回娘家来，阿伯长阿伯短地亲热，祖父一直不理不睬。
又是一年冬季到。浦阳江的堤埂上，都是做埂人。撬土的，挑担的，夯实的，热火朝天。在浦阳江流域里，这是每个冬季农闲时农民的必做功课，让滔滔江水只为我用，不成灾患。祖父当然也在其中。我们村的修护埂段就在大姑家门口，只隔了一口叫马塘的池塘。大姑提了茶水、点心一趟一趟地过来，祖父就是无动于衷。一天傍晚歇工，几个辈分上与祖父差不多的男人，架着拥着拉着他，想让他去看看大姑家。马塘头，祖父突然站住，拨开众人，双手搬起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举起，砸到塘里。指着大姑的家，向着旁边的李家人和大姑家的邻居说，这块石头浮出水面了，我才进她的家门！
大姑在性格上像我祖母，爽直、热情。四五十了，还口口声声唤我父亲“小弟弟”，我们去的时候，又是炒菜，又是温酒，真把我父亲看成当年的孩子，让我们一帮表姐表哥惊讶羡慕不已。姑夫和大表哥常常穿湖而来，送过来一只鸡鸭或者一刀肥肉，因为祖父爱吃肉。在压岁钱也被当作“四旧”破了时，我们去大姑家拜年，却照样能够拿到压岁钱，我和弟弟都喜欢这个“四旧”，也乐意去大姑家走走。
初中时，一个下雪天，我和同伴从别处回家，路经大姑家。大姑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招待我们吃了点心，荷包蛋面。两人热乎乎回家去的路上，绕过马塘，同伴向我转述了祖父砸石头到塘里的传说。我不信，我知道，祖父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而且从懂事起，我就一直跟着祖父来去大姑家，看不出他们父女间有过任何隔阂。同伴大人似地说，毕竟是父亲和女儿，血脉相亲，说过就说过罢了。他说他只对我祖父的石头浮水感兴趣，石头怎么能浮出水面呢？你爷爷也真是！
回家我就向祖父求证此事的真实性。祖父只顾自己织网，他在给我的揿收边，这个我还没有学会。他低头干活，不回答我。我再问，你砸过石头吗？他说砸过。我问，那石头浮起来了？他说，浮起来了，难道不可以吗？见我一脸疑惑，他笑笑说：有一年大旱，马塘干了，见了底，石头不是浮上来了么？说完满脸得意。我想，他应该是得意于天助。
在婚姻和情感问题上，小姑也吃过类似的苦头。
八、一封信
我父亲是祖父唯一的儿子。祖父曾经还有个小儿子，没养大，很小就被碧螺痧叫走了。父亲还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去了一所部队学校当教员，是军官。照理，他应该为这个儿子骄傲，但在后来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一直冲突不断，而且许多是祖父单方面挑起。
晚上，快七十岁的父亲又开始喝酒，快一百岁的祖父在一旁洗脚。脚盆里的水凉了，儿子还在那里喝酒。祖父就骂：帮我倒下洗脚水，会累死你？
第二天，又喝酒，洗脚。父亲看得差不多了，站起来就去倒脚盆。祖父又骂：我老得连洗脚水都倒不动了？父亲站在那里进退两难，知道阿伯在为难自己。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两田制”改革，祖父要求分田，我们家只有他是农村户口，父亲觉得大不妥，在人家处租来几分水田，谎称是他的口粮田。结果谎言被人家一个漏口戳穿，当然又是不依不饶许多时日，亏得我能从中斡旋。
再往前，八一年，我们家老房子翻新，一层改两层。父亲认为楼梯造在边上，可以充分利用空间。祖父认为楼梯应该从堂屋上去，今后我与弟弟一人一边，楼梯共有。父子双方争议、分歧很大，都不让步。做设计建造的亲戚也倾向父亲，祖父被孤立。那年我还在读大学，尚未放暑假便被一个电话匆匆叫回：祖父绝食。
我临时在斗门供销社买了一斤香糕，半斤装，两包，直接进了祖父房间。我把东西放他床头，说这是绍兴香糕，他说“我眼没瞎。”我去盛来一碗粥，他连看都不看。我给他泼扇，说好话，他就是躺着不动，表示在楼梯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外面的一方来叫我商量，村里的长辈让我表态，说房子的主人以后是我和弟弟，现在的分歧也因我们而起。其时弟弟还在读初中，自然我的话分量更重些。我表态，放堂屋中间。于是，大家马上附和，两个孙子今后工作了，老家只是一个旅馆，楼梯在边上洋气，在堂屋大气。
又这样谈了一会儿，我去向祖父汇报，他已坐起在床头，摇着蒲扇，一包香糕和一大碗粥都已精光。他说，我听见了你们说话。 我又为父亲说好话，其实父亲已经妥协了，他们父子一个性格，要不然我的意见也只是废话。父亲只是“顺”了，老辈人劝“千孝不如一顺”，他常常健忘。祖父却挖起了陈年旧事。文革开始后，学校解散，父亲复员。父亲在部队的后几年处境不好，原因主要是在学校里说母亲是饿死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后来终于得了病，虽然经过治疗了，但复员后身体还是非常不好，带着严重的脑膜炎后遗症，且常常休克。回家时，用复员安置费送给全村每户人家一套《毛选》，砖头一样厚厚的四本，不分老幼每人一枚领袖像章。祖父内心里非常不满，又不能有任何表示，怕被揭发，因为事关政治。后来好多次看见，别人家里并不把宝物当回事。那宝书红红的显眼，一目了然，正好盖在菜坛上。那时的农村连砖头也并不多见，宝书的重量大小正合适封盖，一本不够就两本。领袖像章则被当了别针补破洞，根据不同大小，小一点的补蚊帐，大像章补蓑衣。祖父将对邻居们这些不爱领袖不爱书的行为，迁怒于父亲的一厢情愿，但又不能公开表示不满，只好寻找别的缺口。
十年后，父亲的问题得以改正，虽不叫平反，但也恢复工作，恢复军籍，恢复职务，补发工资。在父亲临去张家口学校前，祖父对父亲有过较为具体的交代。特别是关于我母亲的随军和户口问题，因为母亲的问题连带着子女，关系这个家今后的走向。祖父觉得亏欠过我母亲。她在学校读的是林业，分配时我还未满周岁，工作单位又在哈尔滨，祖父坚决不同意她去。这次确是一个补偿的机会。一个月后，父亲从部队回来，祖父问他交代过的事情落实情况。父亲说，部队首长确实问了，并说了一大堆安慰的话。父亲向组织表态：全党水平提高了，我个人没要求。祖父当即关了房门去睡觉，尽管还是上午。
我觉得，楼梯问题正是一个积累性的爆发，他憋得实在难受，憋不住了。
我想到另一件关于父亲的事情，那件事情我一直认为是祖父的觉悟，现在想来也是对现实的无奈。
那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报名要去朝鲜。可是，他是独子，可以不去。那段时间，父亲去后面汤校舅公家里串门都遭轰赶。汤校舅公与祖父同年，有两个儿子，怕被父亲说动。现在想来，做父母的对子女的心思都一样。无非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识字又生性胆小的祖父，选择了沉默和顺从。祖母是妇女干部，装也要装得支持。
两年后，祖父的一个举动被人关注。他几乎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去斗门，很有规律。有人注意到了，他每次去都是早早坐在轮船码头，等待两班轮船的到来，一班从杭州过来，一班从湄池过来，仔仔细细看着每一个人上岸。因为他听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后来，与父亲一起去朝鲜的人，有的回来了，有的没回来。
祖父去得更勤了，只要没有赶节氣的农事，他一定守在码头。有时甚至走到湄池，江水浅的时候，轮船只能停靠在湄池码头。也顺便去候候火车，这些地方都是归乡人的必经之地。祖父接到过从朝鲜回来的邻村人，也问不出自己儿子的消息，却意外地知道某某和某某某牺牲了。到后来他甚至不敢再去码头，唯恐听到他不想听的消息。
大家都认识这个在这里等儿子的李家人。所以，邮局送来一封信时，有人直接就指认这个矮个子中年人就是收信人。祖父知道这封信一定与儿子有关！在此之前，他们没有收到过任何书信，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人在外地。他急急地往家赶，内弟识字，马上就能知道儿子的消息。他从来没有感觉过这份沉重，捕鱼拉网时没这么重，撑船拉纤没这么重，赶牛耕田没这么重，挑泥做埂没这么重，连睡觉时手压胸口的魇梦也没这么重。他拿不动这封信！
舅公抖着手拆开这封信。祖父看见内弟看信时的眼神，就一屁股坐在靠墙的小凳子上，不声不响。看看妻子，祖母也在找凳子坐，并开始落泪。舅公看看姐姐姐夫说，信里的字一个也不认识。舅公拿到七里学校的老师那里去读信，也被告知不认识。大家都是读书人，怎么可能一个字都不认识呢？莫非是人家隐瞒了一个真相？这只能增添祖父祖母的猜忌。舅公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深夜，看见一张破碎的《申报》，他立即受到启发，就说想想办法把信送到报馆去。
在度日如年的等待中，报馆传来消息：这是一封来自朝鲜的信！信是用朝鲜文字写的，是朝鲜政府写给抗美援朝战士家长的感谢信。信中告知，这些战士已经回去中国。祖父祖母深吸一口气，开始骂儿子心里没有父母，没有及时报个平安。
父亲那时做的是无线电的收发工作，涉密。
我知道，祖父与父亲现在的状态，也还只是价值观上的分歧。
九、起新屋
我们村后山的半山腰，有一处小水塘，十多个平方，一米多深，常年积水。我们现在去山上扫墓都会经过，那是祖父和我挖成的。
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还在部队。对那个年龄的其他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天与祖父一起上山挖沙土。我背一个他新买的羊角镐，那只是一个叫法，按形状和大小，应该叫牛角镐，两头尖尖，适宜开山挖沙，也能敲开很大的石块。他在畚箕里放上我的小锄头，陶土茶罐，一起上山。挖上一会，祖父就一担一担往山下挑。不知道挖了多少天，总之后来我们的新屋造起来了，夯土墙上用的就是我们挖的沙土。山上就此留下了那么一个大坑。
这在祖父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一座自力更生建造起来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祖父在有生之年实现了。40多年前来李家时，一无所有，一身衣服还是半旧的。现在什么都有了，这么一个三间一居头的大工程，完成了，还不欠一分钱的债。大家都来祝贺他，恭维他，当然都是话语上的，祖父一一坦然笑纳，他不需要物质上的东西。祖父后来说过，当时真想不出自己这辈子还缺什么。如果祖母也还健在，让她也享受享受这敞亮的新屋，这一定是祖父想到的，但他不说。
新屋依山傍水，就势而建。一堵墙头一砌，坎头变成地基，使房子高出了晒谷场许多。坐在门口能够看见大半个白塔湖，湖里千顷碧波，万亩良田，都在眼睛里。村里后来要在坎头墙上刷标语，祖父否定了“战天斗地”、“深挖洞，广积粮”等词条，选择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这句口号。他对这些句子的意思似懂非懂，大概是觉得这一句带劲、吉庆。这幅浓墨大字，一直留存到了翻建楼房时才刷白。 新屋建好后，祖父曾想去填平那个挖沙形成的坑。看见坑里积了水，有人用这个水在浇灌山上的作物，于是就由着这个水坑水满水浅。我们村背后这山不深，坑又在半山，没有多少山泉水流出，坑里的水大多是雨水，但水坑却没有干涸过。
连这些也都是祖父沾沾自喜的。
一次，父亲和祖父无意间说到房子，而且是人家的房子，内容涉及权属和谁为主建造的等问题，那户人家不止一个儿子。说着说着，父子俩顶上了。大概是祖父向着那户人家的爹，父亲则向着儿子。不知父亲说错了什么，祖父大怒，扬言要掘掉屋里的沙墙，声称那是他的沙土，是他一担一担挑来的。祖父的极端，来硬的一定劝不住，他的性子是钢，越锻越硬。他拿锄头时瞟了我一眼。这一瞟给了我灵感，我也来横的，对他说，你要掘我不拦你，这沙土确实大多数是你挖的，但是你认清楚了，只能掘掉你挖的，不能把我挖的带走。他呵呵发笑，说你才挖几碗？我逼进一步，严肃地对他说，一颗也不行！这一笑，他大概把心笑软了。人家夺了他的锄头，他没有再发威。
事后，父亲说自己没说什么，更没说钱的问题，这是祖父的尊严。那自然是祖父多心了，敏感了。我们都说新屋是祖父造的，谁当的这个家，谁就是建造者。
十、呼噜与扎肉
我一直跟祖父睡一张床。我觉得我极其必要与他睡一起。尽管他在被窝里放屁，很响亮，但与他睡一头，影响还是不大。那几年，他70岁左右，在我一个孩子的眼里，他早已是个老人了。上床头件事，就是拍死所有帐内的蚊子。待我洗净沾满鲜血的双手回去，祖父已经轰隆隆地睡着了。祖父睡觉打呼噜，打得跌宕起伏。一开始还是抽拉风箱一般，呼——哒，呼——哒，颇有规律，在这样的节律中，我也容易入睡。待得我瞌睡，他的呼噜即开始变奏，先是拖个长音，慢慢地向上提，然后开始转弯，偶尔给几个飘音，换过一口气来，渐渐回复，归于平静。你以为一曲终了，是个尾声。他却鼓足了气，雷声又起，而且长长地直直地呼出去，终于“呃”的一声，戛然而止。我猛然惊醒，立即去推他的脊背，三四下后，他动一下，表明还在，安好。有时听得他突然歇声，妈妈也会在堂屋里大声地叫“阿伯！阿伯！”直到叫醒，有过应答。然后继续睡觉，继续听他呼噜。但这次在节奏和程序上，与前次又有不同，只最后“呃”的一记断气声都相同，让人觉得每次呼噜都是险象环生。因此，我有责任睡在他的身旁，时刻保护。
祖父吓我，小孩不能跟着老人睡觉，老人气会吸走小孩精气。我摸摸他手臂上腰背上紧绷的肌肉，表示他不老，而且睡在他身边我踏实。
我最喜欢突然来客人，撞来客，家里没有肉菜准备。其时，父母都在外地工作。祖父就會派我去斗门闸上的小饭店买肉，扎肉。小饭店是国营的，扎肉一角五分一块。这种肉的烧法绍兴特有。白塔湖区域因与绍兴接壤，饮食上接近。扎肉在制作上与东坡肉相仿，都是小火慢炖的作品，都用五花肉。东坡肉只取肉的部分，扎肉连着排骨。扎肉烹制时用粽叶丝扎紧，有精有肥，骨头也炖得酥了，一口嚼碎了粉粉糯糯，都是骨质鲜味。东坡肉是热吃，扎肉是冻肉，炖时放了桂皮茴香，即使冻着也极香。每次来客，祖父都算好客人，给钱时悄悄说一声：老规矩。有一次，我太急，未出店门就拿起一块吃了。吃时，刚好撞见一个喝馄饨的同村长者，当时打过招呼，也没什么。到家时，那老人也很快回来了，特意把祖父叫到屋外，告诉他你孙子在路上偷吃了扎肉，好多人看见，影响不好。哈哈哈，祖父笑得很大声。这是祖父与我之间的约定，每次都多买一块，在路上吃掉。这样加上吃饭时再分到一块，不动声色，我能吃上两块！
十一、皇帝要吃公鸡蛋
小时，弟妹住在外婆家，家里很多时候就我和祖父两个人。每天到了晚上，他就催我看书、写字。于是，昏黄的夜里，凳子上，老猫蜷成一团，眯起眼睛；我看书，大书小书一大堆；一旁的祖父用竹篾编篮子、补畚箕，打草鞋，有时也坐着不动，看我。偶尔，我看他一眼，他朝我笑笑，笑容很干净。其实，那时没什么要紧的书要看，我看的尽是闲书、连环画册。但写字我不情愿，临毛笔字帖很烦人，可在祖父面前我又不忍让他失望，就学写毛主席诗词的手迹。这种字一会儿工夫就能写上几大张。而且我专学《七律·长征》，这幅字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写着带劲。写完问祖父写得怎样，他就点点头笑笑，他能评价什么呢？逼急了，他就拿着纸端详半天，说已经跟毛主席写得一样了。这时我就赶紧收摊，向他得意地笑笑，他也似乎很得意地笑笑。我笑取巧得逞，他得意什么呢？
我宁可跟着他去掘番薯、种菜。
他带我去毛豆地挖地蚕。那时，呋喃丹等农药远远没有研制出来。我们种的毛豆，才长出嫩芽，或者刚刚成株，就被齐根咬断。看见有干瘪耷拉的豆苗，附近有个小洞，洞里必有一条灰白的虫，就是地蚕。我们先是用竹棒撬，用锄头挖，但也同时容易误伤好苗。这件事情很快就变得烦腻。此时正好尿急，我就对着地蚕洞一通激射，想不到一条大虫就浮了出来，像是投降。我让祖父也来一下。祖父尿了，但尿量不够，加了点水，地蚕才缓缓出来。尽管我们有点激动，但毕竟祖父的尿出得有点缓，我的又只能来一次。我们几乎同时说出来：灌水。
祖父表扬我会动脑筋，也原谅动过脑筋的小错误。
我与同伴一起去拔草。学校里有积肥的作业，草也以斤算。那时，湖里的草很少，大家都积肥，草一露头就被拔走。我会讲《水浒》、《岳传》，拔着拔着一伙人就坐在田埂上听起故事来。待到时间迟了，才想起作业还未完成。当时，正是油菜花开季节，油菜地里草很多，娇娇嫩嫩，瘦瘦长长，一捋一大把。我们一般不会去那地里拔草，因为会摇落许多菜花，影响菜籽产量。只是那天迟了，只好出了下策。我们钻进花丛才一会，就有生产队的大人赶过来。大人在田埂叫骂。一个一个的同伙出去被俘，其结果是告诉父母，回家挨揍。我坐在花田里没出去，断定大人找不到，更不会钻进田里来找。
那天祖父在门口剃头。祖父和剃头的朝木伯看见了我们的狼狈。我回家时，祖父向我转述，朝木伯说如果恢复考试，这批人中你能考上大学。朝木伯是个县里来的老知青，有文化，说话有分量。 我们有时也翻到山后去玩。山后是斗门村的副业队，山上是个梨园，山脚是猪场。管场的瘸子舅公常常冤枉我们偷梨，我们决定惩罚他。我在书里刚刚看到一计，叫调虎离山，正想试试。于是，我们派一人在梨园弄出些动静，我们去到他的猪场举报有人偷梨。瘸子舅公果然上当，动作夸张地去山上驱赶。于是我们抓走一只刚断奶的小猪。
祖父听我说完，噗呲笑了出来。但要求我们尽快把小猪悄悄还回去。我们去还小猪时，队长正在大声批评瘸子舅公，说找不到小猪就要他赔钱，就撤换管场人。
祖父趁兴讲了一个智慧故事：古时候，有户人家，爷爷是朝廷大官，天天见着皇帝。有一天，爷爷上朝回来，唉声叹气。孙子问他碰上什么难事了。爷爷起初不愿说，孙子一再问他，他才说今天朝堂上，皇帝要吃公鸡蛋，限他一月之内办到。孙子听罢，哈哈大笑。说爷爷放心，你就安心休息一个月，到时我代你去上朝交差。爷爷想想横竖没有办法，便由着孙子去瞎闹。一个月后，孙子真的去了朝堂。皇帝见下面有个孩子，就问是谁。孩子就说我是某某某的孙子。皇上问：你爷爷为何不来？孩子回答：爷爷做产，来不了。皇上怒斥：男人怎么会做产？孩子平静地说：那公鸡怎么会生蛋呢？于是，皇帝收回了成命，爷爷获救。
这孙子真聪明！我惊叹道。祖父得意地笑，仿佛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孙子。
这个故事，从那天开始，我不知听过多少遍。只要碰上有关机智的事情，祖父都要认真地讲一遍，年纪近百岁后，讲的次数更多。每次，我还有弟弟妹妹们都像第一次听到，惊叹道“这孙子真聪明！”祖父也如第一次讲一样得意地笑。
祖父当然希望孙子聪明机智，但我们往往只是自以为是。
村里规定：村民养猪得圈养，不得放养，如果有猪吃了集体的庄稼，罚款五角，罚款归举报人。马上我就发现一头，正在山上偷吃集体的麦苗。我赶猪下山去，确认户主，并在生产队里领取了五角钱的奖励。祖父说你真赶了？真要了？我点点头。祖父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就去给了那户人家五角钱。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义务劳动，开荒山，明确是自愿的。这种劳动太累，我不自愿，就没去。他让我去，不自愿也得去，再说你是班干部。我说那怎么还要说自愿，不是骗人吗？祖父拍拍我肩膀，说，去吧，许多话是说给听得懂的人听的。
祖父自己话语不多，但听得懂话里的话。
十二、左一下右一下地前行
在湖里，船是脚。
每年总有那么几次，祖父会叫上我，把一些湖里的出产用船送到外公家，那是一个与湖擦了个边的村子。
船在祖父手腕的摆动中开始摇晃着前进，我的身子很快也进入了这个频率。这个频率暂时跟美好无关，它像一只恶作剧的手，在我的胃里胸腔里一下一下翻掏，翻得我脸色苍白，天旋地转。我晕船了。祖父把船靠到岸边，告诉我两个应对的法子，一是让它晕个够，二是上岸走一阵再看。我选择了后者，我不想自虐式地迎合。我在田埂上一屁股坐下去，却看见怀了野种挺着个大肚皮的黑大麦摇头摆尾，还有几只野蜂子围着我奸笑。我有种被嘲弄的羞辱，霍地站了起来，歪歪斜斜地行走。迎着晃动的油菜籽地，走过三四棵红绿相间的乌桕树，绕过一个水湾，在一岸挂满紫色果实的桑树林前，我稍稍迟疑了一会。不是想偷摘，我是在体味嘴馋的感觉，那是在不晕船的前提下才会有的生理反应，此时的馋嘴，有正面意义。我如约来到一棵大柳树下，再次跳进祖父摇过来的频率中。
蕰草在浅水中曼妙飘舞，享受被水过滤过的阳光。湖只把好看的一面用来展示。
一个有风的日子里，走在水上的船也感到坎坷不平。吃着水的船头像一头大兽，啪嗒啪嗒地豪饮，走得很吃力。湖里的水是往西流的，斗门放闸了，浦阳江正在退潮。祖父把船尽量地靠近湖岸，以减轻摇晃，降低前行的阻力。
你来摇船吧，我教你。祖父的做法有違常规。但在动荡和不安中，心跟着手一起使力，船在艰难中缓慢前行，我的眩晕不再适时而来。后来我知道，一场呕吐被转移了。
祖父对于摇船的阐释，无意中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虽然祖父的一生被斑驳陆离的政治笼罩，但他的见解却是技术性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观看电影《开天辟地》时，看到一个细节，我的心为之一抖。同时，记忆又在刺激中迅速恢复。祖父说：摇船其实简单，别看木船这么大，力气全部集中在橹钩上。左手把橹，右手执缰。让橹碗对着橹钩，用手腕的力量把握好一个度，一推一扳，船就前进了。推，船头往右；扳，船头往左。一左一右，船在摆动中平稳前行，任何一边的片面施力都会把船驶向歧途。红船的橹伸进碧碧的南湖中，左一下，右一下，驶向远方。这就是《开天辟地》的最后一个镜头。
我的任务通常是摇缰，双手攥紧了缰绳，以我的全部力气，去配合祖父左手设定的一个橹的幅度。我的思绪喜欢走进岸边的树木和芦苇，还有岔道。这些，在祖父的眼里都是行船的参照。白塔湖里，这些元素是最基本的。我的思绪总是飘忽不定，关注的重点是为什么乌桕树初叶是红的，慢慢变绿，再由浅到深，最后又红红火火。芦苇丛中有野鸟不时飚个高音。小岛上只长水草和树，鸟把家安在挂满绿色元宝的枫杨上，灯心草丛里有野鸭藏着的蛋，螃蟹蛮横觊觎蛇鳝的旧居，水里的鱼虾穿梭跳跃打着抱不平，无人看管的小船在岔道口漂荡，深深的湖心，那里有多少未知的存在……因此，我老是迷路。
找出不同。祖父的原则从来都不复杂。可是，我的思考往往是线性的，而且单薄、多向，许多条，自以为是，缠绕成团，以至于到最后找不出头绪，犹豫难决。这是我性格的缺陷。那时我在船上看湖岸，两边摇摇晃晃移动着雷同，很难找出堪当标记的不同点。看到后来，视距和焦点发生错乱，眼睛中的东西一片模糊。
再看远方，他说。远方是村子，比村子更远的是山，山外隐隐约约还有山。这些村子和山我都认识。加上一个更大的背景，眼前的事物反而更具个性。祖父大多的时候都是寡言的，我知道，这不是他深沉，而是因为词汇的缺乏。他喜欢使用短句。确实，道理不是长句子绕出来的。许多时候我们缺少的也不是智慧，而是看问题的视野，比如这船上认路。 我在祖父面前验证过另一个命题——船到桥洞自会直。
一次从外公家回来，风平浪静，不时有鱼跃出水面。因为是空船，祖父给了我更多自主撑船的时间。一路上，船须经过几座竹木桥。每座桥的桥下都有许多桥洞，小的仅可供一只船通过，大的能让两船交会。看得见桥的时候，我问祖父船到桥洞真的会直吗。会的。他理直气壮。问他道理，他笑着摇摇头。当然，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那我试试！我不怀好意。
我走的是桥中间靠右的那个桥洞，平时我也是这么走的。这样的桥洞大小适宜，较能安全地反映我的技术水平。距离桥洞十来米的地方，在放弃机械性的操作之前，我轻轻推了一下橹。船依着我的故意偏离了方向，加上湖上微风的鼓舞，正向着桥桩慢慢飘近。坐在船头的祖父应该对这一切看得很分明，但他却干脆坐到了船舱的正中间，这是一个最事不关己的位置。而此时，我的脑子里“嘎”的一声巨响，折断的桥桩像弯曲的手，痛苦地伸向天空，桥板劈头盖脸砸下来……就在船舷将要撞上桥桩的一刹那，我猛扳了两下橹，再推回去一点。有惊无险，船直直地通过桥洞。
我惊出一身冷汗！船上响起祖父爽朗的笑声——这不直了？
十三、抱着曾孙拍照
祖父对孙子、孙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点很明显，他也从来不遮掩。对我特别好。村里人分析，不在身边长大的孩子不亲热，调皮不听话。祖父有这方面的偏见，他更是一个会放大偏见的人。
有段时间，他不吃弟妹们给他的东西，再好也不吃。
他误喝过一次啤酒，应该是这辈子唯一的一次。他从不喝酒，也没酒量。以前单位发夏天福利，无非就是啤酒、饮料。发了我就拿家里。祖父拿起一罐就喝，喝了不一会就瘫坐地上。看他突然脸色红紫，心跳狂乱，迷迷糊糊，把全家人都吓得手足无措，直到闻到酒气，看见空啤酒罐，大家才缓了一口气。事后，他说喝了第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但因为是我拿去的，不可能变质，可能就这个味道，好东西丢了可惜。我拿去的，再不好他也喜欢。
1979年的7月9号。我参加高考后回家，祖父就问：没问题吧？我说没问题。其实不是我自信，那天刚刚发生过地震，我的意思是身体没问题。他却说朝木伯说得没错。我也不去纠正，按照老师的推测，我觉得上线应该没问题。
收到录取通知的那天，他问我大学里读什么。我告诉他，我要读的是文科，因为更具体的科系专业他也不懂。好半天，他看着我微微地笑，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文科好，你那么小的年纪，长得又瘦弱，当然不能读武科。他的认识里，我父亲是在部队读的大学，毕业后留在部队院校教书，当然该是武科。去学校报到那天，祖父硬塞给我20块钱，说正是发育长身体时期，食堂里伙食不好的话，就去吃个馆子。那个时候，20块不是个小数，可能是祖父的全部积蓄。
有件事我一直后悔、歉疚。那年，我有了女儿，他没说我预想中的“也好”，而说“女儿贴肉”，委婉得自然，打消了我心头的些许担忧。后来，弟弟有了儿子。后来，他的房间里挂起了他抱着曾孙的照片。照片里，他坐在藤椅上，曾孙坐在他腿上，他双眼眯眯地看着曾孙。这是他单独跟第四代人拍的唯一合影。一次我无意中跟他提到这张照片，他马上警觉地朝我笑笑。这一次他笑得有些不自然，笑脸上含着歉意。我很快后悔了。我真不该去曝光一个百岁老人那一点点的隐蔽心理，哪怕是无意的！实际上，祖父在对待第三、四代人的态度上更向着我和我的家人。我记得，一个临近年边的大雪天，妻子还要上班，我带着女儿去看他。那时父母还没退休回家，弟妹已参加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3岁的女儿不小心弄脏了裤子，我们只好把她放进被窝，祖父抢着为她去塘里洗裤子。中午了，我去淘米做饭，他一边用灌着开水的玻璃瓶烘着小裤子，一边陪看着曾孙女。房间里不时传出女儿格格的娇笑和祖父轻轻的笑声。祖父向来急性子，粗嗓大声，这次却笑得那么轻柔，该是怕吓着那小人儿吧。我猜度着这两个年龄相差了90岁的一老一小，此刻正进行着怎样的心灵交流。而这样的关爱是其他第四代人所不曾享有过的，我为自己的无聊和狭隘而羞愧。
很早前一个秋天，祖父和弟弟的关系就有过较大改善。我读高中期间，弟弟应该还在读小学。一次帮祖父撑船去湖里干活，快到岸时，祖父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这是我们知道的他唯一一次真正有危险的落水。弟弟眼疾手快，一把拉住，并把他安然拉入船中，脱了自己的衣服给祖父披上。危难之中，弟弟立了一大功。祖父表扬他人小但臂力惊人。
弟弟的缺点是明目张胆地抵抗干农活，祖父就认为懒惰。我也不愿去他的自留地里干活，就给他科普，土地要轮作，也要歇力，并举例说明：隔壁某某连续三年在门前菜园种青菜，因而他的青菜菜叶反卷，就是向上向里卷，菜面干燥，没有精神。我们的青菜叶子乌绿，向下翻卷，菜地是刚刚从山脚整理出来的。这样的有理有例，他比较认同。
祖父给弟弟也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去学懒惰，拜师学徒的那天，他是倒着，就是背朝师傅进的门。师傅问他：为何倒着进来？答：出去就不用转身了。师傅道：你不用学了，比我懒得好。
祖父强调，这故事的核心在于“懒得好”。
后来弟弟成了健美冠军，顺势开了个健身房，赚人家健身的钱，领了风气之先。祖父就一直说：怎么给他想出来的，这个法子好，这个法子好。其时，村里有钱的人已经很多，祖父的看法也与时俱进，我们在猜测村里某某一年的赚头时，他搭腔道：某某懒惰，没脑筋，一年最多赚个10来万。那时，我的年收入没到5万。
让祖父说声好是有条件的。
十四、祖父的味道
祖父老了。这感觉我是吃出来的，他烧的菜味道不如从前了。
祖父舍得吃，也能吃。在买不到肉的那几年，我们吃的最多的是骨头。那时的骨头，很少能找到肉，8分钱一斤。放在煤球炉子上炖半天，放点萝卜或者洋芋艿，把骨头嘬得没有一点肉香，再把骨头卖给供销社，还是8分钱一斤，但分量已少去一半，也就是说骨头只需4分钱一斤。我们也吃豬肺，也极便宜，红烧，糯糯的好吃。 祖父擅长的是烧红烧肉。热锅放入五花肉，一寸多点见方，稍长，翻炒至出油；放入冰糖，炒至糖微焦，与少许酱油一起着色；放入米酒，以酒代水，不放水；至生酒气挥发，转小火，加锅盖，慢炖，稍焖，待汤汁起小泡，即可起锅。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干净利落，要不了几分钟，却肉色生香，鲜嫩无比，咬一口，满口流油。我就一直烧不好红烧肉，有两个缺点，一是肉质变硬，二是生酒味明显。祖父说是火候把握得不好，可能肉也没有从前的好了。祖父的擅长还有萝卜丝烧带鱼、红烧猪大肠、白鲞扣鸡。
现代意义上的简餐，其实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蛋炒饭。祖父的蛋炒饭：用少量油炒鸡蛋，炒熟，起锅。再做二次油锅，待锅稍冷，放入冷猪油，放入冷饭，撒些盐花，然后开始烧火，并不断压碎翻炒冷饭，炒至饭块散成颗粒，加入鸡蛋继续翻炒，至饭粒吃饱猪油，微黄，撒入葱花，起锅。热锅里加水，不用烧火，水即开，盛起顺便泡碗酱油汤或紫菜汤。后来，我一直这样炒饭，女儿也这样炒饭，工艺上不敢稍作简省。
祖父说，红烧肉、蛋炒饭，可以自吃，也可待客，不寒酸，做法上不含糊，人家就不会感觉怠慢。到102岁时，祖父还在自己烧红烧肉，方法有改变，炖时加了洋芋艿。不过，肉更肥了。他吃了一辈子肥肉，这可能会让养生专家搔破头皮。他说年轻时买不起瘦肉，年老了咬不动瘦肉。他有个内侄女是种菜卖的，祖父的洋芋艿都在她那里买，那年祖父吃掉200多斤。
祖父烧的菜，油多，火猛，故而香。他说，再委屈也不能委屈了嘴巴和肚子。长工的嘴巴、肚子和地主的一样尊贵，都需要油水滋润，但毕竟还是长工的身子好伺候。感觉身子不舒服了，他就自己或让我母亲做点米糕，吃下去，睡一觉，第二天必定好了，如果是糯米做的，好得更快。我想，本质上，祖父的肚子还是属于穷人：饿怕了！
1983年，我已在湄池中学当老师。冬日的一天，祖父热气腾腾地来到学校，他说来湄池买洒水壶，顺便来学校看我。后来我知道，其实，他就是来看我的，顺便才买洒水壶，因为洒水壶斗门闸上能买到。他到时，我才吃过早餐。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在湄池街上买的洋糖糕。我说那里的洋糖糕很好吃，我能吃3块。他笑笑说，我吃了5块。这是两个年轻人的食量！祖父转述，供销社食品店的营业员惊讶地说，老伯伯，看你七十来岁的样子，胃口还这么好！祖父笑着告诉她，七十来岁时，我胃口还要好。说完看着我憨憨地笑。那年祖父83岁。我突然想起这个时候没有轮船，他说走来的，在堤埂上看看也好。毕竟与年轻时撑船拉纤不一样，轻松得很。
祖父100虚岁那年，我请报社的同事去家里给他拍过照片。那天我留下来与他一起吃饭，桌上有祖父自己烧的红烧肉，吃了一口，我觉得味道不对。不是因为这肉蒸了又蒸，而是有点馊味了。祖父不是节约，是他的味觉衰老了。
祖父一直到去世都没有过口气，不管是病中还是平时。我没有远离过祖父，从来没有闻到过。
十五、腐乳
腐乳是一种美食，得祖父深爱，价廉物美。
祖父带领我们吃过许多发臭霉变的东西。臭豆腐、霉菜梗、霉毛豆、霉干菜，看似腐败，其实美味。这些都是穷人菜。穷人的大智慧是化腐朽为神奇。腐乳只是其中一味。
一次，村里组织去湄池镇里挑土干活，刚好遇上供销社里排队买腐乳，2分一块，一个人限购5块。大家便不断轮转地排队，祖父排了两次便不敢再重复，怕被发现。有人最多重复了6遍，买了满满一茶瓶，30块。回去的路上，那人架不住腐乳的奇香，伸手摸一块吃了，吃得满口生津，结果一发不可收，十里埂路，一路欢笑，吃到家里，茶瓶空了，肚子里翻江倒海。一时传为美谈。
祖父从不暴饮暴食。他把腐乳整整齐齐码放在搪瓷茶缸或陶质茶瓶里，倒入自酿米酒，用酒淹没，让腐乳保持醉方的品味。棋子豆腐小，一餐一块，大一点的一餐半块。吃剩的腐乳皮，连同皮上那层石灰质的壳和汁也都留着，等下一餐时，冲点开水，最多再放几只虾皮，撒上几段葱花，就是一碗香气四溢的汤，不用放盐，色香味都有了，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后来食品丰富了，腐乳也不仅仅产自绍兴，我们买来全国各地的腐乳，但祖父的口味明显具有局限性，他在尝过天南海北的味道后，还是转回来，倾向于家乡的醉方白腐乳。一辈子的味蕾很难被外来的东西诱惑。对祖父而言，这是一种与肥肉平行的美味，年轻时可吃的少，到年老吃不了了，但肥肉和腐乳至少与还有多少牙齿无关。
我们买去的腐乳多了，祖父的记忆不如从前，常常同时开瓶的也多。家里没有了自酿米酒，他也淡忘了讲究，因而有些瓶中的腐乳，一不留神就长出白色的霉毛来。祖父照样吃，有时不止一两块。我们发现时，他已吃下去了，说没有变味，肚子也没有不舒服。
祖父老了。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门口聊天，聊白塔湖沿岸的新房子。他说人老到一定年纪眼睛会瞎掉。我吓一跳。祖父90岁以后还在穿针引线自己补东西，也不配老花镜，我们没注意过他的眼睛。后来在给他修整照片时，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已细成一条缝。他说，左眼已一点都看不出了。我动员他去白内障剥除，他一定不去，说一只眼睛也看得到邵家埠。那是白塔湖对岸，祖父曾经的老家。
但他毕竟看不清腐乳上的白毛了。我担心红烧肉上的白毛、洋芋艿上的白毛，父母也已老眼昏花，看不分明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腐乳，从长寿者的饮食上去分析，番薯青菜萝卜玉米等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粗粮有粗粮的营养。祖父饮食上最家常的菜就是腐乳，即便有个头痛脑热胃口不佳的时候，要刺激一下食欲的，还是腐乳。对于那些狰狞的白毛，祖父认为已经霉过一次的豆腐不在乎二次发霉。我们把腐乳也叫作霉豆腐。因此至少在讨论健康食品时，我们不能忘了腐乳。
都说老人怕跌。祖父重重地跌过几次。82岁过年，站在凳子上贴年画，凳子侧翻，重重地跌在地上，家里人惊慌不已，祖父爬起来掸掸身子继续贴。90多岁，我陪他去山上种菜，见坎头上长出杂草灌木，他去清理。我开了个小差，回过头来，却不见了祖父。我正要哭喊，他在两米多高的坎头下叫，挥着带血的手，安慰我别怕，没事。爬起来还想继续干活。102岁还跌过一次，也是自己爬起來的，除了皮外伤，从无伤筋动骨。 吃好饭，喝完腐乳皮加虾皮和葱花的汤。第二天，连皮外伤都结痂消肿了。说不定，腐乳补钙，而且更易吸收。
十六、放走青蛙
祖父除了吃猪肉，从来没有吃过牛、羊、狗等四只脚的动物。我们烧过牛羊肉的锅，他必定刷了又刷，甚至拒绝我们用共用的菜锅。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吃这些，他只说自己属牛。显然，这不是理由。尽管祖母属狗，但理由还是不充分。属相和饮食没有必然联系。
青蛙，就是田鸡，也有四只脚，两前两后。我吃过一次，吃得心惊肉跳。
我们几个小伙伴，捉了好多青蛙，同伴说，青蛙很鲜，像鸡肉，所以青蛙也叫田鸡。同伴帮我杀了几只，剥了皮，我在饭锅里蒸了。祖父回来吃饭时，打开锅盖，吓了一跳，他当即知道这是什么。并让我看着蒸熟了的青蛙尸体，问我像什么。我只好说，像死人。此时，青蛙全身惨白，两手两脚直直地僵硬地平伸着，毫无生气。
饭后，他让我尝试了一次杀青蛙的经过。
一只青蛙被捏住腰部，按在地上。它手脚并用，表现得很慌乱，预感大祸临头。我按照祖父要求，用刀背抵住青蛙脖子，作出要宰杀的样子。几乎同时，它用两个前臂紧紧抱住头部，这完全是人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动作。眼睛盯着人看，似乎在害怕在保护在哀求。两只后脚使劲蹬着，在寻找一个支撑，好用力逃走。它嘴里发出“咕——咕——”的哀叫，如人之濒死。我看着它越抱越紧的头，越来越感觉到，刀下就是一个人，这是一种与人类完全相同的反应。我惊慌地丢弃屠刀，放走青蛙，放走全部余下的青蛙，从此不杀不吃。
我去看过杀牛，祖父说你留意一下牛的眼睛。我看见，牛被用绳索捆绑住，架翻在地的一刹那，浑浊的双眼，泪眼婆娑。
十七、十全大补膏
端午节一过，祖父就去供销社买来一种补药，十全大补膏。印象里是绍兴产，三块钱一瓶，每次买三瓶。中药柜台里买的。吃时需用少量米酒化开，调匀。祖父吃过一个夏天去，这一年的身体就风调雨顺。
他在生产隊干活，不大有人愿意与他一起干同一种活，即便年轻人也不愿。祖父干活不休息，求完美，最见不惯人家偷懒。许多时候，祖父都会骂骂咧咧指责人家，不留情面。队长都睁只眼闭只眼的事，人家不理他，他就自己过去弥补，弄得人家很没面子。
中午，我去送饭。人家早在柳荫里休息，他一个人还在忙碌，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见我过去，人家就帮着大声喊祖父。“姑丈——姑丈——”，祖父在年龄上比他们长了两辈，这矮老头停下来了，他们吃饭也踏实些。祖父就骂：真没用！我看你们是偷懒，难道力气不如我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骂完就扒饭。祖父向来胃口好，吃饭是扒拉进去的。饭一到嘴里，刚刚看他喉结一动，又开始扒拉了，几次扒拉下来，一大碗饭就颗粒不留了。
祖父干活动辄骂人，以前我以为是他为人苛刻，现在看来还是他的身体素质好，耐力久，犹如他生命的耐力，但是人家确实是吃力了。
还是1979年。那年发生的事情特别多。年初，父亲的复员改成转业，工资都补发了，家里客人也变多了。夏天里，我考上了大学。也是夏天，大姑去世了。后来，大表姐生了女儿，祖父成了曾字辈的老人。
入秋以后，祖父突感身体不适，头晕，胸闷，起先也不在意，以为过个夜就好了，也吃了糯米糕。但这次好几天过去，还不见好。我是在家里的信中得知的。
祖父先是推测夏天“双抢”累了，但大补膏吃了，活也还是原来的那些活，没有加重。胃口不错，睡觉也好。大姑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很悲伤的，但过去这么多日子，一切正慢慢恢复原样。天气变凉，感冒了，抑或老毛病“头眩病”又患了，但也不像，一个是天旋地转，现在是晕晕乎乎。到后来，情况似乎更严重了，祖父的脸明显浮肿。
祖父突然想起，刚入秋时，路过凉亭，光头上热乎乎地一下，一摸，是鸟屎。当时，立刻就在凉亭下的塘里洗了，洗了许多时间，还呸呸呸啐了许多口口水，按理说，晦气都应该洗去了。但现在没有别的解释。人大多都是这样，没事的时候能笑谈生死，出点状况就会想出去很远，想得很糟。祖父经历了太多，胆子本就不大，当然想得更糟。
他只好去看了医生。他最信任的老中医，一边与他聊天，一边为他号脉，十全大补膏就是他推荐的。仔仔细细望闻问切过，老中医告诉他，身体没有大问题。问他除了吃过大补膏，近段时间还吃过什么补品。祖父想了想，这倒确实有。我父亲的问题改正后，好几个多年不联系的学生都恢复了联系，有些还赶到家里来看望。有个东北的学生，已在部队当团长，来看父亲时送来一根人参。父亲当然就孝敬了祖父。祖父对老中医说：那天听得那个团长说，天凉了就可以吃了。看看人参不大，一条京枣那么点大，就在饭锅里蒸蒸吃了。老中医惊讶得合不拢嘴：你一次吃了？祖父道：一次吃了。老中医说：好在你身体好，已经消化吸收了，换作别人，虚不受补，会吃出人命来。好了，你福大命大，这下会活到100岁了。
心头的结解开了，脸上的肿也很快消失，祖父踏踏实实走向百岁目标。
祖父去世以后，村里人议论他舍得吃，前半世做鬼，后半世做过人了。文气一点的人总结，从养生的角度说，在该补的年纪，补上合适的补品，十分必要。祖父怕死，所以有这方面的自觉，而且歪打正着了。
十八、修辞和坚持
祖父的性格、脾气，基本上不符合专家对长寿者的归纳。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有多少因素组成，他的脾气通常情况下完全由着他的兴致，想骂就骂，想念叨就念叨。就如他的放屁，睡觉时放，走路也放，甚至走一步放一个，根本不在乎后面是谁，对方是谁，别人会怎么想，但吃饭时不放。因为骂人的特性，祖父的语言体系里排第一的句式是反问句。你没听见吗？要我再讲一遍吗？难道我说得不对？等等。再配上语调、声音，他的话往往让人听得不舒服。该说陈述句和一般问句时，比如开心时，比如我们之间的对话，比如对着他尊重的友人，他也无非在语调和音量上作些调整。他的修辞手段极其有限，就如他掌握的词汇。这些都限制了祖父思想的拓展，在看问题的视野上、判断上都存在缺陷。而这样的缺陷性表达，最恰当的形式就是使用反问句，这能虚张声势。 要不干脆闭嘴不语，与人硬顶。
祖父小时候，他大哥教他插秧种田，因为祖父屁股撅得太高，大哥打了他一屁股，他当即走上田埂，发誓这辈子不再插秧。好在此后再没有人如此教训他，要不他真会失去许多过日子的手段。
当然，要是天意，他会唯唯诺诺。祖母去世的场景我不知道。那年，大姑去世，一大早湖对面有人来报。祖父没有被噩耗击倒，而是拿起放在墙角的一只破碗，砸向转身离去的报丧者后跟。这是一种风俗，砸了破碗或者瓦片，表示不让晦气留下。这也表明祖父心里早有准备，大姑得的是绝症。然后，坐在家里发呆，管他心里江海翻腾，就是没有表情。
他在许多细节上极讲究。吃饭不能有吧唧声，不能把脚搁到别人的凳子上去，不能站在高处往下撒尿，也不能站在船舷上向水里方便，不能用字纸擦屁股，不能在祭祀时说说笑笑，不能对长者无礼等等。我们开玩笑嘲讽他穷讲究，问他是地主家里学来的，还是会读书的舅公教给他的。祖父不与我们纠缠分辨，只是坚持，不然就骂。南瓜和冬瓜成熟了，摘来时他必定强调，按原来在藤上和瓜地里的角度安放。这样瓜就可以放置很久而不烂。我们忘记了瓜在藤上的样子，“不会看颜色？”他骂道。我们问道理，他试图解释过几次，只说瓜是活的。我知道，他的这些偏执的讲究，是他的修为、经验，是他向文化、生命和规律的致敬。
祖父发明过文字。他没有走象形的老路，一步走进会意。他发明的文字只为自己服务，只有我们两人认识。说准确点，那只是三个符号。这三个字，祖父用来在工分簿上记事。全天上工，在格子里填上一竖；全天休息，是一个圆圈；上工半天，则在圆圈中间画上一竖，表示圆的一半。这样的文字或符号，对他而言书写简洁，表意清晰。对我则不然，我常常写“半”字，他反对。在我坚持要写汉字的时候，他强调，“给我看还是给你看？”一句话，点醒我，做事情心中要有对象。直到现在，我都印象深刻。
祖父九十五六岁以后，我们都有了子女。一次吃饭时，祖父发觉自己的胡子浸到了饭碗里，妹妹忙用纸巾帮他擦干。这以后，他就坚持不再上桌与我们一起吃饭，而且他的饭菜基本还是他自己烧的。尽管我们都反对，但他依旧坚持，认为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尴尬，饭菜也可以稀软一些。从此，祖父只在年三十与我们一起同桌吃饭。平时，除非我们端着饭碗，去他的小桌。只是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这样的分桌有些异样。
同样的难堪还有稻草床垫。这也是祖父的坚持，即便有了厚厚的棉花垫被，但他床的最底层必定是厚厚一层晚稻稻草。他的意思是，稻草吸潮，翻个身听见干草的窸窸窣窣声，感觉特别亲切、温暖，睡觉好睡得香。
他出生第一天，床上就是这种窸窸窣窣声。
十九、灵菩萨
舅公和汤校舅公去世后，祖父陷入了深深的孤单。
汤校舅公年轻时去金华，恰遇日本佬投掷毒气弹，虽没炸死，一只脚却受了伤，染上了烂脚病，直到1970年前后，不得不去白塔湖边上的一家小医院截了肢，从此只能按着一条凳子走路。他走不远，就来到我家坐坐。为了方便汤校舅公走路，我们80年代初在翻建楼房时，特意留出了东边的一条弄堂。弄堂里响起“笃、笃”声，祖父就吩咐我们泡茶，茶叶多放几颗，汤校舅公喜欢吃浓茶。
他们两人年龄相仿，知根知底，即便两个人坐着不说话，只需一个表情，对方也能感知那表情代表的是民国早年的哪件事，因为这个表情已经无数次出现。他们一起坐坐，看看眼前的白塔湖，不说子孙的事，也不说自己的事，那些事都在湖里。一阵风吹过，像翻开一页画面，湖还是那个大湖，但细看已经不是小时那湖了。一辈子如果是一册书，这书书页黄了，书脊散了胶，内容早就到头了，他们只是在无数遍地复习。两人就这么坐坐，坐着坐着，旁边一个不见了。
舅公去世时，祖父在上海小姑家。90多岁了，家人没有让他赶回来。祖父后来几乎是逃回来的，回家时双脚肿胀，步履蹒跚。他自己说是每天呆在楼上，走不了路，双脚没用了。当然，他更怕过世在外地。每一次亲人好友的过世消息，都像在提醒自己，毕竟先前的老中医说过能活100岁。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呢？一回家，祖父脚上的肿就消退了。
脚行走方便了，他就又找地方种菜种瓜。我坚决反對，但他说，买来的菜打农药，要吃死人的。我劝他，你这么老的肌体，百毒不侵了。他说那我每天看看小菜长大，捉捉青虫总可以吧。父亲也说，让老人家适当动动也是好的，没人能陪他说说话了，在他眼里，我们都是小鬼。确实，祖父对小鬼的年龄设定，也随着自己年龄与时俱进了。在祖父接近百岁时，八十以下的人都是小鬼，言谈上有隔阂。与众多的晚辈，那隔阂不是代沟，是隔了一个白塔湖。
一天，父亲来电话告知，祖父头晕病复发好几天了，叫我回家看看。
祖父躺在床上，要求我去萧山欢潭找一个活菩萨，问清两件事情：一是眼前的，头晕病的得病原因及其疗治办法；二是自己到底能活几岁。
我顿时感到责任重大。思忖再三，我去了趟医院，向医生述说了祖父情况，听了医生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一进门，他就叫我进房去，说：“这么快回来了，菩萨怎么说？”
我避开菩萨二字，向他汇报：“第一，人家说，有两根东西立在家门口，挪掉它。”
祖父面露惊讶：“灵！门口围墙下有两根毛竹，是搭丝瓜棚的，你赶紧去拔掉！”
我立刻就去处理。父母亲曾多次告诉我，祖父每天上下巡视瓜棚。我家围墙是个坎头，很高，栏杆又低，祖父用两根毛竹从坎下水沟斜搭到栏杆上，枝丫交织，由着丝瓜纠缠蔓延。他常常从上往下摘丝瓜，不当心会扑空掉下去。从下往上看，很陡，很高，看了叫人头晕，祖父喜欢仰着头找找新长出的小丝瓜，时时在心里增减数字，计算总数，以致头晕发作。当时只是劝不动他，现在意见一致了，瓜棚一下就得以清理。
我回去汇报第二件事情：“人家说，你身体很好，能活不止100岁。”
祖父放低声音：“人家说没说100多多少呢？”
这个我真没准备，就煞有噶事地说：“人家只能算到100岁，后面的只要自己注意，吃好，睡好，可以一直活下去。” 祖父一拍床沿：“灵！实事求是。”
傍晚，我要回城区了。我跨出家门时，祖父来送。我惊讶：“你怎么起床了？”
祖父又骂道：“那垄小白菜，我不去浇，还有谁会记得？”
二十、赶走吉琴和护士
吉琴吃过晚饭来我家看看。
她经常这样。吉琴是我家远房亲戚，50来岁，勤快，嘴热，她来看看三个老人，看看有什么能帮着做的。
祖父回家了，吉琴开他玩笑：老太公回家这么迟，去哪里找老太婆了？
祖父当即拉下脸，对她说：你给我出去，以后永不许来我家！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们都去劝，吉琴是开玩笑。
有这么点年纪的人来开我这样玩笑的吗？祖父不依不饶。
从此，吉琴只好凑祖父不在家时，偷偷来我家帮忙。或者弄清祖父睡下了，再悄悄进门，悄悄说话。她知道，姑丈的话说出去了，是必定算数的，收不回。
祖父临走的时候是个大热天。依姑妈要求，祖父来城区医院住过几天。一天，我们都在上班，在祖父身边陪护的是表弟。表弟就离开了一小会儿，他去护理台那边打饭。祖父恰在这个时候要小解了，他就扯了嗓子叫表弟名字。这时，他的嗓子不再响亮，已经不能自理小便了，其实他已经小便失禁，说不定他此刻的便急也只是一种离不得人的恐慌。此处的护士长是我学生，听见祖父叫喊就跑进去问这问那，祖父就是不说话。问得实在急了，祖父才说要解小手，找外甥。护士长就说太公别叫了，我来帮你。祖父不作声。护士长一手提个尿壶，一手轻轻掀起祖父身上的被单，去扳祖父身子。这时，他警觉了，使劲一把打掉护士长的手。这个时候，表弟到了。
下班时我过去看望，祖父坚决要求出院。我怕他人已很弱，搬来搬去不好，但他坚持出院，不能商量。我们再三问表弟，他说不清楚。也再三问祖父原因，并要挟他不说原因我们就不出院，他才说：这地方脏，人不干净。
我们都说挺好的。他说那个女医生，掀我被头，伸进手来要给我解小手，还不脏？
我们都哑然失笑。
这是最后的玩笑了，但祖父依旧严肃，一本正经。
二十一、纪福
祖父最早谈论生死，是1976年，那年祖父76岁。那年走了三个巨人，唐山大地震死了20多万，让人震惊，人类其实很渺小，生命很脆弱。特别是毛主席逝世，让祖父很无奈，做人纵然如毛主席者，天之骄子，也还是难逃一死。祖父说，如果能够，自己愿意借寿给毛主席他老人家。
谈到自己，祖父总说，自己足够长寿了，随时起得了身。有朝一日，真走了，就用门板抬到山上，挖个坑，埋了就好。说完就笑，笑声爽朗。哈哈哈，死了还知道什么！七八十年代，祖父身体非常健壮，自我感觉当然也好，笑谈生死，一派洒脱。
我母亲在林场退休，退休时的纪念品是一立方杉木，可能这也是母亲故意为祖父选择的。祖父见到木头时曾说，正好能够打一口寿材。就三四年，祖父去上海小姑家住了一段时间。父亲趁他不在家，叫了湄池镇上最好的师傅，为他打了一口寿材，同时为他打造了一处墓穴。祖父回来一看，父亲还在等他表扬，他却不满意。问他不好在哪里，“太低，以后坐不起来。”他说。我们怎么解释都不行。我只好佯装恼怒，大不恭地对他说，你进去坐坐看。这话只有我能说，换作别人，他必定大发雷霆。这事最后不了了之。
我劝父亲，不要太放心上。这事放在十年前，只是祖父一句笑谈，现在重视了，还高度重视，表明他内心里有了惧怕，怕一种东西成为现实。说寿材、墓穴做得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只是借口，是专属于他的一种表达方式。
一活，又活过了一个节点。殡葬改革了，先期的准备都成摆设。祖父听见山上的闷雷，笑说，那间屋被炸碎了。对政府要做的事，他不反对，反过来安慰我们，邓小平都火化了。那年小平同志刚刚去世。祖父对我们说刚才听广播，邓小平还捐献了眼睛。我们说是眼角膜。祖父不知道眼角膜，但也说，他老去都不忘给老百姓再作次榜样。
祖父101岁生日前的有一天，家里突然打来电话，说祖父处于弥留状态了。我火速请假赶去。祖父躺在床上，神志时而有些迷糊，满嘴胡话，但他认得我，拉着我手告诉我，一大批人在追赶他，要杀他，刺刀上滴着血。他说家已经被炸碎。正说着，突然凄惨地一声高叫。
安静一会。又不时惊恐地大叫，就如杀人者就在床头。稍稍平稳，他说，趁现在他们不在，我告诉你们我走的时间已定，晚上12点。说完又焦急地喊，他们又追上来了！又独自喟叹：我一生忠厚，想不到还是要被杀头！
我很怀疑，他的声音，他的气色，远没有式微的迹象，但我又相信许多老人走时自己确会有所感应。那个晚上，父母亲紧张地开始张罗，老衣老裤等等，一时慌乱竟都找不到了。于是派人去借。我一直守在他的床边，听他一阵一阵的逃跑、呼救，猜测他的幻觉与现实的对应处。我只对上了他被炸碎的墓穴。清醒时，我就陪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农历十月初了，天已很凉。我想坐到他的床上，甚至坐进他的被窝里听他说话。他不让，说床上都是桔子核。我一摸，果然，这该是他吃的桔子，吐不远核，都吐在了床上。我一边为他捡核，一边想，祖父还有胃口！
10点多的时候，他说：我走了你要记得我。
我说：当然。
他说：你爸爸年纪也不小了，你妈记性也不好，一件事情你记牢。
我说：我记牢。
他对我说，你们都忙，清明、冬至，这两个节日来纪念纪念我，放点吃的，烧点纸钱。我喜欢吃的东西你都知道。6个菜，不能少。豆腐干，是田地；白煮鸭蛋，壳打碎一点，放着像元宝；一碗鱼，有余；一碗红烧肉，肥点；再放一个点心，一个水果。说完，看着我，说记牢了？我说记牢了。他说你再说遍我听听，我一一说了。他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呼吸均匀。
到11点了，他不断地问我钟点。我有意要搞乱他的“时辰”，告诉他，还早，9点。再问，就说9点半、10点、10点半、11点。
12点。祖父准时发问：几点了？
答：1点。
那没事了，时辰过了。祖父说。
他拉着我的手，露出了笑容。马上，我听见了呼噜声，平缓，绵长。
第二天早上，祖父醒来，笑声爽朗。说昨天真是做了一场梦，这个梦，与被日本佬抓壮丁逃回来那个晚上做的梦一模一样。
过了生日，我去民政部门给祖父办理了百岁老人的有关证件和手续，下个月，他就领到了百岁老人的津贴。过年时，他用这个津贴给曾孙辈的人发压岁钱，一时间家里喜气洋洋。
102岁。祖父跨门槛时判断有误，重重地摔了一跤，摔得手臂流血，脸上都是一块一块的紫色。吓得看见的人都做了最坏的推测。我家的门槛外面还有三级台阶，祖父被他自身的重量和惯性远远地摔了出去，一直撞到了坎头边的围墙上。祖父推开奔过去搀他的人，扶着围墙慢慢站了起来，再次平安无事。
103岁。那是一个SARS年，全国的人都在躲避，人心惶惶。夏天，祖父又被人追杀。从祖父恐惧、喊叫的情况判断，這次追杀者的势力更加强大了。而且，我的父母，都成了追杀他的凶手。祖父在被追杀的恐惧中回了家。看着他魂不守舍了，我在想，难道出生时、年轻时所受的惊吓，乃至一生的惊吓都刻录进了他的灵魂里，以至于临近终点还兵荒马乱，还得来个大汇总？
给祖父办事情的那几天，我们放了许多烟花爆竹，这是祖父生前喜欢的。以前过年的时候，吃过年夜饭，我们为他安放好藤椅，他就坐在门前，看我们在晒场上放烟花，看白塔湖沿岸的年三十晚上亮如白昼，繁花似锦。赶来送别祖父的人很多，争着讨要一种表示顺溜的彩色棉线，讨要表示健康长寿的老人豆，这种豆我们买了许多，放在路边任人拿取。就连那天的米饭，也烧了一锅又一锅，还是被盛抢得颗粒不剩。大家都说是喜丧，都说祖父的后半生是享福的，大家记着他的福。我知道，这个福，祖父自己肯定更记得，珍惜着，所以特别留恋，现在，他又像以前过年时一样，开心满怀分福给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