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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哈佛大学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于2009年3月26日在《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56卷第5期上发表7题为“超越危机的资本主义”一文。文章认为，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人们产生的最强烈疑问，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变革的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6-0065-06
2008年乃危机之年。年初的粮食危机之于非洲穷人是致命的；接踵而至的石油价格暴涨威胁到所有石油进口国；最后在秋季突然降临全球经济衰退且仍在加速下行。2009年衰退不会见底，许多经济学家正预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深刻的经济大萧条。当实体财富遭受巨大损失时，那些已然陷于贫困的人们受到的影响最大。
危机凸显的问题，关涉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它是否需要变革。一些反对变革的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确信，资本主义正在因短期经济问题而受到过分指责，这些短期经济问题应当归咎于不当的政府管制(如布什政府)和不良的个人行为(或者如约翰·麦卡恩在总统竞选中描绘的“华尔街的贪婪”)。然而，另外一些人的确察觉到了现行经济秩序中存在的严重欠缺，他们渴望变革，以寻求一种日益被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新旧资本主义的观念，在2009年1月巴黎召开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专题讨论会上，成为极具吸引力的主题。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都发表了呼吁变革的激情演说。德国总理钱斯勒·默克尔在演讲中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这个在德国的老观念，是新资本主义的一种可能的蓝图——尽管德国在当前危机中的表现并没有较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胜一筹。
抛开应对当下危机的亟迫需要不说，变革社会组织从长期来看肯定是必须的。从可能提出来的诸多问题中，我想能够分离出如下三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我们真的需要某种合乎道德原则的建基于社会价值之上的“新资本主义”，以取代那种没有垄断性、仰赖多样化的分散选择的经济制度吗?我们真的应该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或“新世界”(巴黎讨论会上使用的另一个新概念)，寻找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吗?
第二，涉及今天我们需要的经济学，尤其是立足于解释和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经济学。我们如何评价用于指引经济政策制订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传授和主张的经济学，包括最近几个月随着危机的肆虐而复活的凯恩斯主义?特别重要的是，当前的经济危机在制度方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优先寻找的又应该是什么?
第三，除了长期变革资本主义所要追求的更好的标准，我们必须尽快考虑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摆脱目前的危机。
二
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资本主义，构成其制度的典型特征到底是什么?倘若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变革，那么我们做什么才能使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新资本主义，而不是别的?标准的定义似乎是，经济交易仰赖市场是一种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类似地，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利润动机和个人权利也被认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但以此而论，欧美现行的经济制度还是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吗?
世界上所有的富国，欧洲国家，还有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区，都在一段时期内，部分仰赖交易制度，而大部分仰赖市场外发生的支付体系维持的，这包括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社会治安、公共教育和医疗以及其他各种通过非市场提供的服务。与这些服务相联系的经济权利并非源自私有制及其财产权。
此外，市场经济自身运行不仅受利润最大化驱策，而且也有许多其他动力，如维系公共安全、提供公共服务，这些动力超越了个人利益的私有经济范畴，而使人民更为富足。随着历史的发展，資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值得赞许的成就，就是产生了一种制度综合——公共教育、公费医疗，还有公共交通，这些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使资本主义远远超越一种单纯依靠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和源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
隐藏于这种结局中的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在今天是否是一种特定的用法。这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潜能也许已经消耗殆尽。
例如，18世纪亚当·斯密的开创性著作，描述了市场经济的潜力和活力，以及这种活力为什么、特别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斯密的研究，对市场活力异乎寻常进发时期的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明确的判断。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密揭示了自由贸易通过专业化生产、劳动分工和大规模商品生产对经济繁荣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意义。
时至今日，这些教导仍意义深刻。(颇有兴味的是，国际贸易理论中令人印象深刻且高度复杂的分析工作，亦即保罗-克鲁格曼后来借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些经济分析工作，同230年前斯密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这些经济分析，承继早期对市场的认识以及18世纪对资本概念的使用，在主流经济学躯体里已经成功地且牢固地植入了市场经济制度。
然而，对于同一个经济分析者来说，甚至当他刚一揭示和阐明通过市场运行的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的时候，其消极面也变得清晰起来。当许多社会主义者，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马克思，具有重大影响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且证明资本主义最终将被取代的理由时，那种仰赖完全的市场经济和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的巨大局限，甚至对斯密来说也是异常清楚的。事实上，主张运用市场的早期思想家，包括斯密在内，既没有主张纯粹市场机制是独立的最优秀的执行者，也没有主张追求利润在一切事物中都是必需的。
尽管人们强调交换根源于自私心(这并不比斯密以自私心来解释为什么面包师、酿酒家、屠夫和消费者要求交换的著名例子中包含更多的意义)，那也不过是指经济能有效运行，必须立足于其不同部分相互依赖这一基础上。当企业行为，包括那些银行和金融机构，产生一种他们能够做并且愿意做他们保证过的事情的自信时，贷款者和借款者之间就能够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建立稳定的关系。亚当·斯密写道：
“一个国家的人民倘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易言之，相信他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愿，那么银行家发行的钞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信任感不会永久存在。他没有发觉任何特别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企业和银行今天面对的困难，应归咎于普遍的恐惧和疑虑，这种信心缺失造成了债务市场的冻结，阻止了信用广泛扩张。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尤其因为斯密时代很久之后出现了福利国家)，在他的各种著作中，他主要关注和担心穷人和弱势群体命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状况。大多数市场机制的直接失败发生在市场无能 为力的那些事情上。斯密的经济分析，在超越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范围之外是很有价值的。他不仅是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济贫等方面的作用的辩护人，他也深深关注不平等和贫困，只有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才可能存活，易言之，才可能建立一种成功的市场经济。
由于在必要的市场和过度的市场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导致许多自诩为斯密的后继者对他的市场机制论述产生误解。例如，斯密的保护谷物市场和他的对政府管制私人谷物贸易的批判，常常被解释为这样的论点。即任何政府干预必然导致饥馑更为严重。
但斯密对私人交易的辩护只是采取同这样一种信念抗争的形式，这种信念认为停止谷物私人交易将会减轻饥饿的负担。这无论如何也不否定政府在增加就业与收入方面有补充市场不足之必要。如果失业的激增是由于不景气的经济环境或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市场自身不能再创造出那些失业者的收入，斯密写道：新增加的失业者“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不然也许只有搞罪大恶极的勾当才能取得生活资料”，“贫穷、饥饿和死亡等灾祸立即波及开来……”斯密拒斥的是不要市场的行政干预，而不是保留市场的行政干预。后一种行政干预的目标是市场失灵情况下需要做的那些重要事情。
斯密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用语，但也很难从他的著作中剔除任何关于自负的市场力量，或者接受资本统治必要性的论点。他在250年以前。即1759年出版的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論》，而不是后来的《国富论》中，倡导超越利润动机的一般价值观的重要性。在那里，他深入研究了人的行为基于非利润动机的极端必要，他写道：“节俭”是“一切美德中对个人最有用的德行”，接着他又说：“人性、正义和公共精神，是对别人最有用的品质。”
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主义在它们自身领域内作用良好，但是第一，它们需要其他制度的支持(包括教育等公共服务)，需要其他价值观而不单纯是追求利润动机的支持；第二，它们需要其他制度的约束和矫正——设计优良的财政制度、政府对穷人的帮助——以防止不稳定、不平等和不公正。如果我们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去组织经济活动，包括各种公共服务的务实的选择和设计周全的制度，那么，我们将会沿着而不是离开斯密勾画的改革议程：既保卫资本主义也批判资本主义。
三
历史地说，资本主义在新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实践能够保护产权和使经济建立于有效的所有权基础之前，并未出现。在商业道德使契约行为能够持存且很便宜，即不需要持续控告违约者时，商业交换才会有效地产生。在腐败造成的较高成本被节制之前，生产性投资活动不会繁荣，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总是仰赖于其他传统价值观的支持。与交易有关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与责任，近些年来变得很难遵守。这归因于二级市场上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迅速膨胀。次级贷款者，即误导借款人冒不明智风险的机构，现在可以把金融资产卖给第三方，后者则与最初的交易毫不相干。责任和义务被恶意褫夺，监管和控制则越需加强。
然而政府监管，尤其是美国政府的监管，在这一时期被急剧削减，填补这一监管真空的，是不断增长的对具有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经济的信念。恰恰是对政府监管的需要与日俱增，而必要的政府监管却每况愈下。结果是一场灾难蓄势待发。2008年它终于爆发了，而且必然促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金融活动控制不力蕴涵着的不仅是非法行为，而且是过度的投机倾向。正如斯密指出的，这些投机者在许多人呼吸困难时扼住他们的咽喉，以寻求利润。
斯密将那些推销过度风险以求取利润者，称为“浪费者和骗子”——这相当准确地刻画了过去几年次级抵押贷款发行者的嘴脸。在讨论法律禁止高利贷时，斯密主张政府控制以保护公民免遭“浪费者和骗子们”推销不良贷款的祸害：
“这样，一国资本，将有很大部分会离开诚实的人，而转到浪费者手里，不用在有利的用途上，却用在浪费资本和破坏资本的用途上。”
对市场经济自我纠错能力的信心——这对美国放松常规的监管要承担主要责任——导致令亚当·斯密也会惊讶不已的对浪费者和骗子们行为的无视。
目前的经济危机主要源自过高估计了市场运作的智慧，并且危机由于金融市场和企业中的焦虑和缺失信心而正在被放大，这也表现在市场对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对奥巴马政府2月份签署的787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反应上。这些问题早在18世纪刚一出现时，就已经被亚当·斯密捕捉到了，然而，最近这些年却被政府当局，尤其被美国当局，以及那些急于批判亚当·斯密以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们所忽视。
四
即使没有更多的阅读，近来对亚当·斯密的引证也逐渐多起来。与此同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复活了。当然，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加速下行的经济，一次正在逼近的大萧条，有着清晰的凯恩斯主义特征：一个阶层收入的减少已经导致他们购买力的下降，反过来又会引起其他阶层收入的进一步减少。
然而，凯恩斯能够成为我们时代的救世主，仅仅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理解现在的危机需要在眼界上超越他。一位在当前其现实意义远未被充分认识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的理论对手奥瑟·西塞尔·庇古。他和凯恩斯一样，都生活在剑桥，都在皇家学院工作。庇古较凯恩斯更加关注经济心理学，关注能够引起商业周期以及巨大和猛烈的经济衰退将我们引向大萧条的具体方式(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庇古将经济波动主要归结为“心理学原因”，包括“行为操控着工业的人们的头脑中的各种变数，产生于他们在商业预期中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的错误。”今天，很难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凯恩斯的“乘数作用下的衰退”，我们强烈地面临着“过度悲观的错误”。庇古特别关注当经济被过度悲观所支配时，解冻信用市场的必要：“所以，其他事情是相同的，实际发生的商业失败，将根据银行贷款面对需求的危机是否能够顺利收回，而扩散开来。”
尽管巨大的新的流动性被注入欧美经济体，大部分政府部门、银行和金融机构至今仍不愿意解冻信用市场。其他市场也在继续下降，这部分地与已经消失的需求相表里(凯恩斯的乘数效应)；部分地也与害怕将来更少的需求相一致，在一个总的忧郁的气氛中就是如此(庇古的悲观传染效应)。
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解决的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信心危机。它源自金融失控和其他越权行为，却又使这次金融危机因心理崩溃而放大许多倍。华盛顿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都在寻求措施去重新启动信用市场，包括紧急救援——企业需要那些正在衰退的金融机构实际发放贷款——政府购买不良资产，并为不能归还的贷款提供担保，以及银行国有化。(最后一项建议吓跑了许多保守主义者。正如私人控制公众存入银行的钱会让公众担心这些私人的责任心一样，保守主义者担心国有化后国家控制银行时官员们的责任心。)随着市场对迄今政府采取的各种救市措施的反应迟钝，每一项政策都在提振企业和消 费者信心方面受到检验和评估，在美国尤为如此。
五
庇古和凯恩斯之间的对立，也同其他方面的原因有关。当凯恩斯深陷于如何增加总收入问题时，他很少分析财富和社会福利的不公平分配。相反，庇古不仅研究了古典学派的福利经济学，而且开创了经济不平等的计量方法，成为经济评价和政策的一个主要指标。自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中遭受最严重剥夺的人民需要急迫的关注以来，企业与政府间相互支持以削减贫富分化的作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因为互利合作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制定应对现时危机计划时，超越促进经济发展的视域，一个决定性的要求是特别关注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家庭受到的威胁来自失业、缺少医疗，还有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变得特别尖锐。凯恩斯经济学在这些问题上的局限，需要更深入的认识。
作为对凯恩斯主义补充完善的第三条道路，涉及凯恩斯极为忽视的公共服务方面——事实上。甚至奥托·冯·毕斯马克在这个问题上也比凯恩斯说的要多。市场经济在公共产品(如教育和医疗)供给上的失败，已经为我们时代的领军经济学家们讨论过多次，他们包括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斯·阿罗。(庇古对该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强调市场交易的“外部效应”，在这里收益和损失只就直接购買者和销售者来说，是不能确定的。)当然，这是一个长远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医疗一点保证也没有时，经济下行之打击会更为凶猛。
例如，医疗保险的缺乏，使得每个失业者会因为收入减少，或者因为与就业相联系的个人健康保险的减少，而产生对大量的必不可少的医疗服务的拒斥。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是7.6％，这是引发大萧条的开端。很值得我们叩问的是欧洲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已经在高得多的失业水平上生活了数十年。如何设法避开生活质量的总体暴跌，答案是走欧洲福利国家之路。欧洲国家经济运行具有比美国更强的失业保险，还有更重要的，具有由国家全额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
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失灵，已经臭名远扬。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中国亦复如此。中国于1979年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在健康和长寿事业的进步上紧急刹车。在那一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之前，每一个中国公民拥有由国家或人民公社提供的有保障的公费医疗，尽管当时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当中国改革废除已经过时的农业集体化和公社体制，以及工业企业的政府管理体制时，它因此在国内生产总值上取得了比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快得多的增长率。但同一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引导下，中国也取消了全民公费医疗制度；1979年改革后，医疗费用不得不由个人来支付(除了一些相当稀少的情况例外，即政府和大型企事业向其雇员和所属人员提供公费医疗)。由于这一变化。中国在长寿事业的快速进步上来了个急刹车。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当中国总收入极快增长时，它却受制于一个越来越大的难题，那就是中国经济的急速下降，正如近期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重建全民医疗保险，而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承诺提供广泛的卫生保健。中美两国的矫正之途还很遥远，它们近期自当集中力量应对经济危机，但长期来看需要完成两国的社会转型。
六
凯恩斯的复活不仅应归结于经济分析，也要归结于经济政策，但是眼界必须放得更开一些。纵使凯恩斯常被视做现代经济学的“叛逆”形象，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是新资本主义的宗师。致力于去稳定市场经济的波动(然后才是花了极为有限的注意力于商业波动的心理学原因)。纵使斯密和庇古拥有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头衔，许多有深刻见解的人关于非市场制度和非逐利价值观重要性的思想，仍然渊源于他们，而不是源自凯恩斯及其后继者。
危机不独是我们必须立即面对的挑战，危机亦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去阐明长期的问题。当此危机之际，人们都在重新考虑已经形成的习惯与传统，这就是当前危机何以重要的缘由。它使我们面对长期忽视的诸多问题，像环境保护和国民医疗保健，还有公共交通的需要。公共交通在过去几十年被严重忽视，且至今靠边站，甚至在奥巴马宣布的主要政策中亦复如是。当然，经济承受力是一个问题，但正如印度喀拉拉邦这个例子所表明的，以相当低的成本由政府提供公共卫生保健是完全可取的。自从中国1979年降低全民公费医疗以来，喀拉拉邦——继续维持公共卫生保健制度——实际已经在人均平均预期寿命上超过中国，且在婴儿死亡率等指标上也超过中国，尽管从资本收益率水平看比中国低很多。所以，机遇对于穷国也是存在的。
美国虽然已经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健康费用支出平均水平最高的国家，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保健成就相当低，且有400多万人无任何医疗保障。这里的问题主要归因于其公共服务的态度和对公共价值的理解。关于一国健康服务如何运作所存在的错误观念，需要通过公共讨论才能加以矫正。例如，在欧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中，通常假定没有一个人会选择医生，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然而，也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保留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在美国医疗改革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一种以过于集中为特点的加拿大制度——这种公共保健制度是一种非常刚性的个人免费医疗——而在西欧，公共医疗服务由国家提供给个人，此外还有州范围的，但也允许私人行医和私人医疗保险，因为那些有钱人也愿意以这种方式花钱。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钱人可以被允许把钱花在游艇和奢侈商品上，却不被允许花在MRT或CT检查上。如果我们从亚当·斯密的多种制度和调和多种动机的论点中理出思路，我们就有许多措施可资践行，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产生巨大的变化。
我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的确不需要一种“新资本主义”，但它真的需要对旧观念的一种新理解，诸如关于斯密的观念，以及离我们更近的关于庇古的观念，其中许多已经被我们可悲地忽视了。我们还需要一种头脑清晰的观念，那就是不同的制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还有，多样化的组织——从市场到政府机构——怎样才能超越短期问题的解决，而有助于产生更为美好的经济世界。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翠玲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6-0065-06
2008年乃危机之年。年初的粮食危机之于非洲穷人是致命的；接踵而至的石油价格暴涨威胁到所有石油进口国；最后在秋季突然降临全球经济衰退且仍在加速下行。2009年衰退不会见底，许多经济学家正预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深刻的经济大萧条。当实体财富遭受巨大损失时，那些已然陷于贫困的人们受到的影响最大。
危机凸显的问题，关涉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它是否需要变革。一些反对变革的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确信，资本主义正在因短期经济问题而受到过分指责，这些短期经济问题应当归咎于不当的政府管制(如布什政府)和不良的个人行为(或者如约翰·麦卡恩在总统竞选中描绘的“华尔街的贪婪”)。然而，另外一些人的确察觉到了现行经济秩序中存在的严重欠缺，他们渴望变革，以寻求一种日益被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新旧资本主义的观念，在2009年1月巴黎召开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专题讨论会上，成为极具吸引力的主题。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都发表了呼吁变革的激情演说。德国总理钱斯勒·默克尔在演讲中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这个在德国的老观念，是新资本主义的一种可能的蓝图——尽管德国在当前危机中的表现并没有较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胜一筹。
抛开应对当下危机的亟迫需要不说，变革社会组织从长期来看肯定是必须的。从可能提出来的诸多问题中，我想能够分离出如下三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我们真的需要某种合乎道德原则的建基于社会价值之上的“新资本主义”，以取代那种没有垄断性、仰赖多样化的分散选择的经济制度吗?我们真的应该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或“新世界”(巴黎讨论会上使用的另一个新概念)，寻找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吗?
第二，涉及今天我们需要的经济学，尤其是立足于解释和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经济学。我们如何评价用于指引经济政策制订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传授和主张的经济学，包括最近几个月随着危机的肆虐而复活的凯恩斯主义?特别重要的是，当前的经济危机在制度方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优先寻找的又应该是什么?
第三，除了长期变革资本主义所要追求的更好的标准，我们必须尽快考虑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摆脱目前的危机。
二
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资本主义，构成其制度的典型特征到底是什么?倘若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变革，那么我们做什么才能使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新资本主义，而不是别的?标准的定义似乎是，经济交易仰赖市场是一种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类似地，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利润动机和个人权利也被认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但以此而论，欧美现行的经济制度还是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吗?
世界上所有的富国，欧洲国家，还有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区，都在一段时期内，部分仰赖交易制度，而大部分仰赖市场外发生的支付体系维持的，这包括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社会治安、公共教育和医疗以及其他各种通过非市场提供的服务。与这些服务相联系的经济权利并非源自私有制及其财产权。
此外，市场经济自身运行不仅受利润最大化驱策，而且也有许多其他动力，如维系公共安全、提供公共服务，这些动力超越了个人利益的私有经济范畴，而使人民更为富足。随着历史的发展，資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值得赞许的成就，就是产生了一种制度综合——公共教育、公费医疗，还有公共交通，这些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使资本主义远远超越一种单纯依靠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和源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
隐藏于这种结局中的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在今天是否是一种特定的用法。这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潜能也许已经消耗殆尽。
例如，18世纪亚当·斯密的开创性著作，描述了市场经济的潜力和活力，以及这种活力为什么、特别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斯密的研究，对市场活力异乎寻常进发时期的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明确的判断。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密揭示了自由贸易通过专业化生产、劳动分工和大规模商品生产对经济繁荣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意义。
时至今日，这些教导仍意义深刻。(颇有兴味的是，国际贸易理论中令人印象深刻且高度复杂的分析工作，亦即保罗-克鲁格曼后来借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些经济分析工作，同230年前斯密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这些经济分析，承继早期对市场的认识以及18世纪对资本概念的使用，在主流经济学躯体里已经成功地且牢固地植入了市场经济制度。
然而，对于同一个经济分析者来说，甚至当他刚一揭示和阐明通过市场运行的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的时候，其消极面也变得清晰起来。当许多社会主义者，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马克思，具有重大影响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且证明资本主义最终将被取代的理由时，那种仰赖完全的市场经济和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的巨大局限，甚至对斯密来说也是异常清楚的。事实上，主张运用市场的早期思想家，包括斯密在内，既没有主张纯粹市场机制是独立的最优秀的执行者，也没有主张追求利润在一切事物中都是必需的。
尽管人们强调交换根源于自私心(这并不比斯密以自私心来解释为什么面包师、酿酒家、屠夫和消费者要求交换的著名例子中包含更多的意义)，那也不过是指经济能有效运行，必须立足于其不同部分相互依赖这一基础上。当企业行为，包括那些银行和金融机构，产生一种他们能够做并且愿意做他们保证过的事情的自信时，贷款者和借款者之间就能够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建立稳定的关系。亚当·斯密写道：
“一个国家的人民倘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易言之，相信他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愿，那么银行家发行的钞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信任感不会永久存在。他没有发觉任何特别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企业和银行今天面对的困难，应归咎于普遍的恐惧和疑虑，这种信心缺失造成了债务市场的冻结，阻止了信用广泛扩张。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尤其因为斯密时代很久之后出现了福利国家)，在他的各种著作中，他主要关注和担心穷人和弱势群体命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状况。大多数市场机制的直接失败发生在市场无能 为力的那些事情上。斯密的经济分析，在超越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范围之外是很有价值的。他不仅是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济贫等方面的作用的辩护人，他也深深关注不平等和贫困，只有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才可能存活，易言之，才可能建立一种成功的市场经济。
由于在必要的市场和过度的市场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导致许多自诩为斯密的后继者对他的市场机制论述产生误解。例如，斯密的保护谷物市场和他的对政府管制私人谷物贸易的批判，常常被解释为这样的论点。即任何政府干预必然导致饥馑更为严重。
但斯密对私人交易的辩护只是采取同这样一种信念抗争的形式，这种信念认为停止谷物私人交易将会减轻饥饿的负担。这无论如何也不否定政府在增加就业与收入方面有补充市场不足之必要。如果失业的激增是由于不景气的经济环境或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市场自身不能再创造出那些失业者的收入，斯密写道：新增加的失业者“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不然也许只有搞罪大恶极的勾当才能取得生活资料”，“贫穷、饥饿和死亡等灾祸立即波及开来……”斯密拒斥的是不要市场的行政干预，而不是保留市场的行政干预。后一种行政干预的目标是市场失灵情况下需要做的那些重要事情。
斯密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用语，但也很难从他的著作中剔除任何关于自负的市场力量，或者接受资本统治必要性的论点。他在250年以前。即1759年出版的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論》，而不是后来的《国富论》中，倡导超越利润动机的一般价值观的重要性。在那里，他深入研究了人的行为基于非利润动机的极端必要，他写道：“节俭”是“一切美德中对个人最有用的德行”，接着他又说：“人性、正义和公共精神，是对别人最有用的品质。”
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主义在它们自身领域内作用良好，但是第一，它们需要其他制度的支持(包括教育等公共服务)，需要其他价值观而不单纯是追求利润动机的支持；第二，它们需要其他制度的约束和矫正——设计优良的财政制度、政府对穷人的帮助——以防止不稳定、不平等和不公正。如果我们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去组织经济活动，包括各种公共服务的务实的选择和设计周全的制度，那么，我们将会沿着而不是离开斯密勾画的改革议程：既保卫资本主义也批判资本主义。
三
历史地说，资本主义在新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实践能够保护产权和使经济建立于有效的所有权基础之前，并未出现。在商业道德使契约行为能够持存且很便宜，即不需要持续控告违约者时，商业交换才会有效地产生。在腐败造成的较高成本被节制之前，生产性投资活动不会繁荣，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总是仰赖于其他传统价值观的支持。与交易有关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与责任，近些年来变得很难遵守。这归因于二级市场上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迅速膨胀。次级贷款者，即误导借款人冒不明智风险的机构，现在可以把金融资产卖给第三方，后者则与最初的交易毫不相干。责任和义务被恶意褫夺，监管和控制则越需加强。
然而政府监管，尤其是美国政府的监管，在这一时期被急剧削减，填补这一监管真空的，是不断增长的对具有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经济的信念。恰恰是对政府监管的需要与日俱增，而必要的政府监管却每况愈下。结果是一场灾难蓄势待发。2008年它终于爆发了，而且必然促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金融活动控制不力蕴涵着的不仅是非法行为，而且是过度的投机倾向。正如斯密指出的，这些投机者在许多人呼吸困难时扼住他们的咽喉，以寻求利润。
斯密将那些推销过度风险以求取利润者，称为“浪费者和骗子”——这相当准确地刻画了过去几年次级抵押贷款发行者的嘴脸。在讨论法律禁止高利贷时，斯密主张政府控制以保护公民免遭“浪费者和骗子们”推销不良贷款的祸害：
“这样，一国资本，将有很大部分会离开诚实的人，而转到浪费者手里，不用在有利的用途上，却用在浪费资本和破坏资本的用途上。”
对市场经济自我纠错能力的信心——这对美国放松常规的监管要承担主要责任——导致令亚当·斯密也会惊讶不已的对浪费者和骗子们行为的无视。
目前的经济危机主要源自过高估计了市场运作的智慧，并且危机由于金融市场和企业中的焦虑和缺失信心而正在被放大，这也表现在市场对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对奥巴马政府2月份签署的787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反应上。这些问题早在18世纪刚一出现时，就已经被亚当·斯密捕捉到了，然而，最近这些年却被政府当局，尤其被美国当局，以及那些急于批判亚当·斯密以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们所忽视。
四
即使没有更多的阅读，近来对亚当·斯密的引证也逐渐多起来。与此同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复活了。当然，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加速下行的经济，一次正在逼近的大萧条，有着清晰的凯恩斯主义特征：一个阶层收入的减少已经导致他们购买力的下降，反过来又会引起其他阶层收入的进一步减少。
然而，凯恩斯能够成为我们时代的救世主，仅仅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理解现在的危机需要在眼界上超越他。一位在当前其现实意义远未被充分认识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的理论对手奥瑟·西塞尔·庇古。他和凯恩斯一样，都生活在剑桥，都在皇家学院工作。庇古较凯恩斯更加关注经济心理学，关注能够引起商业周期以及巨大和猛烈的经济衰退将我们引向大萧条的具体方式(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庇古将经济波动主要归结为“心理学原因”，包括“行为操控着工业的人们的头脑中的各种变数，产生于他们在商业预期中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的错误。”今天，很难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凯恩斯的“乘数作用下的衰退”，我们强烈地面临着“过度悲观的错误”。庇古特别关注当经济被过度悲观所支配时，解冻信用市场的必要：“所以，其他事情是相同的，实际发生的商业失败，将根据银行贷款面对需求的危机是否能够顺利收回，而扩散开来。”
尽管巨大的新的流动性被注入欧美经济体，大部分政府部门、银行和金融机构至今仍不愿意解冻信用市场。其他市场也在继续下降，这部分地与已经消失的需求相表里(凯恩斯的乘数效应)；部分地也与害怕将来更少的需求相一致，在一个总的忧郁的气氛中就是如此(庇古的悲观传染效应)。
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解决的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信心危机。它源自金融失控和其他越权行为，却又使这次金融危机因心理崩溃而放大许多倍。华盛顿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都在寻求措施去重新启动信用市场，包括紧急救援——企业需要那些正在衰退的金融机构实际发放贷款——政府购买不良资产，并为不能归还的贷款提供担保，以及银行国有化。(最后一项建议吓跑了许多保守主义者。正如私人控制公众存入银行的钱会让公众担心这些私人的责任心一样，保守主义者担心国有化后国家控制银行时官员们的责任心。)随着市场对迄今政府采取的各种救市措施的反应迟钝，每一项政策都在提振企业和消 费者信心方面受到检验和评估，在美国尤为如此。
五
庇古和凯恩斯之间的对立，也同其他方面的原因有关。当凯恩斯深陷于如何增加总收入问题时，他很少分析财富和社会福利的不公平分配。相反，庇古不仅研究了古典学派的福利经济学，而且开创了经济不平等的计量方法，成为经济评价和政策的一个主要指标。自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中遭受最严重剥夺的人民需要急迫的关注以来，企业与政府间相互支持以削减贫富分化的作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因为互利合作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制定应对现时危机计划时，超越促进经济发展的视域，一个决定性的要求是特别关注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家庭受到的威胁来自失业、缺少医疗，还有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变得特别尖锐。凯恩斯经济学在这些问题上的局限，需要更深入的认识。
作为对凯恩斯主义补充完善的第三条道路，涉及凯恩斯极为忽视的公共服务方面——事实上。甚至奥托·冯·毕斯马克在这个问题上也比凯恩斯说的要多。市场经济在公共产品(如教育和医疗)供给上的失败，已经为我们时代的领军经济学家们讨论过多次，他们包括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斯·阿罗。(庇古对该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强调市场交易的“外部效应”，在这里收益和损失只就直接购買者和销售者来说，是不能确定的。)当然，这是一个长远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医疗一点保证也没有时，经济下行之打击会更为凶猛。
例如，医疗保险的缺乏，使得每个失业者会因为收入减少，或者因为与就业相联系的个人健康保险的减少，而产生对大量的必不可少的医疗服务的拒斥。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是7.6％，这是引发大萧条的开端。很值得我们叩问的是欧洲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已经在高得多的失业水平上生活了数十年。如何设法避开生活质量的总体暴跌，答案是走欧洲福利国家之路。欧洲国家经济运行具有比美国更强的失业保险，还有更重要的，具有由国家全额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
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失灵，已经臭名远扬。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中国亦复如此。中国于1979年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在健康和长寿事业的进步上紧急刹车。在那一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之前，每一个中国公民拥有由国家或人民公社提供的有保障的公费医疗，尽管当时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当中国改革废除已经过时的农业集体化和公社体制，以及工业企业的政府管理体制时，它因此在国内生产总值上取得了比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快得多的增长率。但同一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引导下，中国也取消了全民公费医疗制度；1979年改革后，医疗费用不得不由个人来支付(除了一些相当稀少的情况例外，即政府和大型企事业向其雇员和所属人员提供公费医疗)。由于这一变化。中国在长寿事业的快速进步上来了个急刹车。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当中国总收入极快增长时，它却受制于一个越来越大的难题，那就是中国经济的急速下降，正如近期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重建全民医疗保险，而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承诺提供广泛的卫生保健。中美两国的矫正之途还很遥远，它们近期自当集中力量应对经济危机，但长期来看需要完成两国的社会转型。
六
凯恩斯的复活不仅应归结于经济分析，也要归结于经济政策，但是眼界必须放得更开一些。纵使凯恩斯常被视做现代经济学的“叛逆”形象，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是新资本主义的宗师。致力于去稳定市场经济的波动(然后才是花了极为有限的注意力于商业波动的心理学原因)。纵使斯密和庇古拥有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头衔，许多有深刻见解的人关于非市场制度和非逐利价值观重要性的思想，仍然渊源于他们，而不是源自凯恩斯及其后继者。
危机不独是我们必须立即面对的挑战，危机亦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去阐明长期的问题。当此危机之际，人们都在重新考虑已经形成的习惯与传统，这就是当前危机何以重要的缘由。它使我们面对长期忽视的诸多问题，像环境保护和国民医疗保健，还有公共交通的需要。公共交通在过去几十年被严重忽视，且至今靠边站，甚至在奥巴马宣布的主要政策中亦复如是。当然，经济承受力是一个问题，但正如印度喀拉拉邦这个例子所表明的，以相当低的成本由政府提供公共卫生保健是完全可取的。自从中国1979年降低全民公费医疗以来，喀拉拉邦——继续维持公共卫生保健制度——实际已经在人均平均预期寿命上超过中国，且在婴儿死亡率等指标上也超过中国，尽管从资本收益率水平看比中国低很多。所以，机遇对于穷国也是存在的。
美国虽然已经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健康费用支出平均水平最高的国家，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保健成就相当低，且有400多万人无任何医疗保障。这里的问题主要归因于其公共服务的态度和对公共价值的理解。关于一国健康服务如何运作所存在的错误观念，需要通过公共讨论才能加以矫正。例如，在欧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中，通常假定没有一个人会选择医生，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然而，也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保留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在美国医疗改革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一种以过于集中为特点的加拿大制度——这种公共保健制度是一种非常刚性的个人免费医疗——而在西欧，公共医疗服务由国家提供给个人，此外还有州范围的，但也允许私人行医和私人医疗保险，因为那些有钱人也愿意以这种方式花钱。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钱人可以被允许把钱花在游艇和奢侈商品上，却不被允许花在MRT或CT检查上。如果我们从亚当·斯密的多种制度和调和多种动机的论点中理出思路，我们就有许多措施可资践行，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产生巨大的变化。
我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的确不需要一种“新资本主义”，但它真的需要对旧观念的一种新理解，诸如关于斯密的观念，以及离我们更近的关于庇古的观念，其中许多已经被我们可悲地忽视了。我们还需要一种头脑清晰的观念，那就是不同的制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还有，多样化的组织——从市场到政府机构——怎样才能超越短期问题的解决，而有助于产生更为美好的经济世界。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