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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日岛子从德国波恩给我发来一条手机短信：“没有心灵的拷问，没有终极之思，没有现实之上的超验张力。都在忙忙碌碌，苟且偷生。没有人的灵魂独立，何談艺术超越。回视天朝，无地自容。”我认为这段话就是岛子创作圣水墨的初衷和出发点，也是中国精神性艺术以及其他宗教艺术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我跟岛子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相识，那时他已经跨界，从诗歌界转入美术界，1994年我和岛子、丁方一起编辑《中国美术报》和《艺术潮流》杂志。真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正是丁方和岛子这两位画家分别以油画和水墨两种语言执著地对基督教精神进行着深刻的表达，可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油画和国画这种两个艺术领域在基督教艺术创作上的成就。我们知道，岛子本来是诗人、是学者，但是近年来，人们突然发现一个画家横空出世了，而且，岛子作为画家竟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所有看到他的作品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水墨语言与他的艺术主题之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高度的契合，也就是说，通过水墨诠释和表达基督教精神，在他那里变成了一件得心应手的事。
100多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学习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我们只接收西方的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却始终排斥他们的宗教和唯心主义观念。我们应该知道西方人是二元论世界观，他们的观念中既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又有唯心主义的一面，西方文化就是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拿掉任何一面，整体都不可能存在。但是我们只拿来了其中的一面，我们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由于对西方文化借鉴的偏失所带来不良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人再次看世界、看西方的时候，一方面，一些艺术家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所体现出来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以及自由和民主这样一些宝贵价值，另一方面，一些敏感的艺术家，像丁方，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基督教，亦即人的神性。这么多年来，在中国艺术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西方文化有两面性，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而且需要有精神的支撑。
我们知道，基督教不反对甚至赞成世界各民族艺术家对基督精神进行本土化或民族化的阐释，具体而言，基督教鼓励各民族艺术家把基督耶稣和圣母圣徒画成黄种人和黑种人。不同其他一些固守原旨教主义的宗教，基督教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期待自己成为普世主义的宗教。岛子的圣水墨就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对于基督教精神进行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独特而全新的演绎。
岛子圣水墨绘画的特点和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艺术风格来看，岛子圣水墨绘画是写意性、象征性和表现性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的产物。这样的绘画既保留了中国写意艺术的特征，又表达了象征性的寓意，还兼有表现主义的抒情功能。岛子的圣水墨作品不是对基督神迹和圣经故事的描述，而是通过简化的形式或者象征性的符号来言说基督的神圣精神。他把基督教的精神浓缩成一些特定的或者是说大家一看即知的符号，比如说十字架和圆圈等，这些是他绘画的基本符号，它们构成了他画面中的形象。除此之外，他还通过他的小小的标志性的印章来补充作品的寓意。所有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了他的言说体例和符号体系。最重要的是，岛子把光这样一种元素引入到了水墨绘画中，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绘画是没有光的，他把光引入到水墨几乎带有一种神圣的象征意义。《旧约·创世记》开篇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在我眼里，岛子圣水墨绘画中的光已经超越了物质性的再现功能，而不啻就是人类弃绝罪恶、走出苦难的指路明灯。在艺术史上，中国画家对于佛教题材和主题有过比较充分的表达，但在基督教方面我们几乎找不到太多太好的例证，就是说，在评判岛子圣水墨绘画风格特征的时候，我们在中国艺术史里几乎找不到可资比对的参照系。从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我倒是发现了一个与岛子比较相似的画家，那就是20世纪初法国画家乔治·卢奥，不管是在表现的情感上，还是在象征的寓意上，岛子和卢奥的绘画都有可比较之处。两人都喜欢大量使用黑色，画中的人物形象都带有粗重的黑色轮廓线。不同的是，岛子圣水墨绘画的基本情调是悲剧性的，这些作品表达了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沉重的悲剧激情，它们更多地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生的苦难，至于救赎还需期待于遥远的未来。在我看来，我们最终是否能获得自我救赎或实现被救赎都是值得忧虑的。
第二，从艺术主题方面看，岛子的圣水墨除了表达超越现实、超越肉身的普遍性的神圣向往之外，还表达了对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的关切。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许多作品的主题跟中国的现实生活，亦即中国人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例如他描绘的林昭这样的题材就有极为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我认为岛子的圣水墨绘画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和担当，给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一种崇高而神圣的维度。
我跟岛子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相识，那时他已经跨界，从诗歌界转入美术界，1994年我和岛子、丁方一起编辑《中国美术报》和《艺术潮流》杂志。真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正是丁方和岛子这两位画家分别以油画和水墨两种语言执著地对基督教精神进行着深刻的表达，可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油画和国画这种两个艺术领域在基督教艺术创作上的成就。我们知道，岛子本来是诗人、是学者，但是近年来，人们突然发现一个画家横空出世了，而且，岛子作为画家竟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所有看到他的作品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水墨语言与他的艺术主题之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高度的契合，也就是说，通过水墨诠释和表达基督教精神，在他那里变成了一件得心应手的事。
100多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学习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我们只接收西方的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却始终排斥他们的宗教和唯心主义观念。我们应该知道西方人是二元论世界观，他们的观念中既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又有唯心主义的一面，西方文化就是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拿掉任何一面，整体都不可能存在。但是我们只拿来了其中的一面，我们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由于对西方文化借鉴的偏失所带来不良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人再次看世界、看西方的时候，一方面，一些艺术家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所体现出来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以及自由和民主这样一些宝贵价值，另一方面，一些敏感的艺术家，像丁方，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基督教，亦即人的神性。这么多年来，在中国艺术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西方文化有两面性，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而且需要有精神的支撑。
我们知道，基督教不反对甚至赞成世界各民族艺术家对基督精神进行本土化或民族化的阐释，具体而言，基督教鼓励各民族艺术家把基督耶稣和圣母圣徒画成黄种人和黑种人。不同其他一些固守原旨教主义的宗教，基督教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期待自己成为普世主义的宗教。岛子的圣水墨就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对于基督教精神进行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独特而全新的演绎。
岛子圣水墨绘画的特点和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艺术风格来看，岛子圣水墨绘画是写意性、象征性和表现性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的产物。这样的绘画既保留了中国写意艺术的特征，又表达了象征性的寓意，还兼有表现主义的抒情功能。岛子的圣水墨作品不是对基督神迹和圣经故事的描述，而是通过简化的形式或者象征性的符号来言说基督的神圣精神。他把基督教的精神浓缩成一些特定的或者是说大家一看即知的符号，比如说十字架和圆圈等，这些是他绘画的基本符号，它们构成了他画面中的形象。除此之外，他还通过他的小小的标志性的印章来补充作品的寓意。所有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了他的言说体例和符号体系。最重要的是，岛子把光这样一种元素引入到了水墨绘画中，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绘画是没有光的，他把光引入到水墨几乎带有一种神圣的象征意义。《旧约·创世记》开篇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在我眼里，岛子圣水墨绘画中的光已经超越了物质性的再现功能，而不啻就是人类弃绝罪恶、走出苦难的指路明灯。在艺术史上，中国画家对于佛教题材和主题有过比较充分的表达，但在基督教方面我们几乎找不到太多太好的例证，就是说，在评判岛子圣水墨绘画风格特征的时候，我们在中国艺术史里几乎找不到可资比对的参照系。从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我倒是发现了一个与岛子比较相似的画家，那就是20世纪初法国画家乔治·卢奥，不管是在表现的情感上，还是在象征的寓意上，岛子和卢奥的绘画都有可比较之处。两人都喜欢大量使用黑色，画中的人物形象都带有粗重的黑色轮廓线。不同的是，岛子圣水墨绘画的基本情调是悲剧性的，这些作品表达了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沉重的悲剧激情，它们更多地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生的苦难，至于救赎还需期待于遥远的未来。在我看来，我们最终是否能获得自我救赎或实现被救赎都是值得忧虑的。
第二，从艺术主题方面看，岛子的圣水墨除了表达超越现实、超越肉身的普遍性的神圣向往之外，还表达了对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的关切。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许多作品的主题跟中国的现实生活，亦即中国人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例如他描绘的林昭这样的题材就有极为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我认为岛子的圣水墨绘画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和担当，给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一种崇高而神圣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