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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使拥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受到挑战。美国《外交》杂志认为，技术进步促进现有劳动力和资本不断整合，创造新的劳动力和资本，以“牛人”为基础的科技改变正逐渐颠覆全球经济，“牛人经济学”和数字化经济将让少数赢家获得大部分回报，多数人的收入处于平均值以下。对于这一趋势，政府要清醒认识，通过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基础服务，来规避和消除其负面影响。
劳动力和资本重要性降低
在美国《外交》杂志7/8月期刊载的研究文章《新的世界秩序——劳动力、资本、创新的幂律经济学》一文中，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该学院商业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安德鲁·麦卡菲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当前技术进步不仅整合了现有劳动力和资本，还能创造新的劳动力和资本，这意味着未来的赢家将是那些能够进行创新的“牛人”。
他们还认为，创造性带来的收入分配将符合幂律、长尾理论，即很少数的赢家获得大部分回报，而其他的参与者则处在“长尾”中。未来政府面临的挑战是保证普通人拥有起码的生活水平和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
中国是一个因廉价劳动力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典型例子。如果你去广东参观工厂，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每天在按部就班地做重复性的工作，例如把键盘的两部分拼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很难在美国或其他富裕国家见到。这就是基于廉价劳动力的离境外包模式。
不过，布林约尔松等学者说，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的生产岗位在不久的未来也将消失。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等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将逐渐取代人力资源，离境外包被自动化取代指日可待。
如果大量的劳动力不再是获得经济进步的一个途径，那什么才能带来进步呢？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说，当资本带来的收益增长大于经济的整体增长时，资本在经济中的比重会增大。随着机器人、电脑和软件（这些都是资本的表现形式）逐渐取代人工劳动力，“资本深化”经济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加速。
布林约尔松等学者却认为，资本在国家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增加的趋势可能会受到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并非来自劳动力的振兴，而是来自资本领域里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数字资本。
如今，软件和机器人等资本可很低廉地复制，它们的边际价值将下降。如更多的资本是廉价的边际资本，实际上会拉低现有资本的价值。例如，软件能以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来复制和使用。根据摩尔定律，电脑的很多硬件也一直以很快的速度降价。简而言之，数字资本是丰富的，边际成本也很低，它在各行各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少数人占有多数收入将成常态
经济学家用来解释技术的影响时，所用的最基本模型就是技术是所有其他项的乘数，即技术的进步将让所有的要素发展，所有工人的生产力更高，因此它们也更有价值。
布林约尔松等学者说，直到最近这种观点还是比较合理。但一个更复杂和更贴近现实的情况是，技术可能不会均衡地影响所有要素，而是会有所偏向。比如，以技术为基础的科技改变，对技术相对熟练的工人更有利，以资本为基础的科技改变，会更倾向于对资本有利而不是工人。过去，这种形式的技术改变都很重要，但是第三种形式——可称为以“牛人”为基础的科技改变——正逐渐颠覆全球经济。
今天很多重要的商品、服务和流程都已系统化。一旦系统化，它们就能被数字化，然后就能被复制。数字复制可做到几乎零成本，且可几乎同时传到世界任何地方，每一个都是原样的复制。这三个特性——极低的成本、迅速的传播和完美的复制——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奇怪又奇妙的经济现象：它能在商品稀缺的地方创造大量商品，不只是唱片等消费品，还有经济的投入要素，比如某种劳动力或资本。
很多时候，数字技术的提高会让数字化一种产品或一种流程更有吸引力，“牛人”的收入会猛增，而稍逊一筹的产品、跟随者和后来者都很难在竞争中立足。这种情况下，收入则常常遵循幂指数模式，或者叫柏拉图曲线，即一小部分人不均衡地占有很大部分的收入。
照片分享平台“Instagram”网站就是这种数字化经济的一个例子。该公司当初由14个人创立，他们不需要很多没技能的工人，也不需要有形资产。他们的电子产品得益于网络传播，当产品被很快接受时，他们在一年半之后就以近7.5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卖掉。与之相对比的是，在此前几个月，传统照片行业大佬柯达破产，该公司在鼎盛时期约有14.5万员工，持有几十亿美元资本资产。
现在数字化和网络化已在经济的各行业和领域越来越普遍，包括零售业、金融业、生产制造业和市场营销。这意味着“牛人经济学”将前所未有地影响更多商品和服务。
作好变革准备
在数字技术和与其相关的经济特征推动的变革时代，如果个人、商界和政府能明白现在发生的事情，它们至少能试着调整和适应。
布林约尔松等学者说，当前技术发展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虽然技术进步将增加国家乃至世界的财富和提高经济效率，但未来收入是按幂指数来分配，多数人的收入将在平均值以下，该趋势会在一国乃至全球经济中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普通工人，他们将继续承受这种改变带来的冲击，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从中受益。这意味着，如没有进一步的干涉，收入差距可能会继续拉大，引发各种问题。不均衡的收入可能带来不均等的机遇，让一些国家无法获得人才，让社会契约毁于一旦。而政治通常是建立在经济之上，这种情况可能会颠覆民主。
解决这些问题须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服务，包括教育、医疗、退休保障，等等。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这些公共服务对创造真正的机会平等、增加每代人在收入和财富上的流动空间至关重要。
上述学者们说，如果技术革命继续以近几年的迅猛趋势发展，那么人类要重新考虑现代经济结构和工作本身的作用。我们的后代可能工作时间更短，活得更长，但工作及其收益会更不均衡。创造可持续、平等、包容性的增长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最基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到世界正在进行的变化有多快、多深远。
劳动力和资本重要性降低
在美国《外交》杂志7/8月期刊载的研究文章《新的世界秩序——劳动力、资本、创新的幂律经济学》一文中，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该学院商业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安德鲁·麦卡菲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当前技术进步不仅整合了现有劳动力和资本，还能创造新的劳动力和资本，这意味着未来的赢家将是那些能够进行创新的“牛人”。
他们还认为，创造性带来的收入分配将符合幂律、长尾理论，即很少数的赢家获得大部分回报，而其他的参与者则处在“长尾”中。未来政府面临的挑战是保证普通人拥有起码的生活水平和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
中国是一个因廉价劳动力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典型例子。如果你去广东参观工厂，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每天在按部就班地做重复性的工作，例如把键盘的两部分拼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很难在美国或其他富裕国家见到。这就是基于廉价劳动力的离境外包模式。
不过，布林约尔松等学者说，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的生产岗位在不久的未来也将消失。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等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将逐渐取代人力资源，离境外包被自动化取代指日可待。
如果大量的劳动力不再是获得经济进步的一个途径，那什么才能带来进步呢？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说，当资本带来的收益增长大于经济的整体增长时，资本在经济中的比重会增大。随着机器人、电脑和软件（这些都是资本的表现形式）逐渐取代人工劳动力，“资本深化”经济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加速。
布林约尔松等学者却认为，资本在国家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增加的趋势可能会受到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并非来自劳动力的振兴，而是来自资本领域里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数字资本。
如今，软件和机器人等资本可很低廉地复制，它们的边际价值将下降。如更多的资本是廉价的边际资本，实际上会拉低现有资本的价值。例如，软件能以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来复制和使用。根据摩尔定律，电脑的很多硬件也一直以很快的速度降价。简而言之，数字资本是丰富的，边际成本也很低，它在各行各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少数人占有多数收入将成常态
经济学家用来解释技术的影响时，所用的最基本模型就是技术是所有其他项的乘数，即技术的进步将让所有的要素发展，所有工人的生产力更高，因此它们也更有价值。
布林约尔松等学者说，直到最近这种观点还是比较合理。但一个更复杂和更贴近现实的情况是，技术可能不会均衡地影响所有要素，而是会有所偏向。比如，以技术为基础的科技改变，对技术相对熟练的工人更有利，以资本为基础的科技改变，会更倾向于对资本有利而不是工人。过去，这种形式的技术改变都很重要，但是第三种形式——可称为以“牛人”为基础的科技改变——正逐渐颠覆全球经济。
今天很多重要的商品、服务和流程都已系统化。一旦系统化，它们就能被数字化，然后就能被复制。数字复制可做到几乎零成本，且可几乎同时传到世界任何地方，每一个都是原样的复制。这三个特性——极低的成本、迅速的传播和完美的复制——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奇怪又奇妙的经济现象：它能在商品稀缺的地方创造大量商品，不只是唱片等消费品，还有经济的投入要素，比如某种劳动力或资本。
很多时候，数字技术的提高会让数字化一种产品或一种流程更有吸引力，“牛人”的收入会猛增，而稍逊一筹的产品、跟随者和后来者都很难在竞争中立足。这种情况下，收入则常常遵循幂指数模式，或者叫柏拉图曲线，即一小部分人不均衡地占有很大部分的收入。
照片分享平台“Instagram”网站就是这种数字化经济的一个例子。该公司当初由14个人创立，他们不需要很多没技能的工人，也不需要有形资产。他们的电子产品得益于网络传播，当产品被很快接受时，他们在一年半之后就以近7.5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卖掉。与之相对比的是，在此前几个月，传统照片行业大佬柯达破产，该公司在鼎盛时期约有14.5万员工，持有几十亿美元资本资产。
现在数字化和网络化已在经济的各行业和领域越来越普遍，包括零售业、金融业、生产制造业和市场营销。这意味着“牛人经济学”将前所未有地影响更多商品和服务。
作好变革准备
在数字技术和与其相关的经济特征推动的变革时代，如果个人、商界和政府能明白现在发生的事情，它们至少能试着调整和适应。
布林约尔松等学者说，当前技术发展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虽然技术进步将增加国家乃至世界的财富和提高经济效率，但未来收入是按幂指数来分配，多数人的收入将在平均值以下，该趋势会在一国乃至全球经济中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普通工人，他们将继续承受这种改变带来的冲击，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从中受益。这意味着，如没有进一步的干涉，收入差距可能会继续拉大，引发各种问题。不均衡的收入可能带来不均等的机遇，让一些国家无法获得人才，让社会契约毁于一旦。而政治通常是建立在经济之上，这种情况可能会颠覆民主。
解决这些问题须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服务，包括教育、医疗、退休保障，等等。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这些公共服务对创造真正的机会平等、增加每代人在收入和财富上的流动空间至关重要。
上述学者们说，如果技术革命继续以近几年的迅猛趋势发展，那么人类要重新考虑现代经济结构和工作本身的作用。我们的后代可能工作时间更短，活得更长，但工作及其收益会更不均衡。创造可持续、平等、包容性的增长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最基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到世界正在进行的变化有多快、多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