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于今已四十周年。我们最早几届大学生（包括少数工农兵学员）以上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出生者居多。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批学人进入学术领域，引发或推动了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要变革。四十年过去了，在文史领域里，这批人能横刀立马继续引领学界的尚有人在，但多数学者已不免有廉颇老矣之叹。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富力强的中生代，正值学术高峰期和盛产期，是學术界的中坚力量。
　　我本人更为关注的是另一批人，就是“文革”后出生的、目前最有活力、最具潜质的一批年轻学者。他们与我们，在年代上有一个交集点，那就是“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我们在此时进入高校和学术界，而他们则在那个年代出生。这两代学者具有强烈的对比度，放到一起看，可以说相映成趣。从学术传承关系来说，这两代学者是师徒关系。新一代学人基本是老一代学人的学生辈。从社会关系来看，又刚好是父子辈。
　　人生中，师徒与父子是一种很奇特的关系。一方面关系当然亲密，另一方面，有出息的徒弟和孩子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叛逆意识和超越感。
　　人文领域里的一代新学人已悄然崛起。当年，欧阳修读到后生苏轼的文章之后慨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我虽然没有欧阳修那样的身份和地位，但读年轻人学术成果时，往往也有类似“不觉汗出，快哉快哉”的感觉。
　　经常有年轻人问我，能不能超越我们这一代学人。我的回答是：应该超越，期待超越。
　　古人说，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一般来说，学生应该超越老师，这是常态，然并非铁律。我之所以说新一代学者应该超越我们，因为他们具备了比我们优越太多的条件。新一代学者所具备的优势，体现了时代的总体进步。
　　新一代学者的崛起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学术发展出现新的常态，也意味着中国学术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这具有特殊的学术史意义。
　　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不一样，文学创作有“穷而后工”之说，而学术研究则需要长期平静而安宁的生活环境和较好的物质条件。新一代学者，生于改革开放，长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长期稳定，没有过大的跌宕起伏。这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年代，这种高速发展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而中国从1979年开始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出生于城镇的新一代学者，基本是最早的独生子女，出身于农村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往往也是家中掌上之宝，他们集各种关爱和期待于一身，是最早在物质条件方面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学人。
　　从学术研究的环境来看，新一代学人进入学术界，已是21世纪，中国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硬件有了明显改善，而著名高校的教学科研条件与国外高校相比，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有些甚至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此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了比较规范的体制。他们的导师都受过现代学位制度完整、系统的教育，新一代学人从入门之初就对学术史与学术规范有所认识，并受过比较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所以很平顺而规范地进入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中国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极为广泛，年轻学者都有良好的外语能力，有海外交流经历，具有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更为多样的研究方法。这又是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新一代学者快速地掌握了网络与大数据方面的技术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大量收集、交流和处理文献资料，这些都是前辈学人望尘莫及的。这还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善于利用新的传播方式，也是新一代学者之所长。在自媒体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及时地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展开公平的讨论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学术资历、地位、权威起了消解作用，对年轻学者学术声誉的获得与传播，也是极为有利的。新一代学者在物质与技术层面上，已完全具备超越我辈的能力与条件。
　　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缺陷是明显的，总体而言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青少年时期在社会动乱和物质、精神皆极度贫乏中度过。有幸进入大学后，高等教育才刚刚从僵化的体制和落后的水平慢慢地走出来。我曾有个比喻，学术研究如同画圆圈，圆规两脚的长短，决定圆的大小。同样，学者的研究能力决定其研究成就，对于文史研究者而言，须有“旧根底，新眼光”，这两者就如圆规的两脚。传统文史研究者须有特殊的知识结构：对于文、史、哲各学科，必须有较好的基础；同时对于当代的各种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也要加以吸收，兼收并蓄。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学者，除少数优秀学者之外，“旧根底”和“新眼光”皆有所欠缺。鉴于此，我们自然对新一代学者有更高期许。
　　我之所以说新一代学者应该超越吾辈，是比较审慎的说法。因为，老一代学者尽管先天、后天都存在明显不足，但又独具特色。他们所亲历的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多变的时代。他们经过十年动乱，多数人有过在中国底层社会生活的特殊经历，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了命运。他们特别珍惜机会，有一种视学术为生命的执著追求。他们又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亲历者与参与者，对社会、对人生有一种比较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与体验，有洞察力与整体观，极富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尤其有一种强烈的人文理想与人文关怀。这些因特殊际遇而形成的精神品质，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绝对无法靠技术手段或书本知识得来。一代有一代之精神，后人未必叹赞，也无须摹拟，但它自有一段不可磨灭的光彩。
　　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导师黄海章教授曾以韩愈《答李翊书》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这段话勉励我。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读博士，毕业时，导师王运熙先生也用此语勉励我。自古以来，名言佳句很多，为什么两位导师都不约而同地用韩愈的这段话来教导我呢？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我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渐渐领悟到，两位老师忠告我辈切忌“诱于势利，望其速成”，其实大有深意在焉。我们那个年代，倒是容易做到“无诱于势利”的，因为那时学术界就不存在什么能诱人的“势利”。当时有“穷教授、傻博士”“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之类流行语，那些埋头搞学术的人，实在是不识时务的弱势或“弱智”群体。但我们这代人，被耽误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时间又是一去不返的，所以自觉不自觉的，不免有“求其速成”之心或之举。这也是制约我们这一代学人发展的一个原因。前人说，成名要趁早，但学术研究是没有暴发户的。快速成名往往等于慢性自杀。我们这代人中，曾有一夜暴得大名的学术明星，就像燃放烟花，瞬间灿烂，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很快就被人遗忘。这就是吾辈“望其速成”的教训。 　　到了今天，“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这两句话，对于新一代学者来说，也未必就过时。
　　新一代学者中的多数人，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都受到不间断的正规教育。完成了整套教育，也才二三十岁。现在不少人已经是教授、副教授了。本来，对于他们不应该存在“望其速成”的问题，他们完全可以按照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从容不迫地走下去。不过，事实也不完全如此。我们的国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所以急切追求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超出常态的激烈竞争和残酷的淘汰机制之下，个人若不速成，可能就有被速汰之虞，这使许多年轻学者变得焦虑不安或者变得聪明精致，“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这恐怕也是一些年轻人的心态。
　　其实，“望其速成”的根子就是“诱于势利”。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势利”二字，对于新一代学者的诱惑可能更大。钱锺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好像是神话。如果说，我们当年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今天，新一代学者却处于“富营养化”的生态。名目繁多的科研、教学项目，各种级别的科研奖励、人才计划等，数不胜数，令人心驰目眩。学术成果就是荣誉，就是地位，就是金钱。现在，已经有一套非常严密和严格的绩效考核体制，项目、论文、人才与评奖、各种会议成为学者生存的主要方式与评价标准。因此，许多年轻学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耗在这些无休无止的俗事杂务之中。但这并非他们所乐意的。我们那个年代，社会处于普遍穷困的状态，所以个人的安贫乐道倒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现在的年轻学者处于举目繁华富贵之境，却要独自面对着票子、房子、孩子、职称等重压，要他们像传统学者那样独守清贫，视名利于敝屣，谈何容易！
　　汉代的司马相如写过一段话：“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我绝对相信新一代学者之中，“必有非常之人”，能建“非常之功”。真正能超越吾辈的，正是这些“非常之人”。
　　新一代学者，要超越吾辈，先要自我超越。一代有一代之所长，一代亦有一代之局限。这一代人，大多以独生子女之身，处安适裕如之境，浸淫于应试之学，应付乎考核之制，这就使一部分学者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急功近利之心态与标准化思维。这是新一代学者可能的局限。他们的各种条件虽然比我们优越许多，但所面对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反而比我们当年大得多。这是特定时代环境所产生的问题。易地而处，我们也难以避免。但新一代学者中必有一批“非常之人”能超越此局限，抗御此压力：澄怀静虑、从容淡定。他们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宏大的学术格局，开阔的学术胸襟。他们不以一时之誉、一事之荣为重。他们最在乎的不是发表多少论著，而在于是否在某个领域有大的创见，是否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他们不汲汲于项目的大小、人才的等级，而在乎成果是否能傳世，是否能在学术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一代学者中真正的“非常之人”。我相信，他们必能超越吾辈，而且将创造出世界一流的中国学术。
　　（摘自2017年11月9日《南方周末》。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