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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的一天,在上海人民广场附近的市政大厦,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
这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投资官员及经济学家,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兹。199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方星海被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延揽回国。在经历了建行、银河证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历练后,方星海于2005年11月起任职上海市金融办。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棋局
《财经国家周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就提出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这么多年过去了,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有哪些转变?
方星海:最重要的转变是,真正从国家的棋局下考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且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早在1991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但真正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成国家战略来执行的,恐怕还是2009年国务院文件出台后的事。在现有监管体制下,构建金融中心不是哪一个部门能独立完成的。对此,国务院文件出台后在2009年针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成立了一个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部际协调机制。这是符合我国现有的金融管理框架的。目前,这个协调机制每年都会开一次会,解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问题,沟通比较顺畅。另外,我们跟“一行三会”还有一个小协调机制,随时可以开会,及时解决一些涉及部门较少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做大做强?
方星海:要想取得突破还须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决策。现在,世界500强公司很多资金结算中心都放在亚洲。我们希望这些中心能搬到上海来,这就要涉及到税收、外汇管理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不是上海自身所能解决的。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比较弱,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国家在整个金融体系发展必须有全盘考虑。只有把上海放在全国棋局中考虑,放在世界棋盘中考虑,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才能够海纳百川,做大做强。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退,金融环境的突变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哪些利弊?
方星海:国际上一些动荡因素并未影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大局,也不会影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相反,这还为上海提供了新机遇。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们的金融市场会越来越大。现在全世界金融服务业最快的增长点在中国,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愿意来中国做生意。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就会有更多的外资机构和民资机构进来,它们也将带来新技术、新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着非常好的形势。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尚不稳定,欧债危机持续蔓延,这是否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方星海:目前国际上的欧债危机、美元贬值,从某种程度来看其实是人民币走出去的契机。任何一个大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都是同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财经国家周刊》:香港已经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这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否形成竞争?上海与香港是否有沟通机制?
方星海:本质上上海与香港没有竞争。香港是人民币天然的离岸市场,它的做好做强对上海是促进。
虽然经过20年的努力,上海形成了一定的金融优势,但是无论是基础条件,市场化程度,还是人才集中度,香港都要好于上海,值得上海学习和借鉴。
目前,上海跟香港沟通机制很顺畅,每年都有一次沪港金融协调会议。最近我们就落实了一个具体的沪港合作项目,每年互派22名金融专业大学生到对方高校、金融管理部门和机构去考察、培训。去年双方在东南亚举行了主题为“人民币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首次联合路演,取得良好效果。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伦敦提出要建设人民币第二离岸中心,您如何看?同时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性何在?
方星海:英国本土很小,所以它一直希望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伦敦已经抢先一步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也是看到人民币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现在伦敦已经有相当一批人民币的支持者。
但在美国华尔街,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投资者认识到人民币的重要性。如果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就会对美元形成一种制约,美国的金融管理当局就会更负责任一点。这样中国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体系也会更稳定。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
所以人民币变成一个国际储备货币,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要求。当然,这也要求中国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与我们的大国地位相适应。
金融监管体系需要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与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中国的金融监管还有哪些需要改革创新的地方?
方星海:我们应该看到,如果要建成一个像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政府的监管还需要改进,必须成为基于市场、尊重市场的监督。
我国目前金融体系实行垂直监管,一项金融创新的审批程序很长,不利于金融机构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自主创新。在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的金融中心对于金融机构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坚决不能做的都有明确的界定。正因如此,香港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的速度特别快,几个机构凑在一起,研究市场需求,就可以很快推出一个金融产品。
这才是真正的贴近市场的金融中心。我们需要慢慢向这个方向过渡。目前中国监管行政色彩还很浓,金融体系还是国有机构占主导, 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多元化,也不利于市场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中应该承担哪些职责?上海金融办在管理地方金融国资国企中是怎样的定位?
方星海:我认为,国家的金融管理体系慢慢会演化成两类,一类是中央监管的金融体系,一类是地方监管为主的体系。上海本地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主要是由金融办负责管理。
此外,上海市金融办在2010年与上海市国资委签署了金融国资委托监管书,正式承担对上海市16家市属金融国企的国资监管职责。
我们对金融国资委托监管的原则是力求通过“管少、管精、管活”,培育、提升市属金融国企的核心竞争优势。对市属金融国企实行与经营业绩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培育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这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投资官员及经济学家,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兹。199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方星海被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延揽回国。在经历了建行、银河证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历练后,方星海于2005年11月起任职上海市金融办。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棋局
《财经国家周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就提出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这么多年过去了,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有哪些转变?
方星海:最重要的转变是,真正从国家的棋局下考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且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早在1991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但真正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成国家战略来执行的,恐怕还是2009年国务院文件出台后的事。在现有监管体制下,构建金融中心不是哪一个部门能独立完成的。对此,国务院文件出台后在2009年针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成立了一个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部际协调机制。这是符合我国现有的金融管理框架的。目前,这个协调机制每年都会开一次会,解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问题,沟通比较顺畅。另外,我们跟“一行三会”还有一个小协调机制,随时可以开会,及时解决一些涉及部门较少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做大做强?
方星海:要想取得突破还须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决策。现在,世界500强公司很多资金结算中心都放在亚洲。我们希望这些中心能搬到上海来,这就要涉及到税收、外汇管理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不是上海自身所能解决的。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比较弱,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国家在整个金融体系发展必须有全盘考虑。只有把上海放在全国棋局中考虑,放在世界棋盘中考虑,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才能够海纳百川,做大做强。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退,金融环境的突变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哪些利弊?
方星海:国际上一些动荡因素并未影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大局,也不会影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相反,这还为上海提供了新机遇。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们的金融市场会越来越大。现在全世界金融服务业最快的增长点在中国,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愿意来中国做生意。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就会有更多的外资机构和民资机构进来,它们也将带来新技术、新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着非常好的形势。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尚不稳定,欧债危机持续蔓延,这是否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方星海:目前国际上的欧债危机、美元贬值,从某种程度来看其实是人民币走出去的契机。任何一个大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都是同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财经国家周刊》:香港已经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这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否形成竞争?上海与香港是否有沟通机制?
方星海:本质上上海与香港没有竞争。香港是人民币天然的离岸市场,它的做好做强对上海是促进。
虽然经过20年的努力,上海形成了一定的金融优势,但是无论是基础条件,市场化程度,还是人才集中度,香港都要好于上海,值得上海学习和借鉴。
目前,上海跟香港沟通机制很顺畅,每年都有一次沪港金融协调会议。最近我们就落实了一个具体的沪港合作项目,每年互派22名金融专业大学生到对方高校、金融管理部门和机构去考察、培训。去年双方在东南亚举行了主题为“人民币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首次联合路演,取得良好效果。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伦敦提出要建设人民币第二离岸中心,您如何看?同时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性何在?
方星海:英国本土很小,所以它一直希望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伦敦已经抢先一步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也是看到人民币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现在伦敦已经有相当一批人民币的支持者。
但在美国华尔街,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投资者认识到人民币的重要性。如果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就会对美元形成一种制约,美国的金融管理当局就会更负责任一点。这样中国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体系也会更稳定。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
所以人民币变成一个国际储备货币,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要求。当然,这也要求中国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与我们的大国地位相适应。
金融监管体系需要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与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中国的金融监管还有哪些需要改革创新的地方?
方星海:我们应该看到,如果要建成一个像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政府的监管还需要改进,必须成为基于市场、尊重市场的监督。
我国目前金融体系实行垂直监管,一项金融创新的审批程序很长,不利于金融机构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自主创新。在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的金融中心对于金融机构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坚决不能做的都有明确的界定。正因如此,香港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的速度特别快,几个机构凑在一起,研究市场需求,就可以很快推出一个金融产品。
这才是真正的贴近市场的金融中心。我们需要慢慢向这个方向过渡。目前中国监管行政色彩还很浓,金融体系还是国有机构占主导, 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多元化,也不利于市场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中应该承担哪些职责?上海金融办在管理地方金融国资国企中是怎样的定位?
方星海:我认为,国家的金融管理体系慢慢会演化成两类,一类是中央监管的金融体系,一类是地方监管为主的体系。上海本地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主要是由金融办负责管理。
此外,上海市金融办在2010年与上海市国资委签署了金融国资委托监管书,正式承担对上海市16家市属金融国企的国资监管职责。
我们对金融国资委托监管的原则是力求通过“管少、管精、管活”,培育、提升市属金融国企的核心竞争优势。对市属金融国企实行与经营业绩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培育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