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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殊（以下简称蒋）：首先要恭喜您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也感谢您给读者奉献了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领奖时您的获奖感言，还记得吗？
李春雷（以下簡称李）：时间过去一年之久了，谢谢你再次提起《朋友》。《朋友》是打动我的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在创作时也倾注了自己较多的心血和艺术思考。所以，关于当时的“获奖感言”还是记忆犹新的。在感言中，我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对于领袖人物，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习惯于“高大全”，而恰恰这种写法，让作品脱离了群众。所以，我把总书记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写出生活中、工作中本色的他。他与大山是朋友，与我们也是朋友。最后，我是这样感慨的，这是一段千载难逢的友谊故事，是古代经典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和提升。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个最恰当最准确的成语，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流传下去。
蒋：其实那已经是几个月平静后的冷静了吧。得知获奖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还记得吗？
李：兴奋当然是有的。但是，再次荣获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这既是对自己过去作品的肯定，也是对自己未来创作的鞭策。当时就想，要把自己过去的一切荣耀和成绩从脑海里“清零”，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脚踏实地，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攀登报告文学的“高峰”，为新时代的报告文学的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枝绿叶。
蒋：大多数作家心目中，鲁奖是神圣的。而您是第二次获得这一殊荣了，能说说您两次获奖的不同心情吗？您将如何看待并面对这又一次的转折？
李：怎么说呢，人的心态也是与年龄有关的。
《宝山》是写宝钢建设的，这是继2001年写邯钢的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凭这部作品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那一年，我30多岁，成为当时获得该奖项的最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当时获奖的兴奋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真的好像从梦中走来一样，曾经做过这个梦，但没有想到能实现。当时我还在邯郸日报社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并不是专业作家。《宝山》是在当年鲁迅文学奖截止报名的前一天，在朋友的劝说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的。也正是那一次的获奖，更加坚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信心，应该说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信心。
而这次的《朋友》报上去之后，我就彻底从心里放下了，至于能否得奖则是评委们的事。我是通过亲朋好友的祝贺信息才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的。当天，我正在塞罕坝一线采访。上面，我已经说过，得知《朋友》获奖，我当然是高兴，这对提振河北文坛信心，特别是对河北报告文学的创作也是个极大的鼓舞，所以大家都很兴奋，我也兴奋。但是，我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冷静下来，获奖了也便过去了，自己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生活在过去的光环和鲜花、掌声之中，“乱花渐欲迷人眼”嘛。
至于“面对这又一次的转折”，我想是对自己未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一座座“高峰”等着自己去攀登。
蒋：获奖会引起各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让您受到来自各界的“干扰”，比如像我这样的采访。您觉得会影响接下来的创作，还是会激励您写出更好的作品？
李：呵呵，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如果不能及时摆正自己的心态，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真的会对创作形成“干扰”。自从公布《朋友》获奖的消息之后，一时间，我的电话、微信不断，祝贺的、约稿的、想采访的、邀请讲座的，等等，接踵而至。当时，我根据自己的创作情况处理这些问题，清醒地跳出这种表象的“热闹”，做一个作家该做的、更有意义的事。这也无形中激励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一个作家与社会对话，靠的是作品。
蒋：您本来就是极具人气的报告文学作家。再次获奖之后，作品有了更广泛的流传，尤其是您的这部作品，其实之前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广大读者可能更关注作品的背后，今天再谈谈这部作品当初创作的背景与想法吧。还有，您如何评价它在您所有作品中的地位？
李：现在说起来，感觉我和《朋友》是有缘分的。2013年末，河北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发了一篇1998年刊发在《当代人》杂志上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的文章《忆大山》。文章经多家报刊转载后，引起强烈关注。当时的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魏平找到我，希望深入采访，创作一部报告文学。于是，春节之前，我便赶到正定进行实地走访。认真走访了当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一起工作过的老干部，采访了贾大山的家人，与当年的知情人一起坐下来认真回忆，多方考证。采访的最后一天夜里，我还特地沿着习总书记当年拜访贾大山的行走路线，又细细地走了一遍，寻找感觉。后又多方查找资料，依据被采访的知情人的口述或文字，进行交叉印证，基本还原了当年的真实面貌。
通过采访，我进一步受到触动。从习近平1982年到正定上任后的第一次登门拜访，到1997年贾大山人生最后时刻的最后一次病中探望，这个故事真实、感人且完整，是任何天才作家也虚构不出来的。而且，它拥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永久的历史价值。赵瑜先生说得好，作家与题材是有缘分的，碰上《朋友》这个题材，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尽心为之。机遇落到我的头上，我感到幸运，应该紧紧抓住，把握好。
至于如何评价《朋友》在我所有作品中的地位，我想，应该由读者、由后人去评说。不过，我想说的是，这是我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百年不遇的好题材，有历史价值和艺术探索;倾注了我的心血，有文体发现和文学表现。
蒋：您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那是您走上且坚持走写作这条路的开端吧？
李：你问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不得不提那一篇改变我人生命运、激励我坚持走文学之路的文章——《笑笑饭店》。1984年9月，正在成安一中读高中的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笑笑饭店》。本文曾获1984年邯郸地区中学生国庆征文比赛一等奖第一名，发表于《邯郸日报》和邯郸地区教育局联办的中学生报纸——《读与写》（1985年3月号）。发表之后，引起关注，又被《散文》《散文家》等报刊重点推荐发表。1987年9月，我因此被河北省作家协会推荐进入河北大学作家班读书。 蒋：这么多年过来，您觉得写作带给您什么，或者说您从中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李：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圆梦的过程。青春，不是用来浪费潇洒、随意挥霍的，是用来筑梦、逐夢、圆梦的。小时候懵懵懂懂地喜欢，中学时的写作尝试，大学时不间断地阅读、写作与思考，的的确确改变了我的一切。“做一位真正的作家，创作优秀的乃至传世的作品”，这一直是我的追求，激励着我前行。这，带给我心灵的愉悦，更让我了解人性、了解社会、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至于失去什么，我想应该是平常人眼里的吃喝玩乐之类的消遣性娱乐吧。
蒋：您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每年阅读量大概是多少？如何选择阅读书籍？怎样安排阅读与写作？
李：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阅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此不赘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对于我来说，多年来，创作任务非常紧张，一般都是利用创作的间隙来阅读，比如每天午休前、晚上睡觉前，出差的间隙，创作累了需要休息时等等，我都会读一些书作为消遣。再一个是有目的性阅读，比如创作过程中常常涉及一些文史资料，促使自己去系统阅读相关的书籍。此外，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我也不排斥网络、手机阅读，可以广泛地接收一些时政信息以及自己想看的优秀作品。
每年的阅读量没有具体统计过，总得有几十本吧。除了阅读、温故一些中外文史哲经典作品，因为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还会阅读大量的史志书籍，此外还要阅读一些作家朋友的赠书。
至于如何选择阅读书籍，可以说各有所好，见仁见智。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阅读的文章，其中谈到“阅读有三个境界”：第一个是感染。就是阅读有情趣、有文采、有知识，能吸引人，让人能不知不觉地读进去的书。第二个是感动。就是阅读有真情、有真理，更要有气场，能震撼心灵，动人心弦，让人心有所动，能哭能笑的书。第三个是感悟。就是阅读在震撼心灵的同时，要使人有所觉悟、有所明白。通过这三个层次，由浅入深，渐渐地使人爱阅读、会阅读，进而通过阅读改变人生，成就人生。
对我来说，“阅读与写作”不是刻意去安排的，而是一个相辅相成、水到渠成的习惯。在阅读中写作，在写作中阅读;阅读是写作的储能，写作是阅读的实践。
蒋：每个作家都有影响自己的作品或作家，您呢？或者说您欣赏的作品或者作家有哪些？
李：是的，一个作家在自己成长前行的路途上，总会有一些作家、作品影响着自己。致敬经典，一些经典的作品都是自己创作的营养，而不同的作家也会有不同的欣赏目光。近现代的作家，我比较欣赏鲁迅、孙犁，他们的作品我通读过多遍，无形中影响着我的创作。至于古典经典作品，那就太多了。我认为，一个从事汉语言文学创作的作家，要想提升自己作品的语言质地，还得致敬中国古典文学。从学生时代，我就喜欢唐诗宋词，以及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散文，也下了不少笨功夫，几十年来，不间断地阅读、背诵，受益匪浅。在这个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最需要报告文学。写好报告文学，应该向司马迁学习，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称的《史记》，是我非常欣赏且一直学习的纪实文学经典作品。
蒋：能分享一下您的写作习惯吗？是不是有固定的时间，每年会有写作目标吗？
李：对我来说，写作必须静思而悟，有感而发。一些散文、随笔，常常属于有感而发，有感觉了就随手记下，不管是在飞机上、火车上还是颠簸的汽车上，常常一气呵成，然后再反复推敲、修改、润色。一些大篇幅，必须深入生活、走进基层，反复采访、查阅资料、印证事实。然后，闭门谢客，进入忘我的创作状态，有时候甚至十天半个月不下楼。每年的具体目标倒不确定，不过我会及时发掘、创作具有时代感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会完成一些组织上临时交办的创作任务。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年必须有几篇拿得出手的作品。
蒋：作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又两次获得鲁奖，您无疑是当下这个领域的佼佼者。那么对中国当下的报告文学，您怎么看？
李：谢谢你的褒奖！说我是报告文学领域的“佼佼者”，是大家对我的鞭策与厚爱，其实，各有千秋。
别的方面，我不好妄言。我是报告文学作家，三十多年研究和创作、苦恼和思考，对于中国当下报告文学的现状和缺憾，我有自己的思考与看法。
实话实说，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最重要阵地之一——中国报告文学，应该说还不够丰润。当下的报告文学，表面上很热闹，发表量很大。但质量呢，相信你心中也会有数。社会上，也不乏微词。
我简单梳理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虚的多，实的少：软绵绵的题材多，有筋有骨的题材少。许多党中央关注、老百姓关心的社会问题，没有进入，更没有深入。这样的结果，表面上看似报告文学创作繁荣，实际上与这个新时代而言没有实在意义，“无益于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首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
长的多，短的少：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动辄数十万字，而精美的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很少。长篇看似成果丰硕，往往水分大，需要创作的时间也长。而这个信息化时代，一切都是高效率、快节奏，更需要发挥报告文学作为文坛“轻骑兵”的作用，用精美的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及时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
大的多，小的少：这是当下另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即所谓的重大题材多，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少。我曾经听很多人说，报告文学抓住大题材就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于是，大家都热衷于抓所谓的大题材、大工程，而忽视了激活潜藏在生活底层的更丰富、更本质、更深厚的，细微处的真善美。其实，真正的文学精品，并非只是大题材和大工程，最关键的是如何精美表现。“大作”与“小作”，不在于篇幅长短与题材大小，关键在于“写什么”与“怎么写”。比如同样写抗战题材，几十万字的写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长篇巨著，甚至不如一篇几千字的《荷花淀》。比如写现代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多少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不如一篇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哦，香雪》。 报告多，文学少：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报告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形式，报告文学要具有人文关怀、主持社会正义、心怀人类良知、善作文明批判，但更要有其独特的艺术性，就像鸟之羽翼，车之双轮。没有这些，就不是文学，就不是艺术品。
综上所述，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繁荣背后，蕴含着许多的困局和问题。
蒋：您心目中好的报告文学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您更喜欢哪一类报告文学？
李：好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在“作风建设”和“作品建设”上过硬的文学作品，在此，借用李大钊先生的一句话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铁肩担道义，就是作风建设，就是深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坚定的理想信念为铁肩，真诚地“担”起反映时代节拍和人民心声的新时代的道义。
妙手著文章，就是作品建设，就是提高文本艺术性，提高文体专业性。
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有温度的好作品，由“高原”到“高峰”，真正谱写新时代之“新史记”。
蒋：当下这个时代，您认为创作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作家们更多地应该关注什么？谈谈您的想法，同时也给广大热情而辛苦地走在写作路上的文学爱好者们传授些宝贵的经验。
李：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透视最深刻、反映最敏捷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喜爱。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正在悄悄地却明显地变化着，各种社会焦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都是作家创作的有利条件。但是，如何用艺术的形式，真实、冷峻地反映现实生活，写出对时代具有震撼和药补作用的最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这不仅需要作家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健全的知识结构，更需要作家站在人类的高度，高举自己的“文学良心”，邁开自己的双脚，去走进更深层的生活，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并把这一切都化为鲜活的文学感觉，渗透到文字中。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更震撼、更纯粹的报告文学作品。
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有句话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真义是：好文章都是偶然得来的，即使你是妙手、高手，如果你不努力、不苦恼、不痛苦，也写不出好文章。只有双脚走进基层，胸膛贴紧大地，深扎再深扎，才能心底有深情，笔下开鲜花，才能以自己的“小我”，反映、表现群众的“大我”，进而创作出“人我合一”的优秀作品。
蒋：读者会对您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与关注，您的新作是什么？
李：谢谢广大热心读者的期待与关注！大家的期待与关注，也是我不断前行、创作新作品的动力。关于我的新作，暂时保密。
责任编辑 夏 群
李春雷（以下簡称李）：时间过去一年之久了，谢谢你再次提起《朋友》。《朋友》是打动我的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在创作时也倾注了自己较多的心血和艺术思考。所以，关于当时的“获奖感言”还是记忆犹新的。在感言中，我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对于领袖人物，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习惯于“高大全”，而恰恰这种写法，让作品脱离了群众。所以，我把总书记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写出生活中、工作中本色的他。他与大山是朋友，与我们也是朋友。最后，我是这样感慨的，这是一段千载难逢的友谊故事，是古代经典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和提升。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个最恰当最准确的成语，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流传下去。
蒋：其实那已经是几个月平静后的冷静了吧。得知获奖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还记得吗？
李：兴奋当然是有的。但是，再次荣获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这既是对自己过去作品的肯定，也是对自己未来创作的鞭策。当时就想，要把自己过去的一切荣耀和成绩从脑海里“清零”，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脚踏实地，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攀登报告文学的“高峰”，为新时代的报告文学的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枝绿叶。
蒋：大多数作家心目中，鲁奖是神圣的。而您是第二次获得这一殊荣了，能说说您两次获奖的不同心情吗？您将如何看待并面对这又一次的转折？
李：怎么说呢，人的心态也是与年龄有关的。
《宝山》是写宝钢建设的，这是继2001年写邯钢的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凭这部作品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那一年，我30多岁，成为当时获得该奖项的最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当时获奖的兴奋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真的好像从梦中走来一样，曾经做过这个梦，但没有想到能实现。当时我还在邯郸日报社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并不是专业作家。《宝山》是在当年鲁迅文学奖截止报名的前一天，在朋友的劝说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的。也正是那一次的获奖，更加坚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信心，应该说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信心。
而这次的《朋友》报上去之后，我就彻底从心里放下了，至于能否得奖则是评委们的事。我是通过亲朋好友的祝贺信息才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的。当天，我正在塞罕坝一线采访。上面，我已经说过，得知《朋友》获奖，我当然是高兴，这对提振河北文坛信心，特别是对河北报告文学的创作也是个极大的鼓舞，所以大家都很兴奋，我也兴奋。但是，我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冷静下来，获奖了也便过去了，自己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生活在过去的光环和鲜花、掌声之中，“乱花渐欲迷人眼”嘛。
至于“面对这又一次的转折”，我想是对自己未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一座座“高峰”等着自己去攀登。
蒋：获奖会引起各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让您受到来自各界的“干扰”，比如像我这样的采访。您觉得会影响接下来的创作，还是会激励您写出更好的作品？
李：呵呵，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如果不能及时摆正自己的心态，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真的会对创作形成“干扰”。自从公布《朋友》获奖的消息之后，一时间，我的电话、微信不断，祝贺的、约稿的、想采访的、邀请讲座的，等等，接踵而至。当时，我根据自己的创作情况处理这些问题，清醒地跳出这种表象的“热闹”，做一个作家该做的、更有意义的事。这也无形中激励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一个作家与社会对话，靠的是作品。
蒋：您本来就是极具人气的报告文学作家。再次获奖之后，作品有了更广泛的流传，尤其是您的这部作品，其实之前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广大读者可能更关注作品的背后，今天再谈谈这部作品当初创作的背景与想法吧。还有，您如何评价它在您所有作品中的地位？
李：现在说起来，感觉我和《朋友》是有缘分的。2013年末，河北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发了一篇1998年刊发在《当代人》杂志上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的文章《忆大山》。文章经多家报刊转载后，引起强烈关注。当时的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魏平找到我，希望深入采访，创作一部报告文学。于是，春节之前，我便赶到正定进行实地走访。认真走访了当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一起工作过的老干部，采访了贾大山的家人，与当年的知情人一起坐下来认真回忆，多方考证。采访的最后一天夜里，我还特地沿着习总书记当年拜访贾大山的行走路线，又细细地走了一遍，寻找感觉。后又多方查找资料，依据被采访的知情人的口述或文字，进行交叉印证，基本还原了当年的真实面貌。
通过采访，我进一步受到触动。从习近平1982年到正定上任后的第一次登门拜访，到1997年贾大山人生最后时刻的最后一次病中探望，这个故事真实、感人且完整，是任何天才作家也虚构不出来的。而且，它拥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永久的历史价值。赵瑜先生说得好，作家与题材是有缘分的，碰上《朋友》这个题材，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尽心为之。机遇落到我的头上，我感到幸运，应该紧紧抓住，把握好。
至于如何评价《朋友》在我所有作品中的地位，我想，应该由读者、由后人去评说。不过，我想说的是，这是我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百年不遇的好题材，有历史价值和艺术探索;倾注了我的心血，有文体发现和文学表现。
蒋：您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那是您走上且坚持走写作这条路的开端吧？
李：你问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不得不提那一篇改变我人生命运、激励我坚持走文学之路的文章——《笑笑饭店》。1984年9月，正在成安一中读高中的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笑笑饭店》。本文曾获1984年邯郸地区中学生国庆征文比赛一等奖第一名，发表于《邯郸日报》和邯郸地区教育局联办的中学生报纸——《读与写》（1985年3月号）。发表之后，引起关注，又被《散文》《散文家》等报刊重点推荐发表。1987年9月，我因此被河北省作家协会推荐进入河北大学作家班读书。 蒋：这么多年过来，您觉得写作带给您什么，或者说您从中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李：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圆梦的过程。青春，不是用来浪费潇洒、随意挥霍的，是用来筑梦、逐夢、圆梦的。小时候懵懵懂懂地喜欢，中学时的写作尝试，大学时不间断地阅读、写作与思考，的的确确改变了我的一切。“做一位真正的作家，创作优秀的乃至传世的作品”，这一直是我的追求，激励着我前行。这，带给我心灵的愉悦，更让我了解人性、了解社会、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至于失去什么，我想应该是平常人眼里的吃喝玩乐之类的消遣性娱乐吧。
蒋：您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每年阅读量大概是多少？如何选择阅读书籍？怎样安排阅读与写作？
李：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阅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此不赘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对于我来说，多年来，创作任务非常紧张，一般都是利用创作的间隙来阅读，比如每天午休前、晚上睡觉前，出差的间隙，创作累了需要休息时等等，我都会读一些书作为消遣。再一个是有目的性阅读，比如创作过程中常常涉及一些文史资料，促使自己去系统阅读相关的书籍。此外，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我也不排斥网络、手机阅读，可以广泛地接收一些时政信息以及自己想看的优秀作品。
每年的阅读量没有具体统计过，总得有几十本吧。除了阅读、温故一些中外文史哲经典作品，因为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还会阅读大量的史志书籍，此外还要阅读一些作家朋友的赠书。
至于如何选择阅读书籍，可以说各有所好，见仁见智。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阅读的文章，其中谈到“阅读有三个境界”：第一个是感染。就是阅读有情趣、有文采、有知识，能吸引人，让人能不知不觉地读进去的书。第二个是感动。就是阅读有真情、有真理，更要有气场，能震撼心灵，动人心弦，让人心有所动，能哭能笑的书。第三个是感悟。就是阅读在震撼心灵的同时，要使人有所觉悟、有所明白。通过这三个层次，由浅入深，渐渐地使人爱阅读、会阅读，进而通过阅读改变人生，成就人生。
对我来说，“阅读与写作”不是刻意去安排的，而是一个相辅相成、水到渠成的习惯。在阅读中写作，在写作中阅读;阅读是写作的储能，写作是阅读的实践。
蒋：每个作家都有影响自己的作品或作家，您呢？或者说您欣赏的作品或者作家有哪些？
李：是的，一个作家在自己成长前行的路途上，总会有一些作家、作品影响着自己。致敬经典，一些经典的作品都是自己创作的营养，而不同的作家也会有不同的欣赏目光。近现代的作家，我比较欣赏鲁迅、孙犁，他们的作品我通读过多遍，无形中影响着我的创作。至于古典经典作品，那就太多了。我认为，一个从事汉语言文学创作的作家，要想提升自己作品的语言质地，还得致敬中国古典文学。从学生时代，我就喜欢唐诗宋词，以及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散文，也下了不少笨功夫，几十年来，不间断地阅读、背诵，受益匪浅。在这个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最需要报告文学。写好报告文学，应该向司马迁学习，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称的《史记》，是我非常欣赏且一直学习的纪实文学经典作品。
蒋：能分享一下您的写作习惯吗？是不是有固定的时间，每年会有写作目标吗？
李：对我来说，写作必须静思而悟，有感而发。一些散文、随笔，常常属于有感而发，有感觉了就随手记下，不管是在飞机上、火车上还是颠簸的汽车上，常常一气呵成，然后再反复推敲、修改、润色。一些大篇幅，必须深入生活、走进基层，反复采访、查阅资料、印证事实。然后，闭门谢客，进入忘我的创作状态，有时候甚至十天半个月不下楼。每年的具体目标倒不确定，不过我会及时发掘、创作具有时代感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会完成一些组织上临时交办的创作任务。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年必须有几篇拿得出手的作品。
蒋：作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又两次获得鲁奖，您无疑是当下这个领域的佼佼者。那么对中国当下的报告文学，您怎么看？
李：谢谢你的褒奖！说我是报告文学领域的“佼佼者”，是大家对我的鞭策与厚爱，其实，各有千秋。
别的方面，我不好妄言。我是报告文学作家，三十多年研究和创作、苦恼和思考，对于中国当下报告文学的现状和缺憾，我有自己的思考与看法。
实话实说，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最重要阵地之一——中国报告文学，应该说还不够丰润。当下的报告文学，表面上很热闹，发表量很大。但质量呢，相信你心中也会有数。社会上，也不乏微词。
我简单梳理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虚的多，实的少：软绵绵的题材多，有筋有骨的题材少。许多党中央关注、老百姓关心的社会问题，没有进入，更没有深入。这样的结果，表面上看似报告文学创作繁荣，实际上与这个新时代而言没有实在意义，“无益于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首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
长的多，短的少：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动辄数十万字，而精美的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很少。长篇看似成果丰硕，往往水分大，需要创作的时间也长。而这个信息化时代，一切都是高效率、快节奏，更需要发挥报告文学作为文坛“轻骑兵”的作用，用精美的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及时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
大的多，小的少：这是当下另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即所谓的重大题材多，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少。我曾经听很多人说，报告文学抓住大题材就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于是，大家都热衷于抓所谓的大题材、大工程，而忽视了激活潜藏在生活底层的更丰富、更本质、更深厚的，细微处的真善美。其实，真正的文学精品，并非只是大题材和大工程，最关键的是如何精美表现。“大作”与“小作”，不在于篇幅长短与题材大小，关键在于“写什么”与“怎么写”。比如同样写抗战题材，几十万字的写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长篇巨著，甚至不如一篇几千字的《荷花淀》。比如写现代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多少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不如一篇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哦，香雪》。 报告多，文学少：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报告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形式，报告文学要具有人文关怀、主持社会正义、心怀人类良知、善作文明批判，但更要有其独特的艺术性，就像鸟之羽翼，车之双轮。没有这些，就不是文学，就不是艺术品。
综上所述，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繁荣背后，蕴含着许多的困局和问题。
蒋：您心目中好的报告文学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您更喜欢哪一类报告文学？
李：好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在“作风建设”和“作品建设”上过硬的文学作品，在此，借用李大钊先生的一句话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铁肩担道义，就是作风建设，就是深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坚定的理想信念为铁肩，真诚地“担”起反映时代节拍和人民心声的新时代的道义。
妙手著文章，就是作品建设，就是提高文本艺术性，提高文体专业性。
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有温度的好作品，由“高原”到“高峰”，真正谱写新时代之“新史记”。
蒋：当下这个时代，您认为创作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作家们更多地应该关注什么？谈谈您的想法，同时也给广大热情而辛苦地走在写作路上的文学爱好者们传授些宝贵的经验。
李：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透视最深刻、反映最敏捷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喜爱。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正在悄悄地却明显地变化着，各种社会焦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都是作家创作的有利条件。但是，如何用艺术的形式，真实、冷峻地反映现实生活，写出对时代具有震撼和药补作用的最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这不仅需要作家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健全的知识结构，更需要作家站在人类的高度，高举自己的“文学良心”，邁开自己的双脚，去走进更深层的生活，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并把这一切都化为鲜活的文学感觉，渗透到文字中。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更震撼、更纯粹的报告文学作品。
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有句话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真义是：好文章都是偶然得来的，即使你是妙手、高手，如果你不努力、不苦恼、不痛苦，也写不出好文章。只有双脚走进基层，胸膛贴紧大地，深扎再深扎，才能心底有深情，笔下开鲜花，才能以自己的“小我”，反映、表现群众的“大我”，进而创作出“人我合一”的优秀作品。
蒋：读者会对您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与关注，您的新作是什么？
李：谢谢广大热心读者的期待与关注！大家的期待与关注，也是我不断前行、创作新作品的动力。关于我的新作，暂时保密。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