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重视人生体验，主题的虚构性与语言的抽象性都受到一定的制约，作者的身份与思想在最真诚的状态下向读者敞开。女性散文作为散文的一种，从“五四”始，便在“人的发现”与“个性的解放”之下聚焦女性生命的書写，将女性独有的感悟与审察诉诸笔端，经过新时期后的发展演变，女性散文中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增强，具有现代文化特征的审思品质有对外部世界的审察，进入到对女性“内宇宙”，也即情感世界的凝视。现代散文中的抒情传统在女性散文中得到了绝佳的承继。只是，特点若过于强化不免滑至另一歧路，女性的散文若不想陷入黏腻且哀怨的情愫，从过分抒情的泥沼中脱身而出，摆脱汪曾祺指出的“过多的抒情，感情的缠绵，读起来有‘女郎诗’的味道”，文章的中心必定需要超越人本身的一种文化精神，以支撑起身为女性独有的体验，为游丝一样的情绪，为不可琢磨的感知寻找一种具化的表达，建立起一代女性的人格特征与心灵世界。
　　 东珠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的创作实践，她以女性视角向着女性生命本体进发，透视深层的潜意识中与历史文化的相似之处，将女性的生育、衰老、病残及死亡的经验作形而上的提升，并最终与昆曲相遇。有着“百戏之祖”之称的昆曲抒情性强、动作细腻，像极了女人，东珠便将生命兑换成昆曲，以昆曲作为审视女性的媒介进入女性自我的叙述，表达对于女性生存的追问。在结构上也以昆曲作为一条隐线索，为文章建构了双层的审美空间。这种文化视点上的切入角度，转喻后寓言式的写作，让东珠对女性命运的追溯多了一份历史的深沉意味。
　　 东珠最大程度地呈现着女性生存困境，表现女性生存挣扎为此篇文章的旨归，凭借滚动跳跃的意识，对时空自由切割，让叙述在文章中活起来，走出单一的情感倾诉，将故事打散至文章各处，以昆曲为线索，勾连起不同境况下的女性心理。将自己对昆曲的独特感受力与对女性的关爱融汇一体，淡化生活的情节，提纯其间的感知。“自奶奶开始，稍带着母亲，至小姨达到顶峰”，再加上文中的我，昆曲的咿呀唱调伴随着三代人的人生。每个女人的一生都是破碎的，地下生长着的奶奶，家庭暴力中淡漠的母亲，二十四岁便撒手人世的小姨，还有漂泊无根的我。女性的软弱面使得在巨大的历史因袭面前，无根的漂泊似乎成为女性天生宿命，找家成为心灵的必然。寻而不得的失落，生命的疼痛和伤感被无限扩张。在这一维度上，昆曲代替了地理意义上的“家”，成为精神的依靠，女性对世界的感知路径被拓宽，历史或者文化为女性提供了另一港湾。当然，这些女性也是坚强的，郑慧娟的出现，是东珠对女性另一面的呈现，就像“昆曲从来不曾呐喊。从来都是浅吟低唱，越是悲，越是从长计议”，郑慧娟自己带孩子打拼生活，跨过磨难与苦痛，与这个世界进行着不妥协的战斗。昆曲是她生命的附丽，也为她的不妥协提供着不绝的精神动力。而“我”在工作受阻，身患癌症时，也全仰仗阴柔的昆曲支撑着生命。无论是郑慧娟、“我”，还是那位红木家具的老板娘，都在昆曲的陪伴下完成对时光人事的坚守，展现着女性的别样刚强。
　　 女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被认知首先基于性别角色，其所进行的社会实践、精神实践以及身心体验都在这一角色内得到指认。被称为“第二性”的女人，对爱与美的追寻便多了一层含义，指向一种个性的能力，一种独立自我的选择。昆曲在这里是所有爱与美指向的综合象征体。东珠将昆曲定义为叙述的一种意象，或者女性之间的一种暗号。东珠意倾昆曲，与昆曲剧目中的人物相遇的无数时刻，不妨说是与内心最想成为的自己相逢，她不惮于写出女性在传统伦理、日常生活以及自我发展等众多重围中的深刻性别危机，以昆曲为武器突出重围，尽情舒展自己的生命，也将散文的审美意蕴进行了有深度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