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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的研究中，对《文心雕龙·辨骚》应该属于“文之枢纽”还是文体论的部分这一问题已取得基本的共识，即《辨骚》属于“文之枢纽”。其中以周振甫先生认为它是“辨”和“变”的结合、以“变”为主的说法为代表。后来的研究者大致皆循此思路对刘勰的《辨骚》篇进行探幽索隐。本文所列出的几个小问题也在此范围内，通过对《辨骚》及相关篇目的关系梳理，为当前《辨骚》研究意义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文之枢纽
1 《文心雕龙》的“道”、“文”与“变”之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原道》，对“道”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对此，周振甫先生的基本看法是：“从论文角度说，只能取于儒家之道”，“不过也兼采道家的自然和佛家的般若来补儒家讲道的不足”。周先生对我们至少有两点提示：第一，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是从圣人求道，而是从圣人学文。第二，刘勰本人思想驳杂，但就《文心雕龙》而言，主要是儒家思想。杨明照先生早年曾推论，“文原于’道’”的观点并非刘勰的创见，而来源于《周易》，譬如“丽天之象”、“理地之形”、“高卑定位，两仪既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等，是只见于《周易》中的说法。《周易》是历代儒家学者认为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证明了刘勰在写作此书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而《文心雕龙》的部分儒家思想曾受到后人的诟病，认为刘勰推崇周公孔圣，以儒家经典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是全书思想的局限，对此论者持有不同看法。周振甫先生就是从《辨骚》篇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他认为刘勰有些话是“装门面”，有的话“是真心的”。刘勰真正的用意是借《文心雕龙》以求文学的新变，并不是以儒家经典要求文学作品的具体写作。据周先生考证，用“道”来讲文学作品的第一个是刘勰。刘勰出身素族，其时代玄学之风虽盛，统治阶级仍以儒学礼制治国，以他“达则奉时以骋节”（《程器》）的治学目的，成为他“道沿圣以垂文”（《原道》）的重要原因。
论者看来，不少研究者将关注重心放在刘勰的“道”的解释上，才会在把握《文心》时出现偏离。“文心”者，以“文”为重，必须将对“道”的理解建立在“文”的基础之上，才能认识到刘勰与其他儒家文学观的不同。
2 《辨骚》与“文之枢纽”的关系
《辨骚》为《文心雕龙》的第五篇，在排列顺序上刘勰把它放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之后，同列为全书的“枢纽”部分。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已云极矣”。依道而创作，凭借圣人、经书学习文章，采择文辞进行创作，再经《离骚》知晓文学流变，也即是说刘勰认为他是时代的文章（文学）最终经由“变乎骚”才能臻于完善。因此，《辨骚》应被视为“枢纽”中相对独立而又关键的一步。《辨骚》的特点表现在“变”上，刘勰论文也经历了从寻经索典到变乎经典的一种思路。若我们以《辨骚》为重点反顾前面四篇，可能会看到“文之枢纽”中一些被我们忽略的问题。
首先，“变乎骚”体现何种新变？按周先生的说法，一方面是在形式上“酌于新声”，另一方面是在反映时代和政治的内容上“饮不竭之源”。原文引班固《离骚序》中“昆仑悬（玄）圃，非经义所载”，“文辞雅丽，为辞赋之宗”，说明内容与形式皆有创新。刘勰又大胆提出自己更新的见解：“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覈者也”、“将覈其论，必征言焉”。刘勰“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观点，体现了他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典诰之体”、“规讽之旨”等四事同于风雅者，按照周先生的说法是拿来了“装门面的”，毕竟要宗经归本以纠正当时的浮靡文风所造成的流弊。“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的说法，也“实在是勉强找出来的”。他的真实评价是其后的“风雅（杂）于战国”、“词赋之英杰也”。这一点也符合前文谈到的重心在“文”上：一来对于书诗，屈骚是离经叛道之徒；二来对于词赋，屈骚被宗为仪表。对于刘勰所看重的“文章”（文学），学习这样的“奇文”才有可能带来的补偏救弊的希望，因而刘勰寄厚望于此，溢美之词也是自然流露。
其次，刘勰“辨”的目的为何？范文澜先生释为：“辨其经义之同异，计同于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四事，同异既明，取舍有主”，是为“取舍”有章可循。他既已指出“四事”同于风雅，却又认为“风杂于战国”“雅颂之博徒”。显然，后者有违于“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的极高评价，也说明刘勰最看重的不是“镕取经义”而是“自铸伟辞”。此外，我们还能从《征圣》、《宗经》等篇目中找到类似的依据。刘勰将当时的浮靡文风拉回到不偏不倚的轨道上来，刘勰示意文人“酌奇而不失去其真（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也是在“文”上做功夫的前提下，使“文”与“道”的关系相得益彰，最终改变时代的风气与面貌。
3 结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对《文心雕龙》应有如下的认识：“文之枢纽”部分包含了“道”——“经”——“文”（变）这个从寻根索源到异乎经典的转换，该过程既可理解为“道”的补充和完善，也可理解为“道”的剥离。第一，对《文心雕龙》的“道”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原道》一篇，必须贯穿全书才能有完整的解释。第二，客观上讲，刘勰的理论体系有一定摆脱儒家思想的桎梏的倾向，他以文学自身的需要来要求文章，使古典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有了自觉的可能，以及独立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周振甫.《文心雕龙》二十二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3]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牟世金，陆侃如.刘勰和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周振甫.文心雕龙辞典[M].中华书局，1996.
[6]杨明照.杨明照论《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610100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文之枢纽
1 《文心雕龙》的“道”、“文”与“变”之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原道》，对“道”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对此，周振甫先生的基本看法是：“从论文角度说，只能取于儒家之道”，“不过也兼采道家的自然和佛家的般若来补儒家讲道的不足”。周先生对我们至少有两点提示：第一，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是从圣人求道，而是从圣人学文。第二，刘勰本人思想驳杂，但就《文心雕龙》而言，主要是儒家思想。杨明照先生早年曾推论，“文原于’道’”的观点并非刘勰的创见，而来源于《周易》，譬如“丽天之象”、“理地之形”、“高卑定位，两仪既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等，是只见于《周易》中的说法。《周易》是历代儒家学者认为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证明了刘勰在写作此书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而《文心雕龙》的部分儒家思想曾受到后人的诟病，认为刘勰推崇周公孔圣，以儒家经典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是全书思想的局限，对此论者持有不同看法。周振甫先生就是从《辨骚》篇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他认为刘勰有些话是“装门面”，有的话“是真心的”。刘勰真正的用意是借《文心雕龙》以求文学的新变，并不是以儒家经典要求文学作品的具体写作。据周先生考证，用“道”来讲文学作品的第一个是刘勰。刘勰出身素族，其时代玄学之风虽盛，统治阶级仍以儒学礼制治国，以他“达则奉时以骋节”（《程器》）的治学目的，成为他“道沿圣以垂文”（《原道》）的重要原因。
论者看来，不少研究者将关注重心放在刘勰的“道”的解释上，才会在把握《文心》时出现偏离。“文心”者，以“文”为重，必须将对“道”的理解建立在“文”的基础之上，才能认识到刘勰与其他儒家文学观的不同。
2 《辨骚》与“文之枢纽”的关系
《辨骚》为《文心雕龙》的第五篇，在排列顺序上刘勰把它放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之后，同列为全书的“枢纽”部分。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已云极矣”。依道而创作，凭借圣人、经书学习文章，采择文辞进行创作，再经《离骚》知晓文学流变，也即是说刘勰认为他是时代的文章（文学）最终经由“变乎骚”才能臻于完善。因此，《辨骚》应被视为“枢纽”中相对独立而又关键的一步。《辨骚》的特点表现在“变”上，刘勰论文也经历了从寻经索典到变乎经典的一种思路。若我们以《辨骚》为重点反顾前面四篇，可能会看到“文之枢纽”中一些被我们忽略的问题。
首先，“变乎骚”体现何种新变？按周先生的说法，一方面是在形式上“酌于新声”，另一方面是在反映时代和政治的内容上“饮不竭之源”。原文引班固《离骚序》中“昆仑悬（玄）圃，非经义所载”，“文辞雅丽，为辞赋之宗”，说明内容与形式皆有创新。刘勰又大胆提出自己更新的见解：“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覈者也”、“将覈其论，必征言焉”。刘勰“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观点，体现了他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典诰之体”、“规讽之旨”等四事同于风雅者，按照周先生的说法是拿来了“装门面的”，毕竟要宗经归本以纠正当时的浮靡文风所造成的流弊。“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的说法，也“实在是勉强找出来的”。他的真实评价是其后的“风雅（杂）于战国”、“词赋之英杰也”。这一点也符合前文谈到的重心在“文”上：一来对于书诗，屈骚是离经叛道之徒；二来对于词赋，屈骚被宗为仪表。对于刘勰所看重的“文章”（文学），学习这样的“奇文”才有可能带来的补偏救弊的希望，因而刘勰寄厚望于此，溢美之词也是自然流露。
其次，刘勰“辨”的目的为何？范文澜先生释为：“辨其经义之同异，计同于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四事，同异既明，取舍有主”，是为“取舍”有章可循。他既已指出“四事”同于风雅，却又认为“风杂于战国”“雅颂之博徒”。显然，后者有违于“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的极高评价，也说明刘勰最看重的不是“镕取经义”而是“自铸伟辞”。此外，我们还能从《征圣》、《宗经》等篇目中找到类似的依据。刘勰将当时的浮靡文风拉回到不偏不倚的轨道上来，刘勰示意文人“酌奇而不失去其真（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也是在“文”上做功夫的前提下，使“文”与“道”的关系相得益彰，最终改变时代的风气与面貌。
3 结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对《文心雕龙》应有如下的认识：“文之枢纽”部分包含了“道”——“经”——“文”（变）这个从寻根索源到异乎经典的转换，该过程既可理解为“道”的补充和完善，也可理解为“道”的剥离。第一，对《文心雕龙》的“道”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原道》一篇，必须贯穿全书才能有完整的解释。第二，客观上讲，刘勰的理论体系有一定摆脱儒家思想的桎梏的倾向，他以文学自身的需要来要求文章，使古典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有了自觉的可能，以及独立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周振甫.《文心雕龙》二十二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3]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牟世金，陆侃如.刘勰和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周振甫.文心雕龙辞典[M].中华书局，1996.
[6]杨明照.杨明照论《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6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