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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简陋、兵力不足的军队对抗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兵力庞大的军队，解放战争在短短4年时间里演绎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传奇。在《解放战争》的作者王树增看来，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有三点——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导致了迅速垮台；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有一个清单。
正值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毛泽东主席兜里也有个清单，是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其实，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地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只能是算上民兵了。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
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战斗中，共产党每场打下来伤亡很大，但是越打人越多，渡江战役时共产党的军队达到了400多万人。
我查了一下渡江战役的详细部队构成，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连队百分之七八十是“解放战士”。什么叫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俘虏，甚至有的连的干部、指挥员都是“解放战士”充当的。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辽沈战役。第一战打廖耀湘，在野地里俘虏了国民党士兵17万人，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但是17万人怎么甄别？最后没有办法，就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了一个门，上面贴了三个字“解放门“，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军的，从这个门走过来，不愿意的从门边上走，给两块大洋的路费，让他回家种地去。最后，有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士兵从门里面走过来。
解放战争另一个重要的胜利原因在于土地改革。我查到当时土改的一份文件，很惊讶。其中有一个条款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往这边投诚。
在一场战争里，军人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
国民党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一股不可遏止的腐败浪潮迅速席卷了全党。
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国防部让李延年带着海州部队和野战军沿着陇海铁路赶紧向徐州收缩，但这一行动要冒极大危险，因为陈粟大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决不能让对手事先知道。因此，对这次行动，国民党内部保密做得很严格。严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要出发了，头一天司令官还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晚上，李延年正要睡觉，竟然有一个人敲门进来，对他说：“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着我啊！”李延年当时对他说：“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我能上哪里去？”
但事后觉得不对劲，他赶紧给南京方面打电话，才知道果然如此，命令天亮就到，赶紧行动。
李延年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民党不败才奇怪了！”
对此，李延年很愤怒。他作为战区司令都不知道有军事变动，这个老百姓如何得知这么大的军事秘密？后来经过查证，那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代理人，做的是海盐生意。军队转移的秘密，必然是刘峙透露给他的。刘峙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还是宁肯不告知战区司令员，也要先通知自己的生意代理人，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不过再往深层次看，这样的腐败问题还只是表象，而最大的腐败是国民党党心的分裂，具体在战场上表现为派系斗争。他们整天喊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是私利高于一切。
在国民党统治末期，他们彻底失去民心，被老百姓抛弃了。当时，国民党的行军日志上永远有一句话“不得进村宿营”，这和共产党刚好相反。共产党的部队离村还有好几里地，孩子们就来迎接了，油灯就点上，大娘将热水烧好，百姓的炕头就是营房。
我觉得，解放战争给我们最大启示，就是共产党人始终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
（摘自《羊城晚报》2011.7.15）B⑨
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有一个清单。
正值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毛泽东主席兜里也有个清单，是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其实，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地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只能是算上民兵了。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
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战斗中，共产党每场打下来伤亡很大，但是越打人越多，渡江战役时共产党的军队达到了400多万人。
我查了一下渡江战役的详细部队构成，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连队百分之七八十是“解放战士”。什么叫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俘虏，甚至有的连的干部、指挥员都是“解放战士”充当的。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辽沈战役。第一战打廖耀湘，在野地里俘虏了国民党士兵17万人，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但是17万人怎么甄别？最后没有办法，就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了一个门，上面贴了三个字“解放门“，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军的，从这个门走过来，不愿意的从门边上走，给两块大洋的路费，让他回家种地去。最后，有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士兵从门里面走过来。
解放战争另一个重要的胜利原因在于土地改革。我查到当时土改的一份文件，很惊讶。其中有一个条款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往这边投诚。
在一场战争里，军人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
国民党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一股不可遏止的腐败浪潮迅速席卷了全党。
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国防部让李延年带着海州部队和野战军沿着陇海铁路赶紧向徐州收缩，但这一行动要冒极大危险，因为陈粟大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决不能让对手事先知道。因此，对这次行动，国民党内部保密做得很严格。严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要出发了，头一天司令官还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晚上，李延年正要睡觉，竟然有一个人敲门进来，对他说：“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着我啊！”李延年当时对他说：“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我能上哪里去？”
但事后觉得不对劲，他赶紧给南京方面打电话，才知道果然如此，命令天亮就到，赶紧行动。
李延年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民党不败才奇怪了！”
对此，李延年很愤怒。他作为战区司令都不知道有军事变动，这个老百姓如何得知这么大的军事秘密？后来经过查证，那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代理人，做的是海盐生意。军队转移的秘密，必然是刘峙透露给他的。刘峙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还是宁肯不告知战区司令员，也要先通知自己的生意代理人，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不过再往深层次看，这样的腐败问题还只是表象，而最大的腐败是国民党党心的分裂，具体在战场上表现为派系斗争。他们整天喊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是私利高于一切。
在国民党统治末期，他们彻底失去民心，被老百姓抛弃了。当时，国民党的行军日志上永远有一句话“不得进村宿营”，这和共产党刚好相反。共产党的部队离村还有好几里地，孩子们就来迎接了，油灯就点上，大娘将热水烧好，百姓的炕头就是营房。
我觉得，解放战争给我们最大启示，就是共产党人始终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
（摘自《羊城晚报》2011.7.15）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