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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忘却一种疼痛的最地老天荒的方式就是寻找一处更大的出血口。比如当中国男足被巴西桑巴军团硬生生捅了一个0：8的时候，三大球的拥趸们就不大理会中国男篮在伦敦一场不胜、场场遭海扁的羞耻了。
在皇城脚下，几个月前幸灾乐祸吼着“换苏伟”的一干球迷此时正迫不及待候着2012～2013赛季CBA的开锣。当初心疼银子没有赴万事达中心现场的部分新晋粉丝，现在索性先下手为强，逢人讨要门票，全不知那很可能是晋级半决赛乃至决赛后才能享用的待遇。要知道，动用一次“万事达”，仅电费就得支付上万元，即便背靠国企背景的首钢和金隅，鉴于钢铁和房地产业目前正处于30年来前所未有的“经营冰河期”，任谁都得三思。
与其现在就关心场馆选择，不如把注意力搁在中国篮协再度祭出的“限薪令”上，这个已进入专项工作组前期调研阶段的潜在规章真的会实施吗？它对保持CBA各队水平相对均衡以及促进中国篮球水平从低谷跃升，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关键是，限薪果真能落到实处吗？
就像中国各地的最低平均工资线其实是一个新鲜事物，限薪或者说工资帽也是一个舶来不久的“脆瓜”，两者的差别不过是前者保证位于社会底层的国人有一份确保糊口的地板收入，而后者则要限制随着市场火爆日益向天花板膨胀的球员们的提薪要求。
很多人眼中烂泥难上墙的中国足球，是限薪的始作俑者。近十年前，借助球迷不满于年薪动辄百万却将球踢成自由落体式的球员，中国足协便挟民意，从善如流，来了一个限薪令。而结果众所周知，阴阳合同无师自通，天价转会费与拖欠工资新闻比翼齐飞，一旦逢上精明如朱骏者，孙吉之流只能被前老板举着白纸黑字的合同在法庭上长吁短叹。
市场发育晚于中超的CBA在2010年首次提出限薪，并煞有介事较足球老哥更专业地提出了一个标杆：48%，即球员的收入不能超过所有俱乐部前一年经营业收入的权重数，而以后一个数值除以俱乐部总数，就是每一支球队花在本队球员身上的平均工资帽。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阿猫背书照抄NBA的结果。自大卫·斯特恩这位前律师走马上任后，其与各俱乐部老板一方面致力于推动篮球在美国运动市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遏制大牌球员的无限欲望，于是自1984年开始推出了著名的“工资帽”政策，48%即来源于此。事实上，在1999年NBA短时停摆后，NBA官方通过与球员工会博弈，又与时俱进推出了一个55%的顶线，即每赛季开始前，由官方暂扣10%的球员薪水于第三方托营账户，如果球员的最终收入没有超过所有球队总收入的55%则原数奉还，否则就要悉数没收，而已被中国球迷熟知的奢侈税就是这个数值的核心。
48%是软的，而55%却是硬的，但在此之外，市场大饼的大小才决定着球员收入的根本。1984年首推工资帽时，一支队伍球员收入法定仅360万美元，次年就上升17.6%至423万美元了。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1987～1988赛季及1989～1090赛季的工资帽已同比上升24.6%和35.5%，分列亚冠。事实上，NBA花了6年才让工资突破至千万级。而从1000万美元至2000万美元，NBA又花了5年，到3000万美元工资帽已是1998～1999赛季了。在乔丹首度重返NBA的1995～1996赛季，工资帽同比上升了40%，这一升幅也是该政策实施28年来之冠。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工资帽突破了4000万美元，而到2006～2007赛季又首次突破了5000万美元。
换一个角度看，除了NBA市场自身造血盈利能力不断改善加强，工资帽某种程度也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上述提及工资帽同比大幅上升的年份，往往也是美国经济表现良好，民众文化消费力较强的年份。特别是2009～2010赛季，NBA工资帽首次出现同比下降，从上一年的5868万美元下挫至5730万美元，显然就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不景气有关。
由于主席的法律背景，NBA相关工资的法律条款层出不穷，诸如拉里伯德条款又派生出早伯德和晚伯德特款，中层工资特例、一百万特例、新秀特例、伤病球员特例等等，不胜枚举。在这个完全市场化的国度，NBA官方组织、俱乐部投资人、球员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为了不破坏整体市场的掘金力，一直在斗争与妥协中反复摇摆，但有两个特质必须提及，即一切有法令话事，同时赋予球员工会抗衡其老板一定的权力。
反观CBA，虽说随着盈方与中国篮协在新赛季前签署了较上一个合同翻了6倍、已达3.3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但由于转播费的缺失和衍生产品开发力的薄弱，各俱乐部事实上均处于亏损状态，即便那传说中的1000万元能落袋，相对于平均每队3500万元的年支出，能盈利者仍了了。作为工资帽政策的本源——球队收入能力，完全无力支持48%或55%分割线的落地，所以山寨美版的限薪令只能是空中楼阁。特别是由于中国法律环境的复杂性，如果没有强力手段制止桌面下合同的签署，那么所有见光的符合所谓限薪令的工资水平也不过是一句场面话。
其实，根本无需行政主管部门劳心，当俱乐部的投资方，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主营业务上捉襟见肘时，水喉的大小自然会做出调节。毕竟没有人为了爱好篮球会做一辈子亏本买卖，哪怕有时只是为了讨地方政府欢心而强充脸面。姚明或许是例外，这个也赞成限薪令的“穷老板”早在上赛季就这么做了，而球队成绩相较于投入却有惊奇回报。只有当懂球的和懂法的人更多参与其中并愿意遵守游戏规则，才是工资帽水到渠成之日。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在皇城脚下，几个月前幸灾乐祸吼着“换苏伟”的一干球迷此时正迫不及待候着2012～2013赛季CBA的开锣。当初心疼银子没有赴万事达中心现场的部分新晋粉丝，现在索性先下手为强，逢人讨要门票，全不知那很可能是晋级半决赛乃至决赛后才能享用的待遇。要知道，动用一次“万事达”，仅电费就得支付上万元，即便背靠国企背景的首钢和金隅，鉴于钢铁和房地产业目前正处于30年来前所未有的“经营冰河期”，任谁都得三思。
与其现在就关心场馆选择，不如把注意力搁在中国篮协再度祭出的“限薪令”上，这个已进入专项工作组前期调研阶段的潜在规章真的会实施吗？它对保持CBA各队水平相对均衡以及促进中国篮球水平从低谷跃升，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关键是，限薪果真能落到实处吗？
就像中国各地的最低平均工资线其实是一个新鲜事物，限薪或者说工资帽也是一个舶来不久的“脆瓜”，两者的差别不过是前者保证位于社会底层的国人有一份确保糊口的地板收入，而后者则要限制随着市场火爆日益向天花板膨胀的球员们的提薪要求。
很多人眼中烂泥难上墙的中国足球，是限薪的始作俑者。近十年前，借助球迷不满于年薪动辄百万却将球踢成自由落体式的球员，中国足协便挟民意，从善如流，来了一个限薪令。而结果众所周知，阴阳合同无师自通，天价转会费与拖欠工资新闻比翼齐飞，一旦逢上精明如朱骏者，孙吉之流只能被前老板举着白纸黑字的合同在法庭上长吁短叹。
市场发育晚于中超的CBA在2010年首次提出限薪，并煞有介事较足球老哥更专业地提出了一个标杆：48%，即球员的收入不能超过所有俱乐部前一年经营业收入的权重数，而以后一个数值除以俱乐部总数，就是每一支球队花在本队球员身上的平均工资帽。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阿猫背书照抄NBA的结果。自大卫·斯特恩这位前律师走马上任后，其与各俱乐部老板一方面致力于推动篮球在美国运动市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遏制大牌球员的无限欲望，于是自1984年开始推出了著名的“工资帽”政策，48%即来源于此。事实上，在1999年NBA短时停摆后，NBA官方通过与球员工会博弈，又与时俱进推出了一个55%的顶线，即每赛季开始前，由官方暂扣10%的球员薪水于第三方托营账户，如果球员的最终收入没有超过所有球队总收入的55%则原数奉还，否则就要悉数没收，而已被中国球迷熟知的奢侈税就是这个数值的核心。
48%是软的，而55%却是硬的，但在此之外，市场大饼的大小才决定着球员收入的根本。1984年首推工资帽时，一支队伍球员收入法定仅360万美元，次年就上升17.6%至423万美元了。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1987～1988赛季及1989～1090赛季的工资帽已同比上升24.6%和35.5%，分列亚冠。事实上，NBA花了6年才让工资突破至千万级。而从1000万美元至2000万美元，NBA又花了5年，到3000万美元工资帽已是1998～1999赛季了。在乔丹首度重返NBA的1995～1996赛季，工资帽同比上升了40%，这一升幅也是该政策实施28年来之冠。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工资帽突破了4000万美元，而到2006～2007赛季又首次突破了5000万美元。
换一个角度看，除了NBA市场自身造血盈利能力不断改善加强，工资帽某种程度也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上述提及工资帽同比大幅上升的年份，往往也是美国经济表现良好，民众文化消费力较强的年份。特别是2009～2010赛季，NBA工资帽首次出现同比下降，从上一年的5868万美元下挫至5730万美元，显然就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不景气有关。
由于主席的法律背景，NBA相关工资的法律条款层出不穷，诸如拉里伯德条款又派生出早伯德和晚伯德特款，中层工资特例、一百万特例、新秀特例、伤病球员特例等等，不胜枚举。在这个完全市场化的国度，NBA官方组织、俱乐部投资人、球员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为了不破坏整体市场的掘金力，一直在斗争与妥协中反复摇摆，但有两个特质必须提及，即一切有法令话事，同时赋予球员工会抗衡其老板一定的权力。
反观CBA，虽说随着盈方与中国篮协在新赛季前签署了较上一个合同翻了6倍、已达3.3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但由于转播费的缺失和衍生产品开发力的薄弱，各俱乐部事实上均处于亏损状态，即便那传说中的1000万元能落袋，相对于平均每队3500万元的年支出，能盈利者仍了了。作为工资帽政策的本源——球队收入能力，完全无力支持48%或55%分割线的落地，所以山寨美版的限薪令只能是空中楼阁。特别是由于中国法律环境的复杂性，如果没有强力手段制止桌面下合同的签署，那么所有见光的符合所谓限薪令的工资水平也不过是一句场面话。
其实，根本无需行政主管部门劳心，当俱乐部的投资方，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主营业务上捉襟见肘时，水喉的大小自然会做出调节。毕竟没有人为了爱好篮球会做一辈子亏本买卖，哪怕有时只是为了讨地方政府欢心而强充脸面。姚明或许是例外，这个也赞成限薪令的“穷老板”早在上赛季就这么做了，而球队成绩相较于投入却有惊奇回报。只有当懂球的和懂法的人更多参与其中并愿意遵守游戏规则，才是工资帽水到渠成之日。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