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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共青团的改革，首先离不开重大的时代变化，也就是历史方位在哪里。关于时代背景的变化，传统上讲两个，一是从封闭到开放，二是从计划到市场。但是对共青团来讲，还有另外三个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党认识到自己是执政党，要按执政规律办事。这对我们共青团来说是个重大变化。执政党就讲执政合法性，就有争取民心、顺从民意、获得社会认同的问题。如果共青团衙门化了、机关化了，那怎么获得青年的民心呢？所以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的行为选择的调整。特别我们党执政从“管治”进入到“治理”新阶段，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社群谅解、社会整合，这就带来了共青团职能的新内容、新变化。
第二个是社会的快速发育，特别是青年自组织的蓬勃兴起。以前我们是没有社会的，有的只是单位，按行政逻辑运行。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市场。市场逻辑一旦确立，就不会自动停止的，一定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所以平等、自由、交换、流动、分化、契约、法制这些都来了，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开始重组。当人群拥有了足够的资源，就要自己作主，就会自我管理，就一定要形成自发性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很多也没有经过法制的程序，是非法的，但是它已经自发成立，是客观存在，这个是我们重大的背景。以前我们是最大的青年组织，是一统天下的，但现在我们面临着众多的竞争和被选择，而且在竞争当中，有可能处于下风的。我们说一个组织衰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外部失去需求，年轻人对你没有需求了，这个组织还有什么价值？第二个内部涣散，组织没有纪律性，干部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进取心，肯定也不行。第三个在竞争中落败，别的社会组织后来居上，超越我们了。要防止出现这种颠覆性失误，就必须及早按社会逻辑、社会机理进行调整和改变。
第三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人的交流、集聚、娱乐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改变了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前讲究社会化大生产、规模、集中、流水线，但互联网讲分散、个性化、扁平化、精益生产。思维相应转变为“用户至上、体验为王、大数据说话、云平台整合、专注、极致、快”等。所以我们共青团原有的自上而下、大一统、一致行动、讲规模声势的这种工作方式就不适应了，原有的层级明显的组织设置也就不适应了。
这三个变化，是共青团需要变革的重大时代背景，也是推动我们改革的时代依据，就是因为这些重大时代变化，我们才要进一步改革创新。
共青团的改革其实一直在路上。回顾1988年以来的共青团工作，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
一是1988年共青团提出了改革纲要。当时提出来三项社会职能，即使到今天来看，依然有生命力。一是团结教育引领青年；二是当时叫承担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现在我们把它改了，叫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最新的说法是承接政府青少年事务；三是代表维护青年具体利益。我觉得这三项社会职能的提出和探索，是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
二是90年代开始，社区青年工作的兴起。原来共青团工作都是在学校和企业，但是因为市场体制改革，出现了“社会人”。当时上海共青团讲“三个集中”，条线上的队伍要到社区报到，条线上的工作要到社区展示，条线上资源要向社区配置。反正就是把青年工作力量，督促推动进入社区去。社区青年工作大概持续了10年左右，后来发觉，随着社会的发育，社团的出现，社区并不能完全覆盖青年。今天我们讲社区，已经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社区，而是讲功能社区，就是各种形式的青年共同体。但不管怎么样，通过社区青年工作的探索，至少在社区把一套青年组织体系给建起来了，建了社区的团工委，还有志愿者协会等，现在开始建“青年中心”。
三是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我觉得这条在共青团改革创新当中有重大的意义。上海共青团是从1993开始，先在浦东新区成立了事业单位性质的青少年事务署，来承接一些跟青少年具体的利益有关的事情，比如学习、就业、交友等等。后来发觉，这样做影响不了决策。所以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争取在上海市的层面上，建立了一个青年工作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的作用，就是代表市委市政府来协调青年事务。办公室设在团市委，共青团有议程设置的建议权。到2005年，在两个区建立了青年局。建立青年局达到的效果是，一个资金纳入了预算，工作是有预算保障的。二是机构进入序列。共青团不是政府的机构，跟政府没有关系，所以政府的会议，也不都请我们去，所以很多政策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了青年局，是每次政府的会议，我们都得去参加的，至少你是知道政府要出台什么政策的。三是工作纳入了职能。明确管好青少年事务就是政府的责任，不只是共青团的事，共青团也干不了所有青年工作，青年工作是全社会要干的，党委和政府有更大的责任。这个探索的过程，我觉得应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是联系、覆盖青年自发成立的组织。这一块我觉得应该说是共青团改革一个重要领域。2003年，青年自发成立的很多组织在网上出现，我们开始慢慢地关注它们。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举办青年的风尚节，成立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然后在团市委地区部内设了一个二级部门，叫青少年社会组织工作部，专门来联系服务这些社团。到2010年，正式成立了社会组织工作部。其中，每年都有青年风尚节，每年都进行青年影响社会的项目评选，每年都举办青年社团领袖的沙龙。现在我们通过这样一套机制，能够联系的青年社会组织接近1200个，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形成一个同心多层青年组织体系的概念。讲到青年组织，现在不仅是共青团组织了，是以团为核心，以青联、学联等传统组织为紧密层，以团培育的青年社团和青年自组织为外围的这样一个青年组织体系。同时上海团校还专门成立一个青年公益人才学院，来对这些社团领袖进行培养，形成了一套工作模式。
五是探索互联网条件下的青年工作。先后建立了共青团的工作主页，邮箱、短信、微信系统，网络电台、电视台，网上青年公共服务平台等，千方百计适应青年交流、动员方式的改变。第一步是做到了运用这些技术手段，第二步是要运用这种交互、扁平、人人兼为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思维来改造我们的组织和工作，这方面探索还刚刚起步。在互联网这个界面，用户是上帝，流量是王道，我们如何才能让青年对组织产生粘性，是靠思想、还是靠服务、抑或是靠干部？这还是个大课题。
六是团的自身建设。上世纪80年代我们狠抓了团的支部建设，几经努力，短期取得了效果，但长期收效不乐观。后来针对团员流动性增大的实际，创造性推出了《团员证》的改革，一段时间里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来在新经济领域和新社会组织建团方面作了艰苦探索。当前在团的自身建设领域的最大创新就是区域化大团建了。我自己的体会是，团建的改革，要与职能探索、资源配置同步，还要有系统设计，否则就不能巩固地朝前推进。
近40年来共青团的这些创新，总体上是两条脉络：一是职能的丰富和拓展，二是组织的覆盖和活跃。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深入总结，都构成了我们今天改革的宝贵基石。
第一个是党认识到自己是执政党，要按执政规律办事。这对我们共青团来说是个重大变化。执政党就讲执政合法性，就有争取民心、顺从民意、获得社会认同的问题。如果共青团衙门化了、机关化了，那怎么获得青年的民心呢？所以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的行为选择的调整。特别我们党执政从“管治”进入到“治理”新阶段，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社群谅解、社会整合，这就带来了共青团职能的新内容、新变化。
第二个是社会的快速发育，特别是青年自组织的蓬勃兴起。以前我们是没有社会的，有的只是单位，按行政逻辑运行。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市场。市场逻辑一旦确立，就不会自动停止的，一定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所以平等、自由、交换、流动、分化、契约、法制这些都来了，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开始重组。当人群拥有了足够的资源，就要自己作主，就会自我管理，就一定要形成自发性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很多也没有经过法制的程序，是非法的，但是它已经自发成立，是客观存在，这个是我们重大的背景。以前我们是最大的青年组织，是一统天下的，但现在我们面临着众多的竞争和被选择，而且在竞争当中，有可能处于下风的。我们说一个组织衰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外部失去需求，年轻人对你没有需求了，这个组织还有什么价值？第二个内部涣散，组织没有纪律性，干部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进取心，肯定也不行。第三个在竞争中落败，别的社会组织后来居上，超越我们了。要防止出现这种颠覆性失误，就必须及早按社会逻辑、社会机理进行调整和改变。
第三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人的交流、集聚、娱乐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改变了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前讲究社会化大生产、规模、集中、流水线，但互联网讲分散、个性化、扁平化、精益生产。思维相应转变为“用户至上、体验为王、大数据说话、云平台整合、专注、极致、快”等。所以我们共青团原有的自上而下、大一统、一致行动、讲规模声势的这种工作方式就不适应了，原有的层级明显的组织设置也就不适应了。
这三个变化，是共青团需要变革的重大时代背景，也是推动我们改革的时代依据，就是因为这些重大时代变化，我们才要进一步改革创新。
共青团的改革其实一直在路上。回顾1988年以来的共青团工作，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
一是1988年共青团提出了改革纲要。当时提出来三项社会职能，即使到今天来看，依然有生命力。一是团结教育引领青年；二是当时叫承担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现在我们把它改了，叫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最新的说法是承接政府青少年事务；三是代表维护青年具体利益。我觉得这三项社会职能的提出和探索，是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
二是90年代开始，社区青年工作的兴起。原来共青团工作都是在学校和企业，但是因为市场体制改革，出现了“社会人”。当时上海共青团讲“三个集中”，条线上的队伍要到社区报到，条线上的工作要到社区展示，条线上资源要向社区配置。反正就是把青年工作力量，督促推动进入社区去。社区青年工作大概持续了10年左右，后来发觉，随着社会的发育，社团的出现，社区并不能完全覆盖青年。今天我们讲社区，已经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社区，而是讲功能社区，就是各种形式的青年共同体。但不管怎么样，通过社区青年工作的探索，至少在社区把一套青年组织体系给建起来了，建了社区的团工委，还有志愿者协会等，现在开始建“青年中心”。
三是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我觉得这条在共青团改革创新当中有重大的意义。上海共青团是从1993开始，先在浦东新区成立了事业单位性质的青少年事务署，来承接一些跟青少年具体的利益有关的事情，比如学习、就业、交友等等。后来发觉，这样做影响不了决策。所以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争取在上海市的层面上，建立了一个青年工作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的作用，就是代表市委市政府来协调青年事务。办公室设在团市委，共青团有议程设置的建议权。到2005年，在两个区建立了青年局。建立青年局达到的效果是，一个资金纳入了预算，工作是有预算保障的。二是机构进入序列。共青团不是政府的机构，跟政府没有关系，所以政府的会议，也不都请我们去，所以很多政策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了青年局，是每次政府的会议，我们都得去参加的，至少你是知道政府要出台什么政策的。三是工作纳入了职能。明确管好青少年事务就是政府的责任，不只是共青团的事，共青团也干不了所有青年工作，青年工作是全社会要干的，党委和政府有更大的责任。这个探索的过程，我觉得应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是联系、覆盖青年自发成立的组织。这一块我觉得应该说是共青团改革一个重要领域。2003年，青年自发成立的很多组织在网上出现，我们开始慢慢地关注它们。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举办青年的风尚节，成立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然后在团市委地区部内设了一个二级部门，叫青少年社会组织工作部，专门来联系服务这些社团。到2010年，正式成立了社会组织工作部。其中，每年都有青年风尚节，每年都进行青年影响社会的项目评选，每年都举办青年社团领袖的沙龙。现在我们通过这样一套机制，能够联系的青年社会组织接近1200个，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形成一个同心多层青年组织体系的概念。讲到青年组织，现在不仅是共青团组织了，是以团为核心，以青联、学联等传统组织为紧密层，以团培育的青年社团和青年自组织为外围的这样一个青年组织体系。同时上海团校还专门成立一个青年公益人才学院，来对这些社团领袖进行培养，形成了一套工作模式。
五是探索互联网条件下的青年工作。先后建立了共青团的工作主页，邮箱、短信、微信系统，网络电台、电视台，网上青年公共服务平台等，千方百计适应青年交流、动员方式的改变。第一步是做到了运用这些技术手段，第二步是要运用这种交互、扁平、人人兼为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思维来改造我们的组织和工作，这方面探索还刚刚起步。在互联网这个界面，用户是上帝，流量是王道，我们如何才能让青年对组织产生粘性，是靠思想、还是靠服务、抑或是靠干部？这还是个大课题。
六是团的自身建设。上世纪80年代我们狠抓了团的支部建设，几经努力，短期取得了效果，但长期收效不乐观。后来针对团员流动性增大的实际，创造性推出了《团员证》的改革，一段时间里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来在新经济领域和新社会组织建团方面作了艰苦探索。当前在团的自身建设领域的最大创新就是区域化大团建了。我自己的体会是，团建的改革，要与职能探索、资源配置同步，还要有系统设计，否则就不能巩固地朝前推进。
近40年来共青团的这些创新，总体上是两条脉络：一是职能的丰富和拓展，二是组织的覆盖和活跃。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深入总结，都构成了我们今天改革的宝贵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