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开始了由国家主导（实际上是政党主导）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发端的全方位改革。经过近40年的实践，广泛而深刻的各领域改革共同推动着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中积淀、发酵而升腾出来的社会能量，反过来又推动政党转型和政府转型。实际上，改革与转型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
　　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就会生成相应的社会结构、利益结构。这些结构的要素，有的已经相对稳定，有的仍在持续变化之中。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领域的转型，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相应的预期目标。而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转型，离预期目标还比较远。总的来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所以，当前共青团改革的背景是群团改革，群团改革的背景是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党政军群、文化、司法、医疗等。目前方兴未艾的共青团改革，其力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所以，研究共青团的改革史，从中梳理共青团改革的逻辑和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里有两个重要维度：一个是国家社会关系维度。作为国家权力的执政集团，它对不同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的吸纳能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能力，决定这个国家社会运动的发生及其走势。如果国家权力直接面对基层百姓，许多原本属于地方性的经济问题，就有可能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具有服务、表达、协调等功能的社会中间层不可或缺。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类社团组织扮演。一类改革开放后发育出来的普通社会组织，由政府民政口治理；一类是在革命年代就开始登场的群团组织，由共产党领导，这就是中国特色。一方面，党的群团组织拥有庞大的基层网络，覆盖人口的80%以上；另一方面，目前普通社会组织各地发育不平衡，发展亟待引导。因此，开发群团组织的应有功能，充分发挥其枢纽性作用，参与多元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个维度是全面从严治党。因为共青团毕竟不同于工会、妇联，它与执政党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团关系的规定是一个体现。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看看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的建团决议，就明白当初为什么要重新建团。青年团具有很强的先进性、政治性，这是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所不具备的。所以，党中央提出“从严治党”，团中央就提出“从严治团”。党对共青团要求高于一般群团。在改革中怎样体现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说你是助手，但不代表你有多大权力；说你是后备军，但不等于进入仕途“快车道”。共青团改革的目标，是解决政治性强的组织脱离群众的问题，对党亦有借鉴价值。那么，如何从干部管理、组织设置、运行机制改革等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能否使团的价值认同、组织形态、服务效果达到预期目标呢？需要借助历史来研究。
　　事实上，1978年以来，随着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进程，群团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88年工会、共青团、妇联响应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分别提出各自的体制改革设想。二是1993年3月，为了与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要求相适应，遵照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要求，工青妇分别出台各自改革方案。三是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21个群众团体机关机构改革意见>的通知》，推进群团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探索破除行政化路径的同时，群团的领导体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干部管理、经费使用等却在“参公管理”中悄然与党政机关趋同。形势会教育人，危机倒逼改革。
　　当然，我们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三次相比明显的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因为共青团的改革创新是常态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改革与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坚持改革就是创新，持续的创新就能推动改革。改革开放近40年来，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层面，推出不少有价值的创新之举，值得认真梳理和总结。比如，历届团中央书记处都着力打造吸引团员、青年聚集的新的组织形态，意在破解基层组织建设薄弱的困境；深圳、广州等地在志愿服务领域的最先实践，开辟了共青团服务青年、服务社会的新空间；上海共青团多年来持续探索协管政府青年事务的方法和路径，形成党的青年工作的又一有力支撑；北京、上海、广东、重庆等地分别探索出发挥共青团枢纽型作用的不同形态，拓展了共青团对青年自组织、对社会大众的联结渠道。
　　共青团研究为什么要强调历史视角呢？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更何况改革史本身就是当代史。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一个思辨性、逻辑性都很强的大理论家。但是，他仍然力求将他的宏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所以，我们考察共青团的改革史，首先要“立足共青看共青”，然后要“跳出共青看共青”。我们希望能从历史中吸收更多的政治智慧，包括一些教训，来共同促进时下正在进行的事业。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研究人员，能够担负起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尽可能地做得好一点，为共青团改革提供一些借鉴性思路、建设性意见。